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博无产阶级：数字旋风中的全球劳动

纳斯达克是高科技股票市场指数，其价值在1996年至2000年之间增加了8倍。在众多的互联网初创公司中，大多数都是考虑不周的，很多都是见利忘义的快速致富计划，兜售电子产品，通过出售股票或被大公司收购来赚钱。风险投资为这种投资筹集到了高风险资金。股票定价基于预期而非业绩。一些投资者购买了他们明知被高估的股票，并卖给比自己更容易上当受骗的人。在“博傻理论”①中，卖给了更容易上当受骗的在线短线交易者和可靠的财务顾问，他们都在抽取和抛售毫无价值的股票。股价上涨支撑了一个良性循环的无利润的发展，但当网络公司未能达到财务目标时，这个周期就陷入了恶性循环。

2000年4月14日星期五，华尔街经历了历史上最大的单日跌幅。当风险资本犹豫，然后逃离的时候，成千上万的网络公司的日常开支被迅速地消耗殆尽。这引发了电信行业的崩溃，那些投资了数千英里的光纤电缆和互联网设备的公司发现自己的产能严重过剩。第三种行为是一项刑事阴谋，随着安然、世通和环球电信等大公司掩盖亏损，希望能够渡过危机，或允许高管在股价仍处于高位时抛售股票。牵涉到主要的会计公司和投资银行，发生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欺诈行为，这使得投资者的信心彻底崩溃。在2000年3月11日至2002年10月9日期间，纳斯达克市值蒸发了近80%:净资本已经崩溃。

除了唯利是图，网络梦的基本缺陷是数字消费者没有充分消费。互联网的使用持续增长，引发了人们对无限网络市场的预期，但正如《经济学人》(2001)所指出的，“真正的问题似乎是互联网用户开始期待在线服务是免费的”。互联网早期未商品化的历史遗留下了大量的非商业网站和礼物经济②，它们不顾知识产权法，复制和传播数字内容。即使在互联网商业化的进程中，也有一种基于“信息要免费”的黑客文化的“无牟利网络”的本土平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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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博傻理论(greaterfooltheory)，是指在资本市场中(如股票、期货市场)，人们之所以完全不管某个东西的真实价值而愿意花高价购买，是因为他们预期会有一个更大的笨蛋会花更高的价格从他们那儿把它买走。博傻理论告诉人们的最重要的一个道理是：在这个世界上，傻不可怕，可怕的是做最后一个傻子。

②礼物经济指的是提供商品或服务者并没有明确的预期回馈对象，也没有预期回馈的内容，有许多分享行为出自非制式的习惯。同时，礼物的施与受之间已转换成一种未明确规定的义务，形成送礼者与收礼者之间的隐晦关系。礼物经济也被认为是一种债务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交易者的目标是尽可能获得最多的礼物债务人，而不像在商品经济中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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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继续指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到20世纪90年代末，这些做法开始大规模实施。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对大学生点对点 ${ \mathrm { ( P } } _ { 2 } { \mathrm { P } } \ )$ 网络的修修补补，首先是Napster①，后来是Gnutella②，Kazaa③和Bit Torrent④—这些网络无需中央服务器，几乎无法压制，因此是未经授权复制的理想网络。互联网用户不仅仅是免费复制，他们还创造了免费内容，从个人上传网页到1999年出现的数字百科全书维基百科。这种创造性最显著的例子是自由和开放源码软件运动，它的“公共版权”实践似乎与微软和其他企业软件生产商的做法背道而驰。正如理查德·巴布鲁克(Richard Barbrook)所观察到的，在北美的日常网络活动过程中，“网络共产主义者”似乎务实地“参与了在网络空间取代资本主义的缓慢进程”(2000：5)。

尽管互联网泡沫破灭，在进入新世纪时，互联网用户数量仍在急剧增加。不久，“网络空间的资本主义”的进程又开始以另一种方式运行，因为数字资本重新恢复了自身，并做出了新的努力来包容网络。尽管在1985年至2000年之间创建了2100万个互联网域名，在2000年至2010年期间注册了5700万个域名，使全球网络域名的数量接近8000万(Atkinson and Stewart2013)。新的商业攻势以“web2.0”的形式出现，谷歌和脸书都是它的旗舰。这是一种典型的恢复策略，这些公司采取了完全自愿和无偿的做法，让Web1.0资本变成了一种新形式的网络积累。

