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hema_version: "library-reader-v1" source_type: "original_book" title: "资本的限度" author: null edition: null publisher: null year: null isbn: "9787508673165" library_document_id: "228f0c0d-2779-4136-9d68-0e7616b3a34f" source_sha256: "d00a5974db349b301612ed70a8629dc3e70b0b8c1cc1c5e23dc59978f14386d1" pdf_physical_page_count: 735 pdf_physical_page_index_base: 0 range_start: 10 range_count: 10 html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28f0c0d-2779-4136-9d68-0e7616b3a34f?start=10&limit=10" markdown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28f0c0d-2779-4136-9d68-0e7616b3a34f.md?start=10&limit=10" previous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28f0c0d-2779-4136-9d68-0e7616b3a34f.md?start=0&limit=10" next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28f0c0d-2779-4136-9d68-0e7616b3a34f.md?start=20&limit=10" --- # 资本的限度 > 页码规则：PDF_PHYSICAL_PAGE_INDEX 是从 0 开始的权威文件物理页索引；PRINTED_PAGE 是页面中识别出的印刷页码，可能为空，二者不得混用。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0 | PRINTED_PAGE=NOT_DETECTED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1 | PRINTED_PAGE=003 2006年唯首出版社（Verso）版导言 我写《资本的限度》(后简称《限度》）是为了争取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思想更加容易让人理解，更加切合那个时代的具体问题。那是20世纪70年代，“全球化”“金融衍生品”和“对冲基金”这样的词还不在我们的词汇表里，欧元和世界贸易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这样的组织还只是白日梦，而且有组织的劳工和实质性的（而非名义上的）左翼政党仍然在特定的民族国家看似牢固的框架中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在《限度》成书时，撒切尔（Thatcher）和里根（Reagan）尚未掌权，中国尚未开始推行令人震惊的改革开放政策，一切事物的金融化还显得不正常，外包和资本在全球的机动性还没有开始在某些方面严重挑战民族国家调节自身事务的主权力量。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资本家阶级所发起的攻击—它针对的是工人阶级的力量、福利国家和一切形式的国家调节—还处在早期，仅见于局部，并未成熟且四处扩散。本书的写作还远远早于“冷战” 003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2 | PRINTED_PAGE=004 的结束、原共产主义经济体的“市场化”、对共产主义的全盘质疑和对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的国家干预主义理论的广泛拒斥。简言之，本书早于新自由主义反革命（neoliberal counter-revolution）的发动。 然而，《限度》变成了一个预言性的文本。现在它在某些方面尤为重要，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它所绘制的理论路径来抓住新自由化的资本主义在运作时固有的矛盾。它的当代意义的上升有几个原因。第一，马克思的主要政治经济著作所采取的形式是批判经典的自由主义理论（特别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种批判方法同样适用于主张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后者主要源自18世纪的自由主义，并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教义做了修改（这些教义抛弃了劳动价值理论，赞同边际主义原则，由此为无尽地阐述关于市场如何运作的理论开辟了道路）。马克思的批判手法用在新自由主义身上远远比用在“内嵌的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和凯恩斯主义身上更加适合—后两者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支配了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 第二个原因出现得相当凑巧。