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资本主义

高收入经济体战后局势的特征是什么？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有两个因素是至关重要的（虽然不够详尽）—商业模式和雇佣性质。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破坏，战后美国制造业处于全球主导地位。其标志是作为典范的福特汽车公司，建立起大型的制造工厂和流水生产线。这些工厂着重进行大规模生产，实行自上而下的管理监督以及在需求激增的情况下，采取“应急”方法，解决额外的工人需求和额外的库存。其劳动过程按照泰勒原则进行组织，即把工作分解成更小的非技术性任务，并以最有效的方式重新组织它们；单一的工厂内聚集了大量的工人。这使得工人大众能够在享有同等条件的基础上，产生集体认同。这一时期的工人由工会所代表，与资方达成平衡，压制更激进的举措。[1集体谈判确保工资稳步增长，另外，由于工作相对长期稳定，享有高额工资以及养老金得到保证，工人越来越与制造业捆绑在一起，同时国家把钱重新分配给离开劳动力市场的人作为福利。

①Thomas Piketty(1971一):法国经济学家。

② Robert Gordon(1940一):美国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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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实力最接近的竞争对手受到战争破坏，所以美国制造业受益匪浅，成为战后的强大实业。[12]然而比较起来，日本和德国有自己的优势—相对低的劳动力成本、熟练的劳动力及汇率优势。特别是在日本，政府、银行和重大公司之间形成高度支持的体制结构。此外，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为扩大出口市场和提高各国投资水平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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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之间，日本和德国的制造业产量迅速增长，生产率快速提高。最重要的是，随着世界市场的发展和全球需求的增长，日本和德国的公司开始削减美国公司在世界市场的份额。在世界市场上，突然出现了多个主要的生产制造商。结果，全球制造业出现产能过剩和生产过剩的局面，对制成品价格产生了压力。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制造业在价格方面被日本和德国这些竞争对手削弱，导致美国国内公司的盈利危机。美国的高昂固定成本根本不能够击败其竞争者的价格。通过一系列汇率调整，这种盈利危机最终蔓延到日本和德国，导致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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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盈利能力下降的情况下，制造商努力重振企业。首先，公司追随那些获得成功的竞争对手，并开始模仿它们，比如美国的福特模式被日本的丰田模式所取代。[13]其次，在劳动过程方面，生产要精简。一种超级泰勒主义旨在将过程分解为最小的组成部分，并确保进程中尽可能减少故障和停机时间。整个过程要尽可能精简重组，公司越来越多地被股东和管理顾问告知，要精简到在保证其核心竞争力的前提下，解雇多余的工人，并把库存量保持在最低水平。随着越来越复杂的供应链软件的兴起，这一点得以执行与实现，因为制造商需要和期望供应量达到要求。同时同质产品的大规模生产，也逐渐转变为针对消费者需求而日益增加的定制商品生产。然而，这些努力遭到了日本和德国这些竞争对手提高自身盈利能力的反击，还产生了新的竞争对手如韩国、新加坡、中国等。结果产生由持续的国际竞争、产能过剩和价格下降所带来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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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盈利能力的第二大尝试，是打击劳动力。西方世界各地的工会遭到全面的攻击，直至最终被破坏。工会面临新的法律障碍，各行业放松管制，造成会员人数下降。企业利用这一点降低工资，并越来越多地将工作外包。

早期外包工作涉及可运输货物如小型消费品，而非贸易服务如管理，和非贸易品如房屋不涉及。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信息和通信技术已使这些服务部分得到分离，相关的区别是需要面对面接触的服务例如理发、护理等工作，和非个人服务例如数据录入、客户服务、放射科医师等之间的区别。[14]前者在可能的情况下在国内外包，而后者日益受到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压力。酒店业提供了这个总体趋势下的一个明显例子：美国专营酒店的百分比从20世纪60年代的微弱数字提高到2006年的76%以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转变，就是所有与酒店业相关的其他工作都被承包，如清扫、管理、维护和保洁服务。[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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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繁荣与萧条