Web2.0资本的特点是平台可以动员无报酬的“用户生成内容”，无论是被搜索引擎爬虫所处理的被动提供的原材料，还是对各种形式的社交媒体的积极贡献。许多这样的平台本身都是出于商业目的而使用开源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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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款可以在网络中下载自己想要的MP3文件的软件。它同时能够让自己的机器也成为一台服务器，为其他用户提供下载。——译者注

②简单又方便的网络交换文件完全分布式的点对点通信协议，提供另外一种更简单的交换文件方式给大家选择。——译者注

③一款非常优秀的点对点文件共享工具，提供会员们下载分享出来的资源，简易的搜寻，让您快速地找到想要的文件，包括音乐、影片、软件、游戏、图片以及文件。—译者注

④比特流，一种内容分发协议，由布拉姆·科恩自主开发，它采用高效的软件分发系统和点对点技术共享大体积文件，如一部电影或电视节目，并使每个用户像网络重新分配结点那样提供上传服务。—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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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书采用免费的Hadoop①数据处理程序来计算其用户之间的连接的社交图就是很典型的例子。网络广告通常是主要的收人来源，辅以各种形式的虚拟和实物商品销售。然而，正是这些参与者产生了吸引广告商的内容，从而减轻了平台所有者为这一目的而雇用文化工作者(漫画、评论家、分析师、摄像师、动画师)的成本。一个主要特征是用户数据的积累，这些数据要么是由社交媒体资本直接部署的，要么是卖给第三方资本家，以准确且预测性地定向广告。

塔拉诺娃(Terranova2000)首次将卷入这种社交媒体活动的“自由劳动力”与早期聊天室、虚拟游戏和粉丝网站联系起来。随后，针对聚友网(Cotéand Pybus 2007),“油管”(Andrejevic 2009)，谷歌(Fuchs 2012)，脸书(Böhm等人2012)，雅虎网络相册(Brown2013)，以及更全面的社交媒体积累账户(Terranova2010;Fuchs2014b)，分析了在线资本规范商业模式的方式，即雇用少量固定员工，利用数百万用户自愿或不知情的贡献的商业模式。这样的分析给2014年脸书宣言带来了灵感：“他们说这是友谊，我们说这是没有工资的工作。”每一次点赞、聊天、标记，也就是说，我们表现出的主观性会让他们获利。他们叫它共享，我们称之为偷窃(Ptak2013)。自治主义女权主义者的“家务劳动报酬”运动的呼应是有意义和恰当的，目的是为了反对家务劳动对价值创造的无偿贡献，Web2.0资本的免费在线劳动力是影子工作的多种形式之一，资本通过这种形式补充通过工资获取的剩余价值。范德林登和罗斯(2014)等劳动历史学家认为，这一过程一直是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化的本质，如今在新的技术包容层面上呈现出新的形式。

