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研究

齐泽克比较喜欢借用神圣人、赤裸生命范畴，他曾直接表述说：“拉姆斯菲尔德(DonaldRumsfeld)直言不讳的主张，以及其他类似的现象(如关押在关塔那摩湾的阿富汗囚犯的不确定的身份)，都有其问题。其问题在于，它们似乎都直接指向了阿甘本对充分公民(fullcitizen)和神圣人(Home sacer)的区分。神圣人尽管也是生物意义上的人，却不是政治共同体的组成部分。”①由此可见，齐泽克一定程度上支持阿甘本对神圣人命运的控诉，而且在现代政治事实中列举了多种神圣人形象，如“不受法律管辖的作战者”、接受人道主义救援的人、法国的“非法居民”、住在巴西贫民窟的人、住在美国黑人区的人等。②

齐泽克对今日之神圣人形象提供的逻辑证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的对抗性因素，尤其是被排斥者与被纳入者之间的对抗。齐泽克还指责了被排斥者与完全公民的政治法律身份的丧失与获得，以及占有神圣人形象的政治策略：“如果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被排斥在外之人的脆弱身份，而在于下列事实呢：在最为基本的层面上，我们全都像神圣人那样被排斥在外’，因为我们最基本的、零度’的身份即生命政治的对象’这一身份；我们的可能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是别人出于生命政治策略的考虑才赋予我们的，它们只是我们的第二姿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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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季广茂译，105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② 同上书，105—107页。

与齐泽克类似，巴特勒也以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为基础解读西方具体的政治策略与外交政策，反思以主权名义进行的各种暴力实践，从而展开对未来政治生活的思考。巴特勒在区分治理术与主权模式的差异以及主权权力、紧急状态普遍化的前提下，重点审视了美国政府在“9·11”事件之后为了消除自身的不安全感所采取的搁置法律机构、无限期褫夺人民权利等安全预备措施。巴特勒也描述了各种被剥夺法律与政治身份的个体成为“无效生命”的范例，指责美国不断积极地炮制“法外之地”，控诉其一系列举措肆无忌惮地显露出主宰生命个体的超越性，斥责美国霸权统治促使传统主权暴力日渐占据政治统治的核心地位。

齐泽克与巴特勒是用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思想解释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的积极推行者。他们不竭余力地运用阿甘本的核心范畴与主张，既使自身的理论思想得到了充实与丰富，也有益于阿甘本在西方激进左翼批判理论思潮中占据重要位置。

从阿甘本整个生命政治策略角度来看，人的形象是由政治、伦理、法律、自然架构的。阿甘本对人的真实遭遇的思考并不纯粹停留在理论描述上，而且分析了西方现代性中的具体实践事例，以此实现其思想在理论上与实践上的有效论证。在现实生活中，阿甘本并没有像奈格里那样直接参与政治斗争，更倾向于通过政治理论与现象的分析来表达自身的政治意愿。他最直接的政治主张就是把集中营界定为现代西方生命政治的基本范式，将其视为现代社会的隐秘基质。他强调，对纳粹集中营的分析并不是为了描述这一悲惨的、让人绝望的历史事实，而是为了探索集中营中的法律与生命的结构关系，从而揭露集中营的本质特征。简而言之，集中营“是司法政治秩序之外的领土的一部分，是例外状态的物质化。今天，例外状态与去政治化已经渗透到一切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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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季广茂译，109—110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阿甘本以极权主义性质来反衬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最显著的政治意图即提醒读者：“奥斯维辛的文身看起来无疑是管理被驱逐进集中营的个体最正常也最经济的方式。现在美国强加在进入其领土的个人身上的生命政治的文身，也有可能成为一种先兆：它预示着不久之后，我们将被迫接受作为国家装置与机制中的良好公民的正常身份登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反对它。”这种绝望的警告，这种“世界末日式的基调”，既是对西方政治社会制度与秩序的激烈批判，对西方现代政治基本趋势的病理诊断，也是对其他思考西方民主制度思想流派的刺激与启发。

这种末世论语调，尤其是所有公民都是潜在的恐怖分子，都是潜在的神圣人，都将被还原为赤裸生命，世界正面临解体与崩溃的论调，使很大一部分对阿甘本感兴趣的人认为，阿甘本是一个绝对的悲观主义者。对此，阿甘本回应道：“首先，从个人层面来看，情况并非如此。其次，悲观与乐观的概念与思想无关。德波经常引用马克思的一封信，他说：我所生活的社会的绝望处境使我充满希望。’激进的思想总是采取最极端的绝望立场。西蒙娜·薇依(SimoneWeil)说：‘我不喜欢那些心里充满空洞希望的人。’对我来说，思想就是这样：绝望的勇气。这难道不是乐观主义的高度吗？”①因此，在阿甘本那里，讨论悲观主义或乐观主义显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思想的表达并不是这种简单的悲观或乐观情绪可以界定的。虽然绝望立场蔓延在思想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未来政治持绝望态度，而是为了在这种绝望中发现新生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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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格里对于阿甘本走向这种最极端的状况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与斯宾诺莎主义的二元论相比，阿甘本更倾向于接受海德格尔主义，而且执着于将其发挥至极致。“他坚信人是向死而生的。这种人的概念使他的研究产生了一种矛盾韵律，然后基于此种理念，世界会不断地、奇迹般地在生命的极限下重生。换句话说，即以死亡为门槛。”②虽然阿甘本受到了海德格尔死亡观的强烈影响，但实质上阿甘本的兴趣并不在于末世论，而是习惯于将政治问题延伸至极限语境中来讨论，即表现为对界限、门槛境况的关注。这种想法也确实弥漫在整个神圣人计划之中。

