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博无产阶级：数字旋风中的全球劳动

然而，终于出现的回应危机的社会运动，及其实实在在的占领与数字媒介的鼓吹二者的混合，又一次提出了在控制论资本内部产生的反抗形式的问题。哈特和奈格里用一个《宣言》(Declaration，2012)做了回应：区分了卷入那些起义之中的四种“主观的形象”：负债，反对金融机构；媒介化，起来反对公司对信息和网络的控制权；证券化，寻求国家暴力的保护；代表，拒绝选举民主的腐败。这在描写上是十分令人信服的。然而，就像作者早期的“大众”概念一样，它无法给这些方面的系统关系给出更多的意义，诸如，他们为什么、如何能在斗争中拥有平民，或者他们有可能在一起工作时面临的困难和冲突。引人关注的是，《宣言》讨论这些主题的地方，其已经返回到更早的阶级的范畴“大众”这个语言曾经试图避免术语化，但是现在显然不可能做到。因此，这本书再次审视了控制论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在2008年大萧条的火光之中，在2011年火热的起义之中，提出一个对资本控制论的“后后工人主义”的分析，把其当做一个既不是“工人”的，也不是“大众”的，而是“无产阶级”的这么一个起始观点。

赛博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这个词，源于古罗马术语，用于指代城市穷人，他们除了生物性地再生产自身以外，一无所有。马克思用它描述在资本主义社会必须依靠劳动生存的阶级。马克思在写作早期工业革命的工厂劳动的时候，把他们描写为“在双重意义上的”“自由”自由地出卖他们的劳动获得工资，但是如果这种出售失败的话，也自由地挨饿，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财富可以用来交换(Marx1977：272)。在这种情境下，做一个无产者，就是对自己的工作进程和劳动产品丧失控制权，通过竞争市场的关系，通过丧失与自然环境的联系，而独立于其他人之外(Marx1964：106—119)。这些共同的情境使得无产阶级成为一个潜在的革命力量。

因此，“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经常被马克思同等使用，意指简单的工资性劳动者。但是，“无产阶级”这个词，能够表达一个更加广泛的出处。例如，正如《尾注》(Endnotes2010：33)中提醒我们的那样，马克思写道，“无产阶级”必须被理解为，经济意义上来说，除了“工资劳动”以外，意指那些生产和增值“资本”，“并且被扔到大街上以后，对资本的增值来说，很快就会变得多余”(Marx1977：764)。有学者详细阐述了最终的、关键的术语，例如，拉明·拉姆廷(RaminRamtin)在资本主义和自动化方面的著作，表明关于2008年后日益增长的条件，否定了无产阶级作为“阶级，除了其劳动力可以出售以外一无所有，并且他对其物质生产力的操作或分配利用及其本身的劳动都没有决策控制权”(1991：129)。他也对“工资劳动”和“无产阶级”做了一个区分：因为“尽管一个无产者需要售卖他的劳动力，但是这个必要性并不意味着那个出售就已经现实地发生了”。术语“工人阶级”清楚地包括了所有工资劳动者，而“无产阶级”开放性地明确包含失业者和贫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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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无产阶级”这个词，而不是工人，意味着承认在今天，正如一个弱笑话所说的资本主义不工作，大部分工人阶级是没有工作的。无产阶级不仅包括装配线上的电子工人、呼叫中心的操作员，也包括从土地上被拔起来的不一定有能力找到工作的前农民人口，或者那些由于自动控制和通信技术而被从生产线上抛弃的劳工。现在，就像马克思的那个时代一样，无产阶级表明，无休无止地调整进入工作还是离开工作，这个阶级必须依靠劳动生存的固有的危险系数，这种状况被全球控制论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顶点。

这本书的标题要明确归功于乌苏拉·胡斯的“赛博无产阶级”(cybertariat)(Huws2003;2014)。胡斯特别强调数字价值链如何强化了资本对女性和全球化劳动力的依赖，执行日常和新泰勒主义的文书、数据录入和办公室工作，已经跨越在家庭之中的无偿劳动的需求界限，并且明确地与有魔力的、高冷的、常常男性化的高端的所谓“非物质劳动”相冲突。我的讨论试图保持这个重要的视角，主要利用不如哈特和奈格里的思想那样有名却更宽广的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个学派的思想。乔治·卡芬奇(Caffentzis 2013)和西尔维娅·费德里西(Federici 2012)的著作中对南半球的原始积累的分析，对女性在家庭和工厂的工作的分析，展示了网络资本如何既需要“机器人”又需要“奴隶”，这个分析是尤其重要的。

