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研究

“事件”概念是西方学术界热烈探讨的话题，如福柯的“话语事件”、德勒兹的“生成一事件”等。齐泽克也曾对事件有过明确界定：“这是一个最为纯粹也最为细微的事件：某种震撼人心的东西，有些出格，一切发生在刹那间，打破了平常的事物秩序。某种似乎不太寻常的事情发生了，没有明确的原因，没有什么实在的东西可以作为其出现的基础。”②在齐泽克看来，“事件是超越了原因的后果”③，任何一种方式都难以达到对事件本身出现的解释。这种事件蕴含模糊性与暖昧性的观点正好与阿兰·巴迪欧的观点相反。巴迪欧认为，运用数学原理与集合论，可以清晰地揭示事件的本质特征。他以法国大革命为例，对事件进行了形象说明。在历史上，法国大革命被认为始于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止于热月政变，即1789年7月至1794年7月发生在法国情势中的一系列历史事实的集合，“一切东西形成了一个一”①，亦即作为事件的“法国大革命”。众所周知，1789年到1794年，法国经历了诸多历史事实，如三级会议、《人权宣言》、吉伦特派、雅各宾派、热月党人等，“历史学家最终在法国大革命’的事件中包含了那个时代作为痕迹和事实的一切”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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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4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② Slavoj Žižek, Event: A Philosophical Journey Through a Concept, Melville House, 2014, p. 2.

③ Ibid. , p. 5.

在作为事件的法国大革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下几点。首先，“除非与一个历史情势相关，否则就没有事件，即便历史情势并不必然产生事件”③。也就是说，事件的发生需要有一个历史情势，即产生于既定的场景之中，又外在于此场景。其次，裂缝问题至关重要。法国大革命推翻了统治法国一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动摇了欧洲大陆封建秩序的历史连续性，这就是被展现出来的连贯性与将会展现出的不连贯性之间的缝隙溢出。事件的发生脱离原有的历史进程，表现为不连续的存在物。最后，“唯有通过一种解释性介入才能宣称，事件是在情势中被展现出来的，作为一种非存在之存在在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降临。”④具有生产性力量的主体必须在忠诚于事件本身的前提下，对法国大革命进行回溯性解释。不是展现出单一历史事实或对诸多历史事实进行简单的罗列与堆积，而是介入对无限之多的命名。只有对其整体历史集合的命名才能体现出革命的意义，而其中主体的参与必不可少。简而言之，“我所意味的事件’，是与身体的日常行为和特定情境的正常方式的决裂。你也可以说，我所命名的事件是情势规律的断裂。因此，就重要性而言，事件并不是内在于情势的可能性的实现或变化。一个事件是一种新的可能性的创造。事件不仅改变了现实，而且改变了可能性。事件不是处在简单的可能性层面上，而是处在可能的可能性层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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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lain Badiou, Being and Event , translated by Oliver Feltham, Continuum, 2005, p. 180.

② Ibid. , p. 180.

③ Ibid. , p. 179.

④ Ibid. , p. 181.

不可否认，奈格里在构建生命政治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借鉴并补充了巴迪欧对事件特征的描绘。他也发表过对事件问题的看法，提及了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在智利发动的军事政变。在这一事件发生之前，一批年轻的智利大学生受到福特基金会的赞助，在芝加哥大学接受训练与教导。美国试图让这群芝加哥小子学成后占据智利学术界的主导地位，改变拉美经济政策的方向，从而远离社会主义经济战略。但是，“芝加哥小子”并没有掌握制定经济政策的决定权，而是一直处于被排斥与边缘化的地位，直到1973年皮诺切特独裁政权登上政治舞台。皮诺切特启用了“芝加哥小子”的经济思想与政治路线，极大地促进了智利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芝加哥小子”虽然未曾预料到突如其来的军事政变，也没有为皮诺切特的政治与经济改革进行事前准备，但是在政变发生之后却能够快速为新政府提供适宜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支撑，推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顺利实施。

通过对巴迪欧以及奈格里所论“事件”的分析，我们发现，奈格里的生命政治反映在事件语境中有如下内容。第一，生命政治的事件必须发生在从现代到后现代性的政治转型中，而且当今资本主义的情势是生命政治事件的出场场所，它会颠覆一系列现存秩序，在主权范式、劳动组织、阶级力量等方面建立新的体系，从而摆脱旧的知识与认知模式。第二，生命政治的事件彰显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断裂。这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个豁口，一道裂缝，是对旧的主权范式与统治结构的否定与摧毁。第三，正是断裂之处存在着颠覆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规范与政治制度的可能性。这是一种由内而生的抵抗力量，代表着另类世界的诞生。也就是说，“生命政治的事件可以将生命的生产转变为反抗、创生以及自由的行动”①，使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而这需要有主体来承担使命。第四，生命政治事件是一种随时将来临的实存。虽然“我们不知道事件何时才会到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在事件到来之前等待。相反，我们的政治任务是悖谬的：我们必须为事件做好准备，即便对其到来之日一无所知”②。总而言之，生命政治事件承载着突破现存历史事实的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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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命政治生产的资本逻辑

