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博无产阶级：数字旋风中的全球劳动

手机:细胞形态

在萨尔瓦多的莫拉桑省，移动电话公司统治着地平线；拉斐尔·阿拉尔孔(RafaelAlarcon)研究了手机在这个拉美小国的传播，他写道：“由Claro①、Tigo②、Movistar③和Digicell④架设的天线布满了整个地区，它们的电子针指向天空。莫拉桑北部的每个镇都有用手机公司捐赠的欢迎游客的巨大标语牌”(Alarcón2014：5)。20年前，在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FMNLF)的左翼游击队与美国支持的政府之间的一场战争中，这座天际线是由武装直升机包围的前线。1992年叛乱分子放下武器。如今，他们及其子女要么在咖啡种植园、马奎拉工厂、呼叫中心和旅游业中从事低薪工作，要么等待美国亲戚的汇款。

就像萨尔瓦多人说的，“在萨尔瓦多，狗都有手机”(Alarcón2014：11)。约30%至40%的人口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但平均每100名居民有123部手机。阿拉尔孔是如此描述他看到的一家手机公司销售人员的面包车到

第六章 手机

①墨西哥美洲电信的子公司。——译者注

②金泰克，海外用kimtigo，是深圳市金泰克半导体有限公司旗下品牌。——译者注

③西班牙电信提供商。——译者注

④无线通信技术的分销商，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卡尔弗城，为美国、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10000多家渠道合作伙伴和零售商提供服务。—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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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萨尔瓦多小镇时的景象的：

突然间，空气中传来一声从一辆蓝色小卡车上方的扩音器里发出的巨响…到处都是金泰克的广告声。伴随着邀请人们购买金泰克手机的录音，几个扬声器大声地播放着舞曲…大约有十几个年轻人从车的后面走了出来。他们穿着蓝色裤子和印有金泰克标志的T恤穿过萨尔瓦多的每一条街道，穿过毗邻的卡萨布兰卡和洪都拉斯的村庄，挨家挨户敲门，提供廉价的金泰克手机，以及每分钟最低的收费，每美元可发出的mensajitos(手机短信服务)数量最多……的萨尔瓦多的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景象，因为几个月来，不同的公司每周都会做一到两次这种相同的活动。(Alarcón 2014：6)

阿拉尔孔在他对革命战争后的移动应用的研究中，展示了saldo①手机信贷是如何成为萨尔瓦多人关注的焦点，它是对工作和紧急处理的实际需求，是汇款的渠道，它与消费主义和犯罪相联系，也是世界市场生活的标志：

就像手机信贷一样，莫拉桑的资本主义是转瞬即逝的、无处不在的、不稳定的…作为对这些社区生活的不稳定的隐喻，在日常生活中，信贷幽灵般地出现和消失的背后是雇佣劳动的不稳定，以及日常生活的入不敷出。(Alarcón2014：17)

在阿拉尔孔的工作基础上，我们认为，控制论旋涡袭来的征兆，正是手机铃声。马克思(Marx1977：90)将这种商品描述为资本主义的“细胞形态”。今天，在一个拙劣的双关语和一个倒转下，手机成为世界市场的基因型商品，这一系统要求人们永远处于运动状态，保持联系，跟上时代的步伐，“永远开机”(Chen2011)，不断地参与到技术上的“时空毁灭”中，甚至继续在空间中移动的同时，伴随全球商品流通而来的“普遍交往”的实际实现包括大多数商品的流动，人力资源(Marx1973：539;1970：56)。在上一章中，我们研究了美国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控制关系，这成了世界市场的一个主轴线，这一章着眼于手机对资本主义的特殊意义，在新全球经济中一些最贫困、最边缘化的地区，以及无产阶级试图应对或摆脱这种贫困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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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西班牙语译为结余。——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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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际电信联盟(ITU2013)统计，2009年有46亿移动蜂窝电话用户，2010年为54亿，2011年为60亿，2012年为68亿，这一数字相当于世界人口的96%。然而，国际电信联盟(ITU-2013)估计，这些数字包括一人拥有多部手机的情况(针对富人)以及拥有一部手机却持有多个SIM卡(针对穷人），实际用户估计在40亿人左右。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扩张尤其迅速。这些地方通常没有固定电话的基础设施，因此，低成本、使用简单便捷、不需要恒定电力、可通过预付卡和共用来控制成本的手机通常为这些地区的人们提供了第一通信体验。(Burell2010)

