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限度

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它的分配之间的关系是由一些条件调节的，而把资本拆分为不同的循环可以让我们得以确立其中的某些必要条件。然而，这并不能让我们得出其中的充分条件后者决定了在资本主义当中必然处于主导地位的分配安排。我们将在后面几章考察这些充分条件。眼下我们必须仅仅满足于简单地描述一下马克思识别出来的一些分配范畴。

（1）商人资本

资本如果是以商品形式被持有的，就作为商品资本而存在。但由于资本只有作为运动中的价值才能保持为资本，所以商品资本必须不断转化为货币资本，否则就无法维持自身资本的性质。这种转化的速度和效率对于资本家极为重要。流通时间（资本取得商品形式所花的时间）会影响周转时间，从而会影响利润率。转化会产生某些成本，必须从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中扣除—因为销售一个商品虽然实现了价值，却没有创造价值。减少流通时间、节省必要的流通成本对于参与生产的资本家十分重要，因为这两种手段都可以增加留在他们手中的剩余价值。这给商人资本提供了机会。商人承担了营销的全部成本和责任，并从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中拿走一块作为回报。由于利润率的平均化，商人也应该从预付的资本上面获得与生产者完全相同的利润率。对作为生产者的资本家而言，这一切所带来的好处当然是周转时间的缩短和流通成本的减少（通过规模经济、职能的专业化等等）。

从价值的角度来讲，这意味着生产者面向商人的售价是低于价值的，而商人是按照价值来出售商品的。这个差价是商人所占有的剩余价值，它包含了必然会产生的花费和商人所预付的资本的利润。这使得商人资本与剩余价值的生产之间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关系。一方面，这是一种寄生的关系，因为商人并没有创造价值，而是仅仅占有了价值。另一方面，商人资本加速了资本周转，并减少了必要的流通成本，由此扩大了生产者所实现的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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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货币资本和利息

资本如果取得了货币形式，变成了货币资本，就表现为资本的最纯粹形式—与一切特定的使用价值分割开来的交换价值。这里的悖论当然在于，它倘若没有进入流通、寻求利润，就无法维持自身的资本的性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中的正常流通过程要求货币资本被用于商品生产，以便创造剩余价值。这意味着货币资本的使用价值是它可以掌控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然后把它们用于生产，而由此生产出来的价值会超过货币最初所代表的价值。于是，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就表现为货币资本自身的力量。货币资本最终成了一种与其他任何商品一样的商品。它拥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种交换价值就是利率。

马克思评论说：“在生息资本上，这个自动的物神……创造货币的货币，达到了完善的程度，并且在这个形式上再也看不到它的起源的任何痕迹了。”49（《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455页）“对于要把资本说成是价值和价值创造的独立源泉的庸俗经济学家来说，这个形式自然是他们求之不得的，在这个形式上，利润的源泉再也看不出来了”50。

这样一来，货币资本的利息与马克思所说的“企业利润”就分离开来了后者是参与实际的商品生产所获取的回报。这种分离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当个别资本家持有货币时，他们可以选择把它作为赚取利息的货币资本来投入流通，或者通过商品生产把它直接投入流通。这项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生产的组织本身，因为对大型项目（item）的购买—如对厂房和机器的购买—要么以货币贮藏为前提，要么以一种资本主义的储蓄与借贷体系为前提，只有这样才能让原本极端不平均的投资过程变得平滑。

第2章生产与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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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在第9章和第10章详细讨论信用体系和货币资本的利息。这里我们只想表明，处于货币形式的资本与处于生产形式的资本之间的差别最终会导致货币资本的利息与企业利润之间的分离。这种区分相当于把剩余划分成了两种不同的形式，它们最终有可能具体表现为货币资本家与作为生产者的企业家之间的划分。尽管双方拥有共同的利益，即扩大剩余价值，但在划分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时，他们未必会一唱一和。

