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限度

马克思略显俏皮地把这称为“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每个生产部门的资本量会按照它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从全部剩余价值中获取相应的部分”43《书信选辑》（与恩格斯的通信)，第206页]。更具体地说，这意味着价值构成较低的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周转时间较快的产业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要大于它们以利润的形式取回的剩余价值，而对于价值构成较高的产业（所谓的“资本密集型”部门）或周转时间较慢的产业，情况则相反。这是一个重要的结果。它为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帝国主义的错误解释提供了基础—由价值构成较低的产业所支配的国家仿佛会把剩余价值交给由较高的价值构成所支配的国家。①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论战？马克思本人的主张是很强烈的，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所写的序言中也有一些挑衅的评论，这都促使人们把注意力聚集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的确十分关键的特征上面：剩余价值与利润的关系。不幸的是，马克思所提出的解答要么有错误，要么不完整。资产阶级批判者扑向了这个他们所认为的根本错误，想以此让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和分配的整个理论名誉扫地，而且自始至终都坚持认为马克思企图把分配从正确的位置挪走，因而必须使分配回到这个位置。让我们考察一下这个所谓的“错误”的本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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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埃曼纽尔(Emmanuel)(1972)；如果推导出了对转化问题的恰当解答，就能表明价值未必会从价值构成较低的部门转移到价值构成较高的部门，上述错误也就不会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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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关于转化问题已经有了大量文献。鲍莫尔（1974)、德赛（1979)、莱布曼(Laibman)(1973—1974)、格施泰因（Gerstein)(1976)、霍华德（Howard)与金（King)(1975)、森岛（1973)、萨缪尔森（1971）和谢赫（1978）都从各种视角做了很好的论述。多斯塔勒（Dostaler)(1978a）的一部出色著作记载了这场辩论的早期历史。

马克思设定了一个场景，其中有五个价值构成各不相同的产业，以此来描绘当利润率在竞争中平均化时，生产价格将如何形成（《资本论》第3卷，第9章）。为了阐述的方便，他假定资本家按照价值来购买商品，并按照生产价格来出售商品。他还假定平均利润率是已知的，而且只要让五个部门拥有相同的权重，并根据预付的总资本计算出剩余价值的平均产量，就可以预先计算出平均利润率。

我们立刻就能看出两个问题。倘若所有商品都是按照生产价格来交换的，这就同样适用于投入和产出。资本家在购买时依据的是生产价格而非价值，这不同于马克思在他的方案中的设定。马克思对此一清二楚，却认为“对我们现在的研究来说，这一点没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资本论》第3卷，第164—165页）。其二，当资本从价值构成较低的部门再分配到价值构成较高的部门时，剩余价值的总产出就会变化，因而会改变利润率。马克思所设立的转化程序显然是不完整的。它至多是一种近似。马克思并没有强调这一点，恩格斯则进一步造成了巨大的混乱，因为他在序言中胜利地宣告说，马克思已经为这个问题确立了真正的解答，可以一劳永逸地让批判者狼狈不堪、哑口无言。

博姆-巴维克（1949）急切地指出了马克思的程序的缺陷，把它们当作根本性的错误，并嘲笑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个方案这产生了很大影响。马克思解决转化问题的方案不仅没有让批判者哑口无言，还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用来攻击他的弹药。

转化问题在当今具有另一个面貌：尝试从数学上纠正马克思的错误。冯·博特基维茨最先在1907年提供了一个数学解法。他使用了联立方程的思路，并证明了转化问题在某些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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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严格界定的条件下是有可能解决的。于是，问题就变成了识别出求解的条件，并说明这些条件的正当性。

形式上的数学问题却出现了，因为按照联立方程的思路，有必要在价值的结构和生产价格的结构中间使某些量保持不变，否则就无法求解。由于马克思本人认为生产价格的总和应该等于价值的总和，而且总的剩余价值必须等于利润的总和，所以选择这两者作为不变量是最常见的。麻烦的是，在这种特定的数学表述中，这两个条件是无法同时成立的。于是，人们又提出了一大堆不同的数学解法，每种解法都使用了不同的不变性条件。①

