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博无产阶级：数字旋风中的全球劳动

在生产阶段，购买劳动力和原材料以生产更多的商品，网络可以实现以电子方式连接、地理上分离但功能上一体化的商业运作。电信基础设施、模块化接口、条形码和射频识别技术使物流革命得以实现，使资本能够接触到全球劳动力和资源。这是控制论的一个方面，不是取代劳工，而是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它，但是以可能的最低利率，以及在野蛮的劳动套利中具有最大的可处置性。在这方面，在对国际分工的大规模重构中，控制论也激活了新的主观性，其中最基本的就是数百万农民工从土地中涌出，进入新的工业区，这些工业区是电子供应链的终点，然后是这种移植所带来的文化和经济的连续水平的变化。

在这个全球化的过程中，控制论在旋涡的第三个时刻，即金融，越来越多地被提及。美国的银行是自动取款机，自动银行服务和信用卡网络的早期控制者，他们是“日常生活金融化”的组成部分(Martin2002)。然而，在网络与金融的交汇处，在全球的股票交易所的数字化中，在金融工具的发展中，比如衍生产品和期货的发展，这是一种防御性的规避汇率波动的外国投资的方式，但迅速变成了对风险的投机活动依赖于神秘的风险模型和高频交易的投机活动。(参见McNally 2011)

20世纪40年代之后才出现电子计算机，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才出现计算机网络。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信息和通信技术(ICTs)领域不断发展。信息通信技术(ICT)产业对世界经济的价值，包括通信服务，计算机和相关服务，通信产品和半导体，计算机和办公设备，以不变的美元计算，从1990年的8003.49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1.5万亿美元，再到2010年的2.8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在1990年的份额为257503万美元，2000年为517907美元，2010年为729169亿美元(NSB2012)。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通信技术占美国经济私人投资的约1/3，占其他发达经济体私人投资的10%至25%。今天，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门在全球经济以及大多数主要经济体(包括中国)的GDP中所占的份额约为6%(OECD2013a)。

然而，这些数据低估了控制技术的重要性，因为它们不包括在其他产品中包含的数字设备，比如汽车或机床。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统计，信息通信技术是“19世纪晚期和21世纪初的投资中最具活力的部分”。许多经济学家表明，它们的重要性不能被评估，因为它们扮演的是一种“通用平台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活动的开展。正如早期的通用技术(如蒸汽机、自动机械)在工业革命期间推动了增长一样，促进了新市场的广泛发展，并提供了“与实体城市、道路和港口同等或更重要的”“基础设施”(NSB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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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将控制论的影响划分为生产中的旋涡自动化、流通网络、金融中的算法融合，但这当然是错误的。生产本身就是一个循环过程，因为商品必须通过劳动(或机器人)过程，因此它也涉及网络(例如分散设施的供应链联系)。流通需要生产，包括自己的广告和物流企业，利用自己的工人，然后将其自动化，因为最终，钱能控制所有这些活动，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算法。因此，“移动”网络化阶段使得智能手机“星际迷航”式的“通用通信器”成为一种用于工作、购买和转账的设备(Manzerolle&Kjøson2014)。它是控制论、比特和字节的共同媒介，它使资本的电路集成加速，通过合并其明显离散的部门，使其独特的、旋涡的过程变得更加清晰。

构成和分解

这种控制论的转变对资本的有机构成有着复杂而矛盾的影响。马克思在他所处的时代中发现了工业创新的递归过程，这是因为机械创造出了新的“巨大的”机器，比如轮船和铁路(1977：506)。计算机化的进步本身也遵循了类似的积极反馈的路径，产生了加速自身发展的手段。但就计算机和网络而言，这种自启动过程比以往的技术革命要快。

数字产业的巨头们用两大“定律”来解释这一点。英特尔创始人戈登·摩尔(GordonMoore)提出的摩尔定律规定，在给定价格下，电脑的功率1大约每18个月就会翻一番:与40年前的超级计算机相比，现在的笔记本电脑的功率更高。另一个定律是由以太网的发明者约翰·梅特卡夫(JohnMetcalfe)制定的，他提出，网络的价值会随着它的节点的平方增长，这是一个鼓励对有线和无线连接进行投资的原则。

