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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强调说，分配形式反映了社会生产关系。他提出，“参与生产的特定方式决定了分配形式”，而且分配关系“只是历史地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1°（《资本论》第3卷，第882页)。从这个立场出发，分配仿佛是由生产的因素所决定的。

但是马克思随后就讨论了分配的另一些含义。他的目的是说明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是如何相互渗透、相互交织的。他指出，两者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产物，这个历史过程依赖于把劳动者与生产工具分离开来，还依赖于从直接的生产者那里剥夺土地。他继续论证说，分配不应该仅仅被当作产品和价值在各个社会阶级之间的分配，还应该被当作生产工具、土地和个人（通常是由于出生）在各种阶级地位之间的分配。这些分配形式“赋予生产条件本身……以特殊的社会的质”“，因而对生产的考察不能撇开“包含在其中的……分配”，否则就会造成一种“空洞的抽象”2(《大纲》，第96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产与分配才可以被看作“一个总体内部的差别”；如果不考察两者相互之间所具有的关系，就无法理解它们。

马克思又一次打破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紧身囚衣，以便在阶级关系的语境下观察生产和分配。用于思考分配的整个框架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重新表述。他评论说：“在考察分配关系时，人们首先是从年产品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这种所谓的事实出发。但是，把事实说成这样是错误的”3（《资本论》第3卷，第878页）。从之前对使用价值、价格、价值和阶级关系的探讨所得到的结果出发，我们只要仔细地向前推进，就会明白为什么这种“所谓的事实”实际上是对问题的“错误”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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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让我们回想一下，马克思把资本界定为一种过程（前面第20—21页)。价值的扩大是通过剩余价值的生产才发生的，资本家在这里运用了一种具体的劳动—雇佣劳动。这也就预设了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关系的存在。只要让这种关系接受仔细的审视，我们立刻就会看到，工资根本不能被当成一种“收益”或通常意义上的“分配的份额”。劳动者之所以在产品中取得了自己的份额，并不是由于他对产品价值的贡献。这桩交易的本质完全不是这样。劳动者放弃了控制生产过程的权利，也放弃了对产品和包含在产品中的价值的权利，才换来了劳动力的价值。后者与劳动对产品价值的贡献并没有任何直接联系。

可见，劳动者获得的是劳动力的价值，仅此而已。其他一切都成了整个资本家阶级所占有的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随后被分割为产业资本不同形式的利润、地租、货币资本的利息、商人资本的利润等等；分割的方式是由相当不同的因素所决定的。与资本家阶级的各个派系（产业家、商人、食利者、货币资本家、地主等等）之间所具有的社会关系相比，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关系是完全不同的。马克思坚持认为，我们只有聚焦于生产才能揭开分配的秘密；他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资本与劳动的根本关系只有在生产中才会变得非常清晰。

马克思每每称赞自己能够通过剩余价值理论这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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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首先说明的是，与理解社会关系相比，马克思对数额是不太关注的。但他的确在分配的某些量的方面顽强地努力过，《资本论》中无数数值计算的例子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不幸的是，正如为他做编辑的恩格斯所评论的那样，“马克思虽然精通代数，但他对数字计算……还不太熟练”4（《资本论》第2卷，第284页)。他的诸多数学错误让他的许多批判者，特别是一些实证主义者——他们的看法是：倘若一种社会关系不能被精确地量化，我们关于它就说不出任何有意义的东西—得以在马克思对分配的实践方面和量的方面的讨论中敲开诸多漏洞，这些漏洞加在一起就可以被用来使马克思所说的利润的起源本身名誉扫地。

于是，在马克思的分配理论周围出现了一场漫长而杂乱的论战。毋庸置疑，这场论战涉及了相当有分量、有力道的问题。然而，困难在于在这场论战的前沿它在细节方面无可避免地是由计量问题和数学问题支配的—保持马克思对社会意义和历史起源的关注。这项任务还遇到了一个更大的困难：我们要有精致的数学技巧才能评价人们提出的各种数学“证明”，它们要证明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在探讨生产和分配时完全是前后矛盾的，或者并非如此。

