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限度

这种交换对于资本的意义当然是完全不同的。资本家想要从中获取剩余价值。乍一看，仿佛劳动者得到的越少，资本家得到的就越多。但我们只要观察整个积累过程，首先就会看到，“工人阶级的不断维持和再生产始终是资本再生产的条件”34（《资本论》第1卷，第572页）。资本本身必须限制自己“对财富的无限渴望”，以免破坏了把一定量的劳动力再生产出来的能力。但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资本家虽然支付了工资，却又把它们收了回来，因为劳动者要支付工资来购买资本家生产的商品。分配在这里的职能是生产与消费的中介联系，或者用马克思喜欢的说法，是价值在生产中的创造与价值在交换中的实现之间的中介联系。无论如何，资本家必须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即有人负担得起、有人欲求或需要的商品。个别资本家无法合理地期望既减少自己雇员的工资，却又为自己生产的商品保持一片不断扩张的市场。

这一切使得我们超出了分配本身的狭窄范围。但这恰好是马克思想做的。他想让我们看到，要理解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在新创造的价值中的份额，就不能撇开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的总过程。我们将在第3章继续研究这个过程。

资本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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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布洛维(Burawoy)(1978)讨论了这个观点，并把它阐发为一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强烈批判。他指出，工人倘若仅仅对他们可以掌控的使用价值感兴趣，可能就会接受自己在工作地点所受的剥削，甚至会选择合作，只要这有助于他们以物质产品的形式得到利益。资本家感兴趣的是价值，工人感兴趣的则是使用价值，这一点为工作过程中的合作而非对抗提供了基础。布洛维有正确之处，但是总体上实在走得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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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熟练劳动还原为简单劳动

总的可变资本并不会在个别工人之间平等地分割。它的划分方式取决于各种各样的因素—技能水平、工会权力的范围、惯有的报酬结构、年龄和资历、个人的生产率、特定的劳工市场（按照部门或地理来区分）中的相对稀缺性等等。简言之，我们面对的是异质的劳动力，他们得到的报酬是有差异的。

这给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了双重问题。第一，工资的差异本身需要解释。第二—这也是我们在这里主要关注的问题—劳动力的异质性被一些资产阶级批判者看作马克思价值理论的阿喀琉斯（Achilles）之踵。让我们看一下这是为什么。

马克思是通过包含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解释商品的交换价值的（我们在下一节将看到，这个观点同样必须修改)。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必须构造一种由简单的抽象劳动所构成的价值标准，这也就假定了明显具有异质性的具体的人类劳动—它在技能等方面是多种多样的—可以通过某种令人满意的方式被还原成若干简单的抽象劳动。马克思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既带有歧义又颇为隐秘。他仅仅声称：“经验证明”，这种还原在“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中”是“经常进行的”36（《资本论》第1卷，第44页）。在一处脚注中，他说明了“这里指的不是工人得到的一个工作日的工资或价值，而是指工人的一个工作日对象化的商品价值”。这一切完全符合劳动力的价值与作为价值本质的社会劳动之间的区分。从异质的技能到简单劳动的还原过程必须独立于工资率在市场中的决定过程。

第2章生产与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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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并没有花工夫去解释“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指的是什么。既然他诉诸“经验”，就表明他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这对他来说也许是这样，但对他的批判者来说肯定不是。如果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社会过程是劳动力的产品在市场中的交换，像博姆-巴维克37（1949）坚持认为的那样，那么“我们就看到了一种非常不体面的情况：还原的标准是由实际的交换关系所决定的”，而交换关系本来应该由它们所体现的社会劳动来解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中仿佛有一个“根本性的、无法逃脱的循环”。所以，价值据说无法独立于市场价格来决定，后者而非前者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是根本性的。于是，马克思较为激烈的反对者从博姆-巴维克到萨缪尔森(1957)—嘲笑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认为它是一种“无关紧要的抽象”，并认为他们所拥护的现代价格理论比马克思的表述优越得多。就连相对同情马克思的批判者如森岛(1973)—也总结说，上述还原要么涉及有差异的剥削率（这会严重扰乱剩余价值理论)，要么意味着不同的技能可以通过工资率转换为共同的尺度（这就彻底摧毁了价值理论）。在如此猛烈的批评面前，还原问题的解决方案就变得十分迫切了。

