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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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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呼唤人们更加仔细地重构马克思所说的话[按照鲁宾（1972）、罗斯多尔斯基（1977）等学者的传统]。虽然我们必须抛弃两种对价值的看法—把它看作会计工具或在经验中可以观察到的数额—但是价值仍然可以被当作一种“有具体后果的实际现象”（皮林，1972；法恩与哈里斯，1979，第2章）。它可以被解释为处于“现象”背后的“本质”、日常生活的拜物教背后的“社会现实”。所以，只要这个概念有助于我们解释和理解具体的后果，就可以借此评估它的有效性。价值的概念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它能帮助我们理解一些错综复杂的动态，如阶级关系（包括生产和交换中的阶级关系）、技术变革、资本积累和所有与资本积累相关的特征，比如周期性的危机、失业等等这是其他任何价值理论都做不到的。但要做到这一点，对价值的传统解释不论把它解释成何种在生产中通过劳动所获得的东西—就必须让位于一种对社会劳动更加复杂的理解，这种社会劳动是在生产与交换的统一体当中通过分配关系的中介来得到表达和协调的（法恩与哈里斯，1979，第2章)。

但就马克思在他的思想方法中所完成的真正革命而言，即使上述观点—尽管它显然大大接近了马克思的意图—也没有很好地把握这场革命的意义。艾尔森最近汇集了一组有趣的论文（而且加入了她本人一篇洞察力超乎寻常的文章)，它们从政治与严格的科学相统一的角度探讨了马克思价值理论的革命方面。我高度赞同这些论述，并将我本人的著作视为沿着艾尔森等人首先界定的思路来进行的一次尝试性探讨。

资本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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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人的解释立足于对马克思文本的一种解读，这种解读凸显了某些观点的支配地位。首先，价值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当中出现的“人的活动……的一定的社会存在方式”75（《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46页）。因此，马克思主要关注的并不是打造一种相对价格理论，甚至不是为社会产品的分配确立固定的规则。他更直接地关注一个问题：资本主义之下的劳动如何具有了这样的形式？为什么会这样？（参见艾尔森，1979，第123页)。对劳动的规训出自商品交换、货币关系、社会分工、生产的阶级关系、劳动在工作的内容和产品中的异化，以及“为积累而积累”的命令；这种规训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类劳动在资本主义之下的真正成就和局限。人类劳动的能动性是与这种规训相反的，劳动是“活的、造形的火”，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暂时性”，也是人的创造力的自由表达。这里需要理解一个悖论：作为过程的活劳动是如何把它的自由和易逝性对象化到一种固定性—包括物的固定性和物的交换比例的固定性—当中的？价值理论探讨的是对劳动加以规训的一连串力量和约束，仿佛它们是从外部施加的必然性。但是价值理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劳动归根到底生产并再生产了价值理论本身的支配地位所需的条件。这里的政治抱负是把作为“活的、造形的火”的劳动从资本主义铁的规训中解放出来。

由此可见，劳动并不是，也绝不会是一种固定不变的价值标准。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企图把劳动确立为这种价值标准，马克思则嘲弄了他们（《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150页；第3册，第134页）。通过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马克思向我们说明了为什么“价值没有在额上写明它是什么”，以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为什么处理不了真正的问题：“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资本论》第1卷，第74—80页）马克思在给库格曼（Kugelmann）的一封信中写道—《资本论》的批判者·当时正让他满怀愤怒“对实在的价值关系的论证和说明”就是“对现实关系所做的分析”，因此“胡扯什么价值概念必须加以证明，只不过是由于既对所谈的东西一无所知，又对科学方法一窍不通”。我们无法在研究的一开始就界定价值，而是必须在研究的进程中发现价值。马克思的目标是阐明在资本主义所支配的生产方式当中，在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会条件下，物、过程，以至于人为什么会具有价值。倘若反过来在一开始就界定价值，那就意味着“在科学之前把科学提供出来”。马克思的结论是：科学就在于“阐明价值规律是如何实现它自身的”78[《书信选辑》（与恩格斯的通信)，第208—209页]。

第1章商品价值与阶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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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完整地讨论这个“如何”，就需要严格的理论思考。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无情地运用辩证的推理方法来做到这一点的这些方法的原则与数学的形式主义非常不同，却与后者一样棘手、一样严格。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同样是“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而我们不仅要极度诚实，还要毫不妥协地尊重科学的唯物主义形式所特有的“现实关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从而“材料的生命”就“在观念上反映出来”了7（《资本论》第1卷，第19页）。