在奈格里的著作中，有几个术语频繁出现，即非物质劳动、生命政治劳动、生命政治生产。它们建构起奈格里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基石。这些术语具有明显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奈格里曾在访谈中明确表达自己的思想立场：“我的思想还在马克思传统里，没有背叛马克思，也没有补充他的理论。我只是继续分析马克思所分析的经济情况。”③“他所分析的世界不允许他这样做。”①无论是对劳动的高度重视，还是对政治主体的深刻解析，奈格里都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马克思的思想核心及诸多分析方式。与此同时，超越马克思是奈格里的终极追求。从理论架构的实践维度来看，奈格里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事业作为理论的切入点，通过着重探讨资本与劳动的变化关系来拓展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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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4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②《“我的思想还在马克思的传统里”——访意大利思想家安东尼奥·奈格里》，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3-02(A05)。

③《“我的思想还在马克思的传统里”——访意大利思想家安东尼奥·奈格里》，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3-02(A05)。

我们需要彻底了解奈格里是如何界定非物质劳动、生命政治劳动、生命政治生产的。

非物质劳动，从形式种属关系来看，主要包括服务劳动、智力劳动、情感劳动、关系劳动、语言劳动、护理劳动、认知劳动等；从生产的终端产品角度来看，它涉及服装、食物等各种物质产品、服务、知识、交流、符码、思想、心理情感、生命状态等。“这种劳动不仅生产物质产品，而且也生产各种关系，最终，生产社会生活。”②不可否认奈格里在前期界定非物质劳动的范围时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这也是他常被诟病之处。原因有二。其一，非物质劳动与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暖昧不清。其二，非物质劳动与奈格里之后广泛使用的生命政治劳动两者之间的区别让人难以捉摸。或许奈格里自己也没法给出清楚的解释，或许他是为了使非物质劳动概念更加饱满和丰富才开始大量使用生命政治劳动、生命政治生产这类表述的。他坚定地宣称：“我们的主张是，生命政治生产在当下的经济中正在取代工业在过去一百年的霸权性地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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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Adventures of the Multitude: Response of the Authors", Rethinking Marxism,2001, 13(3-4): 237.

②[意]安东尼奥·内格里：《超越帝国》，李琨、陆汉臻译，13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生命政治劳动不仅生产物质性或非物质性产品，即客体，更重要的是，它生产生命关系和社会交流，从而生产主体本身。“生命政治生产的最终核心不是为主体生产客体人们一般就是这样理解商品生产的，而是主体性自身的生产。这是我们的伦理和政治筹划的出发点。”②也就是说，生命政治劳动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表现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姿态。虽然这种劳动组织形式在广度上还没有完全超越农业劳动与工业劳动，但星星之火却有燎原之势，生命政治劳动必将取得霸权性地位。而且，正如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生产自身的掘墓人，生命政治劳动也生产着反抗资本笼罩的主体。然而，生命政治劳动的这种乐观前景并不意味着资本正日益减少对劳动的统治，相反，在生命政治时代，资本统治的广度和深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资本不仅控制着经济生产领域的生产与再生产，而且实现了对社会生活、人际关系、生命状态、思想意识等领域的全面渗透，资本主义的操持与控制已经超越原有的经济领域蔓延至整个社会领域。“剥削不止在生产的物质和技术层面上发生，而且在社会的生产主体的智力和生活维度上发生。”③

具体来说，资本的全面剥削主要体现在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与实质吸纳的关系上。奈格里认为，在生命政治生产视域下，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与实质吸纳异于马克思的吸纳理论，而且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形式吸纳与实质吸纳出现了可逆转的双重转向。马克思依据剩余价值生产的两种方式(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对资本与劳动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有效的区分，即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与实质吸纳。从生产关系角度来看，前者发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的初期，表现为工人在形式上拥有自由，然而由于没有足够的物质生活和生产资料，工人必须依靠出卖自身的劳动力来维持基本的生活需求。此时，工人与资本家并没有固定的政治或社会从属关系，只存在脱胎于封建社会的纯粹的雇佣关系。在劳动的生产过程中，工人既受到资本家的看管与监督，也承受着资本的剥削与统治。但是，工人有能力选择受雇于哪个资本家，而且由于生产水平的限制，劳动者的生产技能与素质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劳动效率与生产要素的决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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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22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②同上书，4页。