一种回应的思路是：只要假定劳动力所赋予的价值与它的生产成本是成比例的，就可以将熟练劳动还原为简单劳动。这样来确立的还原无法独立于交换过程，也无法凭自身的力量避免博姆-巴维克所指责的循环。因此，罗索恩（1980）和龙卡利亚（1974）都试图识别出一种不用涉及交换就能实现还原的生产过程。罗索恩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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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练劳动相当于许多在同一时期进行的不熟练的劳动加上许多体现在熟练工人的技能中的劳动。有一些体现在技能中的劳动本身也是熟练劳动，从而又可以被分解为不熟练的劳动加上体现在技能中的劳动后面的技能是在更早的时期培养的。只要把这种分解无限向后延伸，我们就可以彻底消除熟练劳动，用一连串在不同的时段进行的不熟练的劳动来代替它。……这种还原……完全可以独立于工资水平来进行，这种分析也避免了博姆－巴维克关于循环的责难。（罗索恩，1980，第 8 章）

这种做法遇到了诸多困难。简单劳动成了会计单位，而且需要假定简单劳动的生产成本对体系没有影响。劳动者所掌握的技能也表现为他们所持有的一种不变资本。按照托塔哈达（1977)，要实现这样的还原，代价就是要引入某种人力资源理论。这抹掉了阶级剥削的问题，并在一种自我实现的神话中掩埋了现实的社会过程，而这毫无疑问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旨趣。托塔哈达接着说道，这些困难源于“提出还原问题的方式本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者和试图回应这些批判的人在这一点上是一样的”。简言之，马克思主义者企图在一片由资产阶级批判者界定的领地上回答这个问题，而不是用马克思所界定的术语来回答。让我们回想一下，抽象劳动是在一种过程中出现的，这种过程表达了生产与交换在一种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方式中的根本性统一。

所以，让我们回到马克思的论述。他说过，抽象劳动

随着劳动越来越丧失一切技艺的性质，也就发展得越来越纯粹，越来越符合概念；劳动的特殊技巧越来越成为某种…

第2章一生产与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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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以各种现实劳动组成的一个十分发达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所以，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的存在形式美国，这种情况最为发达。…劳动这个例子令人信服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39(《大纲》，第104—105页；参见《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第1033页）

只要劳动力作为一种资本家可以在市场上自由掌控的商品而存在，抽象劳动就会成为价值尺度。资本积累的过程要求劳动力有一种流变性，即可以在分工迅速扩大的语境下适用于不同的任务。资本家可以创造这种流变性，因为他们可以在公司内部组织分工，还可以转变劳动过程，以便降低劳动从一种业务向另一种业务转移时的技术壁垒和社会壁垒。垄断性的技能是资本的死敌。一旦这些技能成了积累的障碍，就必须通过转变劳动过程来压制或消灭它们。垄断性的技能变得无关紧要了，但这是资本主义造成的（《工资，价格和利润》，第76页)。

资本的限度

无差别的东西，而劳动越来越成为纯粹抽象的活动，纯粹机械的，因而是无差别的、同劳动的特殊形式漠不相干的活动。 38(《大纲》，第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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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熟练劳动到简单劳动的还原不只是一种头脑中的构造；这是现实的、可以观察到的过程，它的运行对劳动者有毁灭性的影响。因此，马克思极为关注工匠技能的消亡和“简单劳动”对工匠技能的取代正如布雷弗曼极其详细地记录的那样，这个取代的过程无情地贯穿了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例如，让我们考虑一下汽车工业从熟练的手艺生产到大规模的流水线技术的转变—这就意味着熟练劳动被还原成了简单劳动)。①