卡尔·海因茨·罗斯(Karl Heinz Roth)关于“全球无产阶级化”也做了那样的工作(2012)。他与劳动历史学家马克·范德林登(Linden2014)的研究，坚持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把无产阶级定义为“双重自由的工资劳动者”忽略了许多21世纪资本隐蔽的一面。相反，他们描绘出一个由多样的就业的和失业的劳工组成的无产阶级“多元宇宙”，重点强调全球经济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独立的、非正式的、有担保的或者奴隶的劳动形式，还有其他诸如影子工作，其中有许多现在正发生在数字网络之中(参见Denning2010)。罗斯还勾勒出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某些工人会变得“去无产阶级化”，摆脱绝对贫困和弱势，经由强大组织或者特殊技能的美德，在资本主义中，给他们一些股份，让他们获得利润，仅仅是为了潜在地面对“再无产阶级化”，由于技术改革或者新劳动力资源会有这样的进步，“从地面以下踢地板”很明显地确保并且很好地奖励了工作。(Roth2010：219)

第一章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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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和范德林登强调，在这些无产阶级阶层激烈的筛选和分类中，性别和种族以及阶级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理解这个过程不仅仅是预先给定的范畴的交集，而且是作为相互决定的过程之一。因此，在北半球，要想成为“工人阶级”—而不是其他的一些不确定的劳动范畴——就是用几十年时间成为白人和男性；但是相反，今天它所说的相同的内容和含义，在资本之内，要想成为“女人”而不是“男人”，不是一个解剖学的名称，而是由于历史的和当前没有报酬的再生产的劳动相对于“工资劳动”所形成的。要想成为“黑人”“棕色人”“黄色人”或者某个其他的“非白人”的影子，不是物理的颜色，而是皮肤如何编码一个奴隶的遗赠、契约的和担保的劳动，以及其他形式的超级剥削，存在于一次性的殖民地和资本的外周地带。那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新的剥削加剧，而且需要由女性和非欧洲人口推动，正是这种数字化改变了家庭组织和地缘政治的劳动分工。

这本书除了“自治主义”思想资源之外，也明显地受到2008年以后强势出现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参见Cunningham 2009;Noys 2011)。这股思想潮流实际上高度批评了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人主义”倾向，却依然共享了一个有问题的“阶级融合”和“斗争循环”的观点(在下一章讨论的两个概念)。对于这个控制论和阶级斗争的分析，尤其重要的是，关于增长的选言命题(在资本为自身再生产的需求及其无产阶级之间)的共产主义理论讨论(Simon2011)，还有《尾注》(Endnotes2013)中关于马克思“剩余人口”概念的复活。说这些页面是接着一个自治主义的笔记而开始的，这很可能是公平的，它展示了一种日益增长的共产主义的影响，通过完全没有任何方向的捐赠而终结，因此避免了一种普遍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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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理论视角之上和之后，我们的分析将集中描写对阶级冲突的具体调查，这些调查在工厂内外进行，包括各种不同形式的对工人的访谈。这些措施包括，在北半球，那些德国的企业集团，诸如Wildcat和Kolinko;在南半球，诸如Gurganon新闻集团，通过新德里的工业卫星以及亚洲资源监控中心进行工作，它们的报道对于理解信息工业供应链条显得尤为重要。这也要特别归功于许多个体研究者的深入探究，他们有时冒着个人风险，进入今天控制论斗争的实实在在的环境中进行研究。

接下来的观点认为，信息技术使自动化和全球化结合，提升了资本主义基本动力的新强度它的驱动力也同时吸引人们进入工作劳动，并且强迫他们作为剩余的被解雇者或者未完全就业者。这种“运动的矛盾”(Marx1973：106)现在显示为，一方面，网络供应链条和灵敏的生产体系，包括了全球人口在内，使得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劳动力；另一方面，这种运动的矛盾成为一个驱动力，指向巧妙的自动化和系统规则的软件的发展，放弃了那些冗余的劳动。本书的内容是关于数字资本制造全球工人阶级，这个阶级被赋予的任务是离开工作岗位而为工作服务，坚持不懈地长时间辛劳地工作而形成一个机器人和网络的体系，网络化的机器人和机器人网络，人类对所需求的东西而言将最终是多余的，立刻戏剧化地走在一个致命的轨道上，以布亚齐兹式的自焚为自已申辩，以2008—2014年期间革命的其他政治自杀来为自己申辩。本书是关于那些陷入控制论旋涡的全球无产阶级的。

