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研究

医学不再是一门独立存在的学科，而是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紧密结合；医学领域也不再只关乎疾病的研究或者病人的治愈，而是在社会之中无限地拓展，开发出越来越多不确定的、未定义的医学化领域，进而成为政治斗争、政治权力技术的策略。“在目前的情况下，残忍的是，当想提到医学以外的领域时，我们会发现它已经被医学化了。当一个人想要反对医学的不足、缺点及有害影响时，需要用更完整、更精练、更广泛的医学知识来完成和实现。”①医学化无处不在。我们发现，医学健康问题非常符合生命政治的框架。虽然福柯在讲座中并没有提及“生命政治”这一术语，但是他描述了医学史发展问题，尤其是分析了医学治疗目标，从对个人清洁问题的关注转向个人及集体健康，最后直接将人体生物性生命问题纳入考量范围。这种转移鲜明地体现出人的生物性生命不再纯粹，变成了医学关注的核心和政治关注的焦点。这是一个十分恐怖的信号，意味着人的生命在现代社会中面临着危机。

福柯在《社会医学的诞生》中更加详细地展现了现代医学的危机，并且使用了“生命政治”这一术语。“社会对个体的控制不仅是通过意识或意识形态来完成的，而且可以在身体之中以及用身体来实现社会控制。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它就是生命政治，即生物性的身体、躯体、肉体最为重要。身体是生命政治的现实；医学是生命政治的策略。”②这就是福柯生命政治思想着重于对个体和集体身体、生命的考察，将生命政治的背景置于资本主义社会与政治制度之中，以及关注医学泛化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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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The Crisis of Medicine or the Crisis of Antimedicine?, translated by Edgar C. Knowlton, Jr, William J. King and Clare O'Farrell. Foucault Studies, No. 1, pp. 5-19, December 2004, p. 14.

② Michel Foucault, Power: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 84, vol. 3, New York: New Press, 2001, p. 137.

为了更加清晰地表明“现代医学是一种以社会机体的技术为基础的社会医学”①，福柯根据不同国家的医学表现重现了这种转变。其一，出现在18世纪德国的国家医学。国家医学即“正式的医学知识的组织。医疗职业变得标准化，医生从属于一般的行政管理。最后，不同类型的医生被整合成产生一系列全新的受国家控制的医疗组织”②。简而言之，德国国家医学的对象是国家，在宏观层面上积极地积累和生产医学知识与实践。它关注的不是劳动力的问题而是可以形成国家，能够展现国家力量的个体问题。国家提出各种改善人口健康的政策，充当起“医学警察”。其二，以法国为代表的城市医学。法国的城市医学不是以国家结构为基础的，而是与城市的扩张相结合。它的主要目标是科学分析城市区域内的拥堵、无序和危险区域，保障水和空气的良好循环，最后规划好城市格局与水流的分布。③法国的城市医学与德国的国家医学有着明显的区别，后者注重医学知识与管理的科学化，而前者对城市空间与环境要素给予高度重视。其三，以英国为代表的劳动力医学。这种社会医学类型的对象是劳动力、工人或者穷人，因为穷人在19世纪慢慢表现出一种医学危险。一方面，他们威胁着上层阶级富人的生活与健康；另一方面，对于城市的发展来说，由于他们比较熟悉城市的基本功能并且是城市发展的主要力量，因此需要施以医疗控制。于是，“出现了三个既可以重叠又可以共存的医疗系统：专为最穷的人设计的福利医学；负责疫苗接种、传染病等一般性问题的行政医学；使那些负担得起的人受益的私人医学”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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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Power: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 84, vol. 3, New York: New Press, 2001, p. 136.

② Ibid. , p. 141.

③ Ibid., pp. 142-151.

