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博无产阶级：数字旋风中的全球劳动

有毒的工作

在帕洛和帕克(Pellow and Park 2002：85)之后，我们可以区分计算机制造的基本工业过程，即在半导体生产中，由工作人员在“干净的房间”里进行，而那些准备印刷电路板、打印机和电缆的“外围工作”，在临床环境中执行的时间要少得多实际上，通常是在工人自己的家里。此外，硅谷还有服务人员：清洁黑客天才办公室的清洁工、修剪高科技校园草坪的园丁、食品服务人员、停车场服务员、保安—在这个致力于高科技机器的世界里，所有这些都是维护哺乳动物生存基础的工作。这些工业和服务业的工作为计算机革命提供了无产阶级的手工劳动。

2000年，硅谷拥有约6.5万名电子装配工人、4万名非装配制造工人和20万名服务工人(RW2000)。这些工作都是由圣克拉拉传统的女性、移民农业劳动力组成的。在电子工厂，大部分生产工人都是少数民族的女性，而工程师和管理人员主要是男性和白人。在不同的浪潮中，移民被吸引到生产线和服务工作中去。在20世纪80年代，在半导体行业中，拉丁美洲女性是最大的一个群体，并继续在服务业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来自亚洲的女性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已经成为工业加工领域的主力军(Pellow andPark2002：89)。非法移民的工人，不包括在官方劳动力估算中，在移民当局的清查中，根据各种估计，这些人占劳动力的10%至25%。(Hayes1989:54)

这些工人的生活条件与硅谷的企业家和超级明星相比是贫穷的。在

赛博无产阶级

62

2000年互联网繁荣的顶峰时期，据计算每天有64位新百万富翁诞生。公司领导每年的工资超过1亿美元，高管带回家的薪水是普通员工的220倍，而工业和服务业工人的平均工资为每小时11到13美元(RW2000)。这个地区的生活成本在美国是最高的。住房是主要问题，从1995年到2000年，租金上涨了60%。对于服务业和工业工人来说，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挤进更紧凑的居住空间，20个或更多来自多个家庭的人住在一幢房子里，睡在租来的地板上，或者在公共汽车上，甚至有工作人员求助于收容所”(RW2000)。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通过加班和多工作来维持自己的生活。硅谷开创了“灵活”的劳动实践，这将成为控制论资本的标志，牺牲昼夜节律和社会生活，使之成为技术创新和创业型企业的狂热步伐。这有一种性别特征：

对于女性来说，这就意味着有三份工作—或者是一些移民称之为“三班倒”——第一份工作在正规经济的血汗工厂，第二份工作是照顾家庭，然后第三份是在非正规经济中工作，周末在洗衣房或清洁间的工作。(RW2000)

临时工作、计件工作和家庭工作激增。硅谷公司不仅将自助餐厅、垃圾清理和清洁服务外包出去，还将秘书和文书工作分包给临时工中介公司。这些工作的雇主不承担“福利、退休金或遣散费的责任”；工人们“在需要的时候被雇用，在需求疲软时被抛弃，一旦有任何反对的迹象就被解雇和列入黑名单”(RW2000)。

在电子装配的“外围工作”中，灵活的工作环境尤其有害。硅谷成了一种新型企业的发源地，这将最终使其范围全球化：电子合同制造商。随着装配合同的签订，这些公司开始雇用工人；工程将依次承包给第二或第三级承包商，每一个下档的工资和条件都在恶化。这就产生了真正的硅谷血汗工厂—由工人在自己家里组装电子元件，按件来计算工资，这只能通过动员整个家庭，包括儿童和老人来达到要求的件数。

然而，在硅谷真正的杀手是半导体产生的有毒废料，而正是这一因素使计算机产业成为摧毁伊鲁吉拉伯岛的慢动作核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微电子工业从石油产品中开发出新的合成化学品，并利用乙烯、苯、苯乙烯、复合卤代烃等溶剂…以及各种新的酮类和树脂(Pellowand Park 2002：

