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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宏大的表述差不多可以算作一个意味着一切的，从而没有意义的东西：除非我们把它拉回地面，考察一下生活水平、劳动力的价值以及可变资本在社会总产品中的份额实际上是通过何种历史过程来调节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为这个主题给出了诸多假设，马克思要么予以拒斥，要么把它们重新打造成了他本人特有的分配理论的一部分。我们将依次考察四个主要的假设。

（1）生存工资

马克思有时被描述成一个关于生存工资的理论家。①没有什么比这更加背离事实的了。他强烈反对拉萨尔关于所谓“铁的”工资“规律”的学说2¹，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他拒绝认为工资是不可动摇地由劳动者的纯粹生理上的再生产的需要所约束的。作为过程的资本远远比这更为灵活、更有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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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对拉萨尔的论点的谴责可以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找到。罗斯多尔斯基（1977，第295—297页）评论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存工资理论，而鲍莫尔（1976）批评了马雷克（Maarek）（1979）等人，因为他们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无中生有地找到了“铁的工资规律”的痕迹。然而，鲍莫尔持有一个非常古怪的立场：“不论我们是否想要认为工资的价值偏离了劳动力的价值，这都只是一个语义学的问题，因为我们可以按照生理性的生存来界定劳动力的价值，也可以将它解释成一个极端灵活的量。”我认为，一个灵活的价值概念对于马克思的整个论述是根本性的，这远远不是一个“语义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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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误解也许在一定程度上立足于马克思的一个观点：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是由劳动者为了更新自己的生命能量“在物质上必不可少的”商品所决定的²（《资本论》第1卷，第173页)。他肯定在资本主义当中看到了一些倾向，它们的运作会把工资压到这种生理上的最低限度，甚至压得更低，从而甚至会威胁到劳动力在物质上的再生产。但也有一些起反作用的倾向会把工资率推往另一个方向。这种误解还有可能植根于马克思的一个习惯：在影响深远的整部《资本论》第1卷的大多数篇幅中，他都假定劳动通常是按照它的价值来交易的，还假定生活水平就社会再生产所需的使用价值而言实际上是不变的。凭借这些假定，他才可以推导出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他在这个过程中经常使用“生存”“再生产的最低成本”“基本需要”等说法23，却没有将这些概念与“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这个观念牢固地联系起来，而劳动力价值的决定过程包含了后者。

这一切所具有的危险是使我们对马克思的论述的真正本质产生了许多困惑。除了生理上的最低限度之外（这个最低限度始终潜伏在幕后)，马克思关于劳动力的价值如何规定、关于什么是“生存”似乎还有一些稍许不同的观点。罗索恩正确地抱怨道：

马克思用三种方式界定了劳动力的价值，他的出发点依次是：（1）劳动力在给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生产成本，（2）工人所习惯的传统生活水平，以及（3）在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生产形式中处于主导地位的生活水平。(罗索恩，1980，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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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它规定了“引导人们找工作或继续在资本主义部门中工作所需的最低工资”。）这些界定在概念上并不相等。但是罗索恩接下来提出了一个在我看来至关重要的观点。他说，有一条“红线”贯穿了所有这些不同的界定：一旦最低限度（不论怎样界定）得不到满足，就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要么优质的劳动力的供给会减少，因为工人无法恰当地维持或再生产他们自身，或者干脆离开了资本主义部门；要么会出现冲突和骚乱，因为工人会为了他们所认为的公正的报酬而斗争”（罗索恩，1980，第210页）。这条统一的线索最终会对资本的进一步积累造成威胁。我们将在后面第2.1.4节继续谈论这个观点。

(2)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

如果认为工资率会随着供给和需求的状况而变动，那么这个观点丝毫不难接受。但是马克思坚决拒斥了以为供给和需求可以决定劳动力的自然价格的论点，更不用说供给和需求是否能决定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工的生活水平了。需求和供给对于市场的均衡是根本性的，但在市场达到均衡时，它们就“不再说明任何东西了”就连劳动力的自然价格也必须“不依赖供求关系”来决定24（《资本论》第1卷，第538页）。

