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研究

国家统治权意味着臣民必须绝对无条件地服从君主的统治，这是遵循传统的法律一制度模式。治理机制则是通过考察人的生物性事实如何成为权力策略与技术的对象，走向资本主义体制的治理模式。福柯提出：“治理’一词应当在16世纪它曾有过的非常宽泛的意义上去理解。治理’并不只是政治结构或国家的管理，它也表明个体或集体的行为可能被引导的方式孩子的治理、灵魂的治理、共同体的治理、家庭的治理和病人的治理。它覆盖的不仅是政治或经济屈从的合法构成形式，它还包括行为模式，这行为模式或多或少地被构思和考量，目的就是仿照他人的可能行为。在这个意义上，治理是去对他人的行为可能性领域进行组织。”①因此，福柯开始追溯治理术的历史谱系学。他将这种引导人的行为的治理模式追溯到了基督教以前以及基督教时期东方的牧领权力。

根据福柯的描述，牧领权力早期有如下特点。第一，牧领权力并非运作于领土之上，而是施加在复杂的羊群身上。这反映在政治权力领域之中，国王、君主、主权者、首领、上帝等类型的政治或宗教形象扮演着牧羊人的角色。这与君主权力关注的城邦领土相异，其对象不是土地而是羊群，即城邦中的个体或人口。权力技术的展现从领土转向了人，这是生命权力的最初显现。第二，羊群的聚集需要牧羊人的指导，牧羊人在放牧过程中承担着聚合羊群的任务。此外，这种牧领权力是一种仁慈的、看护型和照看型的权力，不是用威胁、恐吓、暴力的方式让羊群屈服于牧羊人。关怀羊群是牧羊人存在的价值，也是牧羊人的义务与责任。在这个过程中，他既要关照整个羊群，又不能忽略任何作为个体而存在的羊。第三，牧羊人需要寻求更好的土地、更充足的食物，让羊群得到更好的发展。他的目标是羊群得到拯救，而不是简单地活在这片土地上。羊群需要活得更好。到了基督教时期，牧领制度变得更加复杂，有了更加详细的规定。例如，牧羊人要记录每只羊的各种行为；羊群必须服从牧羊人的意志；牧羊人必须形成对每只羊的独特认知；每只羊都要以克己的方式存活于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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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汪民安编：《自我技术：福柯文选Ⅲ》，12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前基督教与基督教时期，从表面上看，是牧羊人为了整个羊群的发展而不辞辛苦，忙忙碌碌，将羊群放在第一位。但是，正是这种献身与关照让羊群缺失了自我。尤其是基督教的牧领权力对羊群的细节性约束与强制性规定，可能使羊群处于危险境地。福柯提醒，如果“将这两种游戏——城邦—公民游戏和牧人—羊群游戏——结合到我们所谓的现代国家中，结果它就真正变成了恶魔般的社会”①。

随着现代化阶段的到来，这种指向灵魂救赎、服从、真理，充满目的因和人类中心论的牧领权力逐渐被另一主题国家理性取代，而让国家理性在政治权力之中运作的机器是对外的外交一军事部署与对内的治安。这两套权力装置在力量场域之中操纵、分配、重建诸多力量关系，从而保护与维持国家的发展。对外的外交体现的是军事外交力量的目标筹划与特殊运用，旨在宏观层面上维持各国的平衡与均势，缓和冲突与矛盾，以便营造良好的战略环境与国际局势，避免霸权式国家在欧洲出现。对内的治安主要针对的是国内的发展状况，旨在维持国内的政治经济秩序，最大限度地增强国家的力量，确保国家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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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汪民安编：《什么是批判：福柯文选Ⅱ》，33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根据福柯的描述，治安主要包括如下内容。第一，掌握人口数量，尽可能让人口数量达到最大值，因为人口数量是国家力量保障的重要参考元素。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放任人口增长，单纯追求人口数字的增加，而是必须分析与计算人口增长与财富、国土面积、资源之间的关系。第二，提供人口生存的生活必需品，比如保障粮食的量与质以及其他生存所需的消费品。第三，关注人口的健康问题。不能只让人口生存下来，还要保证人口免遭疾病的威胁，维持良好的健康状态。除了直接干预人口的身体之外，还要帮助人口消除那些现有的或潜在的影响身体健康的要素。第四，有了诸多健康人口之后，就要监督人口工作，保障人口找到适合自身的工作，从而发挥自身的最大潜力。这也是对国家力量的最好保证。第五，促进人口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流通，建立保障流通的规章制度。