③意]安东尼奥·内格里：《超越帝国》，李琨、陆汉臻译，1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这种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主要发生在简单协作时期的手工工场阶段。此时，劳动工具、生产过程的操作方式以及生产组织形式并没有发生改变，只是通过延长工作日来实现对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水平的日益提高以及生产过程中机器和科学技术的大规模应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开始了向实质吸纳阶段的转变。这样的变化发生于资本主义生产相对成熟的时期，主要表现有二。其一，生产工具的革新，即机器实现了对手工工具的完全取代。其二，劳动组织形式的变革，即机器改变了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也改变了劳动者之间的协作方式。工人完全隶属于机器，完成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这种吸纳方式不再追求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而是通过不断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来实现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在奈格里看来，马克思对形式吸纳与实质吸纳的区分以及形式吸纳向实质吸纳的转变已经无法适应当代世界的全新秩序。“资本对社会(也就是社会劳动)的真正渗透，使对社会的每一个层面的剥削的矛盾变得普遍化。”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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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描述的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向实质吸纳的过渡，奈格里则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形式吸纳与实质吸纳之间不再仅仅单向地由形式吸纳转变成实质吸纳，而是表现为两者之间存在一种暖昧关系，即形式吸纳与实质吸纳的双重转向。第一，形式吸纳向实质吸纳的转变。首先，这种转变体现为资本对非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非资本主义环境的快速侵占。从资本吸纳的空间维度来看，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资本追逐利润和无限扩展的本性得以强化试图建立更大范围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一方面，超民族国家机构、跨国公司与企业等以全球市场为导向，从事着全球性生产经营与交流活动。另一方面，资本剥削劳动的范围异常广泛，不再只限于经济生产领域，而是涉及社会、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其次，这种转变体现为生命状态与形式的殖民化。由于劳动组织形式变成了生命政治劳动，资本对劳动者的渗透也就蔓延到社会生活、思想情感、智力语言等各个方面。“一方面，资本主义剥削关系正扩展到一切地方，不再局限于工厂，而倾向于占领社会生活的整个领域。另一方面，社会关系完全渗透于生产关系中，不可能再将社会生产和经济生产区分开……剥削也无法再被具体化和量化。”①此时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在广度和深度上已远远超越马克思的吸纳理论。第二，实质吸纳向形式吸纳的转变。“它不是要创造出资本的新外部’，而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起到维持分化和等级制的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回到过去。”②奈格里认为，新自由主义名义下的众多民族国家对非洲新一轮的争夺即实质吸纳向形式吸纳转变的鲜明体现。对全球环境资源、文化形态、智力创新、历史资源的殖民掠夺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变得更加猖獗与放肆。“很明显，形式吸纳的旧有要素再度出现了。”③虽然，“实质吸纳和形式吸纳并存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④，但是，生命政治生产可以创造出对抗资本笼罩的社会协作形式与组织交往能力，从而逐渐摆脱资本的约束与掌控。这意味着资本与生命政治生产日渐分离，而这一豁口的形成为解放主体的出现提供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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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意]安东尼奥·内格里：《超越帝国》，李琨、陆汉臻译，24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1. 生命政治劳动的阶级构成

奈格里对形式吸纳与实质吸纳的分析，是为了在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之中寻找能够承担政治解放使命的革命主体。他并不像阿甘本那样消极地看待政治现实与个体生命的潜能，而是在理论与实践维度上积极塑造可以颠覆整个资本主义统治秩序、重构全新主权范式的力量。资本对劳动的深度剥削，对生命本身的渗透，在生命政治语境下会遭遇生命政治生产的强烈反抗，因为劳动者之间扁平化的网络式协作会逾越资本的界限，从资本的关系中退出，逐渐降低对资本的依赖。因此，“资本不会永远统治下去；并且在继续自己统治的时候，资本会创造出取代自己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的前提”①。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的依次更换以及劳动主体的变革，正是奈格里构建生命政治劳动之阶级构成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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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205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②[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17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③同上书，180页。

④ 同上书，179页。

资本主义生产的演化过程大致经历了前泰勒制、泰勒制、福特制、后福特制等阶段。这是一个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各个阶段的生产组织形式并不是突然消失或出现的，而是内存于前一种生产形式并渐渐脱颖而出，占据主导地位。同时，这也并不意味着前一种生产组织形式会被后一种生产形式完全取代，而是处于次要地位，并没有被彻底遗弃。随着机器的大规模应用，以简单分工协作和手工劳动为特征的手工工场逐渐失去了统治地位，工厂成为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典型组织形式。为了追逐利润的最大化。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与管理方法也要更加科学化。从技能要求与规定方面来看，泰勒制管理模式主要提供标准化、规范化的劳动方法，注重提高个人具体的工作效率，并对选定的工人进行技能培训。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资产阶级利益的最大化。工人遭受着隐秘而又残酷的剥削，沦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具。福特制生产管理最大的特点在于流水线化的生产作业。它把生产过程尽可能地简单化与程序化，从而实现规模化生产。后福特制对工人的技术熟练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更加注重团队合作而不是单个人的专门操作，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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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23223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