(3)土地租金

后面会用一章来大量谈论租金的本质，所以我们在这里只需要用最独断的方式来考察它。乍一看，租金在我们所描绘的资本流通中仿佛没有逻辑上的地位。作为剩余价值的一种形式的租金是以土地所有者通过土地的私人所有制所获得的垄断权力为基础的。然而，假如土地一般而言不是生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那么私有制的特权所赋予的权力就不复存在了。土地在农业中甚至成了一种生产资料，因为对土地的清理、改良和在土地上的劳作使它本身成了生产过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资本流通会遇上一道以土地所有权的形式出现的壁垒。由于土地被用作生产条件或生产资料，所以土地所有者可以索取贡金作为回报一即占有一定比例的剩余价值。这道壁垒会在何种程度上表现为土地所有者的阶级权力？这取决于历史情境。但在一切时代都存在一种权力，即以租金形式来占有一部分剩余价值；这种权力肯定必须反映出社会关系的一种模式这些社会关系渗透到了生产过程的核心，并为生产过程的组织和形式提供了条件，不论人们是否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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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历史视角中的分配关系和阶级关系

除了租金之外它立足于土地私有制的垄断权力—剩余价值还分割为货币资本的利息、生产资本的利润（企业利润）和商人资本的利润，这一点隐含在三种资本循环和资本在流通过程中可以采取的三种根本形式中。但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不单纯是资本流通与由此导致的分配之间的逻辑关系。

例如马克思强调说，资本的所有这些形式—商人资本、货币资本和地租都在历史上存在过，都可以追溯到现代意义上的产业资本远远没有降临的时代。因此，我们必须考察一种历史的转化过程：这些单独的、具有独立力量的资本形式如何被整合成了一种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些不同的资本形式必须被解释成一些服从于流通过程的东西，支配这种流通过程的是剩余价值在雇佣劳动中的生产。因此，这种历史过程的形式和风格必须成为关注的焦点。

占有剩余价值所用的这些形式—它们全都隐藏了剩余价值的起源—还必须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考察；这些形式既以这些社会关系为前提，又维持了这些社会关系。这样一来，我们现在就必须修改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中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关系的概念。虽然在作为占有者的资本家与作为剩余价值生产者的资本家之间有某种利益共同体这种利益共同体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总的资产阶级概念的基础但在资产阶级内部也有许多差异，它们要么被解释为“派系”，要么被解释为自主的阶级。食利者“阶级”他们完全以货币资本的利息为生，不能混同于产业资本家他们会组织剩余价值的生产，也不能混同于推动商品流通的商人资本家或以地租为生的地主阶级。我们是否使用阶级、派系或阶层这些说法在这里并没有太大关系。问题的本质在于认识到社会关系必须依附于不同的分配形式，并由此认识到资产阶级内部必定充满了统一性与多样性。工资与利润的区分—这是一个通用的范畴倘若没有被看作资本家与劳动者的阶级关系，就无法得到考察；同样，分配关系按其本质就是社会性的，不论庸人如何努力地想要用拜物教的观念来掩盖它们—仿佛货币和土地魔术般地生产出了利息和租金一样。我们必须再次认识到，虽然这些分配关系以一些重要的方式进入了生产，并为生产提供了条件，但正是对生产过程本身的研究才揭示了分配的秘密。倘若装作不知道这一点，就会受制于现象世界—拜物教在这里阴云密布而且无法“透过假象”来洞察“内在本质和内在结构”。

第2章生产与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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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注

资本的限度

10.《全集》第46卷，2003版，第998页。前半句在马克思那里并无完全对应的原文。

11.《全集》第46卷，2003版，第995页。

12.《全集》第30卷，1995版，第37页。

13.《全集》第46卷，2003版，第9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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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生产与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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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全集》第46卷，2003版，第1015页。

47.《全集》第46卷，2003版，第937—939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48.《全集》第46卷，2003版，第187—189页。

49.《全集》第26卷第3册，1974版，第503页。

50.《全集》第26卷第3册，1974版，第5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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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生产与消费、需求与供给以及剩余价值的实现

有一种看上去完全无害的观点：生产与消费之间、需求与供给之间必须具有某种平衡或均衡。在一般的商品交换体系中，市场的首要作用表现为使需求与供给达到均衡，并借此在生产与消费之间也建立这种必要的关系。可是需求与供给之间、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整个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中一直是论战的焦点，这场论战不仅规模庞大，偶尔还令人生畏。这场辩论的高强度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赌注太大。我们在这里不仅要面对、要迎头撞上对商业循环的解释和对资本主义短期或长期的稳定性的解释，而且要进入论战的核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最终能否生存。

