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资本主义

含蓄地讲，其目标是排除股市的“非理性繁荣”，[26]让股市继续上涨，以增加企业和家庭的名义财富，并提高他们的投资能力和转变其消费倾向。在美国政府试图减少赤字的世界里，财政刺激是不可能的。这种“资产价格凯恩斯主义”，为没有赤字支出和缺少竞争性制造业的经济增长，提供另一个途径。[27]这是美国经济一个显著的转变：美国制造业不复苏，市场必然会在其他行业寻求盈利机会。

这种转变顺利发展了一段时间，促进了对新兴网络公司的进一步投资，并保持资产泡沫膨胀到2000年，当时纳斯达克（NASDAQ）②的股票市场达到顶峰。在2001年崩盘之后，美国经济继续依靠宽松的货币政策，[28]包括在“9·11袭击”之后，通过降息和新的流动性条款刺激经济。这些中央银行干预的措施之一是降低抵押贷款利率，从而促使房地产泡沫的条件形成。降低利率也降低了金融投资的回报，并迫使企业寻找新的投资，最终从次级抵押贷款获得高回报，并为下一场危机奠定了基础。宽松的货币政策，是20世纪90年代经济萧条的主要后果之一，一直持续到今天。

① 美联储：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

②纳斯达克：美国证券交易商自动报价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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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金融危机

2006年，美国的房价出现了一个转折点，房价的下降开始影响其他经济体系。家庭财富同时下降，引起消费降低，最终导致一系列房屋抵押欠款。随着金融体系与房贷市场的关联越来越紧密，房价下滑不可避免地会对金融业造成严重破坏。2007年，金融危机开始出现，两家对冲基金在将资金大量投入抵押贷款证券交易后倒闭。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LehmanBrothers)破产，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整个体系就此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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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美国政府的反应快速而积极。美联储提供总计7000亿美元的救助金，帮助银行摆脱困境，提供流动资金援助，扩大存款保险范围，甚至部分持有一些主要银行的股票。通过提供巨额的救助金，扶持摇摇欲坠的公司，降低非常税以及实行一系列自动稳定措施，政府承担起增加赤字的重负，以防止最严重金融危机的出现。结果，金融危机爆发前的高水平私人债务，在金融危机之后转变成高水平的公共债务。

同时，中央银行也纷纷介入，试图防止全球金融秩序崩溃。美国发起了一系列流动性行动，旨在确保信贷渠道能够持续运行。除了向银行提供紧急贷款，还与14个国家订立了货币互换协议，以确保这些银行能够获得所需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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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重要的行动是，世界各地的主要利率骤降：美国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从2007年8月的5.25%降至2008年12月的0.25%。同样，英格兰银行的主要利率从2008年10月的5.0%降至2009年3月的0.5%。2008年10月，危机加剧，导致六大中央银行的国际协调利率下调。

到2016年，货币政策制定者将利率下调了637次。[29]这种情况在后次贷危机时期持续着，并为全球经济建立了低利率环境，这是当今数字经济出现的部分关键条件。

但是，当破产的紧迫威胁消失时，政府突然欠下一大笔债务。数十年间政府赤字不断增加，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一些政府变得似乎更不稳定。美国在2007年至2009年期间的赤字，从1.6亿美元增加到14.2亿美元。缩减开支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口号，一方面是因为担心政府高额债务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以此为重要手段积累财政资源以防止未来的危机，并且把这项任务作为阶级工程以继续保持国家的私有化和简化。各国政府计划消除赤字，减少债务。其他国家面临政府开支进一步减少的困境，而美国也未摆脱紧缩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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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底，一系列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的做法开始实施，同时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实施的减税措施也就此废弃。自2011年以来，赤字每年都有所减少。然而，紧缩主义思想对美国最大的影响，可能就是不可能从政府再获得任何重大的财政刺激。