这使得萨缪尔森（1977）认为，由于选择一种不变量、抛开另一种不变量并没有逻辑上的理由，所以马克思所说的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根本不是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数学转化，而是单纯抹掉一组数字、用另一组数字来替换的过程。《资本论》第3卷对生产价格的分析与第1卷所提出的价值理论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所以，后者要么被看作一篇形而上学论文，要么是在通向第3卷的更为根本的价格理论的途中顺道做了“一次无关紧要的迁回”。由于价格理论自马克思的时代以来已经被“革命化”了（主要是通过边际主义“革命”，这是当代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基础)，所以就马克思对价格理论的贡献而言，他可以被丢进历史书，做一名“李嘉图的后学小辈”。萨缪尔森就是这样与马克思主义的幽灵格斗的。

对萨缪尔森进行回应的一种思路是接受他在数学上的贡献，然后认为他虽然也许是“一名一流的数理经济学家”，却是一名“糟糕的政治经济学家”。因此，莱布曼（Laibman）（197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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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斯威齐（1968）描述了博特基维茨的解法，莱布曼（Laibman)(19731974）则评论了多种数学解法。

1974）把剥削率选作不变量，他的依据是阶级斗争以及资本与劳动的社会张力是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定性的标志。尽管后一点也许是真实的，但他的做法意味着工资与利润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的平衡是唯独由阶级斗争决定的—我们之前否认了这个命题。为了克服萨缪尔森的反对意见，他付出了过高的代价。

第二种捍卫的思路要求将转化问题当作一个历史问题。按照这种解释，在独立的生产者—他们并不服从资本的规则相互进行简单的商品交换的状况下，商品确实是按照价值来交换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兴起，价值关系遭到了掩盖，最终被掩埋在生产价格下面了。这种解释在马克思的一处评论中找到了一些正当性：“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进行的交换，比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因此，“把商品价值看作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历史上先于生产价格，是完全恰当的”45（《资本论》第3卷，第177页）。恩格斯感到，“如果马克思来得及把这个第三册再整理一遍，他毫无疑问会把这段话大大加以发挥”4⁶（《资本论》第3卷，第896页）。于是，恩格斯着手替马克思阐发这个观点，并在他为《资本论》（第3卷）写的“增补”中针对转化问题撰写了一个冗长的历史学版本。从此，几种较为节制的版本就得到了R.L.米克（1977，第7章）等作者的推崇。

尽管通过诉诸历史来解决逻辑上的两难听上去非常像马克思主义的做法，但这种历史学的思路有两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注意到，这种描述完全背离了我们之前提出的论点，即价值离开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无法得到充分的确立。价值理论与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而这个观点与上述思路是矛盾的。进一步讲，正如森岛与凯特福雷斯（Catephores）（1978）极为详细地记录的那样，马克思的整个思路表明他“在劳动价值理论中寻求的不是对前资本主义时期的抽象描述，仿佛可以从中以发生学的方式推导出发达的资本主义；马克思寻求的是让他得以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追根问底的理论工具”。因此，转化问题的历史学版本—即使是一些更有分寸、更为精巧的演绎必须被拒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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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既然不能诉诸阶级斗争或历史来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倒退回去，把转化当作一种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静止的、非时间性的、分析性的手段”。我们不得不寻找一种合理的数学技巧来处理这个问题。就在不久前，谢赫（1978）提出要追随马克思所使用的技巧，并设计了一种迭代解法，这个解法在每一轮迭代中都会调整投入品的成本和利润率，直到识别出生产的均衡价格。按照这种看法，马克思仅仅执行了这个序列中的第一轮计算，却没有花工夫去做剩下的计算，因为与给出社会性的结论相比，得出正确的数学解答似乎不太重要。森岛（1973）以他一贯的数学天才证明了如果转化程序被当作一个马尔科夫（markov）过程，许多困难就会消失，因为这些困难只有在用联立方程来处理转化程序时才会出现—生产价格的总和与价值的总和之间的等式可以同剩余价值与总利润之间的等式愉快地共存，正如马克思坚持认为的那样。在森岛看来，真正令人惊讶的是马克思居然如此接近问题的解答，尽管这个问题本身十分困难，他的数学技巧也极端有限。 ②

