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博无产阶级：数字旋风中的全球劳动

本田5月17日的首次罢工是通过发送短信的方式进行的，也是通过这种方式，“一些工人说服他们的同事在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之前，不要回去工作”(Beja2012：5)。而罢工者是奎(Qui2009)所称为“中国工人阶级网络协会”的一部分人，这是中国的工人阶级网络社会，他们习惯了手机、在线游戏和网络咖啡店，并通过QQ即时信息服务和其他社交网络与朋友保持联系。在罢工的情况下，这导致了高度的“传染”(Beja2012：5)，互联网、微博(中国的推特)和短信的交流弥补了组织资源的缺失(Beja2012：5)。工人们在互联网上发起关于罢工的讨论和信息交流，“使用QQ帐号向新闻工作者、律师和人权组织传播信息”(Beja2012：5—6)。所有这些行为都为汽车工厂和其他行业的一连串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随着这些罢工的发展，富士康深圳工厂发生了工人自杀事件，这一事件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富士康在深圳的工厂生产苹果和其他手机、笔记本电脑和游戏机。深圳工厂规模庞大，员工超过23万人。它的特点是独断的、“军事化”管理风格，高速的及高强度的劳动，高风险的机械、有毒材料，对工人的身体搜查及对“违规”的严厉惩罚，并且它还有将拥有共同背景的员工分隔开的拥挤的公司宿舍。(Friends of Gongchao2013a)

在富士康，数字媒体和手机也很重要，它们既能在庞大的工厂内传播自杀的消息—产生致命的传染效应—又能将自杀消息传播给中外媒体。富士康的工人成了全天候新闻报道的对象，《纽约时报》对他们的工作条件进行了深入调查，史蒂夫·乔布斯就因其公司与富士康的关系而受到了广泛谴责。然而，这一过程随后因迈克·黛西(MikeDaisy)在广播中对富士康工人的困境进行了不准确的自我放纵般夸张的报道而遭遇惨败。部分是由于国际丑闻，抗议自杀导致了加薪。但这也导致了一个怪诞的公共关系，他们在深圳工厂举办了一场狂欢派对，以向世界保证一切都很好：身穿啦啦队队服的员工高举着巨大的首席执行官郭台铭的海报，上面写着“爱我，爱你，爱郭台铭”。

然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富士康工人自杀事件所赢得的媒体关注程度是非同寻常的。这些年轻死者的悲怆；被这家公司间接地传播的苹果的品牌名声;已建立的反血汗工厂网络的存在；或许这甚至是西方媒体对中国工业力量崛起的愤怒反应中的一种微妙的恐华情绪—所有这些因素致使富士康成为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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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如果我们看看卡瑞特拉2007年至2010年所记录的全球“罢工浪潮”的范围和规模，或许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这种动荡不安的消息很少流传。实际上，深圳年轻的无产阶级在使用网络方面可能比在这一时期内遭受或抗议的许多或大多数全球其他劳动力要熟练得多。尽管媒体对罢工的报道因地区而异，但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都没有像富士康那样引起过全球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富士康成了证明全球媒体对劳工斗争漠不关心的例外。正如彼得·霍尔杰(Hall-Jones2010)所建议的那样，在媒体对工人行动激增的漠视中，包括印度、埃及和希腊的大规模罢工，从官方工会主义的框架之外看来，这种对2008年之后的总体危机的反应几乎没有被认为是有新闻价值的。这与危机后紧缩运动的其他部分所获得的更广泛宣传形成了鲜明对比，这说明了在一场由网络介导的斗争中出现的不均衡和矛盾。

1. 大规模占领运动，新组合？

从2011年开始，大规模的“占领”运动开始凸现，从解放广场到普尔塔德尔斯卡德，再到祖科蒂公园、塔克西姆、加济公园和独立广场。沃兰德/布莱曼彻将这种抗议与“流动的中产阶级”联系起来：

中产阶级(希腊、西班牙)的反抗是因为他们是一个正在崩溃中的中产阶级，或者因为他们不被允许这样(“阿拉伯之春”)，或者因为他们比危机前(土耳其)受到了更大的压迫和经济压力，这不仅包括他们低于应有水平的收入，还包括所有其他社会关系，公共空间的商品化和封闭、性别、政治或政治与宗教。(Woland/Blaumachen 2014：9)

根据这一分析，占领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是经历或害怕再无产阶级化和要求补救的中间阶层成员：“占领”他们声称的物质存在是国家面临的问题，他们认为这是对他们的需求的关注。(Woland/Blaumachen 2014：11)

