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研究

根据福柯的描述，18世纪末19世纪初，资本主义越来越把社会化的身体作为其发展的重要因素，生命权力形式成为资本主义政治体制运行的机制。“这一生命权力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如果不把肉体有控制地纳入生产机器之中，如果不对经济过程的人口现象进行调整，那么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得不到保证。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得更多。它要求增大肉体的规训和人口的调节，让它们变得更加有用和驯服。它还要求能够增强各种力量、能力和一般生命的权力手段，而不至于使得它们变得更加难以驯服。”②

这意味着以下三点。其一，生命个体或者总体性的人口蕴含着无穷的潜能和生命的各种可能性，可以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提供保障，而这种保障来自个体本身所拥有的劳动力。马克思把劳动力定义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③。这说明人本身之中就蕴含促进发展所需的能力、经验、特长、知识等。与马克思从经济理论角度出发，揭露资产阶级剥削与榨取剩余价值的秘密相反，福柯侧重于从政治哲学角度探究生命和人口现象，以此展现资本主义治理方式对现代社会生活和生命的规训与控制。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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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修订译本)》，刘北成、杨远婴译，24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②法]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9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1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福柯并没有把生命权力与劳动力结合起来考虑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最主要的原因是福柯与马克思对权力范畴有着相异的界定。福柯认为，权力无处不在，无中心，散落在社会领域的各方面，因而不会致力于集中挞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这个方面有出色表现的是维尔诺，他实现了马克思的劳动力概念与生命政治范式的结合。“资本家对工人的生命、工人的身体感兴趣，只因为一个间接的原因：这个生命、这个身体包含着能力、潜能、动力。生命体成为被支配的对象。这不是因为它固有的价值，而是因为它是真正重要事物的基础：劳动力是人类最多样化的能力(说话、思考、记忆、行动等的潜能)的总和。只有在获得非物质的(本身不在场)劳动力的时候，生命才位于政治的中心。出于这个原因，也仅仅是这个原因，谈论生命政治’才是合理的。”①生命体本身所内存的诸种潜能正是资产阶级关注的焦点。生命权力锁定的不是已经实现了的生命潜能，而是那些尚未被实现的、目前不存在的、不在场的、无形的潜能。“当它还没有被应用的时候，这种潜能便是资本家和工人交流的核心。”②这种潜能既能像其他商品一样进行买卖，也蕴含人类各种多样化的能力，包括那些消极的、积极的、生产性、非生产性的、革命的、抵抗的、压制的、堕落的能力。维尔诺对劳动力概念的定义区别于马克思那种体力和智力相综合的劳动力，“不是指一种特定的能力，而是与生产实践所包含的一样多的全部人类能力”①。指向生命的生命权力的双重性是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即抵抗与反抗共存于其中。总而言之，生命既是一种可以随意塑造、雕刻的生命，也具有生产性、抵抗性的潜力。前者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者成为对资本主义结构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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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Paolo Virno, 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For an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Forms of Life, translated from the Italian Isabella Bertoletti, James Cascaito, Andrea Casson. Semiotext[e], 2004, pp. 82-83.

② Ibid. , p. 82.

为了避免个体和人口的生命潜能爆发出威胁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的毁灭性元素，必须加大管制、监控、操纵的权力，抑制生命“恶魔”的出现。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也会促进生命权力的发展。生命权力形式在帮助资本主义社会摆脱危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福柯的观点，这种专注于扶植、增强、提高、保障个体生命和集体人口质量的生命权力，以及自由主义治理技艺的实施，为资本主义的有效发展提供了大量驯服且有用的生命。资本主义社会权力关系的渗透不再是压抑性的而是从根本上拓展生命力量，这种权力形式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普遍、恐怖和阴险。从某种程度上说，福柯开创的生命政治学理论批判路径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方法的补充与延续。抑或说，生命政治批判应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其二，生命政治批判路径也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方法论工具。这种新颖的批判和分析方法，为揭露资本主义蕴含的深层性的、系统性的危机提供了一种觉察方式，在批判资本主义现实制度与社会场域上具有一定的深刻性。此外，它要在一种动态关系中把握生命与政治的关系，而不是单纯诉诸生命的政治化或政治的生物化。对于这种生命政治分析法的前景，莱姆克主张：“应该研究权力过程、知识实践和主体化模式之间的关系网络。”①这显然是对福柯式生命政治思想的回应。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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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aolo Virno, 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For an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Forms of Li fe, translated from the Italian Isabella Bertoletti, James Cascaito, Andrea Casson. Semiotext[e], 2004, p.84.