就阶级构成而言，web2.0资本的自由劳动模式至少有六种结果：i）在Web2.0企业中雇用的技术人员数量的增加是有限的；ii)动员“产消者”提供内容，这是无偿工作日的集体数字化延伸；iii）通过自由劳动竞争对“旧媒体”专业人士的颠覆，就像在新闻行业一样，在博客和web2.0相关实践中，所谓的“公民新闻”的兴起导致稳定就业机会的“再无产阶级化”崩溃；iv）鼓励不稳定的微型企业在脸书或谷歌上做广告，刺激了市场的广告机会；v）通过与商业信息沟通，使之与商业信息的社会互动饱和，进一步加强商品流通；vi)由当前和潜在的专业和文化工作者进行的促销、自动商品化的代表管理，对他们来说，活跃的社交媒体(如LinkedIn领英)是找工作的必要手段，即使他们的自愿捐款实际上可能会通过让社交媒体在无偿内容上运行而降低他们找到工作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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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Hadoop是一个处理、存储和分析海量的分布式、非结构化数据的开源框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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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自由劳动被剥削的观点对社交媒体的支持者来说是一种诅咒。它也招致了深思熟虑的观察人士的批评。大卫·赫斯蒙德夫(Hesmondhalgh2010)反对在脸书上发帖和血汗工厂工作之间的等式关系。他拒绝将打工妹和脸书用户的体验直接对等起来的主张是正确的。但是吸血鬼咬人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脸书上的帖子是一种剥削形式，尽管没有明显的暴力，但仍然是寄生的。它并没有取代日常工作和家庭中阶级剥削的“正常”结构，而是对其进行了添加和叠加，以构成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中，用户习惯了被排斥在社会世界之外的痛苦，放弃他们的个性元素身份、创造力、社会性以促进资本的流通。这种服从不同于对打工妹实施的残酷的身体纪律，这是一种既渗透又具有外向性的主观形式，是对商品形式的可怜屈服。

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度过“婚前生命周期”的年轻中国女性与从脸书上“得知”她已经订婚了(尽管这一消息从未公布过)的年轻美国女性之间，存在一种清晰的联系(Watson2012)。正如“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者反复并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这种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冲突的全球阶级利益(Cope2012):北美的脸书用户相对富裕是基于廉价商品，包括中国工厂生产的计算机，所以他们得益于对“打工妹”的剥削。然而，这种关系同时也是一种互补的剥削，在这种剥削中，由打工妹制造的计算机成为脸书用户放弃自由劳动和主观服从于商品形式的手段。每一种剥削都驱使着另一种剥削；打工妹的辛劳创造了社交媒体平台的物质基础，这些平台为数字资本创造了“自愿”劳动力，反过来又推动了对电子工人的低工资剥削。这两方面的结果是，主要信息公司的实力和财富的增加，以及资本的整体繁荣，这些公司在股市繁荣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它们的突然中断，将从波托马克河(Potomac)到珠江(Pearl River)，掀起轩然大波。

1. 泡沫

金融化指的是“银行、股票市场、贷款机构、影子银行和其他主要通过货币交易和各种货币工具获利的机构在先进资本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Lapavitsas2013：214)。在自主经济学分析中，金融理论被看做是资本逃离或攻击无产阶级权力的一种手段(Bonefeld andHolloway1995)。在福特主义时期，信贷扩张有助于推迟与强大的工人阶级在工资问题上的对抗。然而，随着自动化和外包摧毁了大众工人的力量，其他动力也开始发挥作用，资本主义中心的工资率受到控制。但这一成功也带来了其他问题。高技术、低工资的全球经济既没有产生足够的购买力，也没有产生足够高的利润来提供足够的投资机会。资本越来越多地利用衍生品等奇异的投机手段，或通过次级抵押贷款等金融工具，将其收入从非无产阶级的阶层中分离出来。在美国，金融化尤其极端，金融利润占总利润的比例从1945年的不到10%上升到21世纪初的约40%，这一增幅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尤为明显。(Lapavitsas201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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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塔·佩雷斯(Perez2009)展示了从公路和运河的扩张到铁路、电报和无线电的发明，通信手段的技术革新浪潮是如何引发疯狂的投机性金融活动的，随之而来的是惊人的崩盘。金融资本既押注于对新技术的投资，又采用新技术来扩大其业务范围、速度和复杂性。这两个过程在美国控制论时代的金融升级中得到了展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互联网的商业开发依赖于以科技为导向的风险资本的投资，这些风险资本构成了2001年互联网泡沫和泡沫破灭的基础。这场灾难的影响塑造了剩下的10年。2008年破裂的更大的投机泡沫，源自美联储为躲避早先危机而采取的宽松货币和低利率政策。因此，尽管2001年和2008年的崩盘起点不同，一个在网络空间里，另一个在住房领域，但它们应该被视为同一事件的两个瞬间。