然而，占领运动阶级构成的这种特点有一些重要的条件。在开罗，“占领广场”运动的“巅峰”表现为一场大规模起义，在这场起义中，埃及中产阶级的再无产阶级阶层—正如瑟伯恩(Therborn2012：7)所指出的，“大部分是由失业或未充分就业的毕业生组成”暂时与其他阶层并驾齐驱。青年党“脸谱”(Facebook youth)和“沙阿比”(shaabi)即下层阶级的互动被活动人士认为是反穆巴拉克运动的，而且他们花了不少时间试图把它们联系起来。(Gerbaudo 20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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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包括劳工团结，在4月6日运动的中产阶级积极分子积极支持下的一连串罢工是解放广场的序幕。然而在开罗和亚历山大的起义过程中，再次爆发的罢工可能是该政权棺材上的最后一颗钉子了。此外，占领也卷入了，不是骚乱，而是街头斗殴，其中球迷俱乐部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公社主要由年轻的、男性的和贫穷的无产阶级组成，他们在与警察的战斗中丰富了经验”(Woland/Blaumachen 2014：11)。同时他们还雇用了“黑客活动分子”，比如“匿名者”，他们围绕互联网的封锁展开工作，埃及政府试图以此平息抗议。因此，在其危机时刻，占领在其内部或周围几乎结合了斗争的“不平衡动态”的所有要素。

甚至那些没有达到这种强度的职业也是异质的。在许多北美占领地中，无家可归者成了营地的一部分(并成为警察“卫生”驱逐占领的借口)。此外，尽管集会抗议的形式往往有利于那些没有全职工作的人，但一些有组织的劳工也发挥了支持作用。在波特兰码头与“占领奥克兰”运动联合举行的短暂罢工中，这种影响力得到了最大的发挥。独立广场占领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占领之一，似乎经历了几次重组，先是学生抗议，再是吸引越来越多的专业技术工人和中间阶层，再后来从基辅以外的较小城市吸引无产阶级。(Ischenko 2014)

然而，对不稳定的文化、知识和技术工作者以及有工作或没有工作的学生的广泛参与，都意味着媒体频繁地将这些活动家描述为“媒体通”是相当准确的。这些是“脸书或推特革命”最可信的斗争形式。在这些活动中，网络和广场之间有高度的迁移。《印第安人》的西班牙作者维克多·桑佩特(Victor Sampedro)和何塞·桑切斯·杜卡特(Jose SánchezDuarte)(2011)声称“网络是正方形的”，也就是说，集会组织的水平主义是在线社交媒体的实践体现。相比之下，哲波多(Gerbaudo2012)坚持认为，网络不是广场，抗议者恰恰是因为意识到了有必要离开社交媒体，“把它带到大街上”。在他们之间，这些对立观点抓住了肉体和网络之间反复互动的两面，这是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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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运动的特征。

在占领活动中，这些网络广场互动的可识别序列逐渐出现。首先是网络占领:在埃及博客上的号召是“我们都是哈立德·赛义德”，是为了纪念一名年轻男子在网吧外被安全警察杀害—“每个人…”忘掉恐惧，1月25日带着一个目标从家里走下来；“给我打电话！”(走到街道)，让民主之路真正出现!(现在真正的民主)启动了西班牙的15米愤怒的营地；安得博斯特(Adbusters)博客上的标签为“占领华尔街”，并号召“2万人涌入曼哈顿下城”。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陆地社区组织，要么在占领之前，要么在占领初期，在此期间领导元素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

随着占领开始，有关抗议活动的新闻在脸书、推特、油管和博客上广泛传播，并有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并支持。与此同时，公社的日常生活，包括安全部队的保护或与安全部队的协商，以及对食物、睡眠、卫生间和安保的安排也进行了组织，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和手机进行了大量的协调，使之成为“社会再生产”(Thorburn2015)的替代中心。网站成为发布需求和声明的地方，或者是坚持不发表任何宣言或要求的地方。所以与其他媒体的互动变得至关重要；突尼斯和埃及抗议者与半岛电视台的互动和他们在“占领华尔街”运动时与纽约媒体的互动表明，甚至于，如果抗议活动可以短暂地霸占数字空间，就有可能会逆转媒体压制异议的恶性循环，取而代之的是放大效应的良性循环。随着“占领广场”运动的国际传播，他们互相学习了斗争的编排；“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最初呼吁中，“愤怒之人”的手册被他们发了出去；在塔克西姆广场与警察作战的年轻人对支持者发信息说：他们已经监视了其他的占领行动，并且“知道该怎么做”。在乌克兰，耶菡·珍妮儿①(JehaneNoujaim)拍摄的关于解放广场(2013)的电影在独立广场的抗议活动中被禁，尽管如此，占领者“还是在路障中间的广场上组织了一场电影的公开放映”(Matviyenko2014：28)。

