[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研究

此种共产主义形式由于既发现了私有财产的本质又洞察到了人类本质复归的秘密，因而既区别于以蒲鲁东、傅立叶、圣西门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又相异于粗陋的平均主义式的共产主义与“还未完成的”共产主义(政治共产主义)形式。这种共产主义概述的“相对完整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从资本与劳动对立关系的经济视角出发，主张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初步认识到私有财产既是人类生产活动的异己力量，更是资本主义生产体制固有的社会弊病，即这是在财产私有制客观矛盾基础上推演出共产主义。其二，对私有制运作而产生的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造就了人与人之间新型的社会关系，逃离了资本主义反人道的非人化社会关系的束缚。马克思希望在摧毁劳动者与产品、劳动本身、类本质及他人之间的异化关系基础上，实现人类本质的复归及对人的本质的真正的全面占有，实现人类自由自觉的劳动目的，摆脱资本关系的压迫与剥削，从而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得到有效协调，即从社会新型关系角度重新界定共产主义。

从总体上看，该种共产主义模式主要以人的现实生活存在窘境与人的预设本质或人的类本质之间的矛盾佐证共产主义到来的历史必然性与不可避免性。具体来说，马克思对该种共产主义形式的总体概要与基本描述建立在对私有财产、异化劳动、类本质等论述的基础上，并在对人类理想本质提前预设的前提下回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与否定，而不是以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生活的生产逻辑与方法论为核心展开对阻碍人类自由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入剖析。简而言之，他既没有发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真实本质，也没有察觉到人的本质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真正基本矛盾，更没有发现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整个历史运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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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85—1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显而易见，此时的马克思其思想还依旧带有鲜明的费尔巴哈哲学人本主义色彩，也没有形成科学方法论的指导，而是将一种体现伦理价值的人本主义架构置于经济生产领域之中，或者说将哲学论证僭越于经济学分析之上。因此，马克思此阶段的共产主义思想被视为“哲学共产主义”(赫斯式的共产主义或“德国人的共产主义”)，亦即建立在哲学原则、系统伦理规则基础之上的共产主义，主要表现为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原则的影响下思考共产主义的合理性与历史必然性问题。这是马克思通往真正科学共产主义道路的“不完全”探索。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哲学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与人类社会形态的最终目标，只是走向未来理想社会，实现人类真正解放与全面发展的必然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必然会将研究触角再次伸向该领域，以实现自身理论基础的发展与超越。

总而言之，马克思此时虽然严厉批判与指摘了以往具有空想性质的诸种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形式，并试图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过程中的弊端、无产阶级残酷的现实生活及人性本质的彻底沦丧，却依旧没有达到科学共产主义的高度。此种哲学共产主义模式一定程度上展现了马克思在这一阶段的思想局限性。但是，不容否认的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共产主义形式基本内容的规划与批判方向的把握，为后来科学共产主义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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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哲学共产主义阶段，随着自身理论研究视野、能力、世界观与方法的不断成熟，马克思逐渐褪去了费尔巴哈哲学色彩，超越了前辈们的理论思想成果，建构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科学理论原则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二者的伟大发现与完善构成了成熟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哲学与经济基础。唯物史观科学方法论原则与剩余价值学说被运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经济运动过程中，后者也是检验其正确性与创造性的实践领域。从整体上看，科学共产主义的科学性与革命性主要在于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哲学的、经济学的、政治学的基础，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使命与根本任务。《资本论》是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最完整、最成熟、最集中的体现与凝结。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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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928—9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首先，从唯物史观角度来看，唯物史观的创立与运用是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运动规律与未来社会经济形态结构的理论基础。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期间①，马克思就通过清算以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为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或各式各样的先知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概述了唯物史观的大概轮廓，展露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表述与认识。具体说来，在唯物史观原则建构过程中，马克思彻底摒弃了以思辨或抽象的原则审视人的存在及其本质问题的方法，转向立足于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生活事实，描述人们的诸种实践活动与实际发展过程，并从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从事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的个人出发，探讨历史主体、历史运动规律、历史发展动力等问题，揭示出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虽然此时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表述已相对成熟，但是，他在经济史、政治经济学以及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研究方面仍有待完善。通过对政治经济学艰苦卓绝的研究，马克思终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述了更加完整的唯物史观，并使之成为科学的指导原则与理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透彻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的经济运动规律，科学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及其过程的本质、发展趋向与人类社会的基本演进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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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描述：“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态，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42—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其次，从剩余价值学说角度来看，马克思在批判性地继承与汲取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以及自身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建构了能够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与规律、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秘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的物质基础、人类社会历史形态的根本变迁等主要内容的剩余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学说既成为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过程、社会经济结构的关键钥匙，也成为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走向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经济理论基石。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的完美结合为共产主义社会运动与发展趋势提供了坚实的哲学与经济学基础，并使其成为科学共产主义最有力的支撑。科学共产主义不再以哲学意识与理性原则为基础，不再停留在从简单的异化劳动、扬弃人的自我异化向人的本质复归等逻辑演变过程中，而是以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础，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在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过程中发现摧毁自身经济体制的抵抗因素，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及其属性，赋予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

