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博无产阶级：数字旋风中的全球劳动

在回答一位政客提出手机在印度人口中的迅速普及是富裕程度提高的可靠标志的问题时，《桑哈提》(Sanhati2010)杂志评论道：“考虑到购买手机的低花销和低廉的关税，可能一个拥有并使用着手机的人每天仅靠着20卢比或更少的钱活着，并提供了以下分析：

印度的大多数劳动力(约93%)处于无组织部门，绝大多数人除了贫穷之外，经济状况极其不稳定。非正规部门的工人必须使用移动电话，这一事实意味着，他们就业的不稳定因素迫使他们在移动电话上花费大量资金，以减轻不确定性。这并不意味着工人们在用手机聊天时玩得很开心，这表明印度工人阶层的财富在不断增长。它只是一个指标，表明在以日益信息化为标志的情况下，获得和保留一份工作的成本在不断上升……如今，手机在印度已不再是奢侈品……在快速发展的非正规经济中，如果要应付工作生活，它已经成为工人们需要花费的又一项开支。(Sanhati2010)

作者接着指出，对于穷人来说，非正规就业使廉价的手机成为一种“非弹性”商品，也就是说，他们离不开手机。由手机辅助的繁荣景象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幅可怕的画面随之出现”：

假设一个家庭构成，比如说，一个城市贫民窟里的五人家庭，一个女人，一个男人，两个孩子和一个年长的祖父母。这家人每月大约挣2000卢比。家里有两个手机：一个给男人，另一个给女人，这家人每月要为两部手机花200卢比。女人可能会在电话前等待一个中产阶级房主提供的潜在家政服务信息(例如，洗衣或打扫房屋)。这名男子也在等待可能获得的有关工作的信息。为了保持这种联系，他们不得不进一步削减食品开支。(Sanhati 2010)

虽然这一分析是针对印度的，但也有来自其他国家的类似报告，即在生存依赖于波动和不可预测的工资劳动的情况下，穷人不得不使用手机。霍斯特(Horst)和米勒(Miller)(2006：103—4)在他们对牙买加农村中手机使用的研究中惊讶地发现，除了销售电话卡或毒品之外，没有创业机会，必须要保持“职业多样性”，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生存，女性不得不在家庭佣人、酒吧服务员、商店工人、农业工人和家务劳动之间周旋。卡莫迪进行了一项关于乌干达农村手机的研究，该研究发现，那些没有手机的人害怕失去工作机会，因为雇主会首先接触那些使用手机的人，因此手机成了那些从事临时劳动的人的必需品，许多家庭减少了杂货的购买，以支付通话费用。他建议我们将其视为“负面采纳”，即“被排斥在社交网络之外的代价太大，不能没有手机”，因此“有些人拥有手机，即使他们觉得用起来很昂贵”(Carmody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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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处理突发事件

生活会因为没有工作、健康欠佳、意外事故、家庭骚乱、自然灾害和战争而陷入危机。霍斯特和米勒(Horst and Miller2006：165)观察到，在牙买加的贫困地区，他们与“几乎一直处于危机状态”的人打交道，因为这些人“根本没有多余的资金可用”。阿拉尔孔同样指出，在萨尔瓦多，“突发事件”是他在采访中遇到的最普遍的概念之一，每次我问及手机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时，他都会提到这个概念。他还说，“突发事件的正常化”也证明了“国家几乎完全没有参与到大多数社会问题中”，而这在萨尔瓦多的历史上一直是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自从2009年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中左翼政府当选后，最近才有所缓解。

在资本的低端区域，手机日益成为日常生活的中心，由于自给经济的缓慢崩溃和城市人口的涌入，城市里没有国家福利的供应，或者很少，而且往往是通过私有化和结构调整方案来恢复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手机的一个众所周知的积极作用，即加强亲属或社区的社交网络，被认为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些网络有着错综复杂的互惠关系和义务关系，它们是共同的生存机制，在它们面前，国家和资本都失败了。它们是在穷人中间流通稀缺资源的手段，目前在穷人中，这些资源也包括金钱。

