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博无产阶级：数字旋风中的全球劳动

前言:内容的版主

在距离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西南部13英里的小镇巴库尔，一排汽车修理工摊位的尽头，一名妇女正在一所小学二楼的办公室里观看暴力视频，她的电脑屏幕上充斥暴力和色情画面(Chen2014)。她正在工作，在即将下班的时候，她会迅速地、反复地标记并删除每个提要，以便被雇用她的社交媒体公司认可或进一步评估。她的劳动是有契约的，但没有保障。在北美，这项工作每小时的报酬大约为20美元，但实际也可能会更少一点；在菲律宾，这项工作每个月的收入在300美元到500美元之间。

全球约有10万人在社交媒体和数字娱乐公司进行这种“商业性的内容检测”(CCM)活动(Chen2014)。直到最近，这还是一项相对保密的工作，雇主不愿意透露行业惯例，也不愿意被社交媒体打扰，他们会直接隐藏社交媒体诱人外观之下自发的人际关系沟通，从事这种营利性的内容检测的员工经常受到保密协议的约束。然而，正如莎拉·罗伯茨(Roberts2015)在她对“营利性的内容检测”的开创性研究中所阐明的，这种形式的数字劳动力对企业雇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劳动，他们的平台将充斥着令人震惊的用户生成内容，从而排斥其他用户，甚至可能使公司面临诉讼。正如罗伯茨所展示的，“商业性的内容检测”是在多种形式下进行的—内部操作、外包给小型第三方运营商或大众呼叫中心，或作为计件工作的微型劳动。条件和工资各不相同，然而，总的来说，这项工作是承包的、不稳定的、“低地位和低工资的”(Roberts2015)，同时它也是“机械的、重复的，受配额驱动和基于一队列的”，“从平淡无奇、令人麻木的重复”到突然之间多次遭遇“暴力、烦扰，最糟糕的甚至是受到心理上受到伤害”的题材(Roberts2015)。雇主通常很少或根本不向处理创伤的版主提供帮助。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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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性的内容检测”从双重意义上来看是一项全球性的工作，首先，它是在世界各地进行的，从美国到菲律宾，再到印度和孟加拉国。“一些公司开展了双重业务，在海外进行广泛的筛查，并保留美国员工，对需要进行文化特定评估的内容进行评估”(Chen2014)。似乎有一种寻找低工资地区的增长趋势，内容审核的某些方面可以是自动化的例如，文本字符串的识别，或者是显示大量人类皮肤的视频，这可能是色情的一个标志，并且在利用复杂的人工智能(Roberts2015)识别问题材料方面做出越来越多的努力。然而，就目前而言，人的判断是不可或缺的，数字资本也在努力降低这种认知和情感劳动的价格，通过同样的外包过程，工业资本削减了公司的成本。其次，“商业性内容检测”的版主扫描的内容来自世界各地：来自中东的爆炸和内容；来自墨西哥的毒品战争内容；来自尼日利亚的垃圾邮件，来自全球剥削行业的色情和恋童癖图片，自杀信息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求救呼叫。虽然这其中的一部分可以归因于一些不可减少的病理学因素对人类的干扰，但其数量也证明了依赖于低工资和不稳定生计的人的痛苦和焦虑，以及他们绝望的生存实践和被剥削的劳动一这是一个全球不幸福工厂的用户生成内容。事实上，从2008年开始，随着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营利性的内容检测”版主也面临着越来越多令人不安的内容，因为2008年巨大的经济危机的后果导致自杀率上升、社会动乱、街头暴力和战争。因此，无论在其直接的劳动条件中，还是在其所加工的悲惨的资料中，“商业性的内容检测”都是全球无产阶级化的表现。

