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博无产阶级：数字旋风中的全球劳动

尽管索马的产品仅仅一小部分流向了电厂，但是遍及全球的相似的煤矿支撑着——骇人听闻的生物圈-危害环境成本——所有数据数字技术所依赖的基本的能源资源：电力。其他矿产，如铌钽铁矿、金矿、铂、铜稀土等矿物质，其矿场的工作环境与之相当，甚至比索马的更危险，却提供着制造计算机赖以使用的原材料。

与此同时，计算机不仅被用于仅仅创造人造老板，甚至更强烈地用于成本削减的自动化操作工作。从西弗吉尼亚到南非的采矿业，正处在一波新的能够消灭整个人工劳动的机器人化的浪潮中的最前沿。重体力的和危险的地下作业，通过无人机、无人驾驶卡车、机器人技术而实现自动化，这也许看起来有极大的好处，然而，对于别无其他付酬工作可选的大众，自动化其实并非那么简单，因为它把这些大众置于加入正在日益冒险的失业人口之池中，不再被数字资本所需要。然而，这是一个议题，不仅是为了诸如矿工一样的体力工作者，也是为了诸如戴上坚固帽子支持索马大众的学生此类脑力工作者。这些学生也许，假想而言，有的自己会制造人工智能或者设计新的药剂学，然而，他们也会面对一种可能性，即他们训练的专业和技术的职业也许突然会被自动抛出存在。

近年来，世界上有一种复杂的革命阵列，他们反对剥削性工作，无业的痛苦和生态的灾难革命者有时紧密团结在一起，有时保持距离甚至相互仇恨已经把问题抛进了发达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和程序之中。然而在另一个似是而非的悖论中，那种反叛本身正在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字技术。土耳其抗议者的推特风暴仅仅是反对者使用网络社交工具的一个例子，即使那种运动也会把人们全部置于城市街头和广场，在与安全部队进行身体对抗和冲突中，彼此使用最流行的程序交谈。就带给他们的危机和他们所占有的武器而言，那种骚乱是处于资本主义的技术改变旋风之境遇之中的。

那么，赛博资本主义和它日益增长的用后被弃的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工人阶级中不同的部分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他们的关系有时不同，但是有时共享信息技术，例如矿工和学生，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两个极端。还有，互联网传播革命的意义是什么？越过土耳其，这个革命已经那么广泛地打乱了今天计算化的资本。这些都是冲击我们自己的“深度知识风险资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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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书革命？

我们的基本理论观点源于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如此称谓，是因为其重点在于工人挑战和突破他们对资本替代的力量之上(Cleaver1979;Dyer-Witheford1999;Eden2012)。在这个传统中，分析是从阶级斗争开始的，即“他们的内容，他们的方向，他们如何发展，他们如何循环”(Zerowork Collective 1975)。

索马和加济公园的革命，仅仅是指向已经开始席卷全球的21世纪前20年末尾的更宽广的抗议、骚乱、罢工和占领运动的一部分。2008年，华尔街的信贷危机，凭借当时一些最先进的计算机，从一个金融中心向另外一个金融中心高速传递，已经把世界经济带向了崩溃的边缘。国家迅速地封锁并采取紧急措施—救助银行、紧缩财政以此拯救全球资本。自下而上的反应，需要花很长时间了解危机如何影响系统内的具体区域才能形成。因为，如果“全球的暴跌”触及到了全世界，它就不会在任何地方都以相当的途径去那样做(McNally2011)。一些地区跌入经济衰退，一些地区经济停滞，然而，还有一些地区经济增长甚至比以前更快，却伴随着日益增长的社会两极分化现象。危机之后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反抗活动正是如此。在宗教集群区，并联或者串联，有些明显是相互联系，有些各自为政，如欧盟区的反紧缩的反抗；一个“阿拉伯之春”①，一个美国的秋天；此后，在一个新兴市场的冬天中，巴西、土耳其和乌克兰的反抗，却共同标志了一个广泛蔓延的社会对抗的强化。一个新的斗争之环已经开始。

