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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33
① Sergei Prozorov and Simona Rentea,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Bio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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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米尔斯(Catherine Mills)的《阿甘本的哲学》(The Philoso-phyofAgamben)想要实现两个目标:“其一,为那些不熟悉阿甘本著作的读者提供介绍。在这方面,我试图清晰地总结阿甘本讨论的逻辑,以及处理不同文本中的问题……其二,对阿甘本的思想提出批判性解释。”①阿甘本思想的研究者很多都秉持这两个目标,只不过讨论方式及重点各不相同。米尔斯主要论述了阿甘本思想的以下方面:形而上学、美学、政治、伦理学与弥赛亚主义。米尔斯也是从阿甘本的语言哲学问题谈起的,进而论述了否定性与潜能的问题,为我们理解阿甘本的语言哲学提供了不错的视角。她在第三章中也谈及了生命政治问题,认为阿甘本的主权理论是对本雅明与施米特理论的调和。跟大多数政治理论家一样,米尔斯也把阿甘本的赤裸生命作为其政治论述的关键,并将其与奈格里、德勒兹的论述进行比较,评估了阿甘本的政治思想在当今政治理论界的地位。米尔斯从阿甘本早期著作中对语言问题的研究开始,延续到对政治问题的论述乃至人类弥赛亚的实现,确实展现出阿甘本思想的宏观框架。
继莱姆克后,米尔斯在2018年出版了《生命政治》(Biopolitics),在导言部分明确表示并不打算对“生命政治”这一术语进行历史性追溯。如果想要了解生命政治概念在福柯之前和之后的发展,她推荐大家去阅读莱姆克2011年的著作。她想要思考的是生命政治学理论在福柯及之后的理论家那里建构起来的批判脉络,即审视其理论框架、哲学方法、应用方式,同时试图从批判的女权主义生物伦理学家的角度探究生命政治研究的问题。该著作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集中对福柯(一种崭新的权力体制)、阿甘本(作为死亡政治的生命政治)、阿伦特(极权主义与政治动物)、埃斯波西托和奈格里(肯定性生命政治)的生命政治核心思想进行深刻的探讨。第二部分讨论了政治、生命、主体性等范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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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Catherine Mills, The Philosophy of Agamben, Montreal & Kingston Ithaca: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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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很多著作是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的。《政治、形而上学与死亡阿甘本神圣人的论文集》(Politics,Metaphysics,and Death:Essays onGiorgio Agamben's HomoSacer)②主要谈及神圣人,从法学、政治理论、法律史等角度来分析阿甘本关于主权与现代政治生命的讨论。该书对阿甘本政治思想的阐释与评价值得被认真对待。《阿甘本:主权与生命》(Giorgio Agamben:Sovereignty and Life)③主要关注阿甘本神圣人计划的核心范畴主权与生命。它既论述了阿甘本早期著作关于语言问题的研究,也集中阐述了阿甘本之后开展的神圣人计划,为阿甘本哲学与政治思想提供了清晰的解释与评判性的评价,可以让读者从中发现阿甘本的有效概念,从而增强对阿甘本政治思想的了解。《阿甘本的著作:法、文学与生命》(TheWork ofGiorgio Agamben:Law,LiteratureLife)①收录的文章主要是对阿甘本早期著作的研究,如语言哲学、语言学、诗学等。这既是为了避开学术界对阿甘本政治思想,尤其是神圣人计划的密集关注,更是为了寻求阿甘本政治思想的基础,拓展对阿甘本政治思想的研究,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角度来审视阿甘本著作的思想内涵。《阿甘本:法、政治与哲学视角》(Giorgio Agamben:Legal,Political and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②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论述法律问题以及基督教相关概念;第二部分涉及阿甘本的政治视角,内容依旧在阿甘本通常的政治思想范围之内,如对主权、集中营、政治解放、暴力等内容的探索,试图分析阿甘本未来的政治方向;第三部分是哲学视角,即在神学、生物学等领域中探寻即将来临的世界以及未来哲学的问题。《阿甘本效应》(TheAgambenEffect)③没有停留在阿甘本文本上,分析其政治理论、政治哲学或法律理论,而是与现代社会现象联系起来,探讨阿甘本思想在现实层面的运用问题,如对人道主义问题、性别问题、种族问题的分析。《阿甘本与殖民主义》(Agambenand Colonialism)①在后殖民主义视角下,运用阿甘本的政治思想来解释现代世界中的现象,主要抓住阿甘本对主权、例外状态、赤裸生命、集中营等政治思想的分析。该书试图在殖民主义语境中以及殖民地反抗的历史背景中,重新看待阿甘本提出的集中营、神圣人等核心概念,将其与现代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冲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非洲等地的殖民冲突)连接起来。这既能展现出阿甘本的政治思想在现实领域的有效运用,也能促进读者对现代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冲突的理论理解,更能拓展殖民主义理论。
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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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atherine Mills, Bio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p. 6.