事实上，一些关于转化问题的有趣见解来自非马克思主义阵营。鲍莫尔（1974）和森岛（1973）关于这个问题都有许多正面的、贴切的说法。例如鲍莫尔正确地认为，马克思在根本上关注的是建立一种分配理论，而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实际转化是一个附带的问题。①森岛捍卫了一个类似的观点：马克思的努力为的是社会性的见解，而不是数学的精确性，而且从这个立场来看，马克思很好地完成了他打算要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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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森岛与凯特福雷斯（1978）认为马克思也会拒斥这样一条历史学的思路；他们为此给出了详细的、在我看来相当正确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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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森岛（1973）、谢赫（1978）和德赛（1979）在这里都很有帮助。

那么，马克思所寻找的社会意义是什么？他有力地陈述了他的结论，将转化的后果与资本家对相对剩余价值的占有所造成的后果进行了比较：

随着相对剩余价值…的发展……劳动在直接劳动过程中的生产力…好像由劳动转移到资本身上了。因此，资本已经变成了一种非常神秘的东西，因为劳动的一切社会生产力，都好像不为劳动本身所有，而为资本所有，都好像是从资本自身生长出来的力量……

这一切使剩余价值的真正性质越来越隐蔽，从而也使资本的实际的驱动机构越来越隐蔽。由于…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情况就更是这样了。在这里，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插进来了。这就是资本的平均化过程。这个过程使商品的相对平均[生产]价格同它们的价值相分离，使不同生产部门…的平均利润同特殊资本对劳动的实际剥削相分离。在这里，不仅看起来是这样，而且事实上商品的平均[生产]价格不同于商品的价值，因而不同于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并且特殊资本的平均利润不同于这个资本从它所雇用的工人身上榨取出来的剩余价值…正常的平均利润本身好像是资本所固有的，不以剥削为转移的。47（《资本论》第3卷，第827—8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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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鲍莫尔（1974）值得仔细阅读，因为关于马克思试图怎样利用上述转化。他似乎有最好的把握。多斯塔勒（Dostaler)(1978b）给出了类似的论述，并试图在我们这里所采纳的那种价值理论的框架中调和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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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起源于对劳动力的剥削—这个事实对于资本家和劳动者都不再是不言而喻的，而是变得隐晦了。“实际上，剩余价值本身在它的这个转化形态即利润上否定了自己的起源，失去了自己的性质，成为不能认识的东西。”这又使得“那些陷在竞争斗争中，无论如何不能透过竞争斗争的现象来看问题的实际资本家，必然也不能透过假象来认识这个过程的内在本质和内在结构”48（《资本论》第3卷，第167—168页）。关于资本的理论家在一定程度上反思了这场混乱，却也未能洞察被竞争的现象所掩盖的秘密。马克思则宣称自己“第一次”充分而有效地揭示了这些秘密。

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中出现的拜物教在马克思的论述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它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职能和为统治者辩护的职能，同时也使利润在剩余价值中的起源变得神秘了。这样一种神秘化对于资本是危险的，因为资本家阶级的再生产完全依赖于剩余价值的持续创造和再创造。但是资本家即使可以洞察自己的观念所产生的拜物教，也仍然没有能力扭转一种可能十分严重的事态。不论他们是否愿意，竞争都会迫使他们配置社会劳动、安排生产过程，以便使利润率平均化。马克思现在向我们证明的是，这与剩余价值在社会中的总产出的最大化没有必然联系。我们在这里为社会劳动的系统性错误配置找到了物质基础，也为劳动过程的组织中的系统性偏差找到了物质基础，这两种差错把资本主义引向了周期性的危机。个别资本家的行为是由竞争引导的，从而必定会威胁到他们自身的社会再生产的基础本身。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市场的逻辑会迫使他们对生产价格做出回应，而不是直接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所需的条件做出回应。这是对转化问题的研究所带来的关键见解。这个结果会在逻辑上导致尖锐的结论，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几章予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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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利息、租金和商人资本的利润