在这个方面，森岛与凯特福雷斯（Catephores）（1978）最近的著作十分有趣。他们指出，劳动价值理论直到最近为止都是单纯用一个联立方程的体系来表述的。森岛曾经用这样一条思路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在遇到一系列问题时表现得不尽如人意，并由此总结说它应该被抛弃—这个提议不出意外地在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引起了不和善的回应。在他们的新作中，森岛与凯特福雷斯则证明了如果用线性不等式组来表述价值理论，大多数问题就会消失。这使得他们收回了先前的提议，即“把价值的概念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中去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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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并不涉及租金和利息这两个分配范畴—来解释利润的起源。但用剩余价值来说明利润的起源是一回事—推而广之，利润起源于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关系—而确定利润的数额，并找出把社会总产品的划分固定下来的规则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这种划分包括工资、产业资本的利润、租金、利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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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这些是为了表明，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极为严格马克思本人显然赞赏并追求这种严格性—但它的数学化本身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就其本身来对待数学证明：它们是以某些假定为基础的严格演绎，这些假定有可能把握了马克思所讨论的社会关系错综复杂的性质，也有可能并非如此。

然而在马克思的批判者看来，有两个领域的论战威胁到了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的基础本身。十分有趣的是，两者都没有涉及在诸多范畴中—包括工资、租金、利息和利润—对社会的总价值进行分配的一般过程。第一个领域讨论的是异质的劳动如何能被还原为简单劳动—“还原问题”，这是通常的提法——这也关系到可变资本（即工资总额）在工人阶级的诸多个人之间分割的方式对价值理论的影响。第二个领域讨论的是马克思是如何把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简言之即“转化问题”。这关系到剩余价值是以何种方式在作为生产者的资本家之间分配的。这两个领域一直都是激烈辩论的焦点，这些辩论远远没有随着时间的进展而停顿，而是变得越来越有争议。

因此，接下来我不仅会阐发马克思关于生产与分配的关系的论述，而且会在这个过程中探讨这些实质性的论战。我将试图专注于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而且在任何合适的地方，我都不会否认严格数学证明的重要性——这是符合马克思的关怀的。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对过去的和当前的生产和分配理论—它们全都要面对自身内部的慢性问题——提出了有力的挑战，这一点将得到彰显。实际上，为了使这种挑战名誉扫地所花费的种种苦心似乎表明马克思做了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这当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严重的困难：在这个方面，过去的和当前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发出了批评的炮火，而这向来有助于确定我们还需要怎么做，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和分配理论成为一个更加连贯的体系。

第2章－生产与分配

① 见森岛（1973）和森岛与凯特福雷斯（1978，特别是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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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变资本在社会总产品中的份额、劳动力的价值和工资率的决定过程

在给定的一年中，社会总产品的价值可以被表达为C+V+S，其中C是不变资本的价值（包括机器、原材料、能源的投入等等)，V是支付给劳动力的价值，S则是生产出来的总的剩余价值。以年度为基准，我们可以将不变资本也当作劳动力，即用劳动力的耗费来代替被耗尽的生产资料所对应的价值。因此，不变资本并没有作为一个重要的范畴进入分配理论。可见，这种理论关注的是解释新创造的价值是以何种方式、何种比例在劳动者（V）与资本家（S）之间划分的。我们还必须考察V是如何在个别劳动者之间划分的，以及S是如何在个别资本家之间或在资产阶级的诸多派系之间（作为租金、利息、企业利润、税收等等）划分的。

为了充分理解马克思的分配理论，我们必须探讨价值、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因为它们界定了劳动力的价值、劳工的生活水平和工资率。这番探讨将有助于同时说明马克思对传统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的批判。我们的起点是工资率（这是一个交换价值的概念）与劳动力的价值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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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经济体中的工资总额可以被看作就业的劳动者的数量（n）和平均工资率（w）的乘积。同样，总的可变资本可以用ν·n来表示，其中ν是一个叫作劳动力价值的量。我们立刻就能看到，工资总额和V在社会总产品中的份额都会随着就业的总人数而变动，如果其他一切保持不变的话。虽然这是一项重要的原则，但我们在眼下更感兴趣的是工资率和劳动力价值的关系。到底为什么要区分这两者？