② Politics, Metaphysics, and Death: Essays on Giorgio Agamben's Homo Sacer, edited by Andrew Norris,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③ Giorgio Agamben :Sovereignty and Life, edited byMatthew Calarco and Steven DeCaroli,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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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The Work of Giorgio Agamben: Law, Literature, Life, edited by Justin Clemens, Nicholas Heron and Alex Murra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② Giorgio Agamben: Legal,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edited by Tom Fros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③ The Agamben Ef fect , edited by Alison Ros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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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这些论文集为我们从不同方面来理解阿甘本的政治、文学、艺术、哲学、法律等思想提供了不错的入口。
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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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rcelo Svirsky and Simone Bignall, Agamben and Colonialism ,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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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生命政治范式问题域的理论渊源
面对着风云突变的国际局势,波谲云诡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纷繁复杂的世界格局与全球战略,这个时代确实需要用异于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政治理论的概念与叙事方式来描述浸染于经济全球化与信息技术革命的人与世界。正如埃斯波西托所说:“我们面对着一些不可判定的或有着两副面孔的现象,在那里,生命与政治处在需要新的概念语言加以解释的关系之中。这种语言的核心即生命政治概念。”①新的概念语言,也是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奈格里与哈特所言的我们需要一套新的政治词汇,必须革新政治语汇。这就要求语汇必须跟踪并描述新的现实,深化大众的新的技术、社会和政治构成。在奈格里与哈特看来,这种新的政治语汇必须能够使政治主体发言。①生命政治范式的横空出世似乎是解读现代社会政治语境、审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等的另一种方式。
① Roberto Esposito, Bios: Biopolitics and Philosophy,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8, 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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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新词汇的出现意义重大,不仅展示了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与秩序的批判相异的研究思路与理论入口,更重要的是,它试图从理论与实践上寻求思考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解释模式,进一步探索可能的革命政治主体与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向。从理论上来看,这鲜明地体现在以福柯、阿甘本、埃斯波西托、奈格里与哈特等人为代表的生命政治学理论的逻辑建构与政治表达之中。从实践角度来说,随着生物科学技术与生物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生命政治的批判视角正在揭示医学、技术、身份、政治等因素的最新突破与构型。从整体上来看,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基调,即探索生命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虽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与革命精神,但它所要做的并不是遵循生产方式、资本逻辑、劳动范式背景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而是面对当前的政治形式与经济态势,勾勒出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与生产方式的另一种思考,从而揭示出人所面临的岌岌可危的生存状态,以及众人诚惶诚恐的社会图景。
不过,虽然生命政治范式主要关注的是人口或生命个体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被卷入政治理性与计算之中,明显区别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过程的分析—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揭示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矛盾与本质(这是马克思解决资本主义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之谜的具体性的历史任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在执行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的主要任务时,完全忽视对个体或人口问题的关注。换而言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似乎潜藏着生命政治批判范式的隐性线索,尤其是福柯与奈格里在阐述其生命政治思想的过程中表露出浓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因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探索生命政治起源方面,马克思给予了后来的生命政治学理论家重要的启发与逻辑线索。与此同时,必须注意的是,不能将对生命政治学理论的探讨视为一种静态的、被动的思想建构模型;相反,它更倾向于表达一种动态而又积极的话语生成。或者说,它作为一种分析性与解释性的理论工具,存在复杂性、多元性、不确定性、新颖性的理论内涵。我们不能将其囿于某种固定不变的理论构思与逻辑结构之中。因此,为了更加清晰、快速地了解生命政治学理论在当前社会中的基本内涵,我们需要对其吸收的理论资源以及时代背景进行溯源。