从这个意义上说，手机实际上是在帮助把无产阶级社会性的生活花销从资本中转移到无产阶级自己身上来。正如卡莫迪所观察到的，考虑到普遍的贫困，和扩展家庭网络对生存的重要性，移动应用通常代表着“防御生计策略的一部分”(2012：7)。因此霍斯特和米勒(2006：166)报告指出，与发展主义者关于移动商业成功的论述相反，他们在牙买加发现的是一种“改进”的手机经济，而不是“创业主义”“不是赚钱的方法，而是获得金钱的一种方式”。他们总结说，手机不是技术推动的自下而上的本土资本增长，而是“低水平的再分配”，通过“赠送、交易和乞讨”，将资源从“拥有较少的人”循环到“拥有很少的人”那里(Horst and Miller 2006:119)。

第六章 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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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迁移

无产者试图逃离持续不断的危机的一种方式是通过迁移—“为资本主义目的而强迫流动的过程(在资本需要的地方进行有工资的或无工资的劳动)，这也包括自治的无产者流动的要素，以避免苦难、剥削和原籍地区的父权制”(Friends ofGongchao2013b)。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Milanović)认为，19世纪中期，世界公民之间的不平等，至少有一半可以用不同国家的工人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差异来解释，在21世纪初，80%以上的全球收入差距是由于国家间平均收入差距过大，而富国和穷国的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往往相差10倍(Milanović2011a)。米拉诺维奇提出阶级和空间划分——以及“无产者”和“移民”——之间的直接区别是幼稚的，对于他提到的许多领土不平等，都是资本在世界体系中对核心和外围的帝国隔离的产物。然而，他提出的“一个新的全球移民政治问题已经出现，因为不同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使个人从移民中获得巨大收益”(2011a)的观点显然是正确的。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着眼于21世纪移民规模和范围的变化，手机是改变它的因素之一:它们使跨国家庭更容易保持联系；帮助获得签证；搜寻有关新目的地的资料；联系在陌生地方的亲戚、朋友和社区。手机对于找工作很可能是至关重要的当然，通常是在新国家不稳定或非正规的劳动部门，比如我们看到的IT行业的服务工作者，从圣何塞到海得拉巴尽管正如卡拉·沃利斯(Wallis2011)在她对年轻女性移民工人的研究中发现的，手机也可以为雇主提供监视和骚扰的手段。他们帮助合法和非法越境，并躲避移民当局的突袭和扫荡。在一项针对澳大利亚拘留营寻求庇护者的研究中，琳达·梁(LindaLeung)看到了使用手机的过程中，被拘留者试图与家人和朋友保持联络，并在复杂的审批过程中获得法律援助。得出的结论是，对于难民来说，手机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要和生存的技术。(Leung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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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款对于那些从低工资地区迁移到高工资地区的人，无论是从农村到城市，还是跨国迁移的无产阶级，都尤为重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报告估计，官方记录的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汇款在2008年达到3380亿美元(Barajas等人2009)。手机能让汇款更便捷，或者直接通过电子转账，或者通过其他转账的方式进行。手机在萨尔瓦多如此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汇款约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6%。霍斯特和米勒(2006：117)估计，2004年通过手机为牙买加奥兰治县的汇款系统发送的汇款额相当于该地区每个人两个月的低水平收入的总额。迁移和汇款是无产阶级选择的矛盾本质的象征：由于经济或政治原因，生存往往别无选择，只能离开家园，从别处寻求养活自己、家人、朋友和社区；与此同时，这种流动性也证实了全球资本的区域性划分。由于种种原因，通常印刻在殖民和帝国的历史中，以至于数百万财富散落在海外地区。

1. 转账

汇款只是移动金融化的一个方面。内罗毕郊外的基贝拉贫民窟已经成了手机、贫穷和金钱之间奇怪邂逅的标志：

原始废料沿着粗糙的光秃秃的土带沟壑纵行，在街道和小巷中，孩子们在污垢里爬行玩耍，除非迫不得已，一般人是不会想进去的……犹如森林般扭曲的天线从泥土中的棚屋屋顶上冒出来，屋顶上覆盖着金属薄片。主要街道上充斥着终极自由市场的喧嚣与奔忙，这是无政府主义的社会自由主义者所祈求的，但也会祈求从中被拯救。AirTel①的标志和M-PESA②的标志与肉贩和卖炭的商家竞争，用一大堆颜色来轰炸顾客的感官，但仍然无法与那种气味相匹配。(Robbins2012)