第四章 硅谷

63

78)。这些和其他物质“砷、石棉、氯气、氰化物、氟里昂、乙二醇醚、盐酸、异丙醇、铅、硝酸、硅、锡、硫、甲苯、三氯乙烯、紫外光油墨和二甲苯”(Fuchs2014a：220)—都被用于半导体制造。降低半导体芯片尺寸的“生产几何”需要更多的溶剂来冲走可能堵塞电路的更小的“杀手粒子”，同时让电路运行得更快，也意味着使用更多的有毒化学物质(Pellow and Park 2002：107)。加速的计算机生产周期使得使用的化学品成倍增加，减少了研究其健康危害的时间，并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企业对此的兴趣。

这些毒素对在半导体洁净室中工作的工人来说尤其危险。尽管他们从头到脚的防护服是保护性的，但“它们的设计是为了保护产品不受工人的伤害，而不是保护工人不受化学物质的伤害”。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加州和全美范围内，电子装配工人因化学物质暴露而遭受“系统性中毒”的比例最高。工人们因接触硝酸和砷而关闭工厂的情况时有发生，“工人们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被人拦下检测出他们酒后驾车是司空见惯的事，因为他们在接触了高浓度的工业酒精后，驾驶方式会出现偏差”。对于那些在家里工作的人来说，组装过程涉及清洁和焊接的化学物质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让人们在一天工作结束后，坐在家里的米饭锅旁边做晚餐时都会有鼻血流出来。(RW2000)

暴露在这些化学物质中的后果既可怕又神秘。工人们将会遭受头痛、皮疹、头晕、呼吸问题，对女性劳动力会构成特别的威胁：流产和出生缺陷。那些抱怨工作环境不安全的人可能会被解雇并被列入黑名单。雇主拒绝调查和对投诉进行分类，这样可以避免执行要求上报事故的法规。当进行调查时，使用的化学品的数量和雇员的高周转率使得结果难以确定。出生缺陷和流产与半导体工作相关的问题是一系列相互矛盾和争议的结果的主题。最近一项关于争议的综述得出结论，尽管对特定化学物质的影响的认识仍然有限，“大多数证据表明，制造工作带来的生殖风险，包括自然流产、先天性畸形和生育率降低”。癌症风险的证据是模棱两可的；尽管如此，现有的研究有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与低估，“非霍奇金淋巴瘤的过高风险，白血病、脑瘤和乳腺癌的风险都被观察到与这些化学物品有关”(Myoung-Hee等人2014：95）。

污染不仅局限于那些在洁净室工作或把自己的家变成组装厂的人。

赛博无产阶级

64

1981年，硅谷最大城市圣何塞的家庭饮用水被发现“严重污染了致命的化学三氯乙烷(TCA)，这是一种用于去除微芯片和印制电路板油脂的溶剂(Pellow and Park2002：73)。很快，人们就发现，其他地区的水源也受到了类似的污染，因为化学径流渗入了复杂的井和灌溉系统，这些系统可以追溯到硅谷的农业时代。然而，有毒物质并没有均匀分布在山谷的各个街区。污染往往紧随其后，既是因果关系，实际上也是由于居住区分离的模式，污染最重的地区居住着服务和生产工人，而在黑客专业人士居住的地区则相对较低，这样将硅谷的环境遗产，一方面分割成富丽堂皇的亿万富翁豪宅，另一方面，有23个“有毒废物堆场污染清除基金”来对废弃的有毒废料场计划进行特别清理，这也是全美国所有郡中最多的(Baca2010)。由此，“心之谷”变成了“有毒恐怖之谷”(Pellow and Park2002)。