全球和区域

在过去的50年里，自动机器和网络一直是资本工人阶级向“全球无产阶级”急剧转型的工具(Roth2010)。在前四章中，我们追踪了这个转变中的一些片段，现在尝试对这个过程和控制技术在其中的作用进行一个概述。重申第一章中给出的定义，“无产阶级”指的是资本内部必须靠劳动生活的阶级。虽然人们倾向于将无产阶级与有工作的工人等同起来，但马克思本人很清楚，从定义上讲，无产阶级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容易从工作场所的剥削中消失，被驱逐直至失业以至社会“不存在”的绝对真空状态(1964：122)。因此，“无产阶级”不仅包括被资本旋涡所吸收并在其核心中工作的人，也包括那些被机械化从土地上拉出来却不一定能找到工作的人，或被自动化控制和通信逐出生产的人，被迫寻找各种形式的依赖劳动而生活的人，或者像大量残骸一样被生活丢弃到地面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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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概述遵循了罗斯广义的“全球无产阶级”的观点，认为它构成了一个“多层次的多元宇宙”，由“那些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将其劳动力出售或割让给资本主义的积累和监管机制的阶级和阶层”组成(Roth2010：219)。罗斯对控制论下无产阶级化的描述，包括世界历史上由于自动化和生物技术而导致的农民人口从土地上流失，所产生的大量从事非正规和自给劳动的剩余人口；电子供应链使制造业工作从全球西北部转移到亚洲；在流通领域和社会再生产领域中涉及分散雇佣劳动的“服务部门”的增长；以及失业、就业不足、不安全劳动和无薪工作等情况的增加。

这些发展必须与去无产阶级化的趋势同时进行，比如专业和技术性的中间阶层以及资本管理部门的扩张，两者都推动了世界范围内大学和大学“教育工厂”的繁荣(然而，在2008年的危机中，这些学生将面临突然的再无产阶级化)。最后，无产阶级和中间阶层的扩张，必须被理解为从属于资本信息技术武装的“1%”的急剧的提升。本章最后指出，资本成功地通过高科技的手段，分解了全球西北部大规模的工人队伍，创造了低工资和不稳定的劳动力队伍，这一胜利为经济崩溃、衰退和一系列新的斗争奠定了基础。

然而，这些斗争将在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设想的“世界工人”截然不同的条件下进行。他们认为无产阶级的团结是由资本本身的发展过程所保证的，因为资本能够训练和组织工人，让他们分享工厂生产的共同经验，并通过铁路、电报和轮船把他们联系起来。现在回想起来，他们显然严重低估了这个全球阶级构成项目的难度。尽管在其他著作中，马克思观察到了工人阶级分化的倾向，比如熟练工人的“贵族阶级”或长期失业的“流氓无产阶级”，但许多人认为，他从来没有充分注意过这种分化，也没有充分注意到这种分化可能会发展到今天这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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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马克思主义世界系统理论家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他们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工业“核心”和由于“发展落后”被前殖民地所谴责的“外围”之间的关系(Frank1966)，后者显然是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的永久储存地。

萨米尔·阿明(Amin2010)给出了一个激进的结论：无产阶级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在北半球，另一个在南半球，由于各自的情况而分裂，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对立，北方人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民主的定居方式进行交易，这些定居方式是由过度开发的南方攫取的财富所允许的，只有南方有革命的潜力。这种分析为一些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最近扎克·科普(Cope2012)又一次有力地恢复了这种分析。

然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供应链驱动的资本重组打乱了“核心”和“外围”的格局。亚洲“龙”或“虎”(如新加坡、台湾、香港和韩国)崛起之后，接着是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特区的出现，然后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出现，打破了欠发达的南半球国家统一。一些地区是工业发达地区，另一些地区则陷入更深的困境。虽然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主导地位在许多方面仍然非常稳定，但南半球无产阶级的状况却开始恶化。

到21世纪初，托马斯·弗雷德曼(ThomasFreidman)在2005年宣称的普遍资本主义的“扁平世界”中，有关“全球化”的统治话语通常是庆祝的，有时是忧虑的宣称殖民时期的所有痕迹都变得无关紧要了。在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中奇怪地反映了这一观点。根据此书，“没有外部世界”的资本主义构成了一个完全“平稳”的空间，核心和边缘之间的分裂几乎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两者的工人都成为一个以“非物质劳动”扩散为特征的“大众”的一部分这一观点招致了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阿明)的严厉批评，因为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资本主义力量正在持续集中，全球南北之间生活水平的差异越来越尖锐。

无论是第三世界主义还是帝国主义理论，似乎都不足以应对由控制资本所形成的局面。殖民扩张的历史进程(其本身是由资本的需求驱动的，以避免内部阶级冲突)产生了一种核心/外围结构，现在处于一种高度的融合状态，导致了之前工业的中心地带，甚至一些高科技业务被外包出去，从而使这个结构陷入了混乱。推动这场运动的，恰恰是前资本主义核心国家与其曾经的外围国家之间的工资和监管差异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和不受保护的生态圈。然而，与此相反的是，外包和边缘业务也引发了一种反向动力，一些供应链目的地达到了国内工业化足够的临界量，就将自己升级为子公司甚至是资本积累的竞争中心，“金砖四国”(BRICS)—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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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想新安排的一种方式是通过“区域资本主义”的概念—尽管迄今为止这一概念只在理论上得到了部分发展。理论公报(TheorieCommuniste2011)提到了世界市场的三个地理区域：