两年后，福柯再一次表达了对18世纪医学的深度思考。他不再强调现代医学是一种社会医学，而是认为现在进入了一个疾病分类政治学的时代。②这个时代的医学强调的是整个人口的健康状态与身体素质，并且呈现出如下特征：儿童的优先地位和家庭的医学化，卫生的优先地位和医学作为社会控制的一个层面所履行的功能。③从内容方面来看，这与他在巴西的讲座区别不大，只是对某些细节性问题做了更加详细的阐述。福柯没有重提生命政治的问题，而是直接声称：“人口的生物学特征成了与经济管理相关的因素，而且有必要在他们周围组织一种装置，这种装置不仅能够确保他们的服从性，而且能确保其效用的持续增长。”④也就是说，医学干预在人的生物性水平上运作，并且需要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装置的配合。这不再只是实现彻底的压抑性、控制性的效果，而且需要关注他们带来的积极性。这种表达方式具有浓烈的生命政治思想色彩，此后，福柯开始有意识地讨论生命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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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Power: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 84, vol. 3,New York: New Press, 2001, pp. 155-156.

②汪民安编：《什么是批判：福柯文选Ⅱ》，14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③同上书，153—168页。

④ Michel Foucault, Power /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1972- 1977, edited by Colin Gordon, translated by Colin Gordon, Leo Marshall, JohnMepham，and Kate Soper，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0，p. 172. 亦参见汪民安编：《什么是批判：福柯文选Ⅱ》，15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福柯在《现代技术纳入医院》的讲座中仔细考察了18世纪末医院开始被视为一种治疗工具而出现的情景，发现医院从此展开了一系列新的实践活动(调查医院、对医院进行系统观察与比较观察)。正是这些崭新的实践活动而不是医学研究理论充分表现出医院与现代技术的融合。福柯注意到，18世纪前，医院是作为对穷人的援助机构(分离与排斥机构)运行于社会生活中的，它最初与其说是治病救人的机构，不如说是实施临终关怀的慈善机构，以便患者获得灵魂救赎。在这个时期，医学与医院是两个不同而又分离的领域，现代意义上的医院一医学概念尚未形成。18世纪末，医院空间在目的与效果方面开始被医学化，随后规训权力技术的不断涌入使医院无论是在位置选择还是内部空间分配方面都被注入了广泛的医学化知识，与此同时，医生的权力地位也得到了强化。医生会系统性地记录病人的身体状况，使病人完全处在自己的监控之下。因此，在医院转型过程中，个体逐渐转变为医学知识与实践的干预对象，直至扩展到整个人口层面。

显然，福柯1974年引入生命政治这一术语，重点不在于传达生命政治思想，毕竟他在讲座中只提了一次。相比之下，此时的福柯更加关注医学问题。在对医学问题的探讨上，福柯并不想提出反医学或者抵抗的形式，而是要揭露与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阴险面。但是，生命政治出现在医学话语背景之中，这对于他之后相对系统地阐述生命政治思想非常重要。首先，纵观福柯的著作或讲座集，谈论医学问题的资料相对较多，把医学主题与生命政治结合起来的文献相对较少。此时，医学话语的建构成为生命政治思想重要的一环，尤其是福柯对医学的科学性与效应、医学领域的拓展以及种族主义政策的分析，为阿甘本与埃斯波西托的生命政治学理论提供了理论支撑。更重要的是，福柯打开了他们的逻辑视野。其次，医学与政治权力技术的结合使医学权威逐渐在国家、城市、人口中显出绝对的至高性，特别是对环境问题的考虑，使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理论延伸到都市空间、环境保护等领域。最后，医学主要关注的是个体或集体的健康与卫生状况，这种视角使医学对身体的关注不断微观化与细化，直至将目光直接转向人的纯粹的生物性存在，甚至人的基因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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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对生命概念的不同理解引发了诸多关于生命政治学理论的讨论，这与福柯对医学的重视有很大关系。但是，福柯第一次对生命政治概念的表述与之后对它的阐发有很大的差异性。最为明显的就是，医学话语逐渐地处于次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权力话语。生命政治学理论的政治色彩愈加鲜明，开始向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政治理论发起挑战。