金融资本不仅为硅谷提供了资金，还采用了它的控制工具。在互联网从五角大楼逃脱之后，银行成为商业的早期采用者之一(Schiller1999)。从21世纪初开始，金融和保险行业一直是美国商业领域，其年度支出在计算机和电信设备方面排名第二，仅次于信息行业本身，高于第三位制造业(Schiller2012)。证券交易所是这种数字化转型的一部分(Zaloom2006)。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公开叫价的交易场所交易员们聚集在地板上，用大声喊叫和标语牌叫价越来越多地被计算机匹配和显示系统所取代，这些系统通常仍在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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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完整的电子交易平台是纳斯达克，它是互联网泡沫破灭的中心。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控制论的金融变革才开始上路，不仅是由于计算机成本的降低，还因为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电信崩溃所留下的多余宽带；这种“暗光纤”①(darkfibre)使秘密金融和影子银行形成了“暗池”。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将投资者直接与交易活动联系起来，也将其与国际间的交易联系起来。在21世纪头10年，金融信息协议的建立是“金融工具自动交易的全球语言”(Wójcik 2011：131)。这些网络——“货币网格”——仅次于五角大楼，而且实际上大部分是从军事研究中模拟而来的。(Patterson2010:118)

自动化的主要推动力来自衍生品市场。正如大卫·麦克纳利(McNally2011)所指出的，高风险衍生品的增长与供应链驱动的全球化密切相关。各种各样的期货最初是用来对冲外国投资的不确定性的，特别是货币波动。然后，它们变成了攻击性的、高风险的工具，涉及越来越多的投机对象，以及交易员们在彼此之间出售的交易不断扩大。风险评估，当然一直是银行和投机活动的一部分，变得越来越计算机化，依赖于数学、物理和计算科学领域最优秀最聪明的毕业生的精心数学模型“金融工程师”(Patterson2010)和他们制作的算法交易程序，其准确性当然受其所基于的数据组的充分性的限制，当它泄露出来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

算法交易反过来又对网络连接的速度造成巨大压力，因为基于风险的交易必须快速识别并执行。它们依赖于利用存在于几分之一秒内的套利可能性。矛盾的是，这样的速度要求股票交易所在其主要站点附近建造航空母舰大小的计算设施，因为卫星上行链路的时间滞后太长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金融计算机系统每秒产生10个订单就被认为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到2010年，它们可以每秒执行数万次。（Wójcik2011：131)

这种控制论装置直接触及了阶级构成的世俗现实，那就是家庭债务的增长。正如科斯塔斯·拉帕维扎观察到的那样：“金融化最引人注目的一面是金融交易渗透到个人收入的循环中……在负债和资产方面，家庭已被推入正规金融体系的怀抱”(2013：238)。这一点尤为明显，因为随着医疗、教育和住房等公共设施的减少，“金融部门在家庭私人物品和服务供应中起到了中介作用”。这一过程的内在本质是“金融征用”的增加——即“个人收入直接转移到扮演中介角色的金融机构的利润中”(Lapavitsas2013：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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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已经铺设但是没有投入使用的光缆。很多时候通信公司会铺设多于其需求的光纤数量，以适应将来的需要而避免反复铺设带来的高额成本。暗光纤可能被租用给个人或其他公司，用于自己场所之间建立连接。——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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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家庭债务与收入之比从1984年的60%升至2005年的120%。自1980年以来，个人储蓄率从长期平均4%下降到2005年的零储蓄率。到目前为止，债务中最大的部分是购买房屋的抵押贷款。这些贷款之所以有吸引力，在于2001年经济崩溃后，美联储为使经济重振通过的低利率：

美国工人从经济衰退的“铁锈地带”向南部和西部的高新技术产业、金融和建筑中心转移，他们试图通过参与房地产泡沫来弥补他们工作收入的下降，从他们不断上涨的股本中获得的收益，是他们在工作中获得的盈余的一部分(Marks2012：473)。在21世纪头10年中期，美国近10%的可支配收入来自提取股权(主要是再融资抵押贷款)，尽管工资不断下降，但这还是重振了消费。(Marks2012：473)