治安是从人口数量与质量的角度考察和保障国家力量，体现国家权威的一整套干预手段。这种治理模式几乎无限关照个体的细微之处。与牧领权力相比，治安的目标更加明确，直接把国家强弱锁定在人口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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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倾向于塑造与改造人口素质。

国家理性的治理模式虽然把人口与政治经济学联系在一起，但并没有看到它们之间的本质联系。因此，国家的治理模式渐渐地超越了国家理性，试图通过政治经济学而不是法律实现自我限制，从而进入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治理阶段。福柯说道：“一旦我们知道了称之为自由主义的治理体制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就可以掌握什么是生命政治了。”①在福柯看来，自由主义既是一种将自由作为政治价值追求的意识形态，也是一种让市场发挥调节作用的经济理论，更是一种对人类行为与实践进行治理的模式。自由主义治理模式不是探寻如何更多地治理，而是想要回答如何不过度治理，如何做到有效治理，不再试图将国家的权力最大化。市场、效用与国家间的平衡问题构成了自由主义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福柯认为，这种自由主义存在潜在的风险：个人会永久性地处于危险境况之中，即“危险地活着”；控制、约束等强制性手段无限扩展；更多的自由建立在更多的控制与干预的基础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德国式和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这种新自由主义制造了更加可怕的危机。它不是对国家干预的范围进行甄别，而是需要“弄明白如何以市场经济原则为模式来调控政治权力的总体运作。因此问题不是释放出空位子，而是根据一种治理的总体技艺带来、召唤、规划市场经济的各种形式原则”②。新自由主义不是对市场经济采取放任自由的态度，而是提高警惕地进行永久性干预，以及追问如何干预，并以市场经济规律为参考点来评定和考量政府行为，市场则会不断延伸到更加宽泛的政治、社会、生活等领域。这种治理模式必须以市场经济原则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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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法]米歇尔·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赵伟译，1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②同上书，116页。

很显然，福柯想要在生命政治话语之中批判自由主义对人的治理。这种治理术对权力的行使不是在统治权的法律机制中，也不是在规训机制中展开的，而是体现在安全机制的建构中。法律机制以禁止与允许的二元划分为基础，制定法律条文，明确惩罚范围与类型，具有明显的强制性与约束性。规训机制更多是制定制约人的行为规范、准则、标准与模式。这有一种前置性效应，是对可能行为的预先假设。它对个体实行监督与看管，将一切都置于监控之下。安全机制在领域和方法上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首先，安全机制倾向于向四处扩展，没有中心性，乃至蔓延到社会各个领域与角落。它在乎的并不是每个单独个体的表现与状况，而是在整体层面上进行把控与调整，展现多元性与丰富性。其次，安全机制主要针对整体现象，将社会事件与现象置于概率问题之中，通过各种方法论学科计算出最适合的平均值或平均率。因此，只要事态在掌控范围之中，人们就不会刻意关注细节。以对饥荒与犯罪现象的处理为例，少数个体的饥荒只要不影响全局的发展，或局部地区的犯罪状况没有对整体安全造成威胁，即可任其自由发展。最后，安全机制并不是对任何事情都放任不管。如果某种现象偏离了应有的轨道，安全机制会采取相应的政治策略，有时会提供必要的条件予以支持，从而及时整顿和修正，防止危险的发生。