马克思在这里的首要目的是揭露工资支付的社会意义。①他认为，工资体系掩盖了作为价值实体的抽象的人类劳动与劳动力的价值之间的差别，后者与其他所有商品一样，是由它的生产成本来规定的。斯密和李嘉图等人未能做出这个区分，因而通常都会陷入“无法解决的混乱和矛盾”，他们更加“庸俗的”同类则在这里找到了一个“牢固的……基础”，可以用来掩盖利润的真正起源，即对劳动者的剥削。马克思宣称：“工资的形式消灭了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一切痕迹”，因为“全部劳动都表现为有酬劳动”。“工人和资本家的一切法的观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神秘性，这一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一切自由幻觉，庸俗经济学的一切辩护遁词，都是以[工资的形式]为依据的”（《资本论》第1卷，第539—540页）。我们已经证明，价值的概念旨在反映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关系。劳动力价值的概念的主要用意则是把剥削的观念保持在分析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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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关于工资决定方式的理论还没有得到很多研究。曼德尔（Mandel）（1971）和罗斯多尔斯基（1977）都做过有用的描述，但至今最有趣的、近期的贡献来自罗索恩（1980，第7章)，他讨论了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同时陈述了马克思的思想是如何在李嘉图所提供的基础上历史性地演化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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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马克思究竟要用劳动力的价值来指什么？他认为，决定这种价值的是在“正常……状况”下维持并再生产从事劳动的个人所必需的商品的价值。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这组特定的商品随着职业的不同而不同（例如，能量消耗得越多，所需要的营养就越多)，也会随着“气候和其他自然特点”而变化。劳动力的价值还包括了抚养儿童的成本，而且由于掌握和保持专业技能要花费时间和精力，这也影响了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但“和其他商品不同”，在劳动力价值的决定过程中出现了“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后者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决于自由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它有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资本论》第1卷，第171页；参见《工资、价格和利润》，第72页）。

这个说法需要加以阐明，尤其是最后一句话，它是一些争议性论述的主题。首先让我们回想一下，劳动者通过一种C-M-C类型的流通形式竭力维持着他们各自的生存。他们把自己仅有的商品的使用价值拿来做交易，才换来了货币工资。然后，他们把这些货币转变成了足以将他们本人的存在再生产出来的商品。“劳动力价值”的概念关系到让劳动者阶级得以再生产出来的流通过程的总体。

然而，我们可以考察一下在这种社会再生产的整个流动的每个环节都发生了什么。关于名义上的货币工资和契约条款的谈判（工作日的长度、各个职位的工资率、工作的速度和强度等）集中在第一个环节。马克思的主要观点当然是说，在市场上发生的关于工资契约的争执未必会违背一切商品都应该按照它们的价值来交换的规则，因为对资本家来说，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恰好在于它能够生产剩余价值。不仅如此，工资谈判有可能采取的无限多样的形式（计时工资、计件工资、每日工资率等）实际上掩盖了生产中的剥削性的阶级关系，因为重点全都放到诸多市场交换的方式上面了。进一步讲，个人的工资率也可以很好地掩盖再生产的社会成本。倘若整个家庭的劳动力代替了个别劳动者的劳动力—这是经常发生的那么劳动力的供应量可能就会戏剧性地增加，个人的工资率可能就会下降，而再生产的成本（这是由保证家庭的再生产所需的一组商品来衡量的）仍然有可能得到充分的满足（《资本论》第1卷，第395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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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就个人的工资率、工资结构和契约条款而言，在一个据说是“自由的”市场上关于工资契约的讨价还价可以产生无限多样的结果。但是马克思追随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注意到了工资倾向于在某种社会平均水平附近徘徊，这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里叫作“自然价格”。于是，问题就在于解释这个自然价格是如何得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为这个问题找到了多种答案。马克思的焦点是实际工资，而不是名义工资。这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整个过程的下一步，即从工资到商品的转变。