新一代的硅谷无产阶级为了改善工作环境和环境条件而努力，但这种斗争是在极其脆弱的条件下进行的，因为它是暂时的、分散的，而且常常是无证件的；对妇女、移徙者和少数民族工人的歧视；在硅谷没有工会的传统，还因为大多数美国劳工运动的放弃(Bacon2011)。尽管如此，一些组织开始调查和反对环境污染，包括工人和更广泛的社区，如圣克拉拉职业安全与健康中心(1978)和硅谷有毒物质联盟(1982)。1989年，国际服务员工工会(Service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发起的一场名为“为门卫伸张正义”的运动赢得了一场重要的战役，该运动系统性地让苹果公司对其分包清洁员工的工资和工作条件感到难堪。但其他的努力没有取得这么好的结果。1992年，维萨特罗尼克斯(Versatronix)电脑板工厂的员工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投票方式，成立了一个硅谷装配业工会。老板们对这一胜利的反应是立即关闭了工厂并迁往海外这一反应预示着硅谷工业工人不稳定的未来。

三个城市的故事

硅谷从一开始就是全球化的，因为它是由移民劳工发展而来的。然而，硅谷本身也在迁移，在世界范围内扩展了它的阶级动态。随着其他地区和国家试图复制加州计算机产业的成功，硅谷(纽约)、格伦斯(格拉斯哥、苏格兰)、普拉托(印度的班加罗尔)、海湾地区(菲律宾的棉兰老岛)和萨瓦纳(肯尼亚内罗毕)迅速崛起。然而，实际上，硅谷并没有像爆炸那样被复制：不同的劳动分工被分解、外化和离岸，创造了新的、专业化的国际中心，我们将用三个地点的快照来说明这一点：墨西哥的华雷斯城(CiudadJuarez)、印度的海得拉巴(Hyderabad)和台湾的新竹(Hsinchu)。

第四章 硅谷

65

华雷斯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上，从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穿过格兰德河。它是墨西哥最大的城市，位于工厂前沿地带，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它利用墨西哥低工资率的优势吸引了美国工业。1994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增加了这一吸引力。这也削弱了墨西哥农民与美国农业综合企业竞争的能力。农村的失业人群涌入华雷斯的工厂—其中许多是埃尔帕索(ElPaso)管理的“孪生工厂”包括汽车、轻工业和电脑组装厂。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IBM将其劳动密集型生产转移到日本以来，美国电脑制造商一直在外包组装工作。20世纪80年代，行业的低迷加速了这一进程。个人电脑和电子游戏的先驱雅达利和最初自行生产电脑的苹果公司将组装工作外包到了亚洲。美国计算机行业的电子产品组装在台湾、韩国、新加坡和香港迅速发展，随后在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出口加工区迅速发展。在亚洲之外，墨西哥的麦奎拉斯是此类外包的主要目的地。惠普、戴尔、思科和其他美国电脑公司在华雷斯设立分公司。

和许多马奎拉的业务一样，华雷斯的特点是工资低，环境污染，缺乏社会服务，缺乏劳动保护，以及不合标准的住房，这些都延伸到城市的南部和东部的沙漠。20世纪90年代，18到25岁的年轻女性组成了主要的劳动力大军，尽管在电子行业中的年龄会更大一些。电子工厂被认为是理想的工作场所，因为它们看起来干净和现代化(FernándezKelly1983：106)。尽管如此，即使在今天，墨西哥的电子制造工厂仍然普遍是“泰勒主义装配线组织”，具有“等级控制和独裁和家长式的管理风格”；员工必须表现得恭敬，并且“被上司和经理任意对待和训斥”；工会如果存在，则与雇主紧密合作(Lüthje等人2013：167)。雇佣越来越多地由临时代理公司处理短期合同；薪酬和扣减问题经常出现(Paterson2010)。女性受到恐吓、性的约束，由男性主管监督，被问及有关性习惯、月经和怀孕等问题，以及在日常工作中被严格地编排。(Wright 2007)