法律机制、规训机制与安全机制，正如主权权力、规训权力与生命权力一样，彼此之间并不是势不两立、相互竞争的，也不是时间上的依次更迭。三者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独立，既相互辩证又相互影响。“我们绝对不应该把这个问题理解为：规训社会代替了主权社会，治理社会随之又代替规训社会。绝非如此。实际上有一个统治权一规训一治理的三角，其首要目标是人口，其核心机制是安全配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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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在自由主义框架中论述了生命政治思想之后，并没有展开详尽的阐释，这与他之前的课程计划背道而驰。此后，福柯没再提及生命政治的话题。为何如此？学术界有很多猜想。阿甘本认为：“死亡使福柯没办法再进一步发展生命政治的概念以及开展关于它的研究。”②后期，福柯完全摆脱了对权力政治技术的讨论而转向对自我的治理，即自我的技术。为何要从权力技术转向自我技术？福柯解释道：“我大概已经给予支配性的技术与权力的技术过多的强调了。现在我对如下几个问题的兴趣日益增长：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对个体进行支配的技术问题，以及个体如何对自我施加影响的历史，也就是所谓的自我技术问题。”③福柯认为，人类社会从宏观领域到微观领域，从政治领域到日常生活领域，都处在权力的监控与笼罩之下。如果要抵制、反抗这种权力技术与形式的压榨，我们就必须塑造出反抗权力的主体，而这种主体不是法律、政治上的主体，而是要诉诸个体自身的主体性，关注自我的合理性。这是对逃离权力控制的革命伦理主体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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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法]米歇尔·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陈晓径译，9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②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The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translated by Daniel Heller-Roazen, edited by Werner Hamacher & David E. Wellber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4.

③汪民安编：《自我技术：福柯文选Ⅲ》，5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福柯也含糊地表述过，抵抗存在于权力网络之中。我们无法说出准确的地点，也无法进行明确的表达，因为这些抵抗点分散在权力关系之中。福柯的论证逻辑就是权力技术存在两极：既然存在镇压、控制的一面，就必然存在其对立面，即反抗、抵制权力支配技术的一面。两者统一于权力技术。因此，“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抗”①。这种抵抗力量会得到生命和身体的帮助，尤其是在生命权力的统治下。既然它瞄准的对象是个体与人口的生命，那么抵抗的可能性就必然存在于其中，因为“大家的目标是重新恢复作为人的基本需要和具体本质以及实现其潜能和全部可能性的生命”②。归根结底，对权力技术与关系的抵抗，需要回到对自我的治理。

纵观福柯对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建构，其实会有一种凌乱、重复的感觉。他似乎在反复论证一个核心的主题，且从不同角度进行论证，以至于我们分不清楚什么才是福柯真正想要表达的。当然，部分原因是福柯出版的著作大多不是专著而是讲座记录，难免会有重复。从整体上看，福柯主要通过两种路径建构生命政治学理论。其一，权力形式的变化。从主权权力到规训权力再到生命权力的转变，意味着社会形态经历了统治权社会、规训社会、安全社会。其二，国家管理形式的改变，即从权力集中于统治的治理模式到权力撒播一切领域的治理模式。这两种路径虽然都建立在历史性的谱系学分析方法之上，但是，彼此并不是独立存在的。通过生命政治学理论的两种构建方式，福柯想要表达如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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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6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②同上书，94页。

首先，不是利用政治、经济方式批判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与秩序，而是透过权力关系来解构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本质，有意选择不同于他人的批判道路。虽然具有启发性并指明了批判的“方向”，但是这种批判从实践层面来看依旧只是一种认知方式，无法提供具体的革命指导纲领。其次，重新引入对生命的高度重视，甚至以生命为基点，将生命范畴与政治、经济、社会、医学等领域相结合，来审视当前资本主义环境中的人的生存状态与生活方式。这又回到了人类存在的本体论话题。对这种根本性主题的探讨，在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过程中有着强劲的生命力。解释世界需要不同的声音，哪怕只是一种悲剧性的回响。最后，福柯对生命政治与生命权力的区分是混乱的、不清晰的，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生命权力是政体展现政治权威的一种权力形式；生命政治则是一种权力技术，一种知识系统，一门艺术。两者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差异，但是思考的对象都是立足于个体或人口的生命问题。正是这种模糊而又有力的批判理论帮助其他理论家找到了突破口，从而使生命政治学理论不断得到丰富与延伸。