莱姆克认为，这种生命政治分析法可以包含以下三个维度。

首先，生命政治需要有关生命与生命体的系统知识。生命政治展开的逻辑基点是对身体和生命知识的扩展、延伸与改变。正是对生命的不同理解衍生了诸种生命政治形式。埃斯波西托把生命过程与免疫范畴相结合，强调生命潜在的内在性力量，从而构建了一种典型的肯定性的生命政治。奈格里与哈特也看到了生命本身蕴含的爆发性潜力，塑造了抵抗帝国主权逻辑的革命性的政治主体。阿甘本基于对生命起源的最初性分析，阐发了个体的生物性生命在强大的政治权力结构前面临着毁灭性的灾难。罗斯则在新时代生物技术、生物科学知识、生物遗传知识等社会历史条件下，重新定义生物经济领域生命本身正在遭受的境遇。诸多理论家都选择从生命与政治角度出发来论述生命、政治、权力等范畴，同时，都倾向于将这些范畴置于一种网络关系之中，而不是将其视为彼此独立的实体性存在。生命就是生命政治技术的首要因素。

其次，真理体制与权力问题不可分离。这也是权力策略与技术在对待有关生命的知识时，思考两者的关系如何的问题。在权力关系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维度上，权力策略与生命之间的肯定性或否定性关系，不能在单一逻辑条件下被阐说，我们要结合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发现复杂多样的关系网络，运用动态性的、系统性的思维方式，审视生命政治实践领域诸多显性或隐性的不平等结构、价值层级体系和不对称现象。例如，在基因组学时代，生物性生命在面对生物资本主义政治技术难以想象的压榨时，生命所遭遇的改组、塑造、操控、定义、掠夺会引发何种有关种族、阶级、性别、宗教、民族、信仰等因素的价值等级结构的体验？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生命会以何种姿态与生物经济领域的资本、技术共处？谁又是这种发展理念的受益者或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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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Thomas Lemke, Biopolitics: An Advanced Introduc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19.

最后，必须考虑主体化形式。在生命政治思想发展线索中，主体生命过程在政治学、生物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宗教、伦理学、统计学等众多学科的引导下，历经了从保卫君主到保卫社会再到保卫个体生命和健康的阶段，从被动性的关注生命、健康、医疗保健与服务转变为主动性的接受专业知识与专家的指导，从简单政治技术策略对生命过程的介入转变为受到各种复杂、先进的科学知识与基因、遗传技术的全面干涉。个体身体与生命的生物性特征逐渐被机械性质的部件取代与占领。生命陷入“值得与不值得”“高等还是低劣”“强大抑或羸弱”“提高或堕落”等的区分陷阱中，在生命政治话语构镜中远离了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资本、异化、劳动等范畴。

从这些维度来看，生命政治分析法是一种分析生物性生命在权力、知识、真理、主体中如何被处置与被对待的问题，而这可以成为对生命政治思想的生物中心主义或生物学主义的回应。从历史角度来看，生命政治分析法使得生命与政治这两个范畴的具体内涵发生了深刻改变。生命不再局限于个体活着的状态或人口层面的自然性，甚至追溯到了细胞、精子、胚胎的领域，而政治也延伸到了传统政治行为与理论、权力行使、国家机制之外，生殖克隆、养老保障、健康政策都被纳入政治讨论的范围。从实证角度来看，生命政治分析法能够允许我们打破管理、学科和认知的边界，从而在不同的知识文化、分析模式和解释能力之间进行跨学科对话。生命政治分析法也会履行一种非常重要的批判功能，揭示偶然性的、约束性的现实。①在莱姆克看来，生命政治类似于一种分析工具，并指示一种研究领域，将人类学、社会学、科学研究、历史、哲学、生态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形成一个连续的、统一的研究领域。从这个角度来看，生命政治领域可以无限延伸与拓展，隐含着诸多不平等和差异性。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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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生命政治概念本身充满模糊性与多样性。从起源一直到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而演变，生命政治的内涵并不是静态的、固定的，而是处于一种动态变化之中。这种活跃性、开放性、包容性会使生命政治概念或理论不断得到补充与丰富。就其理论本身而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鉴定出哪一种理论学说可以代表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巅峰，而是需要探索不同的生命政治学理论道路，深刻地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现象与现实的真实面貌，为当下与未来社会的发展提出建设性的分析视角与合理化建议。生命政治批判方法的运用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建构中可以延展其逻辑变迁与价值判断，从而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各种批判理论的发展状况与趋势，在广度和深度上更好地展现诸种分析立场与研究思路。“当前对批判思想而言，最迫切的需要是发明、扩大和检测一个适用于当前现实的分析工具箱。”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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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Thomas Lemke, Biopolitics: An Advanced Introduc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17-123.