转账(M-Pesa)是几个移动金融系统中最著名的一个，通常被称为“M钱”或“M-银行”，自2005年以来，该系统已在多个发展中国家出现，涉及的应用程序可能包括“传输通话时间、支付账单和在个人之间转账”(Aker andMbiti2010)。M-Pesa最初是一个手机小额贷款项目，但在2007年扩展为一个转账系统。该项目得到了其所有者肯尼亚电信Safari.com的垄断地位、政府关系以及娴熟的营销手段的帮助。然而，2008年肯尼亚大选后的骚乱是其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当时数千人被困在基贝拉和其他的内罗毕的贫民窟中，大约是不愿利用与种族冲突有牵连的银行。到2013年，超过1700万肯尼亚人，超过2/3的成年人使用了这个系统；据报道，该国约25%的国民生产总值都是通过它流入的，它已经衍生出了一系列电子启动系统，成了内罗毕充满希望的“硅谷萨凡纳”的基础。(Economist2013c)

第六章 手机

①印度最大的网络信息服务运营商。—译者注

②肯尼亚移动运营商Safaricom推出的手机银行业务。——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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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账服务已经成了一种旗舰的脱贫概念，通过“包容性”的概念，“自下而上”的概念，或者“赋权”资本主义的概念，这些理念不仅在信息通信技术促进发展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还受到比尔·盖茨等名人的推崇，他们认为M-Pesa堪称典范。其理念是，手机货币将为大约20亿人提供金融服务，这些人使用手机“但没有银行账户”(Economist2009b：13)。世界银行估计，发展中国家近60%的成年人和77%每天收入不足2美元的成年人属于“无银行存款”人群(Economist2009b：13)。转账旨在为这些人提供“金融包容”—也就是说，让他们能够储蓄、渡过危机并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尤其是通过创业活动。基于这些愿景和M-Pesa的明显成功，类似的计划已经在印度、坦桑尼亚和尼日利亚启动，但利用率并不高。

毫无疑问，M-Pesa已经成为肯尼亚人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目前还不清楚它是否像其推广者所承诺的那样为穷人提供了机会。虽然它与基贝拉贫民窟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但它的许多用户都是更富裕的人，而且这些人似乎把它当成了银行(Greely2013)。当它被用于贫民窟或农村地区的时候，以前根本不存在的快速资金转移确实是“一种恩惠”，但对于储蓄或创业活动却不必要。更确切地说，用户的现金流入和流出非常快，可以用于婚礼、亲属关系网络或许多小型传输：平均而言，用户报告他们的手机账户里大约有300肯尼亚先令(大约相当于4美元)(Greely2013)。换句话说，它维持着在非正式的、脆弱的就业环境下的公共生活，但并不一定要通过建立草根资本主义来改变这些条件。

另一方面，毫无疑问，M-Pesa最终无疑是在构建资本主义。Safari.com已经成了肯尼亚激进的新自由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私人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点是财富高度集中和臭名昭著的腐败。2014年，Safari.com的利润增长了31%，主要原因是M-Pesa业务的增长(Mumo2014)。尽管该公司是非洲资本主义的象征，但实际上，跨国公司沃达丰持有该公司40%的股份（该公司最近承诺将M-Pesa扩展至罗马尼亚)。因此，虽然M-Pesa可能或可能不为其无产阶级用户赚钱，但它通过收取服务费，从他们身上赚钱；MPesa是市场导向型的发展主义的典型产物，但它也是跨国金融征用的一个例子，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普惠金融”战略不太可能受到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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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犯罪

霍斯特和米勒(Horst and Miller2006:1)从一个关于牙买加手机使用的都市传说开始他们的研究。在金斯顿郊区的一辆公交车被抢劫了，武装着AK-47的年轻劫匪抢到了26部手机，他们愤怒地要求其他人交出剩下的3部手机，因为公共汽车的规定容量是29人，他们最后还是抢到了29部手机。这个故事是为了说明手机使用的普遍性，抢劫者默认每个人都拥有手机。然而，它也暗示了一些别的东西：在手机被普遍使用的世界里，存在一些潜在的危险，比如抢劫，而导致抢劫的贫困却依然存在。我们的观点不是说手机会制造犯罪，如果这么说就太荒谬了。相反，要指出的是，手机吸收和繁殖了许多全球无产者赖以生存的犯罪结构。犯罪不是什么可以浪漫化的东西。有些可能是罗宾汉的行为(“侠盗”行为)，还有些是没有受害者的。尽管如此，许多犯罪，包括虚拟犯罪，本身就是一种“影子资本主义”，它是由小团伙或大型贩毒集团组织起来的，这些组织本身就是对工人及其社区的暴力剥削。人口贩卖和毒品战争是突出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第五个“M”应该是指黑手党(Mafias)。