这并不是说资本成功地把这种还原强加到了每个地方；手艺和工匠技能的历史遗风往往有力地抵抗了资本所发动的进攻—马克思是最早承认这一点的人。上述还原过程的历史也不是没有矛盾。把一个层面的任务变得程序化往往要求在另一个层面创造更为精巧的技能。职位结构变得越来越等级化了，处于最高等级的人工程师、计算机科学家、策划人和设计师等等也逐渐积累了某些垄断性的技能。这为阶级分析和对资本主义之下的劳动过程的理解带来了问题我们将在第4章回到这些问题。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过程”无非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方式的兴起，这是在一个由纯粹的商品交换所支配的社会中、在资本家的霸权控制之下发生的。②在其他任何类型的社会中其中有小商品生产者、工匠、农民、奴隶等把劳动还原为简单的抽象劳动都是不会发生的。只有在一定种类的社会—它以生产和交换中特定的阶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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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生产与分配

① 布雷弗曼（1974）。布雷弗曼的论述遭到了无数批评，我们将在第4章予以讨论。

② 德赛（1979，第20页）写道：“因此，劳动的价值比例既是一条公式，又是一个历史过程。这正是为什么抽象的、无差别的劳动这个范畴不是一个抽象，而是一种历史性的倾向。”亦见亚瑟（Arthur)(1976）关于抽象劳动的概念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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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条结论出发，我们就可以回到马克思的批判者在试图让他的论述名誉扫地时拿出的那种例子了——这会让我们有所收获。博姆-巴维克所考察的例子是一名雕刻家与一名碎石工的交换，他想以此证明作为价值的劳动与不同的劳动力的价值是无法区分的，而后者是通过产品交换来决定的。他的例子并没有错。但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一种特定的、个性化的劳动形式，它在一个比较发达的交换总体中甚至再也无法“设想”了4。进一步讲，博姆-巴维克的例子中两名劳动者都是个体经营者，其中一名—雕刻家拥有特殊的垄断性的技能。在马克思感兴趣的状况中，两名劳动者都是由生产商品的资本家所雇佣的—这里的商品是雕像和道路—而且两者都没有任何垄断性的技能，即使他们为商品赋予的劳动也许具有不同的生产率。博姆-巴维克完全撇开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在这样的基础上，他根本不足以对马克思提出有效的批判。博姆-巴维克以为自己找出了一种循环论证，但这是由于他割裂了还原问题与它的根基，即现实的历史过程；这种过程重新塑造了劳动过程，并使商品交换普遍化了。只要把还原问题重新放到这个更为宽广的语境下，它就变得微不足道了。然后，我们还要面对两个不同的问题。第一，虽然我们充分理解了工资的差异同社会劳动成为价值的本质的方式并没有必然联系，但这些差异的确存在，需要加以解释。第二，我们必须考察劳动过程在资本主义之下的重组在多大程度上实际消除了垄断性的技能，从而完成了上述还原—这为价值理论提供了基础。我们将在第4章谈论第二个问题，因为它向马克思主义体系提出了一些严峻的理论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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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限度

为特征出现之后，价值才成了社会活动的调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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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剩余价值的分配和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

在马克思眼中，他的著作“最好的地方”之一是“研究剩余价值时，撇开了它的特殊形式—利润、利息、地租等等”41[《书信选辑》（与恩格斯的通信)，第192页]。剩余价值理论把利润的起源解释为对劳动的剥削，而这种剥削是在雇佣劳动的社会关系当中、在生产过程的范围内进行的。分配理论需要研究从剩余价值到利润的转化。马克思把这个步骤看得极为重要。他写道：“以前的经济学，或者硬是抽掉剩余价值和利润之间、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之间的差别，以便能够坚持作为基础的价值规定，或者在放弃这个价值规定的同时，也放弃了对待问题的科学态度的全部基础。”在《资本论》第3卷中42（第168页)，马克思宣称剩余价值与利润的“内在联系在这里还是第一次被揭示出来”。这是一项强烈的主张，也是一场规模庞大、众说纷纭的论战的焦点—它就算没有成为这样的焦点，也需要加以考察。

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与利润的关系的论述大致如下。剩余价值起源于生产过程中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关系，但在个别资本家之间是按照竞争的规则来分配的。