大规模占领活动的一部分是反紧缩的学生运动，比如智利、加拿大、英国和法国的学生运动，这些运动结合了集会和暴乱的元素(Woland/Blaumachen2014：9—10)。对这些年轻人来说，“他们发现所有的门都关上了，导致他们再也爬不上社会流动的阶梯”，但与城市贫民区的居民不同的是，他们对网络化的复杂程度和活动程度的把握非常到位。瑟伯恩(Thorburn2014)报道了魁北克学生在反紧缩运动中使用的视频，他们将现场直播的视频传输给了学生运营的电视台，这既是对警察暴力的一种反监视，也是建立和维持对这场运动支持的一种手段。正是像大规模占领、学生封锁和学生抗议这样的例子，或许能很好地说明2011年的斗争不仅涉及集会，还涉及抗议者的新“集会”，以及网络技术侵占控制论资本主义的势力。(Thorbur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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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耶菡·珍妮儿(JehaneNoujaim)是一名制作人，主要作品有《控制室》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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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些职业的阶级构成，以及它们重要的中间阶层的构成，决定了这种新组合在斗争中会走多远。沃兰德/布莱曼彻认为，大规模占领运动的主要视角是“更好地管理资产阶级国家”(2014：12)—要么表达了对政府改革的要求，要么是对混乱改革的建议。

随着这一循环的继续，越来越多的中间阶层走上街头，不是为了反对资本，而他们就是为了资本。在巴西，一场震动中左翼工人党(工党)政府的运动—据报道“其中数量庞大的”抗议者“从事的是电话营销工作，且拥有大学学位”—从要求降低公共交通价格和增加社会服务的进一步要求开始，而他们是混乱的街头“堕落青年”与右翼反腐败活动人士、“通货膨胀冲击着的中产阶级”以及“新无产阶级”的混合(Singer2014;还可参见 Saad-FilhoandMorais2014)。在委内瑞拉和泰国，占领式的策略成为中产阶级运动的首选做法，用以试图减少穷人的收益。

在西班牙和北美，体力劳动者最终被驱逐，他们所拥有的社交媒体流量渐渐消失，一些流量转移到了其他项目上。在其他地方，比如开罗或基辅，胜利的占领在自由选举民主的框架内广泛地实现了政府的变革。这些结果往往也没有实现斗争中提出的更激进的愿望。在埃及，自由派和世俗分子在选举中被遵循伊斯兰激进主义的“穆斯林兄弟会”(MuslimBrotherhood)击败，随后他们在一场军事政变的支持下推翻了这一决定，军方完全恢复了权力。在乌克兰，一场最初的反对国家腐败的自由民族主义运动，在争夺基辅独立广场的斗争中，对一个规模虽小但组织良好的极右势力开放，这个势力的存在引发了顿巴斯地区的反叛者起义，后来又引发了俄罗斯的入侵(参见 Ischenko 2014;Radynski 2014a,2014b)。在埃及和乌克兰，“政府的垮台标志着运动的结束”(Woland/Blaumachen20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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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泄密者，黑客们，面具后的人，被逮捕的人

2011年的“级联”还包括一系列控制论行动、数字泄密和黑客攻击，以及“街头巷尾”的虚拟攻击。其中包括维基解密的曝光、美国的报复行动和匿名者针对安全机构的反击。几年后，爱德华·斯诺登(EdwardSnowden)披露了美国和国际监控的范围。

维基解密是由朱利安·阿桑奇在黑客运动与1990年代后期全球化的交替之时发展起来的。曼宁(Manning)是该公司最著名且受到了最严厉惩罚的线人。与斯诺登一样，他是一名叛逃者，出身于美国网络军事安全体系，是一个级别相对较低但高度机密的职位。维基解密还包括致力于言论和信息自由的记者、律师和议员，他们与“9·11”事件后的美国安全国家疏远，或积极参与反紧缩斗争。其主要的泄密事件始于2010年4月美国直升机袭击伊拉克平民的间接谋杀镜头，且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日志中披露了更多的军事秘密文件。最终在2010年11月10日，与维基解密合作的国际报社发表了大量“电报门”中泄露的关于美国外交信息的重大新闻。维基解密与2011年街头运动的重叠，在一定程度上是巧合，但维基解密的披露与他们对系统性腐败的抗议产生了共鸣，有时还直接引发了叛乱，比如美国公布的有关本·阿里政权的公报引发了突尼斯起义。