我们必须十分仔细，才能正确地解释马克思的观点。他从来不认为交换过程对于价值的决定是无关紧要的。实际上，他坚信一般而言的价值，特别是劳动力的价值只有随着市场交换的繁荣才会出现。规定劳动力价值的力量最终必须通过这种市场过程来表达。马克思所反对的是错误地把供求机制由于它们在市场上显而易见—识别为在市场中运行的根本性力量。马克思在这里追随了李嘉图，因为他也问道：最初在劳工市场上决定供给和需求的是什么？我们只要继续追究这个问题，就会发现资本积累对供求双方都有一定的影响力。让我们看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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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供给方面，人口学的变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李嘉图欣然接受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认为劳动者的供给由此就可以通过工资率的上涨来适应资本积累。马克思并不否认这样一种机制的存在（《资本论》第1卷，第581—643页）。 ①但是大概由于任何东西只要散发出一丝马尔萨斯主义的气味，就会令他反感，所以他极少提到这个观点（参见后面第6章）。相反，他专注于原始积累的过程（强制的无产化）、对产业后备军的潜在部门的发动（女性和儿童）、迁徙（从农村到城市的迁徙或由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如爱尔兰—往外迁徙)，以及资本主义独有的生产相对过剩人口的机制。在他分析调节劳动力供给的力量时，资本的直接行动或国家这个代理人为了资本的利益所采取的行动（圈地等等）成了主要的焦点。我们很容易看到，资本主义国家所实施的人口政策和移民政策也与这个视角—资本对劳动力供给的全面管理—相符，尽管马克思没有看到这些。

在需求方面，资本能够通过重组、结构转换和技术变革来调整它的需要—这当然不会没有压力和困难。此外，货币资本在世界舞台上的机动性让资本能够适应不同的人口状况以及各种“历史的和道德的”处境，这些处境至少最初有可能在不同的区域和不同的国家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劳动力的价值。由于资本积累会导致资本在不同的生产流程和不同的地点之间无休止地变动，更不用说生产的社会组织和技术组织会在积累的驱使下无休止地发生结构转换，所以对劳动力的需求表达了积累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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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森岛与凯特福雷斯（Catephores)(1978，第 5章）试图把某种明确的关于人口增长的论述添加到马克思的理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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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次回到了一个观点：资本积累的总体要求有能力以霸权和控制的方式对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施加影响。“资本在两方面同时起作用。”25(《资本论》第1卷，第640页)我认为，若要问劳动力的价值在根本上是由哪些力量规定的，那么这就是马克思想采取的立场。然而，这并不是说在市场上运行的所有力量都有这种性质。稀缺可能会由于完全处于资本的影响之外的原因而出现。但我们发现，马克思断定工资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会“高于价值”，而且这有可能保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26（《资本论》第1卷，第613页）。通过这样的措辞，马克思实际上表明他想要将偶然的力量与具有社会必要性的力量区分开来，前者可能会使工资起伏不定，后者则依附于一般而言的资本积累，并决定了劳动力的价值。他的这种做法是与他的总体战略完全一致的：他认为价值表达了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当中的社会必要性，并断定只有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一个社会形态中获得霸权时，价值（包括劳动力的价值）才能成为经济生活的调节器。

(3)与工资率相关的阶级斗争

有一个观点听上去非常像马克思主义的：V与S在社会总产品中的相对份额（因而也蕴含了ν，即劳动力的价值）是由阶级斗争决定的，是由资本与有组织的劳工之间的权力关系所规定的。近来，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利润缩减”假设运用了这个观点。这种假设的论述大致如下。劳工的成功斗争（要么是由于劳工的稀缺，要么是由于劳工组织得更好）提高了实际工资，并降低了利润。由此造成的“利润缩减”使资本积累放慢了，并最终导致了停滞。资本的回应（这要么是有意识的设计，要么是因为别无选择）是制造剧烈的衰退（例如1973一1974年的衰退)，以此来规训劳工、降低实际工资并重建利润回升的条件，从而重建恢复积累的条件。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猛烈攻击这个方案，往往将它斥为纯粹的新李嘉图主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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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出的问题极为重要。我们尤其必须考察资本与劳动的权力关系的变化可能在何种程度上实质性地改变双方在总产品中的相对份额，并考察与名义工资、实际工资和劳工的生活水平相关的日常斗争（生活水平是从使用价值的角度来看待的）可能在何种程度上实质性地影响劳动力的价值。