对阿甘本政治思想肯定性维度的批判性介绍主要来自赫尔辛基大学的普罗佐罗夫。作为阿甘本政治思想肯定性维度最得力的解读者，普罗佐罗夫认为，阿甘本虽然揭露了当代国家政治正在遭遇全球例外状态的袭击，以及资本主义景观对社会生活的渗透，但是，他也指出了逃离这种绝望、虚无主义困境、生命政治装置的方式。①普罗佐罗夫对阿甘本政治思想肯定性维度的思考是值得借鉴的，尤其是在阿甘本思想面临激烈抨击与批判的情况下。普罗佐罗夫的肯定性解读方式促进了对阿甘本政治哲学思想更加全面的理解与把握，为那些对阿甘本思想理论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了另一种有效的阅读方式。这些肯定性遗珠散落在阿甘本的系列著作之中，是阿甘本极力拒绝任何“个人或心理悲观”情绪的最好证明。这便需要我们更耐心、更细致、更谨慎地去发现它们。持此观点的还有怀特。怀特认为，阿甘本“正是在灾难性的现实中，看到了一种值得被命名为救赎的新的生命形式的可能性”②，坚决反对将其类比于末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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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常常因这种我自身都没有意识到的悲观情绪而受到责备。但是，我并不这样认为，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句话，这句话德波也常用，我也非常喜欢这句话：我所生活的社会的绝望处境使我充满希望。’我分享了这种观念：绝望之处存有希望。我并不认为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参见郑秀才：《生命政治与主体性(下)——阿甘本访谈》，载《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7期。

② Cesare Casarino, Antonio Negri, "It's a Powerful Life: A Conversation o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Cultural Critique, 2004, 57: 151-183.

必须承认，关于抵抗问题，相对于对西方政治的否定性诊断，阿甘本在这方面确实显得阐述薄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全然否决赤裸生命可能具有的能动性与积极性。哪怕是微弱的抵抗火苗，也有发展成熊熊烈火的可能。这个希望的火苗出现在阿甘本对11世纪莱昂的圣伊西多罗教堂一个银质圣骨盒所雕刻的场景的解读中。在亚当与夏娃要被逐出伊甸园的最后时刻，上帝为他们穿上“兽皮外套”。亚当在极大的悲伤中妥协地穿上了外套，夏娃却表现出极其愤怒、挣扎的态度。“夏娃依旧光着腿，然而上帝似乎正在强迫她穿衣服。我们只能从领口之上勉强看到夏娃的脸。从她的脸上，我们可以看到她正在全力抵抗这种神圣暴力。她的双腿不自然的扭动，眼睛里斜射出的痛苦，以及右手绝望地拽住上帝的姿势，都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这点。”①圣骨盒的制作者和购买者或许都没有意识到夏娃的这种拒绝的意义，或许也没打算赋予夏娃的拒绝姿态任何特别的内涵。“只有当我们想起这是这对夫妻穿上兽皮衣服、永远被逐出伊甸园的最后时刻，我们的祖先仍然可以赤身裸体的最后时刻，这段情节才会获得特有的意义。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个纤弱的、拼命抵抗穿衣服的银色人物形象就是女性气质的典型象征。这个女性就是伊甸园式裸体的顽强守护者。”②因此，虽然阿甘本在谈及抵抗问题时力度并没有那么大，也没有显现出顽强的战斗精神，但他并非完全不涉及抵抗甚至否定抵抗。事实上，阿甘本试图在微弱的线索中找寻解答当代面临问题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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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ergei Prozorov, "Why Giorgio Agamben is an Optimist",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36(9):1053-1073.

② Jessica Whyte, Catastrophe and Redemptio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Giorgio Agambe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3, p. 4.