匿名者从一个无定形的网络恶作剧者变成了一个网络限制和滥用的政治攻击者(DSG2012)。这种政治化是通过与山达基教会(Church ofScientology)进行的一场史诗般的战斗而发展起来的。2010年底，“匿名者”出面为维基解密辩护时，直接与美国资本发生了冲突。目前，维基解密的网络接入和资金来源均受到了美国政府推动的企业封锁的威胁。匿名者的“阿桑奇复仇行动”对PayPal①、Visa、万事达和亚马逊发起攻击或试图拒绝服务攻击。在2011年，匿名成员协助突尼斯和埃及行动，在抵制互联网禁令或躲避监视的情况中，也可能在塔克西姆广场占领期间，对土耳其政府进行了匿名攻击。匿名者们参与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早期组织，并试图对纽约和伦敦的证券交易所进行网络攻击。尽管“匿名者”的类构成本质上是不透明的，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是异质的，但显然它代表了黑客传统的无产阶级化，通过使用黑客工具，年轻人可以在虚拟游戏、聊天室和盗版音乐中进行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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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PayPal(纳斯达克股票代码:PYPL)于1998年12月由 Peter Thiel及 Max Levchin 建立，是一个总部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荷塞市的在线支付服务商。—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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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匿名者们也为2011年的斗争周期提供了更广泛的图景。电影《V字仇杀队》中的盖伊·福克斯(GuyFawkes)的面具出现在了从开罗到纽约再到伊斯坦布尔的街道和广场上。一些戴着它的人是匿名者，但另一些人或许只是普通的抗议者。面具作为反观察和身份识别的象征，从佐罗到副指挥官马科斯，匿名者的面具有更广泛的内涵。在对2011年周期的讨论中，《尾注》(Endnotes2013：51—52)指出，在一个人口过剩和劳动力不稳定的时代，当资本几乎可以随意交换人类的成部分时，在当代身份的条件下，就会出现一种完全可抛弃的、可替代的、可相互改变的东西。匿名者的面具作为反抗的标志，也许可以被看做是对当代无产阶级化的“缺乏个性”的挑衅。

黑客活动分子以一种不平衡的方式同斗争的其他部分联系在一起。他们拥有神秘的技术专长，有时来自暗处，有时却带有明显的精英主义，在阿桑奇魅力超凡的先锋主义的例子中，在很多方面都存在问题。他们对互联网言论自由的具体关注与就业、驱逐和债务等问题没有直接关系，这些问题导致许多人走上街头和广场，但他们也没有想过要形成包含这些问题的政治视野。尽管如此，人们对不负责任的、贪赃枉法的政府普遍都会表示愤慨。

然而，黑客主义者自己也很容易受到他们发动的控制论战争的影响，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被他们自身所采用的数字设备所压制。在监视与秘密监视的战斗中，泄密者和黑客最终能够或者却不愿意保持匿名，一旦被确认，他们便会遭到无情的报复。到2011年底，美国对维基解密的攻击已经导致其活动陷入瘫痪，曼宁在等待审判，因为被黑客朋友揭发；阿桑奇则在伦敦的玻利维亚大使馆寻求庇护。匿名者似乎也受到了其反企业活动的告密者渗透的影响，导致数十人被捕。在这些事件发生后，斯诺登披露了监视设备的范围，这是一个非常英勇的行为，他清楚地意识到，在面临被捕或逃离之前，他只能希望有一段短暂的时间(即便如此清楚，他也无法摆脱最终在俄罗斯权贵资本主义中寻求庇护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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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资本的控制论优势—尽管经历了许多短期的逆转和小规模的失败折磨着2011年运动的所有部分。“推特抗议”之后是“网络镇压”，无论是来自社交媒体或是手机公司的传票，还是警方对维权账户先发制人的攻击，抑或是扫描媒体和安全摄像头的视频用以识别暴徒和抗议者，控制性资本可能已经把每个人都变成了匿名的劳动力。但当这个劳动力越界，甚至仅仅是接近这条线时，警方就可以用数字技术识别出肇事者。随着叛乱浪潮的逐渐消退，任何政权尚未垮台的地方(有时是政权已经垮台的地方)，运动参与者都越来越意识到这种脆弱性，并产生了寒蝉效应(寒蝉效应着重涉及个人思想、言论、集会等核心价值和自由权利的社会存在及其影响。或专指人民因恐惧遭受国家刑罚，或是无力承受所必将面对的预期耗损，就必将放弃行使其正当权利，进而打击公共事务、社会道德、个人信心）。