美国的基础设施明显衰落，但即使在这方面，政府对要求支出的观点也充耳不闻。这在政府对于美国债务上限的政治表态日益频繁的过程中达到顶点。这个国会批准的上限，限制了美国财政部可以发行多少债务，并且已经成为一个要点，使那些认为美国债务太高的人和那些认为支出是必要的人争论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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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财政刺激在政治上是不合情理的，各国政府只剩下一种振兴经济疲软的机制货币政策。结果产生了一系列非同寻常且前所未有的中央银行干预措施。我们已经注意到低利率政策的持续性。但是，由于陷入零下限，所以政策制定者被迫转向非常规的货币工具。[30]其中最重要的是量化宽松政策：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然后用这笔钱购买来自银行的各种资产如政府债券、公司债券、抵押贷款。

2008年11月，美国率先采用量化宽松政策，而英国则于2009年3月起效法。欧洲中央银行(ECB）由于其作为众多国家的中央银行的独特情况，较为缓慢，不过最终在2015年1月份开始采购政府债券。截至2016年初，全世界的中央银行，已经购买了超过价值12.3万亿美元的资产。[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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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量化宽松政策的主要理由，是降低其他资产的收益率。如果传统货币政策主要通过改变短期利率进行运作，那么量化宽松政策将会影响长期利率和替代资产的利率。

这里的主要思想是“投资组合平衡渠道”。鉴于资产不是彼此的完美替代品—不同的资产具有不同价值、不同风险、不同回报，剥夺或限制一种资产的供给，会对其他资产的需求产生影响。减少政府债券的供给，尤其会增加对其他金融资产的需求。我们应当降低债券收益率，例如公司债务，从而放松信贷；也要提高股票，如公司股票的资产价格，随后创造财富效应来刺激支出。

虽然目前只有初步的证据，但量化宽松政策似乎确实有这样的效果：企业收益率下降，股市上涨。[32]这可能对经济体系中的非金融业也有影响，表现在经济的复苏大部分取决于2007年以来的4.7万亿美元新企业债务。[33]我们此举最为重要的原因是，中央银行建立的广义低利率环境，降低了广泛金融资产的回报率。结果是，寻求更高收益的投资者不得不转向日益有风险的资产，例如投资给无利可图和状况不明的科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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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外，近年来企业现金囤积以及避税现象明显增多。在美国，2016年1月，商业公司以现金和准现金的投资（如低息流动性证券）持有1.9万亿美元。[34]这是企业储蓄水平在向长期和全球趋势发展的一种表现，[35]但随着危机过后公司利润的激增，现金囤积的上涨加快，除了通用汽车等少数公司例外。这是由科技公司主导而产生的现象，因为这些公司只需要将知识产权而不是整个工厂转移到不同的税务管辖区，因此逃税对他们来说尤其容易。表1.1概述了一些主要科技公司持有的储备金数量[36]以及外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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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境外持有的金额。

这些数字是巨大的：谷歌（Google）的储备金总额足以购买优步②(Uber）或高盛（Goldman

① 10-O报表或10-K报表：SEC要求公司提供的阶段性归档的财务报表，10-K为年度报表，10-Q为季度报表。

②优步：优步是一家风险投资的创业公司和交通网络公司，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以移动应用程序链接乘客和司机，提供租车及实时共乘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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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hs)，而苹果（Apple）的储备金足以购买三星(Samsung)、辉瑞①(Pfizer)或壳牌(Shell)。然而，为了正确地理解这些数字，要注意一些事项。

首先，他们没有考虑到各自公司的负债和债务情况。由于历史上公司收益率较低，所以许多公司认为承担新债务的成本更低，而不愿调回这些境外基金并为其支付企业所得税。在他们提交的SEC报税表中，明确指出避税是保持高水平境外储备金的理由。因此，这些公司对于债务的处理，需要在避税策略的背景下确定。这也是避税方式使用趋势更广泛的一种表现。

金融危机之后的2008年至2014年期间，境外财富增长了25%，[37]导致约7.6万亿美元的家庭财富避税。[38]所有这一切都具有双重性。

①辉瑞：全球最大的以研发为基础的生物制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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