《资本论》的叙述方法—我在本书中试图复制这种方法—是一步步阐明人类劳动的自由运用在资本主义之下所受的约束，是指出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矛盾包含了另一些需要进一步探讨的矛盾的萌芽。对材料的反思处于无休止的转化过程中，正如这种反思所描述的主题一样。对上述“如何”的严格描述不是教条主义的章程，它在关于人类历史的真正革命的、创造性的科学面前是开放的。这种科学也只是一种远远更为广阔的斗争的一部分，这种斗争是为了对规训本身加以规训，“剥夺剥夺者”80，并由此通过集体行动来实现对价值形式的自觉重构。

资本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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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注

1.《全集》第44卷，2001版，第24页。  
2.《全集》第44卷，2001版，第22页。  
3.《全集》第19卷，1963版，第412页。  
4.《全集》第46卷，2003年，第17页。  
5.《全集》第44卷，2001版，第48—50页。  
6.《全集》第44卷，2001版，第208页。  
7.《全集》第44卷，2001版，第47—48页。  
8.《全集》第19卷，1963版，第412—413页。  
9.《全集》第31卷，1998版，第293页。  
10.《全集》第31卷，1998版，第37页。  
11.《全集》第44卷，2001版，第54页。  
12.《全集》第44卷，2001版，第199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13.《全集》第30卷，1995版，第388页。  
14.《全集》第46卷，2003版，第211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15.《全集》第44卷，2001版，第112页。  
16.《全集》第30卷，1995版，第193页。  
17.《全集》第44卷，2001版，第87页。  
18.《全集》第44卷，2001版，第107页。  
19.《全集》第44卷，2001版，第113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20.《全集》第44卷，2001版，第109页。  
21.《全集》第30卷，1995版，第151页。  
22.《全集》第30卷，1995版，第106页。  
23.《全集》第44卷，2001版，第131页。  
24.《全集》第44卷，2001版，第156页。  
25.《全集》第44卷，2001版，第160页。  
26.《全集》第44卷，2001版，第178—179页。  
27.《全集》第44卷，2001版，第51页。  
28.中译本见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62版。  
29.《全集》第44卷，2001版，第55—60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30.《全集》第44卷，2001版，第52页。

第1章一商品价值与阶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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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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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05 | PRINTED_PAGE=097

71.《全集》第44卷，2001版，第349页。

72.《全集》第44卷，2001版，第276—277页。

73.《全集》第44卷，2001版，第372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74.《全集》第44卷，2001版，第487页。

75.《全集》第33卷，2004版，第19页。

76.《全集》第30卷，1995版，第329页。

77.《全集》第44卷，2001版，第91—98页。

78.《文集》第10卷，2009版，第290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79.《全集》第44卷，2001版，第21—22页。

80.《全集》第44卷，2001版，第874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第1章商品价值与阶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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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生产与分配

价值是在生产中创造的，价值的分配形式则有工资、利润、利息、租金等等—这两个方面的关系从来都不容易讲清楚。马克思想解决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矛盾，并纠正其中的错误。他认为自己在这一点上非常成功。鉴于他的解释被论战的喧哗和怒火所包围，他要么实在是太成功了，要么就是在欺骗自己，以为自己的努力获得了成功。

马克思发现自己面前有两条基本的论述思路虽然这里还有许多微妙之处—两者的起源都是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相当令人困惑的价值理论。一方面，斯密似乎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决定的，工资、利润和租金也是这样来调节的。于是，在斯密那里有一种呼之欲出的剩余价值理论，因为按照这种解释，利润和租金可以被看作从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中扣除的部分。另一方面，斯密又认为在“文明社会”中，工资、利润和租金“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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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只要把租金、工资和利润各自体现在商品中的价值加在一起，就得到了商品的价值。

李嘉图看出了这个矛盾，并坚定地赞同劳动价值理论，拒斥第二种解释。但是随后在价值理论（价值是单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与分配理论（分配是由土地、劳动与资本的相对稀缺性所决定的）之间又出现了一个尴尬的缺口。这实在令人苦恼，因为李嘉图认为“政治经济学的首要问题”是确定三大社会阶级—土地所有者、股票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产品分配是按照什么规律来调节的。他甚至坦白说（引自斯拉法)，他觉得“有时很沮丧，因为租金、工资和利润这些重大问题”与价值学说完全分离了，解释这些问题的依据成了“总生产在地主、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是按照何种比例来划分的”。①这意味着分配是一种与支配生产的社会过程相独立的社会过程所导致的；这一点由约翰·斯图亚特·穆勒²明确地讲出来了，他画出了一条坚固的界线，一边是“财富的生产规律，这是真正的自然规律”，另一边则是“财富的分配方式，这要服从某些条件，因而取决于人的意志”。因此，穆勒的社会主义的焦点是分配问题，并认为社会生产关系是另一回事，而且是不会改变的。②