在悬崖上

控制论对2011年的运动影响最大，这是资本此前的技术部署，以对全球劳动力进行细分和分层。这就产生了无产阶级分解的初始条件和弱点，也产生了联系的可能性。重新分配商品化的社交媒体提供了一种对抗分歧的方式，但在某些方面也复制了这些分歧。斗争的循环发生在特定阶层的形式中特别是在大众公共职业当中，存在于在他们与黑客和泄密者之间，也存在于中国和其他地方的罢工中间但在暴乱、工资斗争和职业之间却没有那么多。占领者知道暴乱者和罢工者，尽管实际上很少或根本不存在联系，猜疑和敌对情绪往往也很高。某些时刻也贯穿其中，比如在埃及的斗争高峰期。从总体上看，不同层次的斗争同时出现给人一种整个系统正在崩溃的感觉。

这就是循环和分割的共存，这是一系列斗争的特点。级联暗示了一个阶梯状的过程，就像水流在崎岖的悬崖上蜿蜒而过，从一个凸起到另一个凸起，从而在一个凹陷处汇聚而成，无处可去，在别处以惊人的速度冲出长长的瀑布。然而，在某种意义上，“级联”并不是一个好术语，因为此名字的意思是从上到下的水流轨迹。尽管在2008年由资本促成的华尔街崩盘的情况下，这种说法可能是正确的，但在危机开始时，这种说法具有欺骗性，因为它的动力来自底层，即一场起义。因此，我们可能会把2011年的起义看做一个倒过来的瀑布：也许是一个喷泉一但还只是一个断断续续的喷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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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循环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分裂的“不平衡的动态”、主观性的分段性、有限的视野和细分的阶级能力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被边缘化者的暴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任何明确的政治视野之外发生的。突然爆发，然后平息，直到下一次。工资斗争不像往常一样被打败，而是伴随着工资上涨结束；在中国，罢工浪潮随着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而平息。泄密者和黑客，无论他们的行为多么惊人，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占领运动一般都无法从广场延伸到大量的服务行业、工业劳动和贫困社区，它们充其量也不过是换了个政权，而且通常还远远不够。

无产阶级反对资本的运动必须利用控制论的交流，因为它们是在这样的系统中且实际上是在技术包容的条件下形成的，这种技术包容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塑造了工作场所、工人主观性和流行文化；如果不使用网络，要有效地进行暴乱、组织分散的工人和间歇性的工人，这就不只是占领一个广场那么简单了，而是要在任何时间占领其他任何地方，这是极其困难的。过去起义开始时有没有这些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控制论包容的影响不仅是重塑劳动的结构，而且是重塑日常生活在数字媒介中的结构。所以，要完全脱离外界，就必须是隐形的这在战术上是有利的，但这是一个被遗忘的长期战略。

与此同时，控制论或许比任何其他技术系统都更大程度上像是为资本抽象价值的旋涡动力而设计和实现的。像互联网这样的数字技术“用时间消灭空间”①，在“眨眼间”就能翻转资本(Marx1973：538—9)。它们提供几乎实时的全球通信，可以扫描、存储和复制。这些特点是在军事背景下引人的，通过资本来加速、扩大和加强商品的流通。因此，在斗争中重新使用这些技术会迅速传播新闻，但不会建立信任；能够快速启动挣扎，但同时也能让他们短暂地分裂；能让反资本主义的战斗变得格外引人注目，但也会让它随时随地受到监视。范围广，关系弱，快速但转瞬即逝，无法阻挡病毒传播却还会被监视，这些控制论的特性意味着，无产阶级运动可以而且必须使用这样的系统，即使是在反对他们偏见的同时，也要发展长期的策略，但控制论却往往会使稳固性和安全性无效(Pietrzyk2010)。然而，这个悖论是一个更大难题的一部分：为了克服利用它的力量，一个由供应链、互联网市场和金融算法的运作分割开来的无产阶级，必须摧毁它所构成的各个部门这样做就消除了它自己的身份。全球无产阶级能利用控制论对抗资本吗？是的，但必须同时反对它的用途。这仅仅是一个更大问题的子集：全球无产阶级能否与资本进行对抗？再一次，是的，但是要通过反对自身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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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用时间消灭空间”是马克思论证商品经济条件下交往不断扩张、交往工具日趋重要时使用的一个术语。出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16、33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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