第一章 生命政治范式问题域的理论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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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意]安东尼奥·内格里:《超越帝国》,李琨、陆汉臻译,207—20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该书将奈格里译为内格里,下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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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命政治概念史溯源
生命政治概念史溯源主要指从对生命政治概念使用的间接与直接角度出发,厘清生命政治概念史的基本发展情况。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来看,一般是将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建构追溯至福柯。福柯确实在筹划具体的生命政治学理论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后来研究生命政治学理论的思想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或者说,他们都将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理论作为重新阐发与革新生命政治学理论的主要依据。然而,我们不能忽视福柯生命政治学理论的重要源头,即福柯在何种思想的启发下展开了对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建构。如果说生命政治范式有着以权力逻辑为核心的批判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崭新视角,那么就不得不提及马克思主义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模式,因为福柯在具体阐述生命政治学理论的过程中毅然将政治经济学纳入进来。换而言之,生命政治范式与政治经济学有着密切关系,这在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中有着明确论述。这就使我们不得不追问福柯与马克思的关系,或者说马克思是否对生命政治学理论产生了影响虽然马克思并没有直接使用过生命政治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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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探索生命政治概念起源的过程中,我们既要重视生命政治概念的直接使用语境,也不能忽视马克思在这方面的贡献。尤其是在奈格里那里,他的生命政治范式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联盟更加证实了生命政治学理论与马克思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这种角度来看,想要细致地了解福柯创建生命政治学理论之前的生命政治起源问题,既需要回到生命政治范畴的原初语境,也需要回到马克思。
(一)生命政治概念的最初语境与内涵
关于生命政治概念的理论渊源与最初的使用语境,我们主要从以下两个角度展开论述。
第一,马克思视野中的生命政治问题。
福柯生命政治学理论的一个鲜明特征是权力关系与技术被广泛应用于人口层面。这不是传统统计学、人口学、经济学或生态学意义上的人口,而是处于资本主义权力关系形式之中,并被视为资本主义社会治理实践政治核心的人口。简而言之,资本主义生命政治式的治理技艺以对人口的管控与操纵为认知对象。而这种将人口视为资本主义政治思考与行动核心的理解,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并未缺席。其具体表现是,马克思与恩格斯都质疑过马尔萨斯的“人口论”①,并对其展开了激烈的批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如果我,例如,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②
第一章 生命政治范式问题域的理论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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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马克思拒绝马尔萨斯将人口视为纯粹抽象概念的做法,拒绝从人口本身出发来理解人口概念,认为这种纯粹抽象完全忽视了人口处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处于社会历史现实发展过程之中。这也就意味着马克思否定的是超历史性的纯粹抽象,认为对人口范畴的讨论不能置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之外,不能脱离具体性的、特定性的社会关系,而必须根植于现实的历史存在,立足于具体的经济现实与结构。这就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如此,依据马克思的思维范式,人们必将探寻关于人口问题的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背景以及走向阶级剥削与分析的道路,并最终指向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揭露,而不会停留在对单纯人口问题的理解上。或者说,在马克思那里,人口问题服务于对社会生产方式的剖析。我们需要正确地审视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不能将人口置于社会经济发展结构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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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懂得一点算术的人都知道,同后者相比,前者的力量多么巨大。”参见[英]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朱泱、胡企林、朱和中译,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