因此，20世纪70年代成为制造业盈利能力长期不景气的开端，而制造业盈利能力一直是发达经济体的基准。“广场协议”①（1985年）签订之后，美元开始贬值时，美国制造业经历了一段健康增长的时期。但后来对日本经济崩溃的担忧，导致日元和马克贬值，又造成制造业下滑。[1]虽然经济增长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低点回升，但七国集团的经济和生产水平增长态势，均呈下降趋势。[17]

①“广场协议”：1985年9月，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英国等五国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PlazaHotel)举行会议，达成协议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此为“广场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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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显著的例外是20世纪90年代的网络繁荣以及对互联网产业发展可能性的狂热兴趣。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的网络繁荣，使人联想到如今对于共享经济、物联网和其他技术支持型企业的着迷。下一章我们将继续展示这些近期兴起的企业之命运是否会沿着同样的下行轨迹发展。为了我们当前的目标，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繁荣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为数字经济奠定基础设施以及为了应对经济问题而转向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繁荣，为此前基本非商业化的网络有效地实现了决定其命运的商业化。这是一个由金融投机驱动的时代，反过来又被大量的风险投资（VC）推动，并表现为高水平的股票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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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美国制造业在“广场协议”逆转后开始停滞，电信业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成为金融资本的首选出路。这是一个巨大的新兴行业，获取利润的必要性，与为人们和企业上网所提供的可能性紧密牵连。当这个领域处于高峰时，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近1%，由投入科技公司的风险投资组成。而风险投资的平均规模在1996年至2000年间翻了两番。[18]

据了解，已有超过5万家企业形成了互联网商业化，创造了超过2560亿美元的利润。[19]投资者追求未来盈利能力的可能性，引发公司采取“先发展再盈利”的模式。虽然其中许多企业缺乏收入来源，而且更缺乏业务能力，然而他们的希望在于通过快速发展抢占市场份额，并最终主宰了被认为是主要的新兴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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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看来，互联网行业的特征似乎是要求企业瞄准垄断地位。在初期阶段，投资者热切地加入，希望选择最终的赢家。许多公司也不必依靠风险投资，因为股票市场青睐科技股。最初，受借款成本下降和企业利润上升的驱动，[20]股票市场的繁荣开始脱离实体经济，并与由互联网公司提供保证的“新经济体”紧紧挂钩。在1997年至2000年的高峰期间，科技股上涨30%，市值达5万亿美元。 [21]

这种对新兴行业的激情，转化为资本大量注入互联网的固定资产。尽管对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投资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但在1995年到2000年期间的投资水平仍然是前所未有的。1980年，在计算机和外围设备上的年度投资水平是501亿美元。到1990年投资水平达到了1546亿美元，在泡沫胀到极点的2000年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峰值——4128亿美元。[22]

这也是一个全球性的转变：20世纪90年代，在低收入国家，电信业是外资直接投资最大的行业，投资额超过3310亿美元。[23]电信公司开始花费大量的金钱来更新他们的计算技术基础设施，结合美国政府提出的一系列监管变革，[24]奠定了新世纪初期互联网主流的基础。具体来说，这项投资意味着铺设数百万英里的光纤和海底电缆，在软件和网络设计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并对数据库和服务器进行大量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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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还加速了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外包行业发展。当时，随着全球通信和供应链的构建和管理，外包变得更容易，协调成本大大降低。[25公司将越来越多的组件推向市场，耐克成为精益公司的象征—高收入经济体负责品牌和设计管理，而把制造和组装任务都外包给低收入经济体的血汗工厂。从各方面来讲，20世纪90年代的网络繁荣是一个泡沫，为即将到来的数字经济奠定了基础。

1998年，随着东亚经济危机的加剧，美国经济的发展也开始举步维艰。通过美联储①一系列快速降低利率的措施，经济萧条得以避免—降低利率标志着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漫长阶段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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