在第三章中，我们将研究摩尔定律的实现是如何从半导体工业成功应用到网络技术中的。它能够进行越来越微观的操作并使用不断增加的有毒化学品数量应用到自己的制造过程中，将它们转移到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力廉价地区，从而使其几乎不存在。梅特卡夫的“定律”承诺会随着网络扩张而成倍增长的那种“价值”从未在其最初的表述中得到充分的定义，但隐含的意义是，在已成为其规范化用法的情况下，它具有商业价值。因此，正如我们将在第四章中看到的那样，网络的价值扩张取决于通信日益深入的商品化，以及从网络用户那里榨取越来越多的免费劳动力。

第二章旋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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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降低其自身的基本组件—微芯片的成本，计算机行业使机器的价格降低，原则上，这将允许资本的技术成分在不引发利润下降的情况下上升。它允许开发一套新的机器来抵消工业投资的固定成本：机器制造其他机器，机器来加速机器，机器去捕获廉价的劳动力，机器来彻底取代劳动力—一种元机器将工业主义的僵化的工业体系变成一堆人工智能。恩斯特·荣格的“钢铁风暴”似乎已经转变成一个在20世纪50年代一个预言式的描述，在一个像苹果一样的信息公司在一个秘密的校园里制造迷你机器人，他把它看做是一群“玻璃蜜蜂”(Jünger2000)。铁旋风变成了一个“水晶世界”(Ballard1966)，一个由机器人和网络、机器人网络和联网机器人组成的旋涡。

然而，控制论技术的极度廉价使得它无处不在地被采用，并将其细化为越来越全面的系统。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把这个过程与工业机械联系起来：“个体机器及其组成部分变得越便宜，但机械系统发展起来；该工具不是简单地用一台机器代替，而是由整个系统代替…尽管单个元素的价格下降，整个集合的价格却大幅上涨”(2000：366)。随着计算机化的发展，从公司总部的几台大型机，到工业车间的几台机器人，再到工厂和办公室的工作站，再到卫星连接的制造、物流和销售点平台，其成本变得很大。举个例子，2004年惠普收购康柏之后，启动了一个新的业务管理计算系统。该项目最初定价仅为3000万美元，但在整合遗留组件方面遇到了问题，公司为此损失了1.6亿美元(CIO2007)。事实上，在一个“永久的创新经济”中，软件的常规更新变成了一笔巨大的开支(Morris-Suzuki1997：25)。因此，摩尔定律的成本节约效应与它所创造的系统的范围、复杂性、更新和脆弱性相抗衡，所有这些都倾向于提高资本的价值构成。

资本的有机成分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被控制系统的应用所抵消，通过电子协调的供应链、外包系统以及无报酬的虚拟工作的激活，来为资本提供新的低工资劳动力来源。卡芬奇认为，他所称的“有机成分扩散定律”规定了“科技引进的每一次增长…”将导致其他行业的低有机成分生产的相应引进(Caffentzis2013：280)。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世界市场发表了评论，他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市场从低有机成分(大量劳动力，较少的机器)流向高有机成分的行业(高科技部门)。这一过程的机制(在卡芬奇和马克思的描述中仍然有些神秘)可以在供应链中看到，供应链将生产过程中提取出来的价值传递给了苹果等公司，比如富士康工厂的iphone生产中，成千上万的低工资工人成为公司的利润，只雇用了少量的知识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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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的后面，我们将质疑卡芬奇的假设，即资本的有机组成的增加和减少必然是平衡的，但目前我们可以说，对价值旋涡的补充说明了资本的两方面都是矛盾的，这是一种双重动力，一方面是通过自动化消耗劳动力，另一方面则是吸收新的、廉价劳动力，同时试图通过增加对债务和投机的依赖来减少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