为了理解城市化的过程当时我的兴趣直接聚焦在这上面—我需要扩展马克思的一些未经展开的范畴。固定资本特别是内嵌于建成环境（builtenvironment）的固定资本、金融、信用、租金、空间关系和国家开支必须全部放到一起，以便更好地理解城市化过程、房地产市场和不平均的地理发展。从这里产生的理论工具非常适合于应对后来出现的戏剧性的全盘变革。所以，我其实构造了一个强健的理论基础，可以用来批判性地探讨一个由金融引导的全球化过程到底意味着什么。《限度》试图在马克思的论述的总体框架中以整体主义的和辩证的方法，而不是分割的和分析的方法来把资本积累的金融方面（时间性）与地理方面（全球性和空间性）整合起来；它曾经是—至今也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这样做的文本。它在基础理论（在这方面有许多出色的、相互抗衡的阐述）与实实在在的力量的表达之间给出了一种系统性的联系。 资本的限度 004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3 | PRINTED_PAGE=005 第三个原因具有更为直接的政治性。20世纪70年代充满了纷争。当时呈现出来的资本积累的全球危机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糟糕的一次。强势的国家干预主义陷入了困境，尽管它在1945年之后流行于大多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带来了较高的增长率。由1973年中东战争所引发的石油禁运标志着衰退的开始，而且提出了一个问题：流入海湾国家的石油美元如何能通过金融体系回到全球经济当中。1973年初发生的世界性房地产暴跌、多家金融机构的同时倒闭以及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协议的解体—这些都带来了令人迷惑的问题。已经有人把去除金融调节和预算紧缩作为解决方案来贩卖（特别是在美国，一个城市发生的事件纽约市在1975年实行的财政规训—起到了带头作用)。英国在1975—1976年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惩戒，智利则随着1973年皮诺切特(Pinochet)针对阿连德(Allende)的政变而走向了新自由主义。劳工的动乱四处蔓延，左翼政治运动在欧洲和发展中世界的许多地区也都取得了进展。就连在美国，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和学生运动也联合起来搅动着政治体系，威胁着政治经济精英，也威胁着公司和国家的合法性。简言之，资本积累出现了普遍化的危机，资本家的阶级权力也遭到了严峻的挑战。 在20世纪70年代的混乱中胜出的解决方案（尽管各处的胜负是非常不平均的）大致走上了新自由主义的路线或所谓“自由市场”的路线，其中带头的是金融资本（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石油美元的问题)。这次胜利绝不是无可避免的，也不是没有它自身内在的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矛盾和不稳定性——后一点如今已经极为明显了。但是新自由化有一个实在是意料之中的后果。在《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证明了一个社会越是符合去除国家调节的自由市场经济，权力的不对称—有的人拥有生产资料，有的人则被排除在生产资料所有者之外就越会造成“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而“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资本论》第1卷，第645页）。30年的新自由化恰好造成了这样一个不平等的结果。我们可以构造一种可信的论证——我在《新自由主义简史》(A Brief History ofNeoliberalism）²中试图说明这一点—资本家阶级的主导派系之所以会提出新自由化的日程，从最开始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结果。从20世纪70年代的乱局中兴起的资本家阶级精英分子恢复、巩固，并在一些情形下重构了他们在全世界的权力。 2006年唯首出版社（Verso）版导言 005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4 | PRINTED_PAGE=006 这次政治转变阶级权力的恢复和重构意义重大，需要更加详细地予以评论。阶级权力本身是含糊的，因为它是一种难以直接衡量的社会关系。但它的行使需要一个看得见的必要条件（尽管绝不是充分条件），即收入和财富在少数人手中的积累。这些积累和积聚的存在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都得到了联合国报告的广泛关注。当时人们发现，世界上最富有的358个人的资产净值“等于世界上最贫困的45%的人口—共计23亿人的收入总和”。世界上最富有的200个人“在到1998年为止的四年间使他们的资产净值翻了一倍有余，超过了1万亿美元”，因而“世界的前三名亿万富豪的资产超过了所有最不发达国家及其6亿人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这些趋势一直在加速，尽管各处的加速并不平均。在美国，前1%的收入赚取者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从1980年到2000年翻了一倍有余，而前0.1%的人达到了原来的三倍有余。从1972年到2001年，“从低往高第99个百分位的收入增长了87%”，而“第99.9个百分位的收入增长了497%”。