在马克思的时代，有一个命题处于论战的中心：供给必定会创造对它自身的需求。它通常被称为萨伊法则，而且有诸多变化微妙的版本。①最简单的版本声称，以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形式向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的供给者支付的收入必须等于这些要素所生产的物品的总价格。这意味着“在生产给定的产出时所带来的收入等于这些产出的价值”，而且如果“产出的供给”增加了，就“意味着为这些产出创造需求所必需的收入也会增加”—整个结果就是“供给创造了对它自身的需求”。这条法则的一个推论是不可能有全面的生产过剩或“全面的供过于求”，因而导致危机的要么是“外生的冲击”（战争、革命、大范围的歉收等等)，要么是生产的暂时比例失调。一个产业或一个地理区域可能会有生产过剩，但这意味着别的地方出现了生产不足。资本和劳动的转移可以使体系达到均衡。萨伊法则所排除的是全面的供过于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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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政治经济学就萨伊法则是否有效分成了两派。李嘉图、詹姆斯·穆勒、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当时大多数受尊敬的经济学家都接受了这条法则的某个版本。“关于全面的供过于求的理论家”—如马尔萨斯和西斯蒙第——可以为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给出解释，但他们的学术声誉无法胜过他们的对手。在马尔萨斯看来，全面的供过于求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对生产的有效需求。消费欲望的强度（马尔萨斯由此得出了消费者效用理论的一个原始版本）构成了驱动资本积累的根源。与李嘉图的观点相反李嘉图认为人的欲求是无限的，节俭和储蓄是积累的根源—马尔萨斯不仅看到了消费欲望的不足给积累带来的阻碍，还看到了一个问题：“储蓄一旦越过一定的界限就会消灭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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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在这里高度依赖索维尔(Sowell)(1972)关于萨伊法则的一份出色的研究。

马克思把萨伊法则描述为“毫无价值的空话”和“幼稚的胡说”²，还深入批判了李嘉图的“可怜的诡辩”3，因为他接受了萨伊法则的一个版本—虽然马克思总体上是赞赏他的。马克思指出，李嘉图“求助于萨伊的荒谬的前提：似乎资本家进行生产……是直接为了消费，为了使用价值……而]没有看到，商品必须转化为货币”4（《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468页）。李嘉图主义者“不顾对立”，只会恪守需求与供给、生产与消费的“统一”。因此，当面临全面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时，他们就沦落到坚持认为“如果生产按照教科书上说的那样发展，事情就决不会弄到危机的地步”5（《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500页)。

马克思在谴责马尔萨斯时也同样激烈，认为后者的分析“幼稚、庸俗和浅薄”，后者的主要政治经济学著作则是“滑稽可笑的虚弱的挣扎”（《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53页）。马克思之所以用词句向马尔萨斯掷出这些雷霆，更多地是由于后者要“为英国现状辩护，为大土地所有制、‘国家和教会’、年金领取者、收税人、教会的什一税、国债、交易所经纪人、教区小吏、牧师和家仆”辩护6，而不是由于马尔萨斯在“全面的供过于求”这场论战中的立场。就后一方面而言，马克思肯定了马尔萨斯没有企图掩盖“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尽管他揭露这些矛盾是为了“证明工人阶级的贫困是必要的”，并“向资本家证明，为了给他们出卖的商品创造足够的需求，养得脑满肠肥的僧侣和官吏是必不可少的”7（第57页）。马克思对西斯蒙第的同情要深切得多，他感到后者“粗浅地但又相当正确地把握了”资本主义体系的“根本矛盾”：这个体系“由于它本身的内在规律……不得不这样发展生产力，就好像它不是在一个有限的社会基础上的生产”。所以西斯蒙第可以看到，“危机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内在矛盾的广泛的定期的根本爆发”，这些矛盾构成了“危机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第56、84页)。不幸的是，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没有多谈西斯蒙第，他的理由是“对于他的观点的批判，属于我写完这部著作以后才能着手的那一部分—资本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9（第53页）。

第3章–生产与消费需求与供给以及剩余价值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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