生产与分配的这种分离在当前的“新李嘉图主义”学说中有诸多回响。斯拉法证明了如果没有规定工资率，遍布于商品体系中的相对价值和价格就无法确定。由于劳动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可以再生产的商品，所以对工资率这个变量的规定就必须外在于在商品生产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技术关系。由于工资率与利润率在斯拉法的体系中是反向变动的，所以只要往前迈一小步，就能看到阶级斗争的根本性。斯拉法在最终决定利润相对于工资的份额时也诉诸阶级斗争，尽管这听上去非常像马克思主义的做法，但他所提倡的观点与马克思所陈述的观点相当不同，而且最近在“新李嘉图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还发生了一场略显尖刻的辩论。①

第2章生产与分配

① 见斯拉法为李嘉图（1970版）写的导言。

② 多布（1973，第125页）。多布所做的综述总体上是很出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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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考察的第二条论述思路采纳了斯密的另一个观点，即租金、工资和利润同时是价值的来源和收益的来源。这最终导致了一种观念：租金、工资和利润在分配中的份额仅仅反映了土地、劳动和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贡献。在马克思看来，如果说资本是价值的来源、土地是租金的来源，乃至劳动是工资的来源，那么这种观念相当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做了一种极不寻常的拜物教的叙述“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外表上表现出来的存在，它同潜在的联系以及中介环节是分离的”。马克思严厉地斥责了他一贯所说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拜物教—他很少有更加严厉的时候。假如认为租金是以某种方式从土壤中生长出来的，那么这种观念无非是“一种没有想象力的虚构方式，是庸人的宗教”3，是把现实描述为“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4（《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453—540页；《资本论》第3卷，第48章)。

这种观点的“庸俗性”与其说源于单纯的错误，不如说源于对概念的刻意炮制，目的是为统治阶级辩护（马克思毫无疑问从来不认为亚当·斯密有这种动机)。一旦将土地、劳动和资本作为独立的、仿佛自主的生产要素分离开来，对于统治阶级就会产生双重好处，因为这让他们得以宣称“他们的收入源泉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同时也完全压抑了剥削的概念，因为生产行为原则上可以被描述成单独的、独立的生产要素的和谐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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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斯拉法（1960)；斯蒂德曼（1977）是新李嘉图主义立场的主要倡导者之一，罗索恩（1980）则是他的主要反对者之一。法恩与哈里斯（1979）为这场辩论做了很好的概述（在他们反击新李嘉图主义时)，而多布（1975—1976）在去世前不久发出了一次有些不耐烦的呼吁，要求双方加强相互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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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方面，新古典主义框架几乎等同于马克思尖锐地指责过的庸俗政治经济学。新古典主义论点的本质是：追求生产要素的竞争—这些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和资本—会迫使企业家所支付的数额与每种要素的边际单位（即所投入的最后一个单位）所创造的价值相等。只要给定了特定的技术状况和要素的相对供给（即要素的稀缺性），竞争就会确保每种要素“创造多少，就得到多少”，因而“不会出现对一种要素的剥削”。只要再迈出一小步，就可以推论出租金、工资、利息等等在分配中得到的份额具有社会性的公正和公平。这在政治上意味着阶级斗争既没有意义，也没有必要，而且政府的干预应该主要局限于确保完全竞争处于主导地位。在许多马克思主义作者的词典中，这可以算作“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复仇。①

马克思在《大纲》的“导言”和《资本论》第3卷(第51章)中陈述了他关于生产与分配的关系的总体观点。有些人固守一种经济观念—把“分配……作为独立的领域，和生产并列”6他对此进行了强烈的批评；“把生产当作永恒真理来论述而把历史限制在分配范围之内”的人（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则被描述为“荒诞无稽”7。马克思同样批判了喜欢将所有东西都考虑“两次”的人：把它们既当作生产的要素，又当作收人的来源。马克思所达到的一般结论“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这些不同的“环节”之间的“相互影响”只有在被视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语境下才能得到理解。这些都非常抽象，我们必须更加明确地考察其中的含义。

第2章生产与分配

① 戈德斯(Gerdes)(1977)、贝内蒂(Benetti)(1976)和贝内蒂、贝托米厄（Berthomieu）与卡特利耶(Cartelier)（1975)持有强烈的反边际主义立场，米克（1977，第9章）则对边际主义持有一种不那么敌对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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