在商业组织(金融、高科技、研究中心等)的层级结构中，资本家将较高的职能组合在一起；二级区域的活动需要中间技术，包括物流和商业配送，未明确界定的区域、周边地区专门用于组装活动；危机地区和“社会垃圾箱”地区，涉及合法或非法产品的整个非正规经济蓬勃发展。

对于技术控制来说，关键问题是，“虽然资本的稳定是通过这种分区统一的，但劳动力的再生产并非如此”。在第一个区域，实行私有化风险保护的“高工资阶层”与部分劳动力相融合，在这些劳动力中，“福特主义的某些方面得到了保留”，而另一些人则在不稳定的工作和福利中挣扎。在第二个区域，不稳定的低龄就业是一种常态，有“或多或少稳定的国际分包，但是对社会风险和劳动力迁移几乎没有保障”。在第三个区域，无产阶级的生存依赖于“人道主义援助、各种非法贸易、农业生存……”各种各样的黑手党和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规模的限制，但也受到地方和民族团结复兴的影响。

对“区域”的描述让人想起了萨米尔·阿明的《世界规模的积累》一书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它的等级制度是如何追溯殖民主义的遗产，从而导致全球劳动分工的严重种族化。然而，“分区制”可以被认为是比先前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的划分更有漏洞、更不稳定的过程。无产阶级的新移民不断穿越这些地区，资本也不断重新组合。例如，随着中国制造业工资的上涨，它成了中国在东南亚和非洲周边低工资地区的核心，而与此相反，前核心地区的工业园区则急剧下滑至第二或第三等级区域。在这些区域安排中，阶级是分区和分形的。就社会再生产的总体条件而言，各地区的社会再生产条件差别很大，分形表现为资本、中间阶层和无产阶级三者之间的基本关系，虽然混合比例不同，但都表现为自我相似的格局。通常情况下，在加拿大的无产阶级比在中国的要好，在中国的无产阶级又比在乍得共和国的要好，但在每个地区，资本都超越了所有其他阶层，而中间阶层则领先于工人。世卫组织(WorldHealthOrganization)根据其与资本的长期、兼职或不稳定关系，在不同的登记册中重复着对工作条件缺乏控制、相对贫困和长期不安全的模式。因此，我们可以用《古尔冈工人新闻》(GurgaonWorkersNews)的话来说，存在一个行星无产阶级，但“形成于地方(或者可能是区域性的)”(20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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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说明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控制论旋涡”的旋风式之旅，已经从各种来源包括工人的好战调查、参与观察学者的研究，以及前线斗争组织的报告了解了对它当前冲突的描述。然而，要全面了解全球形势，只能严重依赖资本的大型统计机构世界银行、联合国各办事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国际劳工组织(ILO)，特别是其劳动力市场报告的关键指标—以及一些财力雄厚的企业研究机构，比如麦肯锡集团，或者是瑞士信贷的全球财富报告，几乎没有其他选择。

正如所有这些机构所承认的，在收集和整理关于不同类型的工作和失业的数据方面存在重大困难，特别是来自地球上较贫穷和受灾较严重地区的数据，其中许多数据在统计系列中都是空白的。在协调它们对“工作”或“收入”等基本类别的不同定义方面也存在相当大的问题。然而，除此之外，在使用这些资源方面也存在重大问题，这是由于它们对世界市场项目的成功所做的意识形态上的承诺，这些项目经常把它们的类别和措施以一种夸张的方式呈现出来，以便对一个被资本包围的地球描绘一幅过分乐观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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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资本吹嘘说，它使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在撰写本文时，国际上公认的极端贫困定义是每天收入不超过1.25美元。根据这一官方标准，联合国宣布其千年发展目标的第一个目标，即在1990年至2015年期间将世界贫困人口减少一半，这一目标早在2010年就实现了。发展中国家处于赤贫状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43%降至21%，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村人口陷入工业化的城市地狱：这其中3/4的成就是由中国贡献的(Economist2012：11)。毋庸置疑，全球各地新兴工业化地区的无产阶级收入有所增加。然而，这在多大程度上等于“摆脱贫困”，人们应该持怀疑态度。