这对阶级的构成有什么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资本的“控制论攻势”(Tiqqun2001)无情地摧毁了大部分工人的工厂基地，通过自动化减少了他们的劳动力，通过集装箱运输和电子网络将他们从地球的西北部地区重新安置到世界系统的前边缘，从工业岗位转向服务和技术岗位。到1989年，控制论通过一场高科技的“星球大战”军备竞赛，击败了国家社会主义的苏联，迫使其对手破产，随之而来的是政治异议和民众的倒戈，最终导致了柏林墙的象征性倒塌。在这些变革中，工业阶级斗争的整个文化，包括它赖以生存的技术成分和政党、工会、社区团结和激进干部的政治组成，实际上都被消灭了，不仅仅是工人阶级的力量，阶级本身的概念似乎被抹去了，因为胜利的资本主义宣称社会存在仅仅是私有化的市场选择的总和。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随着阶级分解的发展，马绍尔·伯曼(MarshallBerman)成了马克思关于“旋风变革”最突出的讨论者之一。他提出，被清除的是作为《共产党宣言》的基础的整个革命传统：

马克思把产业工人称为“新发明的人”，就像机器本身一样，是现代的发明。但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们的团结，无论在任何时刻多么令人印象深刻，最终都可能像他们操作的机器或他们生产的产品一样短暂……工人们今天可能会在流水线上互相扶持，明天却发现自己分散在不同的集体中，不同的条件，不同的过程和产品，不同的需求和利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的现代性的辩证法重新演绎了它所描述的社会的命运，产生了能量和思想，将其融化成自己的空气(1982:104—5)。

第二章 旋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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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知道这样的阶级分解意味着什么，我们现在要走进一座被控制论旋涡重创的城市：底特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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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鲁瑟的信

194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冷战随即开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诺伯特·维纳教授作为“控制论”这个新学科的先驱，给总部位于底特律的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主席沃尔特·鲁瑟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被大卫·诺布尔(Noble1984：75)称之为“20世纪科学史上最杰出的书信之一”。在信中，维纳(1949)告诉鲁瑟，他已被“一家先进的工业公司”邀请去帮助他们开发“一种廉价的小型高速计算机”。维纳认为，虽然从技术上来讲，这个项目相对简单，但从社会层面上看，它的影响将非常重大，因为它“将会导致工厂没有员工，例如汽车自动装配线”。在“当前产业结构”(即企业资本主义)的控制下，失业“无疑是灾难性的”。这种“危机”将会在“10到20年”中出现，如果与苏联的战争需要全面动员工业资源，危机将会更早出现。维纳警告鲁瑟，虽然他已经拒绝了该公司的邀请，但是未来如果仅仅采取这种“被动”的态度是不够的。工会应该获得计算机技术，以便为他们的压制活动争取机会。诺伯特·维纳教授给鲁瑟寄了一本他即将出版的书《人类的使用》(HumanUse ofHumanBeings，1950),实际上是对计算机化的非人类潜力的谴责，并要求工会主席与他会面。

鲁瑟年轻时就进入了亨利·福特的汽车工厂，在那里，大规模生产方式在20世纪重新定义了“工业”。后来，作为一名工会领袖，鲁瑟代表工人在福特首府赢得了权力。在福特之前，汽车制造是一门手工艺，制造汽车需要雇用熟练的工人进行精心定制生产而且价格非常昂贵。而源自泰勒制和机械化的福特制的出现打破了这一传统。泰勒制的创始人是弗朗西斯·温斯洛·泰勒(FrancisWinslowTaylor)，其管理技巧源自美国钢铁业。泰勒制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区分开来，并将后者简化为重复的定时操作。而机械化则是在芝加哥的屠宰场中被发明，并被应用于固定流水线生产。在福特底特律汽车厂的大型工业综合体泰勒制和机械化融为一体。在那里，工人们通过有序使用标准化零件来完成组装汽车的常规性任务，而整个生产过程的节奏和顺序则由装配线决定。