第二章奠定理论基础。描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世界市场是一个系统的著名表述，“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它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旋涡；一个旋风、飓风或龙卷风，它由三个过程组成：生产、流通和金融化。在这个旋涡的动力学中，两个因素是至关重要的。一是资本构成：技术与人类参与商品生产的比例。另一个是工人阶级或者无产阶级的组成：工作(或者失业)的技术条件和由此产生的政治组织形式的关系。利用这两个概念，我们看到数字革命如何使资本既能够强制驱逐那些危险的强有力的工人离开工作，又能够全球招聘新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同时无情地增加商品循环的速度和范围。

第三章运用一个历史的视角对阶级构成的控制论变量进行分析。1949开始，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和维特·鲁瑟(WalterReuther)之间有一个著名的交换：维纳是控制论的科学创始人，鲁瑟是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主席，这个交换是关于电脑对就业的影响，它检阅了控制论冷战的起源，控制论在计算发展中的地位，控制论关于自动和网络的理论。然后返回到维纳的预测，并探讨了在美国汽车工业中，机器人化和即时网络的控制论创新，是如何瓦解大批工业工人的力量的，而工人的力量曾经是最强最有力的堡垒，而今被瓦解在终结的轨道中，瓦解在当代底特律的废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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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从破产开始。美国老工业区在北美洲的一侧，亿万富翁的宫殿在另一侧。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计算机工业在硅谷成立。它的分叉和中毒的工作场所，分为高技能“黑客”专业人士，和低收入的工业和服务业的无产者。后者被风险资本所包围，被时髦的信息企业家所统治，预示了阶级划分将蔓延全球。我们像追寻全球传播的三个网站:在苏亚雷斯墨西哥城的电子组装工厂，在印度的海得拉巴软件园，和在台湾新竹的硕大的半导体制造商。然后返回到今天的硅谷，那里的巴士载着新兴的上层软件工程师，从旧金山到谷歌，遇到的是城市贫民的愤怒。

第五章的行文是“从硅谷到深圳”(Lüthje等人2013)。探讨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早期控制技术如何构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主要轴线关于中国和美国工人阶级的逆转连接。我们将在以下三个维度研究这种关系：首先是中国的农民工无产阶级在中国的组装线的工厂，在电子供应链末端，生产廉价的数码设备；其次是在北美洲和其他国家，越来越多地使用互联网来流通商品，免费的网络劳动成为WEB2.0时代资本主义膨胀利润的来源；第三是一个依赖高速交易和人工智能的金融资本的兴起，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劳动力自由在线抽取利润。次贷危机给北美无产阶者带来灾难，驱使世界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六章转向移动技术，以及手机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最贫穷地区的迅速普及。通过争夺令人愉快的基于移动技术的经济发展预测，本章认为无线通信的“普遍交往”为世界劳动力的资本统治提供了一个新的强有力的依据(Marx1970：56)。借鉴恩达·布罗菲和格里格·德珀特的著作(Brophy and dePeuter2014)，本章首次讨论了手机生产的回路，因为此风已经席卷南美洲的轲钽铁矿矿山、印度尼西亚装配厂、印度的呼叫中心和非洲的电子垃圾。然后转向无产阶级使用手机寻找工作，处理突发事件，迁移，转账和通过犯罪生存。这些都是在世界剩余人口之中(Marx1973：608)，对不稳定的无产阶级化环境的单独应对和适应方式，而不是集体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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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以股票为例论证，目前为止对20世纪早期控制资本的全球无产阶级构成的纲要性的看法。它扫描的是：由于自动化和生态技术瓦解农民文化，农业人口世界历史性地离开土地；由此形成大量剩余人口从事非正规劳动和维持生活的劳动；供应链使得制造工作从全球的西北转到亚洲；分散的“服务业”的增长把雇佣劳动卷入流通和社会再生产领域；动员妇女既要参与有工资的工作，也要参与无偿的家务劳动；失业、不安全和未充分就业的扩大；专业技术的中间阶层，以及资本的管理阶级的扩大，这两者又引燃大学“教育工厂”的创生(Edu-FactoryCollective2009);令人头晕的上升：资本的信息技术武装的“1%”。

第八章回到2008金融危机所导致的混乱，以及在这些斗争中，社交媒体和移动技术的作用。并通过自治主义的“斗争循环”的概念，讨论了这个问题，但认为这种循环论的模式，需要通过理解社会主义理论家的术语阶级冲突的“不对等动力学”来加以修正(Rocamadur2014)。在2011年，这个循环达到了一个高潮，包括骚乱、工资斗争、组装线工人为主的占领、黑客攻击和利用告密者。而所有方面都涉及无所不在的数字媒体，他们这样做有很大的不同，由此产生的“斗争串联”以超常的速度，带着参差不齐的条纹和中断而向前发展，同时也连接和分化了隔离的无产阶级的不同部分。本章最后总结性地讨论了在多大程度上，2011年的革命可以归因于数字网络。