在这次反抗活动中，没有哪个方面比数字网络的使用更引人注目。关于“脸书”“推特”“油管革命”的报道，都聚焦于抗议者对社交媒介和移动通信的使用上。安德鲁·苏利文(AndrewSullivan)的“革命将会推特化”(2009)，含沙射影地批判了吉尔·斯科特-赫隆(GilScott-Heron)“革命不再电视化”(1971)中的反媒介的激进主义。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关于一个贫困的街头小贩穆罕默德·布亚齐兹(Mohamed Bouazizi)自焚消息的网络传播，他的死亡催化了2011年突尼斯的大众抗议；“我们都是哈立德·赛义德(KhalidSaid)”博客扮演着相似的角色，此博客纪念一个在埃及抗议活动中，被安全部队在一个赛博咖啡馆外殴打致死的年轻小伙子。穆巴拉克政权失败和意欲关闭服务于战斗的网络之企图，爆发于开罗的塔希洛维奇广场。警察通过微型电话斗智协同了骚乱，其把信号释放于伦敦和英国的其他城市。反自杀网通过照片的数字传播，悬挂在富士康工厂的外面，在那里苹果手机缩减了产品线；在马德里的太阳门和雅典的宪法广场，大众集会得以在线直播；人们通过互联网号召“占领华尔街”①，微博起源于俚语“我们是99%”;黑客利用维基解密和匿名邮件；脸书从乌克兰记者穆斯塔法·纳易姆(MustafaNayyem)那儿发出消息—“来吧，认真点。告诉我，谁准备好了能在午夜前到广场上来?”此消息引爆了基辅革命；土耳其政府通过禁止推特企图平息街头抗议，最终失败所有这些都成为由新交流工具点燃的全球骚乱的精确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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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阿拉伯之春”是阿拉伯世界的一次革命浪潮。2010年发生在突尼斯的自焚事件是整个“阿拉伯之春”运动的导火索，埃及总统塞西表示，阿拉伯世界发生的“革命”导致100多万人死亡，并给基础设施造成近1万亿美元的损失，他表示“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发生的事件造成巨大损失”。—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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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29日的《经济学人》(TheEconomist)的封面，提供了对这个新闻工作者进行描写的一个图片实例，题为“抗议者的3月”。它展示了四次革命的形象：一个挥舞三色旗的女士，基于德拉克鲁瓦的著名的“自由之精神”(TheSpirit ofLiberty)，标注为“1848年的欧洲”；一个雅皮士，一手拿着燃烧弹，一手拿着鲜花，标注为“1968年的美国和欧洲”；一个瓦勒萨(Walesa)类型的东欧知识型工人装扮的好色之徒，拿着一支守夜蜡烛和一把扳手，题为“1989年的苏联帝国”；还有一个种族不定的年轻女士，左手拿着一杯外卖咖啡，右手拿着一部手机，脚下是标志性的福克斯匿名面具，身后是一个警察用车搬运水炮，人群举着牌子“开罗”“伊斯坦布尔”“里约”，她的标注是“2013年的世界各地”。

在关于2011年革命的几个更长的报道中，这个主题得到进一步扩展。保罗·马森(PaulMason)关于“全球革命”的研究(源于一个博客帖子)，建议抗议者慎重表达“网络”的形式表现;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2012)追踪着“网络的疯狂和希望”；保罗·葛宝杜(Paolo Gerbaudo 2012)主张的“街头的鸣叫”批判了抗议者的组织；一些更多的宗教研究，尤其是关于“阿拉伯之春”的，重复着这样的主题。(Faris2013;Howard andHussain2013;Herrera 2014)