从2005年到2011年，世界银行(2013a：9—10)列出的“低收入”国家中，每100人的订阅人数从4.7人增加到41.7人；在印度，这个数字从7.9人增加到72人;在中东和北非，从22人到90人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从12人到53人(WorldBank2013a：104，8)。2008年，3/4的手机在发展中国家，但大多数是廉价的手机，不过数字智能手机(真正称得上是数字化的手机，而不是模拟设备)也在迅速普及(ITU2012)。因此，“移动主导的经济发展”(Bhavnani等人2008;Economist2009b;Aker and Mbiti 2010)的愿景对控制资本变得重要也就不足为奇了。手机被视为穷人在全球市场背景下改善自我的一种手段，它可以提供就业机会、创业机会和金融机会，并使得整个社会从农民生活跳到信息时代。

然而，在这里，我们探索了一个不同的命题：尽管手机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及其所激活的“普遍交流”具有解放性的方面，但这种潜力被作为商品生产(包括手机本身的生产)基础的阶级划分所叠加和颠覆。我们分三个阶段来论证这个论点，首先，我们来看看手机的生产周期，在这个周期中，普遍存在各种形式的不安全、高度剥削和危险的工作。其次，我们研究了在全球低工资地区如何使用手机来应对日常生活，这也是这些条件被再现的一种模式。第三，我们的结论是，移动电话是一种新的全球资本主义包容的范式技术，利用临时和间歇工作的固定条件，同时容纳和排出大量剩余人口。

剥削时刻

受乌苏拉·胡斯(Huws2003)“网络私刑”概念的启发，恩达·布罗菲和格里格·德珀特(Brophy and de Peuter 2014)已经确定了手机在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剥削循环”中的“瞬间”。我们将大致遵循这一模式，对其稍做调整并调整例证，以探索目前位于发展中国家的手机生产最普遍的五个阶段提取、组装、销售、服务和拆卸，预留设计这个环节，以便在第九章对“应用经济”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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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取

在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巴西边境交界处的亚马逊丛林中，一个由准军事组织、游击队和毒品贩子控制的非法地区，土著矿工从散布在整个丛林的矿井里用铲子挖出沉重的黑色矿石。他们把石头搬到收集区，从那里可以秘密运输金块，最终在互联网上出售。矿石进入亚洲的冶炼厂，然后进入电子制造业的跨国价值链(Gómez2012)。这只是历史上最近阶段，在电子产品中最臭名昭著的夺命矿物：铜钽铁矿。

钊钽铁矿是钽的来源，钽被用于手机、游戏机和许多其他数字设备的电容器。2000年，当钢钽铁矿供应短缺推迟了索尼新款 $\mathrm { P S } _ { 2 }$ 在圣诞节上市时，它在全球北部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对这次消费堵塞的新闻调查表明，世界上最大的\钽铁矿在刚果民主共和国(DRC)，它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倒数第二)，并被称为“非洲世界大战”的中心战场(Prunier2011)，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涉及刚果民主共和国、卢旺达、乌干达以及半自治的军阀和民兵组织，双方的斗争主要集中在对钴、黄金、钻石、铜、木材和铜钽铁矿等资源的控制上。

因为战后刚果民主共和国充斥着冲突的状况，大型矿业公司放弃了该地。刚果铜钽铁矿就像在哥伦比亚一样是以非正式的方式在刚果进行的：

主要是小规模的、手工的、转瞬即逝的矿山，分散在偏远的森林中，那里的挖掘工人通常是年轻的男性移民，他们使用简陋的工具，去各种各样的土地、地下洞穴，碾碎矿石或运输钢钽铁矿，这些工作的发展使得他们的农业技能退化。(Brophy and dePeuter2014)

在刚果东部的长期战争中，移民矿工营地由相互争斗的派系控制，由钢钽铁矿公司的少年士兵负责监督(Dyer-Witheford and de Peuter 2009:223)。一名矿工的周薪无论在何地，假设都在10美元到50美元之间，远高于刚果平均每周10美元。然而，各种形式的强迫劳动在矿井中很常见，包括彻底的奴隶制(Fuchs2014a：178—9)和地方性的童工；曾经有一段时间，大约1/3的刚果儿童离开学校去煤矿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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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游戏机打破了珂钽矿的神话，但自2000年以来，手机一直是该矿物的“主要吸引力来源”(Brophy and de Peuter 2014)。在“清洁电子”运动的压力下，大型数字公司先是否认使用刚果钊钽铁矿，然后承诺进行监控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2010年，华尔街对《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改革要求披露(但不是停止)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罚钽铁矿和其他“夺命矿物质”的使用情况。然而，考虑到企业盲目投资的强大价格激励、电子供应链的复杂性和不透明性，以及它们在绕过供应链中断时的灵活性最近有关拉丁美洲钊钽矿黑市生产的新闻就证明了这一点一这些措施的有效性受到了严重质疑。