赛博无产阶级

66

梅丽莎·赖特认为，马奎拉资本将其女性劳动力视为“一次性女性”(2006)。这个短语在华雷斯有可怕的含义。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大量马奎拉工人的涌入，人口激增，这里引发了数百起谋杀案，其中大部分未被解决。许多受害者是在马奎拉工厂工作的妇女。杀戮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平息，但在21世纪晚期，随着墨西哥北部发生与毒品交易有关的暴力浪潮，杀戮事件再次激增。华雷斯谋杀案，通常涉及虐待和强奸女性受害者，被称为“女性杀手”(Wright 2007; Gaspar de Alba and Guzmán 2010; Rodriguez2013)。但这是有争议的，因为受害者还包括很多男性(Hooks2014)。华雷斯究竟是地球上最暴力的城市(有时有人声称如此)，还是谋杀率与其他贫民窟和贫困地区相当的城市？人们普遍认为，杀戮的直接原因包括家庭暴力、性掠夺、犯罪和毒品贸易，这是由马奎拉工业的社会条件造成的：社会混乱、贫穷、工人的不尊重和虐待。

华雷斯作为“谋杀之城”的名声并没有妨碍进一步的电脑外包工作。21世纪头10年，亚洲的竞争威胁到了它的电子工厂，一些工厂倒闭了。后来，2009年，台湾电子产品承包商富士康变得臭名昭著，为戴尔开设了一家生产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的工厂。马奎拉多拉工业的平均工资是每周80美元;经理们住在邻近的宿舍里，工人们乘坐白色校车从周围地区赶来(Rice2011)。有一天晚上，这辆巴士没有出现，据称是被该市众多的军事检查站之一拦下，雇员们被迫工作到凌晨4点。当这辆巴士被安全地停在一个角落里的时候，工人们发生了骚乱，烧毁了部分工厂。

华雷斯的荒凉和暴力使它臭名远扬。在墨西哥小说家罗伯特·波拉诺的作品中，它出现在了“圣特雷萨”的城市里。如果海德格尔在墨西哥-美国出生，它就会把海德格尔吞下去(Bolano2004：114)。但创造这一场景的逻辑并非例外。华雷斯在字面上可以被视为“血腥泰勒主义”的代表将生产转移到劳动压抑的地区，在工资、工作时间长短和工作强度方面剥削率很高(Lipietz1987：74)—这是全球计算机装配工作外包的特点。

我们的下一站是位于印度中部的海得拉巴，也被称为网络城。它是一个古老的城镇，有着繁荣的黄金和珍珠贸易，但也有大量的贫民窟和童工产业。海得拉巴信息技术工程咨询公司位于几公里外的山丘上。随着道路蜿蜒驶出市中心，拥挤狭窄的街道被越来越多的加州景色所取代：宽阔的高速公路、风景如画的人行道和闪闪发光的建筑，都有围栏和守卫。在海得拉巴信息技术工程咨询公司占地150英亩的土地上，有一个网络塔，这是一个10层的四象限的建筑，中间有一个大喷泉。它在1998年的建设开始了一个区域的发展，现在包括一个网络门户，展览和会议地点，以及几个IT公园：信息城、未来、精神空间、网络明珠。这些是微软、谷歌、IBM、雅虎、戴尔、脸书等全球大型企业，当然也包括印度大公司，如印孚瑟斯、塔塔和威普罗等的办公室和办公场所。

第四章 硅谷

67

如果说华雷斯代表了计算机组装工作的外包，那海得拉巴则是应用于软件开发的类似逻辑的例证。在这个过程中，印度一直是美国网络资本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因为它广泛地使用英语，在数学、科学和技术方面相对较强的教育系统，既存的商业联系，当然还有较低的工资水平。20世纪70年代，随着网络劳动力向美国的发展，这一关系开始了。博罗斯公司，与印度新兴的计算机产业有往来，意识到雇用印度员工为美国的客户安装软件的成本优势(Aspray等人2006：109)。这就是“身体购物”(Biao2007)系统的起源。印度咨询公司通过这个系统，为IT员工安排签证，在美国找到临时工作，进行日常编程，虚报工资以支付安置费用。