科学共产主义具体表述了共产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坚决扬弃社会分工，否定以剩余价值生产为基础的社会产品分配模式，主张根据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演变历程形成自由人的联合体，竭力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它预设了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将智育与体育相结合的教育情境，还对无产阶级的解放道路给予了科学的经济学论证。由此可见，马克思从哲学共产主义转变为科学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科学方法论原则基础上的，并将这样的原则运用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与经济运动规律中，尤其是在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推动下，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资本逻辑与阶级对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解剖，以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我否定的发展趋势、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暂时性，以此预示人类历史发展命运(而不是依靠思辨、空洞、想象的意识形态)，图绘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与发展趋势，对未来社会发展前景进行细致的勾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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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共产主义理念回归

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考察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根本矛盾的揭露与批判基础上，是以工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条件与规律为参照系的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展望。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的逐步提高与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马克思立基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社会劳动组织形式、阶级斗争等要素的共产主义实践，遭遇到时代诸种历史条件与环境的深刻割裂。这也就意味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注定面临新的社会、文化、政治、哲学、经济等话语体系，从而得到革新与重塑。简而言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构想既描绘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性矛盾，又将颠覆它的阶级主体与能量置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因而无须从外部环境角度寻找摧毁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力量。而这在生命政治话语中最鲜明的体现，即奈格里与哈特在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背景下，重新解读资本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与产物、劳动的技术构成、阶级主体的变化等，勾连起资本主义生命政治话语与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紧密关系。与此同时，奈格里与哈特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路径或马克思式的内在论路径做出了最有力、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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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的坚持与发展。

奈格里与哈特的思想理论与逻辑架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现代生命政治学批判结合的典范，而他们之所以想要在生命政治体系中找寻阐释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路径，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福柯的影响。在福柯的启发下，他们试图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开启对生命政治生产的建构之旅。哈特认为：“生命政治过程不能只局限于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同时也展现出可以摧毁资本和创造全新事物的自治过程的潜力。生命政治生产显然意味着新的剥削机制和资本主义控制，但是追随福柯的直觉，我们也应当察觉到，生命政治生产如何能够为劳动提供更多的自主权，如何为解放事业提供工具或武器，尤其是在超越资本关系的界限以及持续涉及共同性方面。”①与马克思类似，哈特也主张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寻找共产主义理念的基础与线索，寻找否定资本主义资本逻辑的革命力量。但是，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发展正在创造共产主义或生命政治生产立刻或直接带来解放，而是说通过资本主义生产中共同性的核心性的不断增加理念、情感、社会关系和生活形式的生产，为共产主义事业提供诸种条件与武器。换而言之，资本正在创造自身的掘墓人”②。

奈格里与哈特依据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生命政治学批判诊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共产主义命运。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时代的共产主义构想方面，他们所恪守的理论原则更倾向于斯宾诺莎式的内在论路线，而不是巴迪欧式的超验主义原则试图在既定政治秩序之外寻找颠覆现存制度的事件，而非诉诸对既有的政治规则与制度的改进或完善。巴迪欧更偏向于将共产主义理念问题解读为一种哲学问题，而不是立足于政治经济学思想内容的社会历史、政治问题。这显然会掉入宗教神秘主义的陷阱。奈格里与哈特则是在遵循马克思主义传统思想的前提下，从社会历史运动的现实本身出发去挖掘颠覆现存秩序的内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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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he Idea of Communism, edited by Slavoj Žižek and Costas Douzinas, New York: Verso, 2010, p. 143.

② Ibid. , p. 143.

