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研究

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思维方式必然区别于福柯对人口范畴的强调。在理论立场上，福柯有意避免此种经济范式的考量，转而寻求其他批判模式。例如，福柯曾明确表示他之所以高度重视权力问题，主要基于以下原因。首先，权力在西方既表露得很彻底又隐藏得很深，这种矛盾没有得到很好的揭露与解释。其次，“从19世纪以来，对社会的批判基本上是从其经济的本质出发的，经济有着决定的作用。这当然是一种有效的’对政治的还原，但这种倾向同时也忽视了构成经济关系的基本的权力关系”。最后，人们普遍忽视国家机构之外的权力形式。①福柯试图在权力关系与效应中搜寻批判资本主义秩序的方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力求在现代性中重新激活马克思对人口问题的探讨，并使其脱离资本逻辑的解释框架，而重新置于现代资产阶级治理实践的生命政治范式之中。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手段与方法，找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社会现实中的人的存在形式，福柯则运用生命政治批判，以权力关系为运作机制，深入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微观领域，分析现实的人的生存状态。两人有着共同的价值目标，即探索资本主义政体下人的生存问题。福柯在阐述生命政治思想的过程中受到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所有制等范畴批判的影响，这是肯定的，但是，他并不想重复马克思的主题，更愿意另辟蹊径，正如他也阐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可是在具体内容、描述方式、关注焦点等方面与马克思的论述截然不同。

第一章 生命政治范式问题域的理论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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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包亚明主编：《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4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福柯与马克思的交集还鲜明地体现在对生命政治规训权力的看法上。马克思细致地分析了工人在工厂中的境况：工人需要从事低级的熟练劳动，日复一日地守在机器旁重复同样的动作，终身服侍机器；工人需要接受专门的操练与培训，从而形成技术性的劳动分工；工厂建立起制度与规范，创建一种“兵营式的纪律”；工人要遵守严苛的生活规定，如有违背会受到惩罚；工厂就是“温和的监狱”。①这就是福柯所说的：“在一个不太普遍的层次上，在生产机构、劳动分工和规训技术制定方面的技术性变化维持了一组十分紧密的关系。”②不过，从整体理论规划上来看，福柯更愿意与马克思保持相应的距离。这既体现在研究方法上，更体现在福柯个人意愿的选择上。“我经常会引用马克思的概念、句子和文章，但我觉得不一定非得要在页脚注明出处并附上毫不相干的评论。别人之所以那样做，是因为他们想被认为懂得马克思，揭示马克思深邃的思想并为在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杂志发表感到欣慰。我引用马克思，但我不说明，不加引号，并且因为别人无法辨别是否是马克思的文章，因此我被认为是不引用马克思的人。物理学家在研究物理时感到有必要引用牛顿或爱因斯坦吗？”①可见，福柯生命政治批判路径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两者之间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在宏大叙事的内在诉求以及方法论运用上展现出的不同的表现形式、不同的策略选择。当然，我们也要承认马克思对福柯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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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②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修订译本)》，刘北成、杨远婴译，24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481—4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如果说上述讨论意在证明马克思对生命政治学理论人口、监督、纪律等问题的影响的话，还有一种能够证明马克思与生命政治学理论关系的重要证据，即以奈格里为代表的工人自治主义者用马克思主义话语来阐释生命政治范式，并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融合。这主要以马克思对机器与工人关系的重新诠释为前提，集中体现在对马克思从历史性的角度审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生产资料在形式与内容上的变化提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结构性转变。虽然这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面对理论与实践上的革命失败而寻觅的出路，并且总体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理解存在偏颇，但是将生命政治范式植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重新解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实践维度，确实展现了马克思批判理论的革命精神。至于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话语中的生命政治范式问题，我们会在后面的叙述中具体展开。总而言之，虽然马克思当时并没有详细地讨论现代性语境中的生命政治话题，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更加重要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性探索上，但是马克思方法论研究的逻辑结构与考察形式确实在生命政治主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章 生命政治范式问题域的理论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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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莱姆克等：《马克思与福柯》，陈元等译，14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第二，生命政治概念的最初语境。

从生命政治思想史角度来看，其初期发展包括两方面。其一，生命政治概念最初使用的语义环境与背景；其二，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系列讲座及相关著作中对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初步描绘。前者展现了生命政治概念运用的原始的基本原则与方式，表达了在地缘政治学与国家社会主义语境中的政治意蕴；后者则开启了论述生命政治思想的新时代，成为后续诸多理论家进行生命政治思想探讨的理论基础与逻辑支点。在这两方面中，生命政治概念的广泛性与含糊性，或许是其他理论家对其进行延伸与拓展的有力说明。