珂钽矿是最臭名昭著的手机矿物，但手机和其他电子装置也含有黄金（其高科技用途占全球产量的12%）、铜、铝、银、钯和各种稀土，以及电池中的锂、石墨和铂(Sharpe2013)，因此，在系统论的生产中普遍涉及采矿业。考虑到矿物的种类和不同的储存地点，这项工作的状况变化很大。但公平地说，矿业是一个以其危险的工作环境、工业冲突、社区和生态破坏而闻名的行业，尤其是在低薪、不受管制的地区。福克斯(2014a：173)指出，南非臭名昭著的马里卡纳矿，2012年有34名罢工矿工在那里被安全部队杀害，这里生产占全球产量1/3以上的铂，都被用于电脑硬盘的生产。在玻利维亚，生产用于手机和电脑电池的锂矿的矿山也见证了在锂矿工人的工资和工作环境与当地人民控制资源的权利之间周期性的争端(Achtenberg2010)。对智能手机至关重要的中国的稀土矿是剧毒的(Kaiman2014)。手机的矿物构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1. 组装

我们已经看到了电子制造业在华雷斯和深圳的“血腥泰勒主义”和“外围福特主义”(Lipietz1987)，布罗菲和格里格·德珀特(2014)在此讨论了印度特别出口地区的类似情况。在这里，我们加入了印尼巴淡-宾坦-卡里门自由贸易区的名单，这主要得益于亚洲监测中心(Wulandari2011)的一份报告，该中心是监测电子产业供应链的最重要组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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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亚洲资本主义的明星经济体新加坡与印尼签署了一项协议，该协议将以巴淡岛为中心，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其目的是为新加坡蓬勃发展的电子产业创造一个组装工作的“后院”，该产业正从合同制造升级为设计和服务等高端活动，“将低端制造转移到其他国家”。巴淡-宾坦-卡里门自贸区很快就有了21个工业园区，周围环绕着走廊和港口，有上千家外国公司，包括大品牌和他们的分包商。其中包括为电子设备制造磁盘、驱动器和零部件的工厂，以及组装手机的工厂，包括合同装配巨头伟创力(Flextronics)的一家工厂，伟创力是富士康的全球竞争对手之一。吸引企业的是“免费的土地、水和其他自然资源”，以及廉价的劳动力供应。即使以印尼的标准来看，工资也很低，尽管巴淡岛因靠近新加坡而价格昂贵。大多数员工每月都会加班“100—200小时”，以维持生计。然而，由于“大约70%的印尼人口缺乏正规工作”，该区域吸引了工人，许多人通过中介机构从工资中提成。(Wulandari 2011:27—31)

十多年来，该自贸区的人口从50万增加到100万。这不仅包括工厂工人，还包括临时建筑工人和港口工人，还有一个由食品摊贩、性工作者、废品收购者、未经注册的出租车服务以及清洁水和电力供应商组成的非正式的“地下服务业”。对于那些每天只挣1—2美元的非正规工人来说，他们唯一的住处是“野生住房”在临时搭建的没有电和水的棚户区过夜。该区域被工厂排放的有毒废物和被“有组织的走私行业”倾倒在岛上的垃圾大面积污染(Wulandari2011：27—31)，这也使其成为非洲象牙非法贸易的转运点(Fadli2013)。据估计，每周有300名妇女和儿童在巴淡岛或从巴淡岛被不受警方控制的犯罪团伙贩卖。该岛也是性游客的聚集地，尤其是那些来自新加坡的生活贫困的男性，印尼的性工作者对他们来说价格“很便宜”(Fordand Lyons 2008)。

一名印尼工人在听了关于巴淡自贸区在电子产业供应链中地位的解释后打趣道：“这么久以来，我们可能一直在崇拜错误的上帝。是全球供应链让我们来到巴淡，它主宰和决定着我们的生活，这就是神”(Wulandari2011：27)。上帝的赐予也可以被夺走。近年来，巴淡-宾坦-卡里门自由贸易区组织的工人成功地提高了该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这促使电子公司纷纷撤离，转而去越南、泰国、马来西亚以及最重要的深圳等竞争地。印尼政府现在考虑放弃经济特区的电子产品定位，转而支持低成本的造船业(Gabriel2012)，这是电子装配工人长期不安全感的一个显著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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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销售