对于无产者来说，最极端的、最终也是灾难性的表现就是次级抵押贷款。这类抵押贷款可能被视为对美国部分工人阶层提出的住房所有权要求的反常回应。住房所有权是美国梦的传统组成部分。几十年来，少数民族一直在抗议将他们排除在抵押贷款的“红线”之外。次级贷款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但其形式是为了让金融资本受益，最初提供的抵押贷款利率很低，然后会膨胀到无法偿还的水平，对不遵守规定的成本和惩罚远远高于“正常”贷款：“种族排斥”在一定程度上被“敲诈性种族包容”所取代。(Dymski 2009 : 162)

这种金融市场的扩张是由控制论推动的。银行和抵押贷款机构使用了扩大的信息处理能力，原则上应该对家庭能够负担得起的费用做出准确的估计。但实际上它们被用来通过在线申请和自动承销来搜罗次级贷款申请者。在次级抵押贷款中，债务和投机交易同时出现。抵押贷款公司提供他们知道不会偿还的贷款，因为他们不打算在到期时持有这些贷款。他们将这些债务“证券化”，把它们捆绑起来，然后作为一个假定的收人来源出售给其他投资者。在国际市场上，由于控制交易的速度和范围，这些滴答作响、有毒的金融定时炸弹的分发几乎无法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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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炸弹爆炸和泡沫破灭后，次级抵押贷款将会揭示出非常复杂的“种族和阶级的地图”(Wyly等人2009)。然而，几乎在所有地方，非洲裔和西班牙裔美国人都比白人更容易获得次级抵押贷款，而不是普通的抵押贷款。一些自治主义者认为，次级抵押贷款的繁荣可以被看做是无产阶级权力的行使，美国工人阶级中最弱势的阶层使用廉价信贷来索取他们在历史上被排除在外的享受住房和其他商品的权利，是一种明显的“不负责任”的反抗(MidnightNotes2009)。这也许有一点道理，但是，这种反叛的愿望却被资本精心培育并无情地利用了。

次级抵押贷款所展示的，并不是对债务的反叛，而是金融资本在大众工人崩溃后，对美国无产阶级极端政治分解的投机利用。这一分解被认为是发展新形式的针对最脆弱的阶层而进行金融掠夺的时机。这样的财政掠夺，再一次与中国工人在工作场所的剥削联系在一起。推动北美住房市场繁荣的是美国银行和住房机构与东亚制造业之间的金融流动。在这种流动中，亚洲出口商的利润回流到美国抵押贷款市场。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投资极大地推高了房地产泡沫(Duncan2012)。因此，有一条跨太平洋的线路，将开发深圳的打工妹与最终驱逐底特律、克利夫兰或斯托克顿的次级抵押贷款持有者联系起来。

反转,动力

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8年，资本在其循环和金融过程中的控制强化开始在多个全球层面上相互作用。通过数字通信技术复杂而快捷的供应链，使其转移到了包括计算机制造的低工资工业生产区域。在中国南方的工厂里，农村人口的迁移创造了一个脆弱的、无组织的、高度可剥削的劳动力，为世界市场服务。这些工人生产的廉价数字设备将个人电脑和网络连接从黑客实验转变为消费品，为北美人扩大互联网使用奠定了基础。互联网的扩张反过来又刺激了在2000年达到顶峰的风险投资资助的互联网泡沫。

这个时期并非没有反对力量的存在。萨帕特主义者网站在1994年发布了一份互联网公报，宣布玛雅农民反对美墨自由贸易的后果。这将成为一场“改变全球主义运动”的开始，他们主张“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推动这场运动的组合是不稳定的，一个是来自北方的工会和中产阶级团体，他们保卫着迅速衰落的福特主义；另一个是来自南方的工人和社区，他们反对结构调整计划和特别出口区。此外，持不同政见的黑客、学生和年轻人在日益网络化的环境中长大，他们对盗版、替代和共同潜力有着强烈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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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网络左派”(Wolfson2014)发起的反峰会抗议的数字化组织，既对立又类似于网络泡沫的乐观主义。它的实验是由“工人主义”(见第二章)建立的关于斗争循环的控制论版本的实验，创造了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2000)和本书作者的《赛博马克思》(1999)的时刻。多年来，随着西雅图、哥德堡和热那亚的暴力示威游行，反全球主义与政府的冲突不断加剧。很难说“9·11”恐怖袭击事件和反恐战争的中断，究竟是阻止了这场运动的激进化，还是使其免于在内部矛盾的影响下分崩离析。可以肯定的是，尽管2005年在格伦伊格尔斯(Gleneagles)和2007年在罗斯托克(Rostock)的反峰会动员仍在继续，但2003年世界范围内反对入侵伊拉克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却以失败告终。