马克思很乐意承认工资与利润不断变化的数额是相互制约的，而且它们的平衡“只是由资本与劳动的不断斗争确定的，资本家总想把工资降低到生理上所容许的最低限度，把工作日延长到生理上所容许的最高限度，而工人则在相反的方面不断地对抗。归根到底，这是斗争双方力量对比的问题”7(《工资，价格和利润》，第74页）。

但是马克思还认为，倘若实际工资的上涨意味着利润率的下降，那只是由于我们假定了劳动生产力没有变化，所投入的资本和劳动力的数额没有扩大，生产也没有扩大。否则，考虑到资本积累的速度和状况，实际工资和利润率既有可能一同上升或下降，也有可能反向变动（《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408页）。马克思认为，只要实际工资的上涨“不会妨碍积累的进展”28（《资本论》第1卷，第619页)，它就可以上涨。因此问题在于，当实际工资的上涨威胁到资本积累时，工人阶级有组织的力量是否还能使它保持上涨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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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格林（Glyn）与萨特克里夫（Sutcliffe)(1972）和博迪（Boddy）与克罗蒂（Crotty）（1975）把“利润缩减”当作经验现象，并给出了两种最简单的、直接的叙述，而伊藤（ltoh)(1978a）给出了一种更有理论性的论述。在对这个论点的几种批判中，最好的是亚夫（Yaffe)(1973）和维克斯（Weeks)(1979）的批判，后者对这个论点—如果只是把它作为一种理论性的主张的话—进行了非常严厉的、在我看来相当正确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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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拒绝认为这样一种可能性是一项长期的主张，因为它无法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不难举出他的理由。与分配相关的斗争毕竟是在市场上发生的。对马克思来说，关键的关系却在生产中—这里才是剩余价值的起源。倘若把劳动在社会总产品中的份额解释成资本与劳动在市场上的纯粹权力关系的产物，那就是一种不可接受的抽象。所以，马克思降低了与分配份额相关的阶级斗争的地位，认为它只是达到均衡的手段；这个地位与供给和需求的地位相当类似。例如在产业周期的进程中，劳工的权力在上行区间得到了加强，从而使工资超过了价值，但这只是补偿了工资的下降，因为工资在随后发生的萧条中会低于价值。权力关系的变化有可能使得工资在自然价格—这反映了劳动力的根本价值—附近波动。倘若劳工组织很强大，因而工资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高于价值，那么这只是因为资本积累没有受到妨碍。因此，马克思明确地告诫工人“不应夸大这一日常斗争的最终效果”，也“不应当只局限于这些不可避免的、因资本永不停止的进攻或市场的各种变动而不断引起的游击式的搏斗”。与“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相反，他们“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30(《工资，价格和利润》，第78页)

阶级斗争在这里起到了正反两面的作用。一方面，它有助于维持某种尊严感，并击退资本家惯于施加在雇佣对象身上的较为粗鲁的暴力形式。在阶级斗争所构成的基础上还会发生另一种斗争：既然劳工的生活水平是由一组使用价值构成的，那么这组使用价值是如何界定的（例如，其中包括的是医保，还是对军事保护的强制消费）？这些斗争的焦点是使用价值的领域、人类需要的领域，从而可以构成真正的革命运动的基础，这种运动的目标是废除以终极的不合理性为积累而积累—为基础的体系。但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进行的与实际工资相关的斗争只能用来确保劳动力的交易价格就是它的价值，或者接近它的价值。这种价值也许可以通过阶级斗争的过程来达到，但这绝不是说它仅仅反映了资本与劳动在市场上的相对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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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有趣的是，“利润缩减”的假设如果得到恰当的解释，就会支持这个结论，而不是反对它。资本与劳动权力平衡的变化的确可以改变实际工资，而且这既有可能限制利润率，也有可能提升利润率。这种事情的发生恰好是我们在交换领域中可以预料到的。然而，这只是描述了表面上的变动，却没有触及劳动力的价值本身。如果实际工资的变动与资本积累相抵触，补偿性的力量就会发动起来，拉低实际工资，并在必要时削弱有组织的劳工在市场上的相对权力（要么是通过提高失业率，要么是在政治上或在其他方面限制有组织的劳工力量)。①作为一种对这些表面上的变动所做的描述，“利润缩减”的假设是完全可信的，甚至是无法反对的。但正如它的批判者坚持认为的那样，它就资本主义的整个运动规律而言是一种完全不适合的观点，而且就马克思关于危机形成过程的理论而言肯定是一种不可接受的演绎。这样一种阶级斗争与劳动力的根本价值的决定过程几乎毫无关系，尽管它的确对市场的均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像需求和供给一样。