虽然辩论的喧哗和怒火包围了还原问题和转化问题，我们却有些惊讶地发现，马克思分配理论的其他部分几乎没有引发争议。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成是因为马克思的租金理论和利息理论还处于骇人的混沌状态，而马克思主义者也未能对马克思留下的残局做出连贯的、彼此认可的说明。

由于分配的这些方面都将在后面几章得到详细的考察，所以我在这个阶段将局限于从总体上评论一下马克思表现出来的行进方向和他为此提供的理由。

让我们回想一下，剩余价值理论靠自身就能成立，不用依赖于任何分配理论，唯一的例外是一切分配安排中最根本的一种，即劳动与资本的分离。剩余价值在竞争的社会过程中转变成了利润。利润又分割成了多个部分：商人资本的利润、货币资本的利息、地租和企业利润。一切分配理论的任务都是解释剩余价值的这种分配的社会必要性和实现这种分配的社会过程。

从前往后的叙述方式—从剩余价值的生产到它的分配不应该使我们受到误导，以为分配关系对于理解生产并不重要。由于马克思认为对生产的考察不能脱离“包含在其中的…………分配”，所以我们必须考察一种非常现实的可能性：租金和利息作为生产条件起到了重要作用。

实际上，后面我将试图证明固定资本的形成特别是建成环境中物质基础设施的建造—倘若脱离了对分配加以调节的社会过程，就无法得到理解。因此，分配关系影响了生产条件。马克思自然没有否认这一点。但他的确坚持认为，这些影响不论多么重大，都绝不可能解释剩余价值的起源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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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什么是决定分配关系的根本逻辑，马克思通过考察资本流通的总过程开启了一个视角。他描述了价值在一系列形态变化中—在一系列状态的改变中—扩大的过程。最简单地讲，这可以被看作一个把货币投入流通、以便获取更多货币的过程。货币被用来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一起通过生产被塑造成了在市场上有待出售的商品：

$$
M - C ( \begin{array} { c } { { L P } } \\ { { M P } } \end{array} ) \ldots P \ldots C ^ { \prime } - M ^ { \prime } ( \ f \not \equiv \frac { \not \not \simeq \not \simeq \not \simeq } { \not \Psi } \ )
$$

这个过程结束时的货币要多于一开始的货币，而且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要大于所投入的商品的价值。M-C和C-M'这两个阶段是由购买和出售所带来的转化，而生产过程意味着对产品的物质转化，意味着社会必要劳动在产品中的体现。

流通过程始于货币，终于货币（加上利润），这是资本流通的典范形式。但我们如果将流通看作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就会发现我们可以用几种不同的方式来分解它。我们可以认为它的起点和终点是生产行为，或者是处于货币状态的资本。我们可以创造几扇独立的窗户，分别从中观察资本流通的总体性质（见图2.1)。我们从每扇窗户都能看到不同的东西。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开头的几章描述了我们从这几扇窗户所能看见的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货币资本的流通是由一些条件和考虑来调节的，但倘若资本被一种特定的生产过程所束缚，成了生产资本，那么支配它的条件和考虑就会相当不同，而商品资本的流通又是由与这两者都不同的条件和考虑来调节的。我们最终感兴趣的当然是整个资本流通，但在马克思看来，我们若要理解它，就必须首先考察其中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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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差异之外，资本从一种状态转化为另一种状态还会带来一些问题，而这些都会导致资本职能的专业化。例如，商人资本家对商品形式的资本负有特别的责任，并专门把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的流通同样需要银行家和金融家的专业技能，他们一旦获得了在总体上把货币作为资本来使用的权力，就成了收取利息的货币资本家。生产资本家则只需要掌控剩余价值的生产本身就行了。

1. 资本家购买用于生产的商品

1. 生产函数

1. 资本家购买用于消费的物品

1. 资本家购买用于生产的商品

1. 生产函数

$M - \ldots - M ^ { \prime }$ 货币资本的循环

$\pmb { P } \mathrm { - } . . . . \mathbf { - } P$ 生产资本的循环

$C ^ { \prime } { \mathrm { - } } { \mathrm { . . . } } { - } C ^ { \prime }$ 商品资本的循环

图 2.1 资本流通（摘自德赛，1979，第 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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