在1985年的美国，《福布斯》400位富豪的财富总和在按照通货膨胀予以调整之后“为2380亿美元”，“平均资产净值为6亿美元”。到了2005年，他们的平均资产净值则是28亿美元，全部资产达到了1.13万亿美元—“超过了加拿大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个转变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高管薪酬的急速上升。“按照今天的美元来计算，普通的首席执行官在1980年可以挣160万美元年薪”，但到了2004年，年薪数字上升到了760万美元。布什（Bush）当局的税收政策令人愤慨地使这些差别更加悬殊了。税收减免的大多数好处都流向了前1%的收入赚取者，而且最近的税务法案只为“处于收入分配中段的人”削减了大约“20美元”的税负，而“前1%的人当中的前十分之一尽管有530万美元的平均收人，却平均可以省下82415美元”。① 资本的限度 006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5 | PRINTED_PAGE=007 这些趋势并不局限于美国。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只要新自由主义政策掌权了—这些政策在地理上的扩散是非常不平均的收入和财富极其悬殊的差距就会随之出现。在1988年之后的墨西哥，随着私有化和经济结构转换的浪潮，有24名墨西哥亿万富豪出现在了1994年的《福布斯》世界富豪榜上，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排在第24位。在2005年，严重贫困的墨西哥拥有了比沙特阿拉伯更多的亿万富豪。在俄罗斯以“休克疗法”实行市场改革的几年间，七名寡头控制了近一半的经济。随着市场改革，东欧和中欧也同样显示出了不平等程度的剧增。由于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英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推动，前1%的收入赚取者到2000年为止已经把他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翻了一倍。东亚和东南亚的所谓“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s）最初还能够把强劲的增长与合理的分配平等结合起来（如韩国），但自1990年以来—主要是在它们的经济遭受了1997—1998年猛烈的金融冲击之后—它们的不平等程度却出现了45%的增加。在印度尼西亚，少数贸易巨头的大笔财富避开了这场创伤的侵害，却有大约1500万印尼人失业。 2006年唯首出版社一Verso）版导言 ① Se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6 and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 New York; Dash, E. 'Off to the Races Again, Leaving Many Behind,'New York Times, Business Section, April 9, 2006, Pp. 1 and 5; Krugman, P. 'Graduates versus Oligarch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7, 2006, p. A19; Munk, N. 'Don't Blink. You'll Miss the 258th Richest American,'New York Times, Weekend in Review, September 25, 2005, p. 3. 007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6 | PRINTED_PAGE=008 同时，全球的劳工力量受到了严峻的压力。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世界各地的报道纷纷生动地描述了工人的绝望处境，例如越南的耐克工厂工人、萨尔瓦多的盖璞（Gap）工人和达卡的制衣工人。一名出色的美国电视名人、喜爱孩子的凯西·李·吉佛（Kathy Lee Gifford）很震惊地得知，她通过沃尔玛出售的系列服饰要么是出自洪都拉斯薪水极其微薄的13岁儿童，要么是出自纽约几个月没有拿到工资的辛劳女工这使她感到十分愤慨（值得赞扬的是，她随后就加入了反对血汗工厂的运动)。在巴基斯坦的地毯制造业和足球制造业中，关于童工的丑闻成了媒体上的家常；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耐克工人的条件也十分恶劣，而迈克尔·乔丹（Michael Jordan）给耐克的3000万美元律师预付金则被用来对付新闻界的相关报道。近些时候，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条件和用工方式出现了令人深感不安的报道，因为流动工人离开了土地，涌入了迅速发展的工业化城市。主流媒体大量记录的劳动条件和用工方式可以毫无破绽地插进马克思的《资本论》关于“工作日”的一章。据说有10亿左右的人依靠每天不到一美元的收入来挣扎求生，还有20亿人是每天两美元，而富人正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在全球四处累积财富。 资本的限度 008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7 | PRINTED_PAGE=009 那么，世界上为什么没有爆发革命的抗争，反抗资本主义的复兴、迅速增长的不平等和对分配公正的漠视？