发展中国家收入增长的指标部分反映了人口从基本独立于货币的自给自足经济向现金经济的转变(Leech2014)。此外，正如重要著作《全球发展危机》的作者本杰明·塞尔温(Selwyn2014a)所指出的那样，即便是在货币指标内，1.25美元的每日最低收入也是“低得不人道”(2014b)。塞尔温指出，这项措施的作者，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马丁·拉瓦雷(MartinRavallion)承认这是一个“极端保守的”指标，并指出，如果在英国，每天1.25美元相当于“37个人只靠一份最低工资生活，没有福利”(Selwyn2014b)。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补充说，2013年美国官方的贫困线是一个四口之家每天63美元(Economist2012：11)。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或全球其他富裕地区的穷人没遭受过严重的痛苦，也不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水平比全球危机地区的人高12.6倍，但它确实表明了资本的区域差异和较低官方贫困标准。塞尔温指出，许多发展专家认为，定义极端贫困时，更高的日均收入数字会更合理：“总部位于伦敦新经济基金会主张每天至少5美元，世界银行内部人士兰特·普里切特则提倡这个数字为每天至少10美元。”即使按照目前的官方标准，在今天大约70亿的世界总人口中，仍有11亿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中，这是一个庞大的数量，穷人们每天的收入还不到2美元；如果按照每天收入至少10美元的标准，“88%的人类生活在贫困之中”(Selwyn2014b)。

有关新兴全球中产阶级规模和财富的许多说法也值得怀疑。在讨论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1年集体主义中揭露的全球阶级构成的两篇重要文章中，戈兰·瑟伯恩(Therborn2012,2014)对这些主张进行了冷静的评价。正如他所指出的，主流经济学和政策文献几乎完全是由收入来决定这个群体的成员资格。现在流行的说法是，任何人只要在最低生活保障上略有盈余，就能成为“消费者”，也就是“中产阶级”。按照这些标准，成为中产阶级的门槛是每天收入在2美元到13美元之间。正如瑟伯恩所言，这与资本的乌托邦梦想“无限消费，中产阶级占领地球，购买汽车、房屋和种类繁多的电子产品，维持全球旅游业”(2012：17)相去甚远。在许多情况下，这仅仅意味着拥有一份相当稳定的工作，生活水平非常低。瑟伯恩承认，亚洲、拉美和非洲出现了一个新的分散的中产阶级，相对于资本而言，他们的地位是“不确定的”和“异质性的”，但他表示，“自由派学者和营销顾问的消费者梦想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对未来的预测”(20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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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解释关于工作和失业的官方文件时最大困难是，这些机构试图回答的问题不是我们问的问题。阶级构成是一个激进的概念，旨在评估权力和斗争，最终形成“共产主义视野”(Dean2012)。官方机构要么对此毫无兴趣，认为它会永远消失，要么怀疑它会继续存在，就积极地想要压制。官方机构还有其他顾虑：向决策者提供咨询意见，为投资决策提供信息，促进以市场驱动的发展，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比如国际劳工组织，支持工会的社会民主成果。他们的文献没有使用“阶级”概念来定义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群体之间的冲突关系。这并不是否认从这些资源中可以获得这些重要的信息。它们提供了关键的数据前提是要始终记住，使用这些记录来理解类的构成需要逆着列和行之间进行阅读。

劳动力

从1980年到2010年，全球的“劳动力”资本从12亿增长到大约30亿。这种增长不仅是人口增长的作用，而且是地球市场渗透的深化：仅对社会主义集团的资本化程度，预计将使工人的数量增加一倍(Dobbs等人2012：3;WorldBank2013b：3—4)。当然，资本主义总是利用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奴隶贸易、过度剥削的殖民地工人和外围地区的农民都证明了这一残酷的事实。