作为货币持有者，劳动者可以自由地购买他们愿意购买的东西，而且他们必须被看作拥有自主的口味和偏好的消费者。我们不应该轻视这一点（《大纲》，第283页）。劳动者可以做出选择，也的确做出了选择，而且他们做出选择的方式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情境是经常出现的。即使他们受到制约，只能以资本家规定的价格来购买资本家准备出售的商品—这种情况也很常见—市场上的自由选择的错觉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意识形态作用。这种错觉带来了一片肥沃的土壤，上面生长着消费者主权理论和对贫困的那个特定的解释，即明目张胆地把贫困归咎于受害者，认为他们没能为自己的存活进行恰当的预算。除此之外，这里也为各种次级的剥削形式（例如地主、零售商、储蓄机构）提供了大量存在的机会，这可能又会使人注意不到生产中的剥削，而这是马克思所认为的剥削的核心形式。

第2章生产与分配

① 这种现象在许多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经常被观察到，但也可以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被识别出来自1950年以来，我们在美国目睹了一场已婚女性加入劳动大军的强有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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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必须透过这些表面现象，尝试探索劳动力价值的本质含义，即劳动者的社会再生产过程。显而易见，劳动者需要使用价值，否则就无法存活。只要这些使用价值是以商品形式提供出来的，劳动者就需要足够的工资来支付它们的市场价格。劳动力的价值在这里可以联系到实际工资来解释—实际工资是两个方面的交集：其一是劳动者的存活所必需的一组特定的使用价值，其二是这组使用价值中的各种商品的交换价值。

让我们首先从使用价值的立场来考察这个问题。并非所有使用价值都是作为商品提供出来的。许多使用价值是在家庭中打造的。劳动者只要满足了自己的需要，就可以在资本之外获得一定的自主（见后面第6章）。让我们暂且假定，劳动者所需的基本的使用价值全都必须作为商品来购买。于是，我们必须对这组满足了劳动者的需要的特定的使用价值加以界定。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妥当地考察在劳工的生活水平中起作用的“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马克思在这里并不是很有帮助。他断定，“在一定的国家，在一定的时期，必要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是一定的”7（《资本论》第1卷，第171页)，然后简单地撇开了这个大问题。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可以使劳工的生活水平——它是按照使用价值来界定的——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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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手法让马克思得以提出非常重要的理论见解。倘若这组固定的使用价值所具有的交换价值下降了（它必定会下降，因为劳动生产率会提高)，那么劳动力价值的下降对于劳工的生活水平就可以没有任何不利的影响。这对资本家来说当然也是相对剩余价值的首要来源。V的减少会导致S的增加。

有了这个发现，我们就可以想象出各种各样可能的组合了。有可能V在社会总产品中的份额下降了（这意味着总的剥削率上升了)，同时劳工的生活水平却提高了；也有可能剥削率减少了，生活水平却随之下降了。

但是马克思肯定不会以为劳工的生活水平是保持不变的。它显然会随着历史的、地理的和“道德的”情境而发生巨大的变动，他也极其强调“历史传统和社会风俗在这方面起的巨大作用”18（《工资、价格和利润》，第72—73页）。他还认为需要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生产资本的迅速增长，会引起财富、奢侈、社会需要和社会享受同样迅速的增长。所以，即使工人得到的享受增加了，但是，与资本家的…大为增加的享受相比…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时是以社会为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为尺度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具有相对的性质。19(《雇佣劳动与资本》，第 33 页）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需要是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①由于资本主义演化的前提是生产出“需要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丰富的体系”2°（《大纲》，第409页)，所以我们必须预计到由劳工的“正常”生活水平所构成的基准也会无休止地变化。与马克思的大多数关键概念一样，劳动力价值的概念也不是在分析的起点，而是只有在分析的终点才会交代自己的秘密。但我们现在至少有资格了解他的行进方向了。要理解劳动力的价值，就必须联系到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在资本主义所造就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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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勒博维茨（Lebowitz)(1977—1978）概述了马克思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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