第九章研究金融危机的后果。虽然这次危机对失业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更重要的是所谓的复苏问题，在关键工资区的就业拒绝恢复到衰退前的水平。全球寻找廉价劳动力，正在遵循的是加速从工作中退出，通过新一轮的自动化，应用程序(APP)和大数据强化了社会媒体和金融部门的修复，其算法程序在一个大规模的相形见绌的劳动面前产生了利润。而主流经济学家和科学家们承认，“机器人的兴起”正在威胁工作劳动的基础。提出了多种改革方案，一些方案是从“左的”重复而来，全球资本的现实实践表明，这是不太可能被采纳的。还有就是未来积累应急制度，可以把无产者从工资关系中驱逐出去，甚至比引入他们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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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十章，我们得出结论，看看控制论崩溃的前景。在其“机器上的碎片”中，马克思(1973：690—712)预测了资本将自动摆脱存在的地平线。今天，一些资本的当代先知拒绝把这个预测视为一个游戏结束的场景。虚无主义哲学家尼克·兰德(NickLand)建议(2011):商品形式的气旋过程会变质成一个机械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对所需要的东西而言，人类是完全多余的。这个观点仅仅是一个“黑暗侧”的沉思版本，知识经济人谢尔盖·布林(Sergei Brin)、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其他信息国王们都有沉思。

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控制论和阶级斗争关系，被认为有两个对立的观点：无政府主义集体主义者提群拒斥“控制论假说”(Tiqqun2001)；“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m)者左倾的兰德的版本(Williams and Srnicek 2013)。我们认为，不管是拒绝还是回收，都将是反对控制资本的运动的一个方面。组织这些双重策略的必要性和困难将会被加强，经由新的金融危机、生态混乱，最终通过战争，在这样的环境下，无产阶级的斗争将极有可能被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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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党宣言》广为人知的其中一个段落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资本主义全球化描述为“接连不断的震荡……恒久的不安定和变动”，其中“一切陈旧生锈的关系……都垮了”；而“一切等级制的和停滞的东西都消散了”(1964：63)。然而，虽然这种描述被广泛引用，但对它的理解依然不够深人，定义资本确切性质的巨大变动、融资和资本清理过程依然不为人知。尽管今天它听起来像是由于气候变暖引起的气象痉挛，但对于某些读者来说，它暗示了一个旋涡或涡流(Berman1982：15)或旋风(Land 1992：106)；随着它们的引导，我们将把资本描述为一个旋涡。

什么是旋涡?“旋涡是围绕一个共同中心的众多物质粒子的旋转运动”，物质的“涡度”是由绕轴或“角速度”的旋转速度给出的(Lugt1983：2一3)然而，旋涡不总是做圆圈运动，通常也是具有垂直尺寸的：比如旋涡有向下的吸力，龙卷风有向上的拉力。在自然界中，旋涡现象无处不在。我们所说的“旋涡”包括“液氦中的亚微观旋涡”“昆虫制造的旋涡”“叶子背后的旋涡”“鱿鱼移动产生的涡环”“道路上尘埃形成的旋涡”“潮汐流中的旋涡”“尘埃恶魔”“火山喷发时产生的旋涡”“墨西哥湾流中的旋涡”“高压和低压系统中的旋涡”“海洋环流产生的旋涡”“行星大气层中的旋涡”“木星的大红斑”“土星环”“太阳斑点”“恒星内部的旋转”和星系按照“光年的顺序”的运动。(Lugt 1983:2—3)

然而，最能激发人们兴趣的旋涡是风暴，比如美国中西部龙卷风小巷那样的风暴，不仅受到风暴追随者们的追踪，还被距离赤道2万英里的卫星以及可以发现龙卷风形成的多普勒雷达追踪。当风暴开始转向时，我们“看到”了地球上最快的风(Reiss2001：10)。当冷空气与暖空气碰撞时，暖空气试图上升，但在上升时会被冷空气包围，这就好比锅盖把蒸汽关在沸腾的锅里难以排出一样(Reiss2001：8)。上升的暖空气的压力以“螺旋形螺旋线稳定向上推动”，穿过冷空气并向外突破，地球上的观察者能够看到：