① 这里的观点当然是说，一旦资本与劳动的权力平衡严重威胁到了资本积累，就必须采取步骤来纠正它们的权力平衡。因此，1933年美国的《瓦格纳法案》(WagnerAct)的意图是加强工会在市场上的谈判权力，以便帮助美国解决一场消费不足的危机—这是对这场危机的一般解释。我们可以注意到相反的情况：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眼下都企图制约工会的权力，因为对工资的要求（以及让这些要求得以成立的权力）现在被看作慢性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权力平衡的这些变化并不是自动发生的，而且假如没有往往令人生畏的斗争，它们也不会发生。但这种平衡的确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些变化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与积累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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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积累过程和劳动力的价值

马克思彻底拒斥了一切认为劳动力的价值固定不变的表述（例如生理性的生存工资）和一切认为可变资本在总产出中的份额固定不变的表述（比如所谓的“劳动基金”理论)；他的依据是：“资本不是一个固定的量，而是社会财富中一个有弹性的……不断变化的部分”，而且劳动力构成了“资本的有弹性的能力”，这种能力同样必须被解释成一种无休止的动荡31（《资本论》第1卷，第609页）。他认为，与分配份额相关的阶级斗争和供求关系都对市场的均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偶尔也都可能会迫使实际工资偏离价值，有时还会偏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但是归根到底，它们都只是作为更加根本的力量在市场上的媒介来运行的，这些力量规定了劳动力的价值。那么，这些“更加根本的力量”是什么？

我们不难找到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大致回答。一种初始的、“决定生产”的分配生产资料的分配—划分了资本与劳动，但从此分配关系就必须被看作“只是历史地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不仅如此，生产和分配还“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33，这个统一体也包含了交换和消费（见前面第41—42页）。我们不能脱离这个总体的内在关系来规定劳动力的价值—进一步讲，支配这个总体的命令就是为积累而积累。我们之前讲过（第2页)，马克思所建立的概念是关系性的。现在我们遇到了运用这种思路的一个具体实例。这里的问题一如既往地是要让这个高度抽象的观点得到更为具体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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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没有资格阐明整个论述。但是总体观点大致如下。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之间有一种均衡的分配，这种均衡的分配是联系到资本积累的速度以及生产和消费的总体结构来规定的。①总就业也有一条均衡的增长路线，如果用V与它相除，就能得出个别劳动力的均衡价值。倘若劳工的整体生活水平上升了（这是用他们所掌控的使用价值来衡量的），倘若这些使用价值还成了劳动力价值所涵盖的“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的一部分，那是因为资本积累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或者是因为积累的规律并不关心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的具体形式。劳动力的价值必须被解释为一个无休止地变动的基准，调节这个基准的是积累过程。简言之，它可以被界定为劳动力的社会必要报酬；也就是说，这份报酬从资本的持续积累的立场来看具有社会必要性。对社会必要性的谈论十分重要。它让我们得以区分劳动力价值的均衡概念与无数偶然的、或然的情况，这些情况可能会迫使工资高于或低于它的均衡价值。

应该强调的是，这个结论仅仅适用于一种非常狭窄的关于生活水平的观念，这种观念立足于劳动者可以通过商品交换来掌控的物质性的使用价值的量。它并没有规定向劳动者提供的是哪一组特定的使用价值（医保或迪斯科），也没有讨论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文化中的一些在商品交换的领域之外的方面。在这两个方面，工人阶级都可以享有一定的自主，而且通过它自己的斗争和自己的选择，它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创造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历史。它之所以有资格这样做，必须准确地归因于一个事实：它从质的交换中塑造了自己的存在，这种交换经过了一种被界定为C-M-C的流通形式。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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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些人将马克思变成了一名关于一般均衡的理论家，为此还拿出了新古典主义的所有工具，但这个地方的分析让他们很难受。他们无一例外地发现自己无法确定均衡的工资率，因而被迫把生活水平或均衡工资看作永久的、结构性的、外生决定的因素见马雷克（Maarek)(1979)、罗默（1980)和森岛与凯特福雷斯(Catephores)(1978，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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