生命政治这一术语的一种英语表达为bio-politics。从字面上来看，该术语由三部分组成，即前缀“bio”、连字符“-”以及“politics”。正是这种巧妙的组合，致使很多学者从“生命”“-”“政治”这三个角度来阐述“生命政治”。典型代表即托马斯·莱姆克与罗伯特·埃斯波西托，他们都倾向于从生命与政治之间的界限问题及该术语的结合角度切入，对生命政治概念进行剖析。不过，莱姆克的重点在于研究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理论，并没有建构一套完全属于自身的理论体系。相反，埃斯波西托在福柯生命政治思想的中止之处，揭示了福柯所隐含的问题。这是一种继承并试图超越的研究态度。从追溯生命政治概念之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正是他们研究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哲学分析方式，使他们必然需要探索生命政治概念的最初语义内涵及发展趋势，这也使他们成为目前研究早期生命政治思想的相对完善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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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最先提出生命政治概念的是瑞典的鲁道夫·契伦，他在《政治学体系与基本问题》中写道：“考虑到生命本身这种典型的张力……我产生了一种想法，即在生物学这门特定的学科之后，把类似于生物学的学科称作生命政治(biopolitics)。在不同社会集团的内战中，人们能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为了生存和成长的生命而斗争的残酷性。与此同时，人们也在这些集团内部觉察到了为了生存而展开的强有力的合作。”①契伦第一次使用了生命政治这个概念。显然，这不是福柯及之后的理论家所理解和使用的“生命政治”。契伦生命政治概念首创者的身份，在当时乃至现在都没有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让他驰名的是西方政治地理学中最重要的流派地缘政治学的创建。契伦在很大程度上深受其师拉采尔国家有机体学说与生存空间思想的影响，地缘政治学就是他吸收拉采尔理论，进一步发挥与深化的结果。契伦把国家视为“超个体的生物…同个体一样真实，但在发展的过程中要比个体大得多，强得多”②。在契伦那里，“国家”不是一个政治概念或法律概念，而是从生物学与进化论角度出发的有生命力的有机体，跟人类或动物一样有诞生、成长、发展、消亡的生命历程。受生物法则支配的国家是以生物、环境因素为基础的生命体，如果不想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停滞不前或萎靡消亡，就需要增强生命力量，通过强壮的“体魄”来维持自身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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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udolf Kjelln, Grundri zu einem System der Politik, Leipzig: S. Hirzel Verlag, 1920,pp. 93-94，转引自 ThomasLemke,Biopolitics:An Advanced Introduction,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11，p. 10。也可参见 Roberto Esposito，Bios:Biopolitics and Philosoph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8, p. 17.

② Thomas Lemke, Biopolitics: An Advanced Introduc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9-10.

这种地缘政治学背景中的生命政治话语被赋予浓厚的生物学色彩，表达了国家阶级与种群之间的生存利益与斗争，而这种矛盾与斗争就是“生命本身的张力”。力量是国家最重要的参考要素，这也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支撑与统治指南。尤其是后来被希特勒任命为德国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豪斯霍费尔(KarlHaushofer)大力宣传拉采尔与契伦等人的理论与观点，并使之与纳粹德国的侵略政策、意识形态密切结合，以便为纳粹德国制造理论依据，炮制合法性表象。

莱姆克强烈批判了这种以生物学与自然主义为基础的生命政治论断：“这个基本假设是所有社会、法律、政治的纽带都依赖于一个活生生的整体，这个整体即真实的、永恒的、健康的和有价值的东西的具体体现。对生命’的引用在这里既是一个神话的起点，又是一个规范的准则。而且，它规避了理性的基础或民主的决策。从这个角度来看，只有一种将自身引向生物法则并将其作为指导方针的政治，才可以算作合法的，才能与现实相符。”①这种自然主义式的生命政治隐含了理解后来的生命政治思想的线索。第一，生命政治概念的出现并不以政治制度或法则为依托，而是产生于生物学与进化论的语境之中。也就是说，生物学—而不是政治学、法学、历史学等学科—的思考模式成为理解生命政治话语的基点。生物学成为对政治或现实唯一的合法描述，生物学的概念与方法成为政治行为最好的解释工具。第二，生命政治学理论与纳粹主义战略思想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紧密结合，是分析与建构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典型倾向。无论是福柯还是阿甘本、埃斯波西托，他们都将国家社会主义的生命政治纳入其分析策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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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Thomas Lemke, Biopolitics: An Advanced Introduc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0.

莱姆克除了分析以生命为政治基础的自然主义之外，还关注以生命为政治对象的政治主义。这种生命政治的政治主义主要包括生态生命政治与技术中心生命政治两种形式。生态生命政治意识到了人的生命过程所遭遇的生态危机。“现在，生命政治意味着旨在为全球环境危机找到解决方案的政策和监管措施。”①“在这种背景下，生命政治的概念获得了新的意义。它是发展政治和政治行动的新领域，旨在保护自然环境。”②此时的自然成为对人类物种的生存至关重要的东西。虽然也强调环境的重要性，但它并不同于环境决定论。在这个意义上，政治行为与制度沦为环境保护的手段，成为应对环境危机的实践。技术中心生命政治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指向了生物伦理学，二者相互交织。生命在两个方向上成为政治思考与行动的参考点。第一，由于人的生命与生存环境受到社会与经济结构的威胁，因而需要政治从生态学的角度采取保护措施，即政治的自然化。第二，由于生物科学的发现与技术创新，人越来越有能力操控生命的自然基础，不断改变传统的自然环境，致使自然环境与人工生命形式变得越来越难以区分，自然的概念越来越具有科学技术的烙印，从而变得更具政治化(自然的政治化)，生命形式也越来越受到生物技术、医学等科学知识的影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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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homas Lemke, Biopolitics: An Advanced Introduc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11, p. 23.