1. 现代权力逻辑的转变

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的构建离不开对权力话语的论述，而且正是对权力——知识技术—的深入研究开启了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大门。从一开始，福柯就强调摒弃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权力关系的司法一制度模式。该模式认为权力具有彻底的压抑性，运作于法律之中，关注法律主体、自由、所有权、国家、禁止、暴力等范畴，是“一种由法律理论家和君主制所描绘的权力一法律、权力一君权的形象”①。这种权力形式的典型代表就是古代国王的统治权，即王权或主权者的权力。它既具备法律价值，又体现出政治功能。例如，统治者为了彰显自身的权威，维护统治地位，往往采取暴力，以酷刑的方式告诫民众：违犯君权就是迈向死亡。统治者通过这种极其严苛的统治方式，不仅宣告了自身地位的至高无上，也让违反统治策略的人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更重要的是，这震慑了民众，迫使民众安分、老实地臣服于统治者的严密控制之下，从而维护了统治秩序，保障了政权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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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在这里，权力以赤裸裸的暴力形式大行其道，并以维护统治者的最高权威为最终目的。它的特点是君主权威拥有绝对的至上性，甚至拥有绝对的生杀特权，通过决定他人死活来彰显自身。“这种权力本质是一种控制权：控制事物、时间、身体，最终是生命本身。它在为了抑制生命而占有生命的特权中达到了顶点。”②福柯拒绝的正是这种具有特权性质的统治权的法律—政治理论的利维坦模式。福柯宣告要“砍去国王的脑袋”，重新诠释权力。需要注意的是，福柯并没有更多地批判统治权理论的局限性，而是直截了当地放弃了这种分析权力运作的模式。他认为：“与其把对权力的研究指向统治权的法律建筑方面和国家机器方面以及伴随它的意识形态方面，不如把对权力的分析引向统治方面(不是统治权)、实际的操作者方面、奴役的形态方面、这种奴役的局部系统的兼并和使用方面以及最终知识的装置方面。”①因此，福柯转向了历史性地分析权力关系的模式。这种操作有如下特点。首先，不再强调统治权威，不再注重直接残酷的压制与镇压等否定性关系，而是试图发现权力可能隐含的生产性要素以及肯定性的东西。其次，摆脱以法律为模型的权力分析，意味着要把权力从法律与法则的框架中分离出来，不再局限于宏观政治性的国家制度与机构，而是转向对技术、规范和管理的描述。最后，权力不是局限在政治、经济或生产领域的。权力没有中心，遍及社会各个领域。权力无处不在，是诸多力量关系的体现。这并不是说权力没有压制性或否定性的因素，只是分析路径的侧重点不一样。在面对权力策略时，我们必须承认权力辩证的存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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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法]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5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②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I: An Introduction,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Robert Hurle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8, p. 136.

福柯认为：“西方世界从古典时代起经历了一次权力机制的深刻变化。扣除’不再是权力的主要形式，而仅仅是激励、强化、控制、监督、优化和组织各种力量的众多因素之一。这种权力旨在生产各种力量，促使它们成长，理顺它们的秩序而不是阻碍它们，让它们顺从或者摧毁它们。”②这种管控生命的权力由两极构成，即针对个体身体的解剖政治学与针对人口的生命政治，前者对应的权力形式是规训权力，后者对应的权力形式是生命权力。简而言之，即“肉体一有机体一规训一制度系列与人口一生物学过程一监管机制一国家系列”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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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2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②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I: An Introduction,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Robert Hurle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8, p. 136.

③ Michel Foucault,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5-1976, translated by David Macey, New York: Picador, 2003, p. 250.

规训权力与生命权力的主要区别如下。

第一，从权力作用对象来看，规训权力针对的是个体的肉体。肉体卷入政治领域之中，被考虑的是肉体的效用性、生产性、可利用性及其具备的力量。“其目标不是增加人体的技能，也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①也就是说，要尽可能地挖掘个体的身体素质，以便更好地使其发挥作用，而不是直接或间接地加以打压、排斥或消灭。生命权力主要考量的是作为类别、物种的人口的生命。生命进入历史，进入权力与知识技术，进入政治战略以及精打细算的领域之中②，主要目标是承担起繁荣发展的责任，不断地投资生命、扶植生命、维护生命、强化生命。