总而言之，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理论以思考生命个体命运为核心，而不是以资本构筑的社会关系为出发点。它展开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秩序的深刻批判与病理诊断，也试图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到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或许正是因为对现代政治现实的绝望式批判，阿甘本最终只能求助于救赎梦想来实现幸福生活，或者在穷竭状态中发现救赎的可能性。遗憾的是，这却使激进的政治批判沦为弥赛亚救赎式的政治伦理学。阿甘本作为当代十分有影响力的激进左翼政治批判理论家，在生命政治学理论思想阐述过程中确实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现代诊断的敏锐洞察力和远见卓识，也让我们更加系统地了解到资本主义社会在当代面临的诸种危机与日益暴露的各种弊端，为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带来了启发与思考。虽然在逃离资本主义压迫与剥削的实际方案上，阿甘本依旧难以摆脱乌托邦的幻想，但是，我们应该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他对资本主义性质与内容的精彩批判上，而不是以最终的宗教伦理指向否定其杰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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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iorgio Agamben, Nudities, translated by David Kishik and Stefan Pedatella,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61-62.

② Ibid. , p. 62.

从这个角度来看，或许我们可以用马克思批判性思维来审视阿甘本以生命政治批判方式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的诊断：“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①人们应当坚定发现新世界的信念，始终保存发现新世界的愿景，使其为努力找寻通往新世界的道路提供不竭的动力，哪怕屡次“从头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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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结 语

社会批判、反思理论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性的批判有着众多既与众不同又丰富多彩的视角，如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与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理性批判、技术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抑或消费社会批判、晚期资本主义批判等。它们都试图展现西方现代性社会中人的生存境遇与压抑状态，揭露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的暂时性与局限性，表达对未来社会或世界的美好政治愿望。然而，想象资本主义的终结可谓轻而易举，要实现资本主义的终结却又是那么举步维艰。理论与现实、解释与改造的严重脱节是所有批判理论都面临的问题。但是，以批判性或革命性的姿态审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及其本质，既是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与规律的深刻洞察，也是变革社会制度、改造社会现实的必要前提。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方式的深入剖析，是摆脱、逃离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与经济秩序的基础。在激进话语体系中涌现出的以福柯为代表的生命政治批判路径，尤其是以奈格里、哈特、埃斯波西托、阿甘本等人为代表的西方左翼思想家，实质上是现代性批判理论必不可少的一环。

就目前的发展形势来看，我们无法断言生命政治批判可以超越诸多批判理论的发展模式与理论弱点从批判理论家的现实困境中走出来，粉碎资本主义社会繁荣发展的幻象，颠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体制，激发具有科学性、创新性的实践蓝图和行动纲领。不过，生命政治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立场与态度是现代性批判理论多元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显著体现，或许可以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解放政治目标的实现指明方向，为突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创造新的可能性，为找寻资本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提供基本参考。这种批判方式还可以让我们在各种学科之间进行互动，从而突破传统学科固有的边界与分隔。这也是一种致力于思考未来生活的行为，试图在对现实的分析与批判中找寻可能的生活方向。当然，在萃取出生命政治批判模式的生产性这一前提下，我们也要对过度张扬此种批判理论的言论保持清醒的认识，并能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有效地辨别生命政治批判可能带来的陷阱，理解生命政治批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应有的地位。

第一，从生命政治范式的缘起性语境来看，生命政治批判具有反资本主义逻辑的革命属性。福柯运用考古学与谱系学的方法论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现实与制度的批判。在批判方式与策略的具体选择上，福柯以社会历史发展形势为基础，认为：“19世纪，两种解读历史的类型得以发展；一种与阶级斗争紧密相连，另一种与生物学上的冲突紧密相连。”①很显然，福柯拒绝统治阶级与被压迫阶级的阶级斗争角度，选择了后者，原因在于福柯试图构建一种新的政治哲学和本体论思路。福柯曾明确表示，其研究的主题是主体而不是权力，他对权力细致详尽的分析也基于对主体问题的思考。正是这种理论旨趣，让福柯在权力关系理论中展现出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生命政治批判路径。与马克思主义者把权力形式主要集中于政治、经济领域尤其是生产领域，从宏观角度来阐释国家机器的暴力与压迫特质、资产阶级社会的狡诈与残酷性相反福柯认为：“所有人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权力关系。我们所卷入的世界永远充满了各种战略关系。就其本身而言，所有权力关系并不就是坏的，但事实是它们总是带来一些危险。”②对于福柯而言，人不仅被置入经济关系之中，还被卷入各种复杂的权力关系之中，而后者很少被注意到。这便成为他的研究方向以及想要完成的任务。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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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柯的权力话语中，权力像毛细血管渗透在社会生活、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他不再从国家机制与制度的宏观角度探讨权力问题，而是从微观领域出发，揭示权力关系的压迫性与生产性。由此，福柯从权力关系与形式的布展逻辑出发演绎出主权权力、规训权力、生命权力的发展脉络。其中，生命权力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如果说西方的经济起飞始于导致资本积累的技术，那么或许也可以说，人员积聚的管理方法导致一种脱离传统的、讲究仪式的、昂贵的和粗暴的权力形式的政治起飞。”①如果说马克思着手解决的是资本积累问题的话，那么福柯则是聚焦于人员积聚的问题，引发了关于政治解剖学与生命政治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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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法]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20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②汪民安编：《自我技术：福柯文选Ⅲ》，20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