第一章无产阶级

①占领华尔街是一连串主要发生在美国纽约市的集会活动，活动从2011年9月17日开始，上千名示威者集聚在美国纽约曼哈顿，试图占领华尔街。—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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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还有一些学者对这种以网络为核心看骚乱的视角持批评态度。他们声称这低估了更传统的、实实在在的组织方式的重要性(Aouragh andAlexander2011;Therborn2012);认为这漏掉了旧媒介形式的持久重要性(Kidd 2012a;Nunes2008);更重要的是，认为这掩盖了那种能驱使人们走上街头和广场的潜在的不满。乔迪·迪安(JodiDean)揭示了“脸书革命”的特征，将之比喻为“保守主义”，一种对激进政治的修复，通过聚焦高技术的小器具和网络聊天而走向“社交的资本主义”的修复(引自Arria2012)。菲利普·米罗斯基(PhilipMirowski2013)把新自由主义在承受异议中的成功部分归因于身边的记者关注社交媒体的平凡的影响。

关于数字平台的战术角色的争论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对那些想从2011年革命学习经验，想得知他们的对手正在学习什么的积极分子而言：以后我们会回到他们那儿去的。在主张社交媒体的权力许可和数字娱乐背后，仍然存在着另外一个议题——即计算机和网络在形成遍布于全世界的广场和街道进行交锋的力量方面的战略角色是什么？在北美，占领的口号——“我们是99%”——和幸运的“1%”的企业精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些精英控制着全世界最先进的数字体系，并且掌控着工作不稳定的工人和失业者的命运。对这些工人来说，网络外包和自动化意味着工作的丧失和职场谈判的丧失。在世界其他地方，挑战富豪阶层的运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和阵线相结合。在各种不同的结构和组合中，城市贫民和无家可归者、有工资的工业及服务业的从业者，面临失业以及对专业焦虑的学生，计算机和网络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普及，极大地改变了一代人的工作条件以及失业情况。因此，在“脸书革命”的争议之外，还存在一个更加广泛的问题，即控制论与阶级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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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智能手机的吸血鬼

“控制论”和“阶级”都是过时的术语了。“控制论”(Cybernetics)(Wiener1948)这个词于19世纪40年代被提出来，用来描述存在于早期计算机发展之中的有关控制和交流的话题。尽管这个术语始于像一个小屋一样大的巨型主机计算机那个时期，但这个名字已赋予了所有控制技术桌面、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以及此后的相关技术。但是，从那时起，就已经有很多其他名字来命名这些技术，及其社会效应与重要性：“后工业主义”“信息社会”“知识社会”(Bell1973)。当然，这些不仅包括对资本持友善态度的人和支持者，也包括通过批评的理论家而提及的“信息资本主义”(Mosco and Wasko 1988)，“数字资本主义”(Schiller 1999)，“认知资本主义”(Vercellone2006)，还有其他相同主题的变体词语。

因此，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要用“控制论”？部分原因是它太老了。对程序的理解包括：看用法说明、矢量以及运动的线路，这需要一开始就领悟到，在他们像一块砖通过一个窗口，或者像一个军人机器人拆毁一道门一样，到达并挤进一个人的头脑之中前，观点从哪里来？需要领悟到，主张使用一个旧词汇的观点是件好事。实际上，这个观点正是来源于接近起源和冲突论点的报道，而不是来源于层层经由那些战斗的胜利者而建立起来的神秘化和自我陶醉的含糊其辞，才有我们在这儿分析的一些最好的制造程序的报告得以出现。尤其是，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经由“控制论”术语传递的是命令、控制和信息—它是一个起源于希腊语“kybernetes”(统治者)的名字—显然是有关计算机和阶级的研究，提倡的是“控制论的资本主义”(Robins and Webster1988;Peters 等人2009;Tiqqun 2001)这样的概念。

“阶级”甚至是一个更为古老、以鲜血包裹着的术语。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描述的是社会成员的分工，依据的是他们在生产体系中的地位：例如资本家，各种不同的变动的中间阶层即“中产阶级”，还有无产阶级。但这不仅仅是指社会被分为经济上平等的各个阶层(一种普通的社会学上的对立主义)的观察，问题更是，一个优势阶层利用了其他所有阶层。既然阶级的概念区分了一个掠夺行为的过程，不足为奇的是，没有相关消息通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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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智能手机的吸血鬼