二、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福柯在权力谱系结构中重提生命政治概念，宛如开启了西方激进政治哲学的一扇窗户。透过这扇窗，我们能看到众多引领生命政治时代的革命思潮与哲学理论，而最璀璨耀眼的是一批意大利思想家。当前意大利有关生命政治话语讨论的氛围，已经明确展现出在逻辑和理论上相互独立的审视福柯生命政治学理论的线索，如奈格里与埃斯波西托。奈格里立足于资本主义的时代发展，同时借鉴马克思、福柯、德勒兹等思想大师的经典理论，在赋予生命政治以“事件”特征的基础上分析生命政治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建构起挑战资本主义主权政治的潜在的革命主体。这既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又勾勒出了生命政治生产的内在性和创造性力量，描绘出另一种世界图景。埃斯波西托认为，很多理论家只是一定程度地展现了对福柯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单向延伸，不足以全面把握生命与政治的关系，严重阻碍了生命政治学理论在现代语境中的发展。因此，埃斯波西托力图以免疫逻辑为核心，重构生命政治趋向死亡政治学与肯定性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双重转向。这是一种对福柯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免疫解读模式，更重要的是，这为看待现代世界纷繁复杂的政治社会现象，以及生命、政治、权力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考与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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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语境中的生命政治路径

奈格里在依托福柯生命政治概念、马克思资本与劳动的辩证关系理论的前提下，展开了对当今资本主义统治秩序、主权结构、劳动范式、阶级构成等要素的全新思考，而贯穿其中的便是生命政治学理论的逻辑话语。在这种具有颠覆性与革命性的生命政治学理论思想脉络中，奈格里建构了对抗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与制度的生命政治语境。在奈格里看来，生命政治不再只是后现代政治发展过程中的辩证产物。生命政治既表达了权力对整个社会生产与生活领域的全面入侵，又蕴含生命本身对权力与资本的彻底反抗。生命政治生产霸权地位的确立预示了革命主体的出场，而这种另类主体模式将会带来全新的世界。必须注意的是，奈格里与哈特拒绝阿甘本的整个生命政治规划，认为阿甘本“只是在其极限处才能看到反抗，如权力的极权主义形式边缘，或是不可能性的边缘……使得生命政治变得毫无力量，并缺乏主体性……完全排除了自主与创造性行动的一切可能”。“阿甘本将生命政治置于神学一政治的讨论中，认为让生命权力产生裂痕的唯一可能就在于失效’行为。这种空洞的拒绝让人想起海德格尔的泰然任之，完全不可能构建出另类权力。”①因此，奈格里与哈特从全新的角度出发，建立了与福柯、阿甘本、埃斯波西托等人相异的生命政治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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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命政治的“事件场域”

福柯认为，生命政治概念是历史与政治发展过程的阶段性产物。这是一种源于18世纪的政治技术与策略，主要目标是保持人口总体情况的平衡，主要特征是权力对生命的直接干预，并与规训人之肉体的解剖政治学相对立，而它们又同属于管控生命权力的两极。也就是说，“权力是在生命、人类、种族和大规模的人口现象的水平上自我定位和运作的”②。与福柯对生命权力与生命政治的暖昧表达不同，奈格里从权力的本体论角度出发，揭示了权力的双重特性，即压迫性权力与生产性权力，认为生命权力与生命政治都是有关生命的权力(前者显示的是权力对生命的掌控与操纵，即权力的消极层面；后者展现的是生命的内在性力量对这种消极压制性权力的强烈反抗，即权力的积极层面)。在奈格里看来，反抗就是主体生产的场所。不同于阿甘本对主体生命的全面剥夺，这种富有创造性、主动性和生产性的生命政治蕴含着强大的解放力量，但与此同时，它也“破坏了历史连续性，破坏了现存秩序”①。由此，奈格里认为，生命政治与生命权力的鲜明区别在于是否具有“事件”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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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 [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46—4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②法]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8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