在考察剩余价值如何在于不同部门作为生产者的资本家之间分配时，马克思证明了商品不能再按照价值来交换了他在《资本论》的前两卷都假定这个条件是成立的。商品必须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来交换。我们最好在一开始就消除一种可能产生的混淆。这些生产价格仍然是用价值来衡量的，不能同实现在市场上的货币价格混淆起来。马克思仍然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看作一种测量杆。他现在要证明的是商品不再按照其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交换了。

为了跟上马克思的论述，我们必须首先列出一些基本的界定和记号。生产一件完整的商品所花的时间叫作“生产期间”。体现在商品中的价值通过交换过程得到实现所花的时间叫作“流通时间”。资本的“周转时间”是给定的资本的价值通过生产和交换得到实现所花的时间—因而是生产期间和流通时间的总和。“所消费的资本”是在一个生产期间的过程中被耗尽的原材料和生产工具的总价值。由于固定资本可能在一个生产期间里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却没有被完全耗尽，所以一个生产期间所消费的资本等于或小于“所使用的资本”。我们既有可能将“不变资本”c当作所消费的资本，也有可能将它当作所使用的资本，这取决于我们试图说明什么问题。“可变资本”ν是一个生产期间所消费的劳动力的价值。“剩余价值率”（即“剥削率”）是由剩余价值对可变资本的比例来给出的：即$\pmb { s } / \pmb { \nu } _ { \circ }$ “资本的价值构成”被界定为 $c / \nu _ { \circ }$ “利润率” $\cdot _ { p }$ 是 $\pmb { s } / ( \pmb { c } + \pmb { \nu } )$ 这个公式可以改写为：

第2章生产与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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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 = } \ \frac { s / { \nu } } { \left( { s / { \nu } } \right) + 1 }
$$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尺度都是用价值来表达的。

我们现在假定，有一种竞争过程会使利润率在所有产业和部门中变得平均化。然后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影响交换比例的是不同的资本价值构成。让我们考察下面的例子。一个经济体有两个产业。第一个产业运用了80个单位的不变资本和20个单位的可变资本，并创造了20个单位的剩余价值，第二个产业的各项尺度则是20c、80ν和80s。这两个产业预付的总资本是完全一样的。我们把这些总资本界定为“生产成本” $c + \nu _ { \circ }$ 两个产业的剥削率 $\pmb { s } / \nu$ 也是一样的。我们再假定生产期间是相等的。但现在我们注意到，第一个产业（价值构成较高）的利润率是20%，而第二个产业（价值构成较低）的利润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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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利润率并没有平均化。

让我们现在假定这两个产业有相同的权重，而且平均利润率p是50%。利润率平均化的后果就是改变两种商品的交换比例。两种商品现在都是按照c+v+p而非 c+v+s 所指定的比例来交换的。前一个尺度就叫作“生产价格”。我们再强调一次，这是由价值衡量的，而不是由货币价格衡量的。在竞争中，我们可以期望商品是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而不是按照价值来交换的。

对于具有不同周转时间的资本，我们也可以构造相同的论证。马克思并没有直接这样做，但我们应该承认周转时间在交换比例的形成过程中是很重要的。由于资本家感兴趣的是一段时期的平均利润（例如资本的年度回报率)，所以与每年只周转一次的资本相比，每年周转许多次的资本就能获取高得多的回报率（假定它们的价值构成是相似的，剥削率也是相等的）。资本和劳动倾向于从周转次数较低的部门重新配置到周转次数较高的部门，直到年度回报率变得平均。相对价格也将受到影响，而且这让我们为商品为什么不再按照价值来交换又找到了一个原因。

马克思在这里做的是应用他的一般规则：生产决定分配，但对前者的考察不能脱离包含在其中的分配。马克思所说的从价值到生产价格转化的程序事实上关系到“分配”的双重意义。它是资本按照一般利润率在不同的产业之间的分配，结果是形成生产价格，而生产价格会导致剩余价值有差异的分配，因为不同的资本有不同的价值构成和周转时间。

分配的大体结果可以相当简单地加以说明。每个资本家都凭借他运用的劳动力为社会中的剩余价值的总和做出了贡献，并按照他预付的总资本从总的剩余价值中提取了自己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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