其三，生命政治批判越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体运行过程的考察，倾向于迈向纯粹理论、概念的建构。在将生命政治批判置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方面，阿甘本试图将福柯权力双重性的属性转变为主权权力的单一复归。这主要是因为阿甘本在剖析资本主义政治现实时敏锐地察觉到资本主义政治秩序具有死亡政治的特征。然而，阿甘本对这种立场的笃定既不是立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索，也不是根植于对社会阶级矛盾关系的考虑，更不是诉诸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基本矛盾的认识，而是以政治生命与自然生命的二元区分为基础的。阿甘本着重探索人类个体生命如何在现实政治生活中逐渐自然化，诊断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乃至整个西方政治秩序的邪恶本质。

纵观阿甘本生命政治批判的整个逻辑架构与政治规划，他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拥有当前西方左翼激进政治典型的激进政治态度，致力于激烈批判资本主义政治秩序。很显然，他承袭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与批判精神。这种坚定的批判立场与态度是革命的，然而，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却往往倾向于依赖对某种概念、术语的重新阐发或重造。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来看，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不断发展，确实需要新的概念或范畴重新激发革命理论与实践的潜能。然而，若仅仅为了迎合某种特定的理论诉求，而肆意创造或有意歪曲概念或术语本身的革命力量，并且忽视概念或术语本身所内含的历史或社会发展历程的话，那么，这种所谓的革命性举动就会站不住脚。例如，阿甘本在阐发其生命政治学理论的过程中，过度强调生命的脆弱性与薄弱性，推出赤裸生命的概念。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警醒世人的效应，也能让人们深切地体会到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带来的毁灭性灾难，从而引发对推翻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期待。但是，这种惊世骇俗的宣说虽然在让人们直观地感受资本主义政治的迫害性与残酷性方面举重若轻，却也容易让人们忽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更加本质的特性，忽略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入把握。此外，这种概念仅仅停留在“口号”的呐喊阶段，既无法提供完整的历史发展线索，也无法展开有效的理论逻辑布展，更无法在实践领域中显示赤裸生命演化的普遍性趋势。最终，只能从某种单一的、片面的生活现象出发，得出所有人都是现实的或潜在的赤裸生命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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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汪民安、郭晓彦主编：《生产》第7辑，96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这是激进政治哲学的普遍特点：要么放弃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现实的阶级革命主体，求助于某些概念或神秘的力量；要么在文化、伦理、语言、艺术、生命等领域中建构人的主体性与革命性，寻求政治的解放。更为重要的是，激进政治哲学还有着无法在理论与现实中为自身的政治立场与革命策略提供合理有效的逻辑或事实认证的致命弱点。虽然它们表现出了严厉的激进视角，但依旧无法摆脱走向虚幻、想象的批判姿态。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它们终将在不同程度上走向浪漫主义革命，陷入乌托邦想象，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们也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延伸与拓展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与革命范式。

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科学性与革命性需要在社会历史与理论发展过程中不断充盈，并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不断发展，以获得内在的创造性与持久的生命力。这些与众不同的社会批判理论，特别是经济全球化语境下的生命政治批判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高度重视世界范围内涌现出的诸种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本身具有的历史局限性，警惕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僭越，尤其是要鉴别出那些被西方学术界“追捧”的形形色色的理论热潮，识别出那些改头换面后占据理论制高点的诡计。这就需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科学地审视世界范围内的诸种社会批判理论掩盖的事实真相，通过对激进政治话语局限性的揭露与批判，科学有效地践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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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阿甘本简介

阿甘本1942年4月22日出生于意大利罗马，后就读于罗马大学。在那里，他研习了法律与哲学，还参与了意大利著名导演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执导的电影《马太福音》，饰演使徒腓力。他的博士论文未发表，主要论述法国哲学家、马克思主义激进分子西蒙娜·薇依的政治思想。1966—1968年，作为弗莱堡的博士后学者，阿甘本参与了海德格尔在普罗旺斯的勒托尔举行的关于黑格尔和赫拉克利特的研讨会。值得注意的是，1968年后，他既没有继续聆听海德格尔的讲座，也没有经历革命风暴的洗礼，而是选择了离开，开启了拜访西方政治与哲学诞生地的雅典之旅。1968年“五月风暴”结束时，他抵达了巴黎，随后辗转到达纽约。在纽约，他被百老汇音乐剧吸引。之后他去了哈佛，参与哈佛大学教授亨利·基辛格开设的国际研讨班，同年返回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