在印度等国，高度碎片化的、有时被推测为具有革命性的骚乱随处可见。在拉丁美洲，针对新自由主义的抗争转向了民粹主义，而不是更为直接的社会主义；查韦斯（Chávez）等领导人一次次挫败了由美国支持的军事政变，而智利的阿连德当初就是死于军事政变。法国的街头抗议使得政府取消了进一步使劳工市场新自由化的法律。一场关于全球公正的运动突然活跃起来，最盛大的场面出现在西雅图、日内瓦、魁北克市、曼谷和墨尔本的街头；这场运动最一贯的代表是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及其无数区域性的分支。许多人现在都相信“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但要说那个世界是什么模样，却极少有一致的意见；传统的社会主义理想现在是少数派，而通过市民社会的机构（带头的是非政府组织）来开展的社会运动则走进了一种前卫的立场，同时又坚持认为首要的组织形式必须是网络，而不是等级制。至于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哪些，也没有任何普遍一致的意见。 一部分困难是意识形态造成的。人们广泛接受了个人主义可以带来的好处和自由市场据说可以给予的自由，还接受了个人对于自身福祉的责任；这些看法共同构成了一道森严的意识形态壁垒，使人们无法创造针锋相对的团结形式。这些意识形态指向的是以人权和志愿社团（例如非政府组织）为基础的反抗方式，而不是社会团结、政党和对国家权力的争夺。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成了新自由主义者。但较为传统的反抗形式也很难开展，因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无常是难以置信的，个别国家在经济事务上的主权遭到了明显的削弱，而且由于有必要培养良好的商业气候来招徕投资，所以国家的行为被重新界定了。进一步讲，敌人及其所在的位置也越来越难以识别了。远方的事件—例如发生在中国或班加罗尔（如果你住在美国或英国)，或者发生在华盛顿（如果你住在上海、布宜诺斯艾利斯或约翰内斯堡）经常会在本地留下深远的后果。再者，一些地方（如台湾、巴伐利亚或班加罗尔）或一些行业（例如信息学）一度取得了成功衡量成功的尺度是强劲的资本积累乃至贫困的减少因而掩盖了一个事实：新自由化未能刺激总体的积累，更没有增进社会的总体福祉。 xiii 2006年唯首出版社（Verso）版导言 009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8 | PRINTED_PAGE=010 但从上层阶级的立场来看，新自由化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它要么恢复了统治精英的阶级权力（例如在美国和英国)，要么为资本家阶级的巩固创造了条件（例如在墨西哥、印度和南非)，要么为资本家阶级的形成开辟了道路（如在俄罗斯)。媒体在上层阶级利益的支配下宣扬了一则神话：一些国家之所以会在经济上遭到失败，是因为它们不够有竞争力，也就是不够符合新自由主义。一片领土上社会不平等的增加被解释成了一种必要，仿佛它可以鼓励企业家式的冒险和创新，从而带来竞争力并刺激增长。倘若下层阶级的处境恶化了，据说就是因为他们出于通常是个人的或文化的原因而未能（通过投身教育、遵守新教的职业伦理、服从劳动纪律）增进自身的人力资本。印度尼西亚、阿根廷或无论什么地方之所以会出现特殊的问题，是由于缺乏竞争力，或者是由于个人的、文化的或政治的失败。这种论点认为，在达尔文主义的新自由主义世界，只有最适合的人才应该存活、才可以存活。 资本的限度 010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9 | PRINTED_PAGE=011 然而，一场巨大的金融和债务危机首先在1997—1998年淹没了东亚和东南亚，然后倾泻到了包括俄罗斯（1998）和阿根廷（2001）在内的各个地方；这使得一些人认为资本家也是脆弱的（强大的韩国财阀也破产了)，还认为从工人的立场来看，低微的工作总比没有工作要好。股票市场的“资产泡沫”在20世纪90年代末破灭了，衰退在2001年开始了，“9·11”事件发生了，一场针对伊拉克的帝国主义战争也发动了这一切成功地掩盖了一个事实：财富和收入一直在飞速积聚。资本家挣到了钱，阶级权力得到了巩固，而金融危机和帝国主义战争既对此有害，又对此有利。 但是新自由主义被自身的内在矛盾深深地撕裂了。因此，分析这些矛盾是一种迫切的需要，而这要求运用强大的理论工具，比如马克思所开创的理论工具。这项任务不是照搬马克思的文本，而是延伸、修正和改编这些文本，以便处理我们这个时代的难题。马克思本人清楚地认识到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例如在《大纲》中，他概述了需要整合到资本的一般理论中的各个“环节”： (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的)。（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国外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大纲》，第108页)3 2006年唯首出版社一Verso）版导言 011 下一段：[继续读取](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28f0c0d-2779-4136-9d68-0e7616b3a34f.md?start=20&limit=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