齐泽克是持有相似立场的激进左派学者，他也致力于共产主义回归事业。齐泽克在表明忠诚于“共产主义假设”的前提下，为了论证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暂时性与灾难性，论述了内存于资本主义秩序的四种对抗性：“迫在眉睫的生态灾难威胁；关涉所谓知识财产，的私有财产概念的不恰当性；新技术一科学发展(特别是在生物遗传学中)的社会伦理意涵；最后，同样重要的是，新形式的种族隔离、新的围墙和贫民窟。”①这四种对抗性，在齐泽克看来既是摧毁全球资本主义再生产及其制度的根本保障，也是共产主义得以可能的基本条件。

激进左派思想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时代对共产主义理念的重新思考，确实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话语遭遇的时代困境。虽然从根本上说，这些激进批判理论家无法科学地、恰当地处理理论与实践、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革命统一性，难免走向革命乌托邦圈套，但是，不可否认，他们确实为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背景中重新审视与思考共产主义命运提供了不同的哲学理论路径与现实构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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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lavoj Žižek, First as Tragedy, Then as Farce, New York: Verso, 2009, p. 91.

(二)阿甘本共产主义观的历史局限性

阿甘本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图绘不能被视为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哲学、政治与经济领域出发构筑的对未来社会的设想。虽然阿甘本确实在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基础上探寻了前资本主义经济学范畴(凌驾于人类生命之上的经济治理模式)，但正如巴迪欧所言：“坚持这一观念(共产主义观念)，坚持这一假设(共产主义假设)，并不意味着它的第一种表现形式，即聚焦于财产和权力的形式，应该如此所然地被维持。事实上，我们被赋予了一个哲学的任务，甚至一个义务，那就是帮助这一假设的新的存在形态面世。”①阿甘本在很大程度上将共产主义理念聚焦于政治、哲学与宗教领域，尤其是借鉴了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弥赛亚主义。他对共产主义理念的坚守鲜明地体现出一种弥赛亚救赎模式。

在阿甘本看来，“救赎不是世俗的东西变成神圣的东西的一个事件，也不是失去的东西又被发现的事件。相反，救赎是失去的东西无法弥补的损失，是对世俗的决定性亵渎。但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它们也实现了其目的某种界限出现了”②。阿甘本政治哲学以无差别视角、无差异领域为考察的重点，对门槛地带、界限区域有深入思索。阿甘本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弥赛亚救赎思想，而是在不同范畴的讨论下，如生命形式、即将来临的共同体、使用、亵渎、无用等范畴中表达自身的救赎思想。从这个角度来看，阿甘本建构的弥赛亚救赎方式最核心的理念旨在促使生命个体生活在绝对内在性之中，bios与zoē之间的分隔性不再可能，主权权力逻辑不再凌驾于生命之上。这就是一种幸福生活，即以生命形式的方式生活。弥赛亚救赎的世界是以往或现在未曾出现过的、未曾存在过的世界，阿甘本认为：“只有在生成者与被生成者、记忆与希望、哀歌与赞歌、一次与重复彼此交换时，幸福才会实现。在这里所发生的……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但是，就是这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是人类历史性的和完全真实的家园。”①阿甘本司法一政治领域中主权例外状态式的生命政治学理论最终的理论归宿指向“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物的出现，尤其主张对弥赛亚例外状态(“真正的例外状态”纯粹潜能即反对主权逻辑的内在力量)、圣保罗“要像不”生活方式的坚守。这是具有浪漫主义气息的美好预想，然而却会在现实操作中遭遇“滑铁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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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lain Badiou, The Meaning of Sarkozy, translated byDavid Fernbach, New York: Verso, 2008, p. 115.

② Giorgio Agamben, The Coming Community, translated by Michael Hard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p. 102.

1. 弥赛亚救赎的乌托邦理念

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理论虽然建立在福柯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基础上，但是，在后期转向过程中，阿甘本并没有继续追寻福柯生存美学伦理学的趋向，而是走向了弥赛亚救赎伦理学。两者之间的差异或许只是理论立场的不同。福柯后期认真论述了西方政治传统中的生命救赎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展现的是一种拒绝与否定的姿态，因为他的思想旨趣并不在于将未来的希望寄托在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上，也不指望弥赛亚式救世主引领人们逃离苦难，而是关注自我，关注现实生活在现实生活中锻造修身的技艺，促使自身走向自由。阿甘本显然对关怀自我的生存技艺不感兴趣，更倾向于宗教神学，尤其是基督教文化传统中的诸种教义、教规，试图从弥赛亚主义思想中萃取有关救赎思想的种子，摆脱主权例外状态式的生命政治思想逻辑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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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iorgio Agamben, Potentiality, Collected Essays in Philosophy, edited and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Daniel Heller-Roazen,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