第三章 控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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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线上工作不仅累人、单调，而且嘈杂、危险。为了让工人们购买他们自己所生产的汽车，福特公司推行了“5美元一天”工资制，并因此而出名。这种生产方式造就了大规模劳动和大规模消费的良性循环，到20世纪中叶，这种良性循环推动先进的资本主义走向繁荣。但是这种工资制是由福特汽车迫使早期的农场工人和移民做出让步而得以实行。然而不久之后，他们就对装配线产生了反感，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虽然加薪暂时解决了这个问题，但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因为一旦更换岗位，而这一岗位又没有提供奖励，工人们便不乐意了。这种循环使得工资成了持续的工业冲突的焦点。不仅如此，由于汽车厂把许多工人集中在一个地方，这就使得大规模的工会组织成为可能。虽然福特曾试图通过监视、恐吓和组建实施暴力的暴徒小队的方式来阻止这一事件的发生(参见GambinoandSacchetto2014)。然而，由于生产的任何中断都会使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机器和库存无法运转，因此停工是工人们掌握的一种可怕武器。1936年至1937年，在密歇根州弗林特的通用汽车工厂，汽车工人举行静坐罢工，使装配线瘫痪，汽车工业成了大众工人的堡垒。

罢工力量所在工作场所的集中，也体现了美国和欧洲钢铁、造船、采矿和运输行业的大规模工人组织的特点。而类似的组织也扩展到牧师、行政和公共部门。但并不是所有的工人都有这种能力，少数民族倾向于在比较脆弱的部门工作；面对白人工人的强烈反对，美国黑人花了几十年才进入底特律的汽车业(Georgakas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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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群体工人的形成往往取决于性别划分。男性工人为了“养家糊口”进入工厂，而家庭主妇负责照顾孩子，以及处理装配线给他们的男人带来的生理和心理上的伤害。女性在汽车行业的工作工资较低，多是在办公室做一些“细节性的”工作，如室内装潢缝纫；战争期间，她们也曾加入过流水线，但后来由于男性工人的回归而被迫退出。然而，产业工人作为阶级构成的一种形式，为北美无产者在工资、社会福利和生活水平方面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利益。

汽车工人仍然是典范。到1949年，汽车已经成为北美文化和经济的中心，它象征着个人自由和繁荣，是连接汽车所有权、公路建设、郊区住宅和化石燃料消费的关键商品。在20世纪50年代，全球最大的制造企业通用汽车占美国GDP的3%。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也从中获益，伴随着权利的获得，它也越来越多地与美国资本融合在一起。鲁瑟将这个过程典型化。

作为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鲁瑟曾是工党的煽动者，他不仅清除了共产主义激进分子，而且将工会置于严格的官僚体制的掌控之下，并只为有限的目标而讨价还价(Moody1988;Davis1986)。他承认，汽车工厂可能是血汗工厂，但它们将是“镀金血汗工厂”(引自Mann1987：56)。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底特律的大都市区—“汽车城”是美国大城市中收入和住房拥有率最高的地区(Schifferers 2007;Reich 1992：46)。在这座城市的艺术学院里，墨西哥马克思主义艺术家迭戈·里韦拉(DiegoRivera)受亨利之子、福特公司总裁埃德塞尔·福特(Edsel Ford)的委托创作了壁画，以颂扬流水线生产中人类和机器的活力，以及底特律所代表的工业资本主义和工人力量的矛盾结合。汽车行业的工作岗位让“美国梦”唾手可及，不仅是福特斯工厂的中层管理人员，也包括那些每天看着自己的生活从流水线上消失的工人，他们得到的是可靠的、不断上涨的工资支票，这些支票为他们带来了良好的营养和服装，以及购买一所房子的可能性甚至最终可能是在五大湖(GreatLakes)上买一间小屋——并送孩子上大学。现在维纳告诉鲁瑟，群众工人受到了控制机器人的威胁。

控制

“控制论”有两种含义。第一种是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出现的一种科学思想流派，当时的研究人员为美国和英国的战争努力，主要从事雷达、弹道学、密码分析和原子武器等研究领域。第二种则在广义上指的是计算机系统。从大型机到移动设备，这个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作用。本书是在两种意义都使用这一术语，以控制论思想家的思想为指导，说明计算机是如何改变资本的技术过程的。

第三章 控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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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庄士敦(Johnston，2008：28)所观察到的，控制论家的关键观点是，不要把机器看成是通过消耗燃料来产生能量的“热力发动机”，而是把它看成是受信息控制的实体。维纳在战时致力于提高防空火力的准确性，其关键在于“反馈回路”的概念，它能让一台机器测量其行动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并据此进行调整。利用反馈机制来消除干扰的机器被称为“伺服机制”。早期的伺服机制是机械的“调节器”，一种记录和调节19世纪蒸汽机运行速度的装置，这个例子让维纳想到了“控制论”这个词，它源自希腊语，意为“统治者”或“舵手”。