阿拉尔孔发现，他在萨尔瓦多采访的大多数人不会接听陌生电话，因为通过手机敲诈勒索是该国“战后最主要的犯罪活动之一”。萨尔瓦多的跨国黑帮，比如拉马拉·塞尔瓦拉卡和拉马拉18号的人用手机威胁人们，有时是随机的，有时是基于对受害者的收入的深入了解。这种敲诈主要是来自萨尔瓦多境内乃至危地马拉监狱。这种做法导致当局强制要求对手机号码进行登记；尽管如此，仍有很多号码未进行登记，不知道其所有者的身份，其中很多可能被用于犯罪活动。敲诈勒索是司空见惯的事；运输工人经常成为受害者，但另一些情况是，“他们的亲属和社区成员试图敲诈邻居们”(Alarcón2014：5—6)，萨尔瓦多并不是唯一的例子，在墨西哥，移动勒索更为猖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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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更引人注目的犯罪例子是索马里的海盗。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索马里饱受战争、饥荒、入侵和恐怖袭击的摧残，导致政府的权力被瓦解，“国家崩溃后……对电信服务的需求变得非常大”(Collins2009：204)。索马里是东非地区使用远程办公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这主要是由庞大的散居侨民和每年“惊人”的资金数额驱动的(Collins 2009：203)。其结果之一是，索马里主要的电信公司大多是起源于1991年索马里崩溃后接管国家的设施已成为索马里最具影响力的机构之一。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能力通过复杂的卫星电话、导航系统和数据银行来满足索马里海盗的劫持和赎金要求，还因为他们能保护这些系统不受外国干涉(Jamma2011;Liddle2014)。同样，我们这里的观点是分析性的，而非道德性的：海盗和其他使用手机通信犯罪的行为是他们进入深层社会崩溃的结果，手机可以帮助人们适应生存的条件，但是不要以任何方式反其道而行之。

犯罪转变为政治抵抗有时会有一个临界点。抢劫和暴力的犯罪行为变成了抗议和叛乱的集体行为，而示威和集会被当局取缔。移动电话在这些时刻的作用是:传递号召，检查安全力量，密切关注街道上因动乱和逮捕而生的混乱，拍摄暴力行为。手机被用于反对工作场所剥削或抗议警察杀害朋友和同志的游行之中，以及反抗腐败的精英阶层的游行队伍之中，即使在国家暴力机构试图停止和破坏移动网络，破坏他们的匿名性，以及剔除报复的证据时。例如，2010年，莫桑比克发生了反对谷物价格上涨的大规模骚乱：13人死亡，400人被捕(AP2010)。手机被暴徒广泛使用;政府试图封锁短信，声称暴乱是由犯罪团伙组织的，随后立法禁止移动匿名订阅(Anderson2010)。不管怎样，谷物价格却出现回落。2007年到2008年，从西非到孟加拉国再到埃及(在埃及，他们为2011年后期的起义奠定了基础)，一系列因素的积累，包括基本食品、大宗商品的投机性期货交易，促成了场范围更广的食品骚乱。关于这些暴乱的报道反复提到了“愤怒的穷人”(Economist2010)使用手机的说法。在第八章，我们将进一步研究此类事件，看看在这些情况下手机是如何产生极端情绪的。然而，这种时刻往往是针对市场逻辑的移动增强，而不是市场的移动放大的例子。考虑到这一点，我们现在总结一下我们的手机资本主义的全球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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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乞丐

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米拉诺维奇对移动驱动的全球经济发展的说法持不同寻常的怀疑态度，他认为：

如果一个人住在一间简陋的小屋里，条件恶劣，收入不稳定，勉强维持生计，无法送孩子上学，也无法为家人提供像样的医疗服务，那么仅仅因为他可以使用手机，就把他归为某个想象中的“全球中产阶级”的一部分是不合理的。(Milanović2011b：174—5)