希瑟·霍斯特(Heather Horst)和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描述了牙买加的预付费电话卡如何产生了“成千上万的微型零售商’，它们以一种可能只有当地的大麻非正式交易才能与之匹配的方式渗透到牙买加社会的各个角落”(2006：2018)。在世界其他地区，类似的情况似乎也左右着手机信贷销售。

移动电话运营商在发展中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工作岗位被广泛报道：2008年世界银行报道，移动电话行业在非洲创造了350万个工作岗位(Bhavani2008)。不过，报告也指出，“移动运营商本身只创造了有限的就业机会”，即“高薪和追求”的就业机会。主要的工作来源是零售，“通过销售通话时间、手机和SIM卡”，帕德雷格·卡莫迪(PádraigCarmody)认为这些工作构成了一个新的“混合经济”：

电话信贷的卖家在“不受监管”或大众经济中工作，但他们与正式经济密切关联，因为他们实际上受雇于主要手机公司——要么是无需支付工资税的“间接雇员”，要么是名义上的个体户企业家，实际上是这些公司的销售部门。(2012：8)

最近的一份报告(Foster andHeeks2011)证实了这一观点。报告承认在估计低收入国家的移动电话就业岗位方面存在很大困难，报告指出，该行业“为全球至少数千万接近贫困的人提供了可观的就业机会”，并且这一数据可能继续增长。对比来自肯尼亚、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苏丹的数据，报告再次指出，通话时间和SIM卡供应商占主导地位(肯尼亚75%，巴基斯坦81%)，其次是一些远程手机销售商；这些类别组合在一起，使“技术性”工作相形见绌。大多数供应商是雇员少于10人的“微型企业”，通常只有一个人雇员即是雇主，供应商经常穿梭于各种活动中，与正式的公司有关系，没有合同，只是非正式的外包商。在移动开发中有一种难得的清醒，这种报告强调，这种非正规就业“极不稳定”，对供应链、技术或监管环境的变化极其敏感。报告还指出，“环境不稳定和权力关系不平衡”往往会导致“价值链升级不可能”，“过多的不稳定将导致此类企业的长期生存能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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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服务

与SIM卡电话不同，智能手机一旦销售给有钱的消费者们，就需要提供后续服务，“负责接入的电信公司…提供可访问性、响应性和个性化的关注，但这种承诺的实现成本很高”(Brophy anddePeuter2014)。解决方案是“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系列行业所采用的方案相同呼叫中心”。电信公司和金融业是世界上最大的呼叫中心雇主。呼叫中心做的是沟通资本主义和高价值客户部门之间的“接口”工作，呼叫中心的员工“处理账单投诉，解决技术故障，销售服务，并收取逾期账款”(Brophy and de Peuter2014)。

在全球北部，作为数字新经济的一部分，呼叫中心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激增，随之而来的是对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即学生)和灵活的工作时间(Friends of Kolinko2012)的鼓励言论。将后工业办公环境与流水线技术相结合，呼叫中心的工作既是技术仲裁，也包括处理电脑编排的呼叫系统和客户的愤怒，练习诸如“带着声音微笑”之类的技术，因而也有“情感”。同时接受如“情感检测器”等先进监视技术的监控(Poster2011)。这些条件导致了劳动和管理之间的冲突，正如布罗菲和德珀特所写，“发生这些冲突的地区……是全球性的，公司寻求……让不同国家的员工相互竞争”(2014)。

在2000年新经济崩溃后，欧洲和北美的呼叫中心工作经常被派往亚洲，以削减成本，避免劳资冲突。印度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目的地，它的呼叫中心构成了“闪亮”IT行业的第二梯队—虽然不像编程那么高薪，但因其工资仍被视为“中产阶级”，而且与编程不同，它除了对男性，对女性也相对开放。在德里以南的工业郊区古尔冈，处理欧美大型企业工作的呼叫中心与丰田汽车工厂、本田摩托车工厂和服装血汗工厂并存。有些公司规模庞大，员工多达2000人以上，还有一些在“只有六个人在线工作的隐藏密室里”(Friends of Kolinko 2012)。

工人从学生或毕业生中招募，接受跨国家多语言，并受过口音训练。一般50个小时的夜晚轮班制，他们能挣到12000到14000卢比—是非技术建筑工人的10倍多，是服务工人的3—4倍，比汽车工厂的高级固定雇员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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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夜班、与“西方世界”的接触创造了一种呼叫中心文化……技术控制和一般压力、共享公寓、购买力、邻近购物中心的昂贵食物、长时间在出租车上的辗转、频繁的工作变动、工作中开放的性别关系，精力被消耗殆尽，很难保持学术生涯的视角或找到学术工作…是新一代中产阶级无产阶级化的经历。(Friends ofKolinko2012)