“身体购物”很快与反向的“虚拟迁移”重叠(Aneesh2006)。1984年，德州仪器公司从印度班加罗尔租赁了一条数据线到美国。印度程序员与软件项目签订了远程工作合同，不仅利用了工资差异，还利用了时区的优势，实现了24小时的工作周期。这种做法得到了大规模转换项目的推动，比如从大型机到个人电脑的业务转换项目，以及后来的千年虫恐慌（Y₂Kscare)—印度程序员努力确保美国计算机认识到新千年的开始。美国的制造业、航空公司和金融公司将后台数字系统的开发和操作送到了印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一过程在印度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中得到推广，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包括对特殊软件开发区域的税收和贸易激励。IT服务成为印度最大的出口产品，是面向市场的“闪亮印度”的核心。

美国和印度的软件工作存在着很大的成本差异，但在21世纪初，人们通常将成本差异估计在1：6到1:10之间。美国初级软件工程师的工资可能在4.5万美元左右，印度为4500美元(Ilavarasan 2007;Thibodeau2012;Fuchs2014a)。按照美国标准，印度的税率非常低，在一个在2000年的人均

赛博无产阶级

68

GDP低于1500美元的国家是很好的，相比之下，美国的人均GDP大约是5万美元(World Bank2014a)。然而，随着印度程序员的“中产阶级”薪酬，硅谷控制论员工的社会和心理问题也随之而来，外包工作的变幻莫测以及高科技企业文化与印度传统生活方式之间的反差，加剧了这一问题。对灵活性的极端要求、长时间的工作、高压力、间歇性的工作、长期的“被监禁”、社会生活的崩溃以及在工作场所没有女性的抱怨很常见；人们也越来越担心，随着工资上涨，自动化将取代外包，成为美国的软件战略。

印度IT产业的扩张，是资本渴望建立一个全球“中产阶级”以抗衡控制生产的无产阶级低工资效应的缩影，它无疑呈现出一种比血腥泰勒化的冷酷面孔更温和的面孔。然而，以其为基础的“光辉印度”的发展战略，主要集中在一个占全国人口最多2%的行业，却因在当地持续贫困的背景下创建了高技术孤岛而受到质疑(D'costa2003;Saraswati2012)。海得拉巴的环境仍然极其荒凉，尽管有海德拉巴科技城，但整体识字率很低；数百万人因电力不足或灌溉不足而失去庄稼；奴隶般的强制劳动条件比比皆是(Hawksley2014)。就连导游也说，“当网络知识分子在他们的网络塔上行走在虚拟高速公路上时，无家可归者知道海得拉巴真实高速公路的严酷现实。”(Singh等人2003:892)

事实上，印度的软件业成功地抓住了全球市场的廉价电脑程序，而这种贫困正是印度软件业成功的内在因素。这种普遍的吝啬并不仅仅是为所谓的中产阶级编程工资设定了底线，就像硅谷本身一样，像海德拉巴科技城这样的IT园区直接依赖于低工资的“设施管理”员工—保安、门卫、司机、快餐工人一这些人现在都是印度第一代农村移民在印度的工资条件下创造出来的。英德拉尼尔·查克拉博蒂(Chakraborty 2014)在对来自海德拉巴、班加罗尔、普纳、德里和加尔各答的100多名工人的采访和调查中发现，这些工人的月收入通常不到30美元，每天工作12—13小时，每周工作6—7天，没有任何福利和工作保障，生活在巨大的网络发射塔后面的露天排水沟旁。因此，利润丰厚的高科技资本、专业的信息工作和苦不堪言的无产阶级劳动的三位一体模式在全球得到复制。

我们的第三站是台湾的新竹科技园。它把我们带回到我们这一章开始的半导体净化室—但有一个显著的不同：这里几乎没有任何工人在里面。

第四章 硅谷

69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芯片制造遵循了将组装工作带到亚洲的低成本逻辑。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半导体公司不仅在发展中国家找到了廉价的女性组装工人，也找到了低成本的男性工程师和经理。与此同时，由于成本不断上升，该行业进行了深度重组。摩尔定律，我们在第一章中遇到过，它指出芯片上的电路以不变价格每18个月翻一番。这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有一个陷阱—被称为“摩尔第二定律”，芯片成本的定期降低是通过增加生产成本来实现的。芯片制造工厂—“晶圆厂”——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自动化：1966年，一个新的晶圆厂耗资1400万美元；到1995年，耗资15亿美元；如今，一个尖端工厂的价格超过了60亿美元。（Economist2009a)