② Ibid. , p. 23.

综上所述，无论是自然主义还是政治主义，都倾向于把生命置于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之中，强调的都是生命与环境的单一维度，政治成为生命与环境的中介，政治与自然存在明显的二元对立。自然、生命、政治完全是彼此独立的领域，生物学分析的策略与方法贯穿其中，没有任何历史过程的描述。莱姆克批判了这种简单、机械的生命政治：“生命政治不能简单地贴上对生命过程进行调节与管理的特定的政治活动或政治分支的标签。相反，生命政治的意义在于有能力使政治与生命、文化与自然、难以捉摸的与无争议的领域之间那种通常偶然与不确定的差异变得可见。”②

在福柯形成相对系统的生命政治学理论之前，除了莱姆克介绍的生命政治之外，埃斯波西托还补充了法国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与生命政治主题相关的新人道主义。“它不处在纳粹生物统治的划时代失败所深刻改变的历史框架之中”③，这种生命政治考虑的不再是自然问题，而是更加倾向于把历史、文化与人性考虑在内。正如莱姆克所言，“这些解释线索无法真正把握生命政治进程的本质维度”，因为“它们的概念都建立在稳固的等级制和生命与政治的外在关系上”④。因此，我们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发现政治行动与实践对我们的生命的构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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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Thomas Lemke, Biopolitics: An Advanced Introduc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27-28.

②Ibid., p. 31.

③ Ibid. , p. 19.

④ Ibid. , pp. 3-4.

(二)微观权力—治理机制的生命政治话语

福柯并没有创造“生命政治”这一术语，但是，其著作、讲座、访谈中零散而又集中的讨论展现出一条相对系统且富有逻辑性、连续性的研究生命政治思想的线索。这使他在生命政治话语讨论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整体上来看，福柯生命政治学理论主要从以下方面开启了对生命与政治关系的另类解读模式。第一，生命政治思想涉及的领域具有广泛性，政治哲学、医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相互交织，尤其是医学与政治技术相互渗透，改变了传统政治哲学的理论语境。第二，福柯摆脱了前期对考古学与谱系学的迷恋，执着于从其擅长的权力关系理论角度出发解剖生命与政治的关系，努力追问权力机制发生了何种深刻的变化，权力技术装置如何运作于社会、运作于生命。第三，生命政治视角下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依赖于具体的社会历史、社会现象。通过仔细观察“不正常”领域所发生的事件，人们可以揭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邪恶本性。

对福柯生命政治思想展开追溯，我们会发现其中充斥着诸多模糊性、不确定性、反复性，这就是福柯的写作风格。福柯在一次访谈中曾谈道：“我的想法从来都是不一样的。对我来说，我的书就是一种经历，一种体验……如果要写一本书来表达我在开始写作之前的想法，我可能没有勇气开始。我之所以要写一本书，仅仅是因为我不能确切地知道我所思考的问题。我想要思考得更多。”①正是这些模糊性与不稳定性揭示了福柯生命政治思想的多元性与丰富性。这是一种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的思考方式，为后续研究生命政治的思想家打开了一扇窗让思想自由驰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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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Power: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 84, vol. 3, New York: New Press, 2001, pp. 239-240.

1. 生命政治的医学话语

1974年10月，福柯在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社会医学研究所做了三场论社会医学的讲座，题为《医学危机或反医学危机》、《社会医学的诞生》①、《现代技术纳入医院》②。虽然福柯对医学领域的研究并不像对权力理论那样广泛与细致，但这也是他生命政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医学领域甚至成为埃斯波西托等人的核心研究领域。在讲座《医学危机或反医学危机》中，福柯重点谈论了18世纪以来现代医学所经历的历史变化，并简明扼要地归纳了其特征：医学权威不再局限于知识权威，而是成为一种社会权威；医学干预领域不再局限疾病与病人意愿，而是更多地转向了环境因素，如对空气、水等的干涉，这意味着医学干预正在逐渐转变成一种社会干涉；集体医疗场所，如医院，成为治愈病人的场所，而不是对穷人的一种援助，这也就需要不断引入先进的医学技术知识与装备；医学管理体制不断革新，包括各种资料的收集与记录，以及运用统计学方法等进行整理。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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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Power: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 84, vol. 3, New York: New Press, 2001, p. 156.

② Space, Knowledge and Power: Foucault and Geography, edited by Jeremy W. Crampton and Stuart Elde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pp. 141-151.

③ Michel Foucault, The Crisis of Medicine or the Crisis of Antimedicine?, translated by Edgar C. Knowlton, Jr, William J. King and Clare O'Farrell. Foucault Studies , No. 1, pp. 5-19, December 2004, p.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