所谓“全球工人阶级”(Mason 2007;van der Linden 2008;Struna 2009)，或者更确切地说，“全球无产阶级”(Roth2010)的概念，不仅仅是将所有由资本直接或间接调动起来的劳动的总和相加，在过去的300年里都可以进行这样的计算，但是，这种劳动的系统性组织，在生产和流通的协调系统中，在没有控制技术的情况下，其灵活性和粒度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就创造了资本的分析家们开始讨论新兴的“全球劳动力市场”(Dobbs等人2012:1)。在这个包罗万象的过程中，我们选取了七种主要的无产阶级思潮，并简要说明了它们与阶级和控制论技术的关系，然后讨论了中间阶层和资本主义的构成(与数字化有关的阶级构成倾向的类似清单，请参见Fuchs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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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农民的终结。几千年来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养活了世界上大部分人口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在各种压力的侵蚀下逐渐消失：例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者的“城市偏见”(Lipton1977)；单一文化的食品出口政策；高科技农业企业的自动化收割机和转基因种子加入了全球食品行业的供应链；城市化或采掘工业的土地征用(Weis2007)。全球农民越来越不能仅靠农业维持生计，转而依赖定期或永久性的工资劳动，他们正在被缓慢瓦解，这一结果主要是贫穷和暴力剥夺的强制推动，以及工资和城市现代化的拉动造成的。(Wildcat2008)

无产阶级是解放的，也是悲惨的，旋涡将人们从当地的饥荒和狭隘主义中解放出来，使他们陷入无限的不安全感和新的从属地位。特别是对年轻妇女来说，逃离土地可以从传统的父权压迫中解放出来，但交换条件是工厂对她们的剥削。这种外流推动了原始积累发展到新阶段，而原始积累为早期无产阶级提供了资本。1980年，农业劳动占全球劳动的近一半，但30年后，这一比例接近35%(Dobbs2012：3)。在2010年首次有超过半数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而1990年这一数字还不到全球人口的40%。与一个世纪前20%的情况相比，这是一个划时代的突破(WHO2010;World Bank2013b:6)。

2)新迁移。工人一直是工资的游牧者，但如今，受资本全球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影响，他们正以前所未有的新方式受到更严格的监管(MezzadraandNeilson2013)。全世界有2亿多国际移民，约占世界人口的3%，许多是临时工或季节性工人，还有一些是永久性移民(WorldBank 2013b：14,52)。移民工人汇回国内的汇款是世界对外援助总额的三倍多，在一些国家，汇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以上(DeParle2010)。关于今天人口的流动性是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还存在着争论。在19世纪，10%的人口可能已经迁移，主要是通过跨大西洋的路线到达北美的“新世界”；相比之下，有人认为，今天的供应链全球化实际上更有利于资本的流动而不是人的流动(SolimanoandWatts2005)。近几十年来，仅在中国就发生了一场被认为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运动。今天的移民与前几个世纪的移民截然不同，他们遵循新的路线，其中包括更多的妇女。许多妇女离开家庭，在海外工作，或者卷入大规模的全球性交易活动。一方面是通过新的交通和通信手段，比如我们在上一章中研究的手机，另一方面是通过智能边界和滞留区的壁垒。后者利用新技术扫描、评价和筛选不同等级和类型的移徙劳动力(熟练/非熟练；创业/难民；常设/临时)，根据国家政策，根据最具地方影响力的资本部门不断变化的优先事项，越来越精确地加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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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正式的苦工。数百万人涌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大城市的棚户区，形成了迈克·戴维斯①(Davis2007)所称的“贫民窟的星球”。我们已经提到，目前约有30亿人构成了资本的主要劳动力，官方报告中说他们享受着“职业”和“工作”。然而，与“职业”和“工作”似乎暗示的相反，并不是所有这些类别的人都得到了报酬。事实远非如此：世界银行统计的30亿工人中，只有略多于一半的16亿人领取工资或薪金，另外15亿人从事(或同时从事)维持生计的活动，这些活动仍处于分解的农业社会内部或边缘或“自营职业”。有工资的工作和无工资的自营职业之间的平衡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同，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达和不发达部分之间也不同：在欧洲，工资工作占比为80%，居于主导地位。与其他种类20%的比例相比，非洲的这一比例出现了逆转(WorldBank2013b：5)。即使在全球北部，个体经营并不一定意味着一家资金充足的商店或一家商业咨询公司，相反，它通常是一个脆弱的基于网络的微型销售企业或名义上独立的承包工作，完全依赖于企业的供应链或特许经营这些活动可以被公平地描述为无产阶级化的自我剥削形式。在南半球，个体经营通常意味着街头贩卖、日租、乞讨和叫卖的生存策略。在印度，近3/4的上班族是“非正式”就业人员，要么做日常的计件工作，要么做买卖(Clifton andRyan2014)。正如我们所见，在这个世界里，廉价手机成了在城市生存的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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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迈克·戴维斯(MikeDavis，1946一)美国作家、政治活动家、都市理论家和历史学家。他最著名的是他在加利福尼亚南部的权力和社会阶层的调查。——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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