反全球主义与中国几乎没有联系。在领导层层面，世界社会论坛将北美和拉丁美洲、欧洲、印度以及菲律宾等一些亚洲国家的活动人士联系起来。但事实证明，资本全球主义最重要的轴心在很大程度上不在其轨道之内。一个重要的例外是“反血汗工厂”的激进主义，这种激进主义在反全球主义中进进出出。这是一个很大程度上以学生为基础的“逆向供应链”的政治伦理尝试，将全球南部的剥削与全球北部的消费联系起来。它致力于向跨国公司施压，要求它们改善工作和环境条件。“反血汗工厂”运动在服装业尤其盛行(Ross1997)，最终也延伸到了计算机制造领域，主要是通过国际“清洁电子”运动(Smith等人2006)。

针对富士康、三星和其他电子公司的此类活动，为从中国到北美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传递。但是它们通常受其自身的企业社会责任和行为准则的限制。这不仅仅是因为供应链的复杂性和灵活性给了这些代码大量的机会，使其即使在被采纳后仍然无法执行。还因为，正如基德(Kidd2012b)观察到的，“监控和行为准则减轻地方当局的压力，建立和执行劳动法规；实际上，这有助于将劳工法私有化，并增加企业权力”。最终，供应链改革的战略压制了这样一种认识，即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工人们必须为了工作而相互竞争，无产者必须廉价出售自已以获得工资。因此，这就避免了资本主义供应链是否应该存在的问题(Friends of Gongchao201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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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血汗工厂行动主义的背后还有一种假设，即中国贫困的工人受害者必须由富裕的北美消费者维权人士来拯救。事实证明，华尔街崩盘后，这些积极分子中的许多人自己也会陷入由债务和失业驱动的无产阶级化的深渊。反全球主义对金融资本的了解几乎和对中国的了解一样少。然而，与此同时，货币网也在以天文数字不断扩张和加速。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催生了低利率政策，助长了房地产泡沫，为美国资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临时“力量”。商业互联网的复兴是这次股市复兴的一部分，它采用了反全球主义的数字流通的斗争策略，并将其作为商品流通Web2.0的基础，使用参与性的“激进主义”作为自由劳动力。(Marazzi2010)

在这种背景下，工资停滞不前的美国工人维持生活水平的部分途径是来自中国的廉价消费品(包括电脑)，但也包括不断增长的债务，尤其是抵押贷款。这种债务泡沫是由投资资金流入美元造成的，这些投资资金来自中国资本，从流入出口工厂的超级剥削劳动力中获利。马克斯解释了太平洋两岸阶级分解的共生关系：

在中国农村生活不下去的人越多，涌入城市的农民工就越多，那么人力成本也就越低；人们越快增加信用卡债务，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增长就越快。这两种趋势具有显著的互补性：美国人通过过度支出和债务来处理非生育问题；中国因为没有很好的社会保障体系，把钱花在了医疗、住房或退休上—也就是通过过度储蓄来掩盖他们的不稳定。(Marks 2012:476)

打工妹生产的廉价电子产品提供了连接中国工人与装配线的供应链的纽带，也提供了次级抵押贷款给黑人和西班牙裔无产者的控制金融枷锁。这是资本在扑灭斗争的循环和加速大宗商品流通方面的成功，而当2007年抵押贷款市场开始崩溃时，这些商品的流通将会崩溃。然而，在谈到这场熔毁之前，我们应该先在它的外围区域，而不是在其中心的中美轴心，来看看控制论旋涡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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