维纳的思想是1946年至1953年在纽约举行的10次跨学科梅西会议的核心，该会议汇集了计算机科学家、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并将控制论确立为一种对人类和机器之间的关系具有根本性影响的思想体系。然而，在反馈和伺服机制的讨论背后，有一个更广泛的控制论原理，它更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它对计算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正如另一位早期的控制论家，心理学家罗斯·阿什比(RossAshby)所说：“大脑不是一台思考机器，而是一台行动机器；它获取信息，然后它就会有所行动。”(1948：379)

一台“行动机器”对于信息所做的反馈是非常戏剧化的。1952年11月1日早上7点15分，太平洋的伊鲁吉拉伯岛神奇地“融化成空气”。因为在那里，有一个直径3.5英里、深橙色的火球爆炸了。一股灰褐色的水柱夹杂着尘埃和灰烬变成了蘑菇云，在27英里外的天空中翻腾着。一架观察飞机由于失去控制被卷入旋涡中，并发生爆炸，最终坠入大海。当云朵向外翻腾时，它的颜色已褪成柔和的色调，并变成了一个100英里宽的花椰菜形云，飘走了，同时带走了8亿吨被蒸发掉的固体物质，这些放射性废料飘落在世界各地；伊鲁吉拉伯岛仅剩一个充满海水，直径超过1英里、15层楼高的圆形火山口(Schlosser2013：129)。它曾是第一颗氢弹的试验基地，绰号“迈克”，爆炸威力达1040兆吨，是摧毁长崎和广岛原子弹的5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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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MANIAC(数学分析器，数字集成和计算机)，就不会有“迈克”。制造核武器依赖于设计一种引发最初爆炸的装置，以催化核心中的铀或钚引发裂变或聚变。在一个原子和亚原子混乱的混合炉中计算必要的冲击波的轨迹会产生复杂的数学问题。人们发明计算机，就是为了比人类的“脑力”更快地解决这些问题，因为人类的“脑力”计算对于军备竞赛下的世界末日时间进程来说，显得太慢了。MANIAC的监督者是控制论的创始人之一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Neumann)，他与维纳在核武器研究的伦理问题上发生了冲突。

MANIAC并不是第一台电脑，第一台电脑这个头衔是指19世纪的机械设备，如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Babbage)的差分发动机拥有的。它甚至不是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在此之前，还有其他二战时期的军事机器ENIAC，即电子数字积分仪和计算机，它曾计算过大炮的发射表；巨像即英国密码破译分析仪。但正如乔治·戴森(George Dyson)所言，MANIAC是第一台利用储存随机存取记忆(既包含数据又包含指令)的计算机，因此，它果断地“打破了作为记录的数字和作为指令的数字之间的区别”。作为一种控制论设备一种可操作的信息—它也是计算机，“其编码，逻辑架构被广泛复制”(Dyson2012：ix)。MANIAC使用的是真空管，就像其他先进的机器一样，它是“非常私人的电脑，不是随身携带的，而是你就生活在里面”(Dyson2012：ix)。但它是所有随后的主机、微型计算机、电脑、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的原型，它们被统称为控制技术。

自动化和网络

控制论在两个截然不同但相关的领域自动化和网络留下了它的遗产。自动化包括机器人和其他自主技术，以及更广泛的人工智能。主要著作包括维纳的《动物与机器的控制论》(Wiener1948)，以及冯·诺伊曼(vonNeumann)的《自我再生自动机理论》(1966)，该理论提出了“反馈回路”的概念，即允许生物或机械实体对其环境进行协商。在网络理论中，重要的控制论贡献是克劳德·香农(ClaudeShannon)的《通信的数学理论》(1949)，该理论通过对信息进行纯粹的定量定义，开辟了另一种途径，不仅可以考虑计算机如何增强人类的通信，还可以考虑将通信作为一个单独在机器之间进行的过程。

第三章 控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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