在这种情况下，手机是一种保持而非废除无产阶级化的方式。它是一种迅速被不安全、四处流浪的全球劳动力所采用的技术，他们利用手机不断应对危机，在既没有资本也没有国家提供支持而导致的缺乏基本社会服务下，在脆弱的基础设施中受到战争、内乱和自然灾害的威胁下，依赖于家庭和公共网络。在这种情况下，手机已经成为一种必需品，因为生活和劳动条件都是不稳定的。在这方面，它们表现出了控制论的循环性。数字全球化进程通过电子价值链、高科技农业综合企业和投机性电子商品市场，对维持生计的经济造成了致命的破坏，并在社会混乱的状况下，推动了从农村到城市和跨越国界的大规模移民。这些条件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进一步使用通信手段，以便在无产阶级化中生存下来。在许多方面，手机实际上加剧了这种不安全感，因为它允许资本更广泛、更细致地激活“非正式”和不安全的工作。

从资本的角度来看，许多有前途的路径都可以实现这种激活。正如布罗菲和德珀特(Brophy andde peuter2014)所指出的那样，自2005年亚马逊公司的“机械土耳其人”(MechanicalTurk)首创以来，广泛分布的在线工作的概念得到了迅速发展，它实验有效地证明了全球工资竞价系统能够压低薪酬水平。如今，微任务或ClowdCrowd(众包公司)①等新竞争者进一步扩展了它的成功。这些专家使用软件将给定的任务“分割成小块”，去掉关于大背景的信息，并以最小的技能水平进行简化(Stross2010)。通过手机将这种技术扩展到低收入国家庞大的劳动力群体中，是控制论工作的新前沿。控制论工作由Jana(前身是txteagle)等公司开创，后者是一家波士顿公司，成立于2009年，通过短信将“简单的信息任务”发送给它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尚未开发的劳动力”。该项目的先导是招募会讲两种语言的肯尼亚人“使用他们的手机为跨国电信公司本地化手机界面接收和翻译当地方言”，这些“手机信息工人”，“在一个递归循环中，得到通话时间的补偿”，也就是说，通过使用手机来支付通话时间。(Brophy and de Peute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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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和外包的一对一不同，众包指的是一对多。——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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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实验是根据目前的趋势，即动员不稳定和非正式的工作来更好地为全球资本服务。在讨论他所谓的“非洲的贫困信息化”(Carmody2012)时，卡莫迪认为，非洲大陆的手机覆盖对其研发活动没有明显的改变，也没有改变传统上对农业、燃料和矿产出口的依赖，甚至可能影响上层将价值从穷人榨取到移动公司的跨国所有者那里(Carmody2012：6)。他和他的合著者认为，尽管手机之类的信息通信技术确实在通信和物流方面帮助了小企业，但这种“微薄”的整合仍让人们无法接触到价值链更高层次的人群，而且在改善“高度竞争的市场、提高进口渗透水平”所面临的挑战方面收效甚微。还有人力资本的限制，“使外国公司和进口商能够因其进入非洲市场的能力而获得更多价值”(Murphy等人2014：279)。

然而，比仅仅质疑移动发展的前景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种“稀释”(Murphy等人2014：279)是资本主义包容新阶段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地球的数字网络不断加深，同时能够有选择地利用和脱离全球化所提供的大量劳动力储备。阿拉尔孔写道，由“次级数字化的不平衡发展”构成的“电子社会形态”(Alarcón2014：2)，其中第三世界国家和世界各地的大众阶层在以资本主义商品的形式下融入一种新的社会综合模式”(2014:2)。

我们可以通过马克思关于“剩余人口”的讨论来看待这种“新综合”资本通过自身的全球化和自动化动力创造出大量永久过剩劳动力。马克思观察到，这意味着许多无产者会习惯性地过度依赖于系统的需求，因此就像“虚拟的乞丐”一样生活，对他们来说，工作总是偶然性的，会经常性地承担失业的风险(1973：604)。手机意味着“虚拟乞丐”概念的具体化和逆转。这些技术创造了这样一种局面：剩余的人口仍然超出了资本的需求，仍然可以间歇性地被召集到全球套利的虚拟工作中，通过这种方式，系统地“通过排斥而包括进来”(Theorie Communiste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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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预测与对全球手机的主流乐观看法相左。然而，这并不是一个不可发展的观点，尽管与 $ { ^ \mathrm { * } } \mathrm { I C T _ { 4 } D ^ { \mathrm { * } } }$ (信息通信技术促进发展)的理念有很大的不同。依据传统的智慧，手机带来了现代性及其优势资本、工资、商品期货化从世界体系的核心到外围。然而，或许新的包容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在世界经济由低到高的区域内，信息化、不稳定、缺乏国家支持、易受灾害影响等等都是外围地区的工作和日常生活的常态，这带来了控制论的无产阶级化所必需的日常行为，如强制移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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