“控制论”和“阶级”都是过时的术语了。“控制论”(Cybernetics)(Wiener1948)这个词于19世纪40年代被提出来，用来描述存在于早期计算机发展之中的有关控制和交流的话题。尽管这个术语始于像一个小屋一样大的巨型主机计算机那个时期，但这个名字已赋予了所有控制技术桌面、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以及此后的相关技术。但是，从那时起，就已经有很多其他名字来命名这些技术，及其社会效应与重要性：“后工业主义”“信息社会”“知识社会”(Bell1973)。当然，这些不仅包括对资本持友善态度的人和支持者，也包括通过批评的理论家而提及的“信息资本主义”(Mosco and Wasko 1988)，“数字资本主义”(Schiller 1999)，“认知资本主义”(Vercellone2006)，还有其他相同主题的变体词语。

因此，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要用“控制论”？部分原因是它太老了。对程序的理解包括：看用法说明、矢量以及运动的线路，这需要一开始就领悟到，在他们像一块砖通过一个窗口，或者像一个军人机器人拆毁一道门一样，到达并挤进一个人的头脑之中前，观点从哪里来？需要领悟到，主张使用一个旧词汇的观点是件好事。实际上，这个观点正是来源于接近起源和冲突论点的报道，而不是来源于层层经由那些战斗的胜利者而建立起来的神秘化和自我陶醉的含糊其辞，才有我们在这儿分析的一些最好的制造程序的报告得以出现。尤其是，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经由“控制论”术语传递的是命令、控制和信息—它是一个起源于希腊语“kybernetes”(统治者)的名字—显然是有关计算机和阶级的研究，提倡的是“控制论的资本主义”(Robins and Webster1988;Peters 等人2009;Tiqqun 2001)这样的概念。

“阶级”甚至是一个更为古老、以鲜血包裹着的术语。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描述的是社会成员的分工，依据的是他们在生产体系中的地位：例如资本家，各种不同的变动的中间阶层即“中产阶级”，还有无产阶级。但这不仅仅是指社会被分为经济上平等的各个阶层(一种普通的社会学上的对立主义)的观察，问题更是，一个优势阶层利用了其他所有阶层。既然阶级的概念区分了一个掠夺行为的过程，不足为奇的是，没有相关消息通过社会的智力组织被更频繁地传播出去，就如阶级根本不存在一样。或者它曾经存在过，但是现在已经消失了。或就其存在而言，它完全是无害的。因此，有人认为工人和雇主的对立已经消失在无限的、可谈判的关于收入和地位的面议之中了，那是因为，工人阶级共同体已经不再拥有那种曾经在工业城市中而有的亲密的牢固的团结了，阶级不再重要。那些伦理的和性别的关系已经把阶级置于支撑社会生活的和谐了，那是因为生活标准已经提升，剥削已经被消费主义替代，并且，如果阶级从根本上被提及，它也将仅仅被用来确认，我们都是，我们当中所有最后一个都是“中产阶级”。用任何批判的意义来命名阶级，从最好的方面讲，都将被谴责为还原主义者，其对每天生活的富裕情境表现出非人道的感觉迟钝；从最坏的方面讲，其将被谴责为，如果不是煽动内战，就是对社会和谐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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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在那样一种精神中，让我们承认，我们坚持阶级分析作为一种工具，需要其去识别不人道的、抽象的、超自然的还原主义，这种还原主义通过一个建立在内战建构状态上的经济体系，已经被强加于人类和地球之上；这个内战，即使在今天，仍然是一个阶级战争，是最有效的增长工资的方式一经由资本，否认阶级，坚持认为世界仅仅可以被理解为一系列个人项目，在那场战争中是最有力量和最具破坏性的武器之一。是的，阶级在今天已经不再像马克思那个时代一样，用相同的方式呈现自己。但是，有一个差异，一个世界性的差异，存在于说那些事情已经停止存在，和说那些事情已经发生变化，变得更复杂，把它的范围扩大到全世界的基础之上。今天，一些计算机科学家推测说，整个宇宙就是一个人工制品，由简单二进制的开合选择的简单点格自动机创造而来(Wolfram2002)。我们认为，与此极为相似，社会的创造，同样是由阶级的二进制相生相克而来的。阶级在本体论层面上已经变得越来越少，却越来越真实，越来越延伸、分歧和差异化尽管在雇用者和被雇用者之间没有消除敌对，在其之上阶级被假设，它也生成了无数中间的形式，还保存了它的简单、粗陋的运算法则。在拥有超级游艇的金融家和非法移民之间，在社交媒介的亿万富翁和吃快餐的工人之间，当我们看到这种悬殊差距的时候，谁还会怀疑阶级的存在呢？