第二章 旋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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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巨大的黑色铁砧形状，它的最上方有冰。在这巨大的云或超级雷暴中，暖空气和冷空气将形成一个从地面上看不到的猛烈旋转的空气管。在高空中，风会使整个空气团旋转，如果风力足够大，就会进一步加速旋转…一个漂浮的增压能量，一面“黑色的墙壁”，宽达一英里，开始像斯皮尔伯格电影中的不明飞行物一样旋转。(Reiss2001：8)

“这种墙壁云可以呈现出一种绿色的色调，就好像自己充满能量一样”(Reiss2001：9)。突然，将在风暴旋涡的底部形成一个小的乳头形状，然后伸长并下降到中间的管状风暴中；当龙卷风的力量和强度变得明显，漏斗云接触地面时，随之而来的便是尘埃(Reiss2001：8)。“这种巨大的旋涡风暴似乎是一种满怀敌意的、外星的、非人的力量。”

自《共产党宣言》以来，天气系统为资本主义的反对者们提供了一种隐喻的方式;沃尔特·本杰明(WalterBenjamin)写到“一场来自天堂的暴风雨”(1969：257)，让人震惊地观测到未来，激进的反越战运动，地下的气候的说法都借鉴了鲍勃·迪伦的“你不需要天气预报员来告诉你风向何处吹”。但天气这个隐喻也被资本主义的支持者们所用；1942年，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修订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全球市场的“接连不断的震荡”的论述，给资本主义这个常年破坏性的大风暴制造一个值得庆祝的理由。(1942：139)

然而，在21世纪初的金融市场中，资本作为一场风暴的想法获得了实际的结果，关键概念是“湍流”。虽然这个词看起来有混乱的意思，但实际上只是在极其复杂(Bonta and Protevi2004:28)的旋转垂直系统中才会发生这种流动。在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中，湍流是流体力学工程领域的一个专门概念，用于处理有限空间内水流等问题。然而在1980年代，数学家曼德尔布罗德将它应用于更加开放的系统，比如风暴和地震(参见Cooper2010：186—7)。他还表示，“湍流”这个概念可以用于金融市场出现的动荡不安，这不是一种隐喻方式，而是一种数学的手段。在湍流天气中统计、检测到的模式分形缩放、间歇性、不连续性、活动爆发、长期依赖于环境的微小变化以及来自钟形曲线规范的突然极端变化，这些模式也存在于市场中，它们的剧烈波动“正在风中飘荡”(Mandelbrot and Hudson 200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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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尔布罗特的这种想法出现在里根时代蓬勃发展的金融市场中，在华尔街1987年黑色星期一，两天内全部亏损又很快重新获得一半的价值，之后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然而，2008年的华尔街大崩盘才完全证明了他所强调的市场中的混乱波动。随着市场暴跌，各地纷纷使用了动荡来解释突发的破坏性的事件，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将他的回忆录命名为《动荡的时代:新世界的冒险》(2008)。从那时起，资本主义全球化系统中稳定性、均衡性和安全性的假设已经不复存在了。这种观点认为“市场的正常状态”，是“更像全球天气不断变化的模式一样，其中的各种新的干扰，比如风暴等…都会以非常不规律和不可预测的方式出现”，“并且天生就容易发生暴风雨般的混乱”，与周期性地席卷“龙卷风走廊”的情况类似，如何从危机、中断和失控的变化中获利的建议已经成为商业文献中的一个普遍现象。(Buchanan2013：18，8)

因此，我们将资本对其自身的过程理解为一个巨大的旋涡风暴，我们用马克思的三卷《资本论》(1977；1981a;1981b)和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973)这个“多普勒雷达”来追踪它的运动。这些文字可以被解读为模拟一个吸收人类和自然能量的系统，将它们转化为在循环过程中购买和销售的商品，这一循环过程加速并扩大范围，直到它的超级风暴席卷整个星球。把资本主义看做是由人为引起的气候变化造成的一种巨大风暴，是一种由人类劳动创造的系统的规模和方式，但现在这个系统中人为意志的影响都被削弱了。

旋风机

资本主义的旋涡具有自我膨胀的价值：用钱来继续赚钱。在旋涡中徘徊的实体和活动，包括人类的活动，都以商品的形式，换成金钱，然后重新合并为新的对象，反过来又变成更多的钱。早期的农业企业和商业交易使封建农民过上了远离土地的生活，他们进入工厂以劳动换取工资(Marx1977：873—927)。把无产阶级的工作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利润，实际上是驱动旋涡的基本动态—“能量梯度”(参见Delanda2011：7—22)。随着这一体系的发展壮大，它从最初的原始积累阶段过渡到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循环过程，在这种循环过程中，劳动和商品消费相互需要，维持着席卷全球的经济增长和利润的旋风。

第二章旋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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