第二，从权力运作方式来看，规训权力技术学“包括一系列手段、技术、程序、应用层次、目标”③，具体体现为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制度三种模式相互配合。相应的规则、标准、规范、制度、纪律塑造与规训着个体的肉体、意识、灵魂，从而使其适应规训社会的价值要求。(在这个方面，德勒兹认为，规训社会在时代的发展中遇到了危机，因为社会类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从规训社会转向了控制社会。这种思考方式也被奈格里与哈特在帝国理论中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与延伸。)生命权力完全不在细节的层面上考虑个人，而是通过总体机制“获得总体平衡化和有规律的状态；简单说就是对生命，对作为类别的人的生理过程承担责任，并在他们身上保证一种调节，而不是纪律”①。它对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进行量化，只考虑人口生物学层面的总体平衡，只把握整体概率的发展方向，如出生率、死亡率、发病率、人口的繁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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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修订译本)》，刘北成、杨远婴译，15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②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I: An Introduction,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Robert Hurle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8, pp. 141-142.

③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修订译本)》，刘北成、杨远婴译，24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第三，从权力运作的领域来看，监控、操练、训练等具体的规训权力的方式需要依托物质性的封闭环境，如家庭、医院、学校、工厂、军队。这体现在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之中。例如，当某个城市发生瘟疫或者威胁全城安全的传染类疾病时，就需要对城市空间与区域进行隔离，形成封闭的、精致的、被割裂的空间。此时，任何人都有自己稳定的位置，任何细小的行为活动都会受到监视与记录。英国功利主义思想家边沁的圆形监狱就是其典型的建筑形象。生命权力运用人口统计学等方法论学科以及卫生防疫学、生命社会学、生命科学的知识，主要在国家层面上进行总体性调节与管控，以维护生理常数的稳定，消除威胁整体安全的因素。其中也包括国家层面以下的次国家制度，如社会保障制度与机构等。除此之外，它还要对自然环境与城市环境负责。

虽然这两种权力形式充满差异，但是，它们并不是一种正反题关系，而是既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结，在不同的层面上内在于权力机制之中。两者之间的连接点、中介点就是性机制。“一方面，性作为完全肉体的行为，揭示了经常性监视形式的个人化惩戒控制……另一方面，通过生殖效果，性进入生物学过程并产生后果，这个生物学过程不再与个人的肉体有关，而与构成人口的这个复杂的要素和整体有关。性，正好处于肉体和人口的十字路口。”①性协调着规训权力与生命权力，不仅对身体进行各种力量的调节与规范，还体现了对人口的大规模统计评估。“性既是进入身体生命的手段，也是进入作为物种的生命的方式。”②规训权力与生命权力时代的到来并不意味着曾经占主导地位的主权权力已经在历史的舞台上消失了，后者只是逐渐隐匿在政治历史背景之中，效应被规训权力与生命权力取代。这并不代表主权权力永久性地消失了，它只是潜伏了起来。同样，随着生命权力的发展，规训权力遭遇了与主权权力相似的命运。这是一个生命权力急速发展的时代，也是生命权力在资本主义社会占据霸权地位的时代，也是生命政治熠熠生辉的时代。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当这些权力形式在社会中变得普遍之时，就会给社会的正常运转带来风险与灾难，纳粹德国的国家种族主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也是现代社会生命政治的本质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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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18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1. 一种独特的治理机制

在生命政治的时代，社会机体经历着从保护君主到保护社会的历史性转变，由此衍生出国家种族主义的政治体制。然而，这只是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生命政治学理论的一个基本维度，另一个基本维度则体现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尤其是在英国的《贝弗里奇报告》之后，西欧社会掀起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风潮，涌现了一批体现西欧社会时代精神的福利国家。这一浪潮致使自由主义思想不断蔓延，而这正是生命政治思想的又一本质特征。此时，福柯不再从权力形式的转变历程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是从国家政权管理机制方面来剖析权力技术的变更，即国家主权的组织经历了从统治形态到治理模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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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法]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19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②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I: An Introduction,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Robert Hurle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8, p. 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