然而，我们理解阶级的能力，甚至感知阶级的能力已经被减弱了，不仅是因为全球经济和它的自由经济意识形态宣传再现方式的重构，而且是因为学术讨论中麻木的学界行话，包括马克思进行的讨论。所以，作为预防接种，让我们重新使用马克思最鲜活的隐喻之一：他说资本，“像吸血鬼，只能靠吸吮活的劳动才生存，而且生存期越长，它吸吮的劳动就越多”(1977：342)。让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吧：阶级之间就是一种吸血鬼的关系，它是能量、时间和意识的转移—又称剩余价值的榨取—从一个物种的一部分转向另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受益者日益与被强迫捐赠者结盟。接下来，我们将尝试描述这个过程，用一种学术的严密性和专有术语的严谨态度，但是又不会丧失阶级的血腥的、有毒的本性。无论如何，如果读者在任何一个观点上感觉他的眼睛有点无精打采，我们将推荐一个思想实验：对阶级而言读“吸血鬼食物链的地位”；对阶级斗争而言，请读“反对吸血鬼的战斗”；对阶级和控制论而言，请读“吸血鬼——也许也是吸血鬼的杀手——使用智能手机的吸血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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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微型集成电路芯片发明以后，信息革命的鼓吹者已经宣称它消除了阶级。个人计算机、笔记本电脑或者智能手机，已经把“生产的方式”放进了工人阶级的手中，允许那些在新技能和读写能力方面自我教育充足的人，离开体力劳动的阶层，转入白领知识工人的行列(Bell1973)，或者转入电子小屋成为数字工匠(Toffler1980)，进入一个持续增长的“创造的阶级”(Florida2002)，并且成为一个“极客发明家”，或者最好是，数字企业家中的亿万富翁，实现向上的流动。在1989年苏联解体之后广泛地归因于西方在信息技术领域的优势导向—以及对世界范围的市场社会的任何显而易见的替代方案消失之后，这种技术的必胜信念上升得越来越高。数字技术许诺一个无止境增长的“长期的经济繁荣”(Schwartz等人2000)，把其作为对现存秩序消失在一个“虚构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对抗剂(Gates1995：197)。有人声称，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愿景可能被实现，不是经过冲突，而就是在资本主义的疆界里面，通过社交媒体的自我组织(Shirky2008)和在线集体主义(Kelly2009)，控制论将消除阶级。

对这个令人振奋的结论，总是有一些异议。哈里·布雷弗曼(Braverman1974)的报告《工作的退化》认为，计算机的能量远未被释放，已经开始从工厂装配线到办公小隔间，全面扩展了劳动的“去技术化”。一些相似的研究声称计算机的使用强化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合理化、程序化和裁员的进程(Noble 1984;Shaiken1984;Webster and Robins 1986)。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通过探讨在数字工厂环境中阶级和性别的关系，加深并复杂化了这个分析；计算机的使用能够逐渐削弱男性熟练技工的专制特权，但也使得女性劳动者或许被替代而遭遇更高的雇用标准。(Cockburn1983;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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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新技术的强烈批判中，有很多人具有“强调工人利益的社会观”或者“工人主义者”的倾向，他们是之后被称为“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观察北部意大利汽车工厂装配线的学者，诸如拉涅罗·潘齐耶里(Raniero Panzieri1980)，已经于1963年描述了技术的发展如何成为资本家计划剥夺工人权利的一部分。在同一年，拉蒙诺·阿尔科蒂(RomanoAlquati)分析了在意大利“好利获得公司”工厂里打印机和计算机的制造商：计算机自动化是如何开始被用来控制新一代的信息工人的。他得出结论说，“资本家专制的普遍传播……凭借他的技术及其科学性”，认为他自身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并且建议“控制论将在全球范围内有机地重组普通工人的功能，工人将在个人微观决策中被彻底击垮：比特把松散的工人联接起来，走向经济计划的数字形象”(Alquati2013;Pasquinelli2014a)。