工作压力和对弹性工作时间的需求造成的波动，与全球北方一样大，甚至更高。印度的呼叫中心已经提高了工资，但对于坚持工作的员工来说，主要的担忧是“再转移”的风险：“他们知道自己处在全球重新定位的接收末端(尽管他们知道自己的工资只相当于美国工人的20%左右)，但他们也知道，这种繁荣只是暂时的，资本/工作可能会转移”(Friends of Kolinko 2012)。实际上，2008年后，古尔冈呼叫中心与菲律宾或南非的竞争对手或印度偏远地区(通常冲突不断)的竞争对手之间的竞争加剧了，甚至在全球不稳定的局势转了一个大圈之际，古尔冈呼叫中心与这些地区之间的竞争也没有减弱。

1. 拆卸

如果呼叫中心的工作至少比最残酷的移动无产阶级化水平高出几个等级，那么在电路的最后阶段，我们将再次陷入深渊。在手机的生命周期结束时，数十亿有毒的手机电子垃圾堆积起来，被寻找可回收金属和部件的拾荒者擦洗”(Brophy and de Peuter 2014)。根据联合国最近的一份报告，电子垃圾，不仅包括手机，还包括所有电脑、显示器、电视、电话、电器元件和电子玩具，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垃圾流。到2017年，其年销量将“装满排列15000英里的40吨重卡车”(Vidal2013)。我们不得不想象这些卡车从北美(电子垃圾的人均30公斤)和欧洲(超过人均20公斤)到中国(以每人5公斤的重量计算，在绝对数量上仍能产生最大的产量)，印度和非洲也是如此(这两个国家的人均电子垃圾使用率在世界上最低)。

记者阿芙亚·赫希(AfuaHirsch)对加纳首都阿克拉郊外巨大的电子垃圾场阿格布罗什的描述，让我们得以一瞥这些垃圾抵达地。她的报告题为“这不是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在这个站点上，“目之所及，到处都是零散地躺在垃圾场大土堆上的各个时代的电脑”。所有的东西都被“染上了棕色和黑色的污迹”；“一大股恶臭的烟雾”和“让人头痛的烟雾”，“在大火中，拆除的物品被焚烧，以清除塑料的痕迹，留下金属”。这里又出现了极端无产化的常见特征：来自加纳北部的十几岁的移民小男孩，每天的收入在60到1.3美元之间，把钱寄回给他们的家人；妇女和女孩在这个站点上“兜售剥了皮的橙子、水袋和熟食”，“把小婴儿用布裹着紧紧地绑在背上”；孩子们用“绑在绳子末端的磁铁，捡起留在泥土里的金属碎片”；成千上万的人住在这里的棚屋里，生活在“肮脏和烟雾弥漫的环境中”(Hirsch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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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款的时刻

然而，手机对无产阶级生活的影响不仅仅是它们的生产条件，他们接触手机最多的是作为日常交流的一种工具。实际上，大多数支持移动主导经济发展的人可能会说，无论\钽铁矿、电子工厂或电子垃圾垃圾场的情况有多糟，这远远不及手机给低收入用户带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负担得起的沟通方式。然而，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人们可以批判性地审视手机的用途。为了补充布罗菲和德珀特对移动生产中剥削时刻的特点描述，我们借鉴了民族志学者的工作，加入了对全球无产阶级的移动手机“盗用”时刻的讨论。为了描述手机融入穷人和无依无靠者生活的一些最常见的方式，我们列出了一个助记表，五个“M”：寻找工作、处理突发事件、迁移、转账和犯罪（eMployment，eMergency，Migration，Money andCriMe)。在这个映射中，我们看到了手机是如何被用来应对全球贫困和不稳定地区的许多紧急情况的。然而，无产阶级每日对手机的拨款是矛盾的，因为“应付”剥夺条件也可能是这种条件被复制和维持的一种方式，因此无产阶级对手机的拨款也常常是资本持续征用的时刻。

1. 寻找工作

无产者从事生产手机的工作，但手机也是“劳动平台”(BrophyanddePeuter2014)，是一种寻找其他工作的方法。在发展中国家，手机成为必需品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工作是“非正式的”：不安全的、临时的、工资低或个体经营。在新自由主义的论述中，这种非正式性被表现为一种无畏的、有希望的企业家精神，而且确实有这样的成功实例。但对于每一个“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来说，为了生存下去，有数十亿人仅仅只是在尝试，却经常失败。我们已经瞥见了数不清的非正式的不稳定的面孔，从手工采矿到销售手机卡或清除电子垃圾，但类似的工作在贫困地区的所有经济领域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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