最初，所有的芯片制造商都是垂直整合的，这意味着他们设计了芯片，制造了制造这些芯片的工具，并管理制造和相关服务。随着成本的上升和制造变得越来越复杂，生产过程的一部分延伸到专门的公司。一些“无生产线”的公司现在只设计芯片，其他公司只制造其他公司的设计。这些“铸造厂”“信息时代的熔炉”，现在集中在台湾。台湾是一个拥有2300万人口的岛，在20世纪60年代，台湾成为美国电子外包的场所。一个积极的政府主导的发展过程使得电子产业包括芯片制造商得以发展。代工业务是由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TSMC)在20世纪80年代创立的，该公司目前是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商。台湾的铸造厂现在生产了世界上一半以上的芯片(Economist2009a)。铸造厂不得不生产大量的芯片以抵消成本：它们依赖于规模经济。台湾的三个科学园区，其中新竹在1980年开放，是最古老的，是台积电经营的巨型“超级工厂”的第一个园区。这些成本在80亿一100亿美元之间，“可以购买四座核电站”;最大的工厂每年可以生产30亿颗芯片，房间面积为10.4万平方米，相当于14个足球场那么大。（Economist2009a;TSMC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2010)

令人震惊的不仅是这些巨型工厂的规模，还有内部人员的缺乏。工人们越来越成为芯片的敌人，因为在洁净室里有很多潜在的污染源。没有什么比操作它们的人类更顽固、更普遍、更有害的了(Eudy2003)。洁净室操作员每移动一次就会产生数百万个颗粒；每一个粒子都是潜在的事故或污染源，可能会使数百万美元的固定资本付诸东流。此外，制造商工人提出的医疗索赔问题，以及诉讼成本和赔偿资金的风险仍然存在：最近，三星半导体工厂的韩国年轻工人报告说，白血病、淋巴瘤、脑癌和其他严重疾病的发生率很高(Grossman2011;Han等人2013)。新竹科学园区本身就引发了与城市居民在有毒物质排放和水污染问题上的冲突(Chang等人2006;Chang2006)。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芯片制造现在正以微观的规模进行，人类的感知能力是不够的：只有机器人才能做到这一点。2

赛博无产阶级

70

尽管一再声称和承诺，芯片制造商还没有达到完全自动化：维修技术人员和工程师必须在现场进行维护，以便对故障做出即时反应。一些被逐出洁净室的技术人员仍在“驾驶或操作来自外部的客户端设备(如笔记本电脑)”(Rulison2011)。然而，对允许进入这些工厂的参观者来说，他们对这些设施的印象是非常清晰的：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超级工厂的完全自动化。机器的自动化程度达到99%，远远超过人类。在半导体制造过程中，穿梭机在轨道上快速移动，向300多个步骤输送了数千个40nm的晶圆片。我看到了一些人在监测站。比数十亿美元的超级工厂硬件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为运行它而开发的数百万条软件线：用于传输、存储和管理半导体晶圆载体的自动化材料处理系统(AMHS)，以及用于管理整体生产效率的制造执行系统(MES)软件。(Nenni2010)

台积电承诺更多：在新竹最近的一次演示中，公司官员展示了一个“超级制造平台”(SMP)，该平台将“实现一个不需要人工的超级工厂”，“无故障率可达99.8%”(Wang2014)。10亿级圆晶厂标志着资本的有机增长，即机器的组成渐进地接近于消除人类。

回到牧场……

硅谷的芯片生产和组装制造基地，在20世纪80年代使其成为“像底特律或匹兹堡这样重要的制造中心”，如今已在全球分散开来：剩下的就是建立在受污染含水层之上的郊区软件园(Madrigal2013)。但在底特律破产的同时，硅谷世界上最大的风险投资高科技产业中心，以及数百家软件和互联网公司的总部—却蓬勃发展。社交媒体的增长—大部分发生在

第四章 硅谷

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