因此，令人惊讶的是，在2000年，一个领导潮流的工人主义理论者安东尼奥·奈格里，及其合作者迈克尔·哈特，提出一个引人瞩目的对数字时代社会冲突的重新解读。他们的《帝国》(Empire，2000)表明，一个完全全球化的资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工人阶级，还有“大量”沉浸在涉及网络化生产的沟通和情感维度的“非物质劳动”中，他们适应了万维网、开放源代码软件和盗版音乐带来的刺激，这回应了唐娜·哈拉维(Haraway1985)的早期著作，她通过坚持“机器人”的潜能，动摇了女权主义者的技术悲观主义。哈特和奈格里并没有强调资本的控制论统治，而是宣布了其数字颠覆和可取代性。

他们的工作看起来就像资本在经历其首次网络拒斥的爆发。年轻的变革者全球主义的抗议者，从西雅图到热那亚，不仅走上了充满催泪瓦斯的街头，还体验了独立媒体中心；萨帕塔主义(反权威主义)，就是在网络空间和电子公民时代的不服从。在这个语境下，《帝国》一书，还有它的两部后续书《大众》(Multitude，2004)、《联邦》(Commonwealth，2009)，合奏出一个共鸣之音。它的观点已经被进一步发展，这些作者诸如：特拉诺娃(Terranova 2004)，莫里齐奥·拉扎拉托(Lazzarato 2004)，保罗·维诺(Virno 2004)，安德里亚·富马加利(Fumagalli 2007)和伊夫·穆里尔·布唐(Boutang2011)，在此理论中，知识的控制被理解为争夺资本主义的主要环节，而网络则给大众提供了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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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和奈格里的工作打破了常规，挑战了马克思主义的工业时代阶级配置的附件。它遭遇了激烈的怀疑(Dean and Passavant 2003;Balakrishnan2003;Camfield2007)。批评家发现《大众》有着人令人沮丧的含糊不清。非物质劳动似乎否认了持久的劳动、物质，还有所有物质的辛劳。“温和的”全球帝国的想象，粉饰了参差不齐的全球南北问题的鸿沟。对于网络的激进潜力的狂热，过快地略过了信息工作的阴暗、惩罚的现状。哈特和奈格里被质疑以一种神秘地反映资本自身的数字预言家的方式“低估了不利影响”(Noys 2010 : 125)。

我的工作已经被卷入到这些争论之中；《赛博马克思》(Cyber-Marx1999)讨论了自治主义的马克思对数字时代政治的重要意义。当《帝国》一书出现的时候，我被它的激进的经验主义和对它的某些观点的批评所启发(Dyer-Witheford 2001;2005;2008)。著作《帝国游戏》(Games of Empire,2009)由格里格·德珀特写作，揭示了全球视频游戏工业中的一个示范性的网站“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labour)网站，包括激动人心的决定论的颠覆，也揭示了经由Web2.0的资本主义新形式来恢复“数字公地”(digitalcommons)，以及从游戏工作室到电子装配线的供应链的扩张，还有矿物资源与数字垃圾相冲突，运用这一切，揭示了物质辛劳的持续存在和在飘忽不定的大众内部的深度分化。

这些在《后工人主义》(Post-operaismo)中分析的问题在2008年金融风暴中得到进一步强化。这种从全球主义的“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到风暴之后一段时期的“没有前景”的急剧转变，正如打了一个耳光，似乎正式否定了《帝国》的乐观主义。年轻的“非物质劳动”发现它自己失业了，而且未来没有希望；网络公司被水深火热的紧缩所超越；任何关于数字风暴正在填充进步的政治之帆的观点突然间揭示出它自己就是一个20世纪90年代资本繁荣的翻版，并且极像那个泡沫，大破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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