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限度

由于马克思没有完成他的规划，所以我们在他的作品中找不到完整而连贯的危机理论；我们也无法准确地知道他准备接受“全面的供过于求”理论的哪些方面。他对萨伊法则的批判性评论和他关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的零星说明使得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解释成一名“消费不足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看到了供给与有效需求的不平衡，推动这种不平衡的是广大无产阶级，他们是资本积累的主要壁垒，也是周期性的、循环往复的危机的根源。这是保罗·斯威齐等人的观点。①马克思本人难道不是也说过：“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1°（《资本论》第3卷，第484页）？

另一方面，罗莎·卢森堡（1951）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指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中对社会再生产的分析似乎表明，资本积累的持续可以是不受限定、没有界限的。这似乎使马克思与萨伊法则的李嘉图版本达成了一致——在一个国家里，没有什么资本是不能被运用的，因为总需求的唯一界限是由生产本身设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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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斯威齐（1968)；参见布里尼（Bleaney）(1976)，他出色地、批判性地研究了消费不足理论的历史。

马克思被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以多种方式说成了消费不足主义者、关于均衡增长的理论家、关于长期而持久的停滞倾向的理论家，如此等等。①他明显赞同西斯蒙第的观点，即总产出的水平不是任意选择的，而且总的收入分配与总产出如果达到了均衡点，就可以促进再生产、促进产出和收入的扩大，并延续多个时期；这使得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将马克思看作凯恩斯的先驱。凯恩斯本人尽管求助于马尔萨斯，忽略了西斯蒙第，却无疑将马克思列入了“隐秘的地下世界”中的理论家，这些理论家使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保持了活力。凯恩斯对萨伊法则的攻击—这条法则从李嘉图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那里传到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手中与马克思多年前发动的攻击同样猛烈。他们的攻击也有许多重合之处。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这一点十分有趣—波兰经济学家卡莱茨基独立得出的许多成果与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的论述是一样的，而他的出发点牢固地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

然而，马克思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之间的关系是不容易讲清楚的。除了方法论、哲学和政治信念上的明显差别之外，凯恩斯本人还非常关注短期现象和政府可以推行的促进稳定的政策，马克思则远远更为关注长期的动态和资本主义作为历史变化的发动机所具有的内在逻辑。但是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一旦被投射到长期，就会逐渐展现出某些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平行的方面，而马克思主义关于利息、固定资本的形成和商业循环的理论尽管他对它们的阐述较为薄弱—可以同凯恩斯主义理论进行有益的对照。此外，我们所探讨的两种理论都在迅速演化，因而会有大量的相互影响。通过凯恩斯主义的有色眼镜来看马克思是很容易的，将凯恩斯主义理论看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例”也同样很容易。①

第3章生产与消费需求与供给以及剩余价值的实现

① 关于不同的思想流派以哪些不同的方式挪用了马克思的论述，奥萨恰娅(Osadchaya)(1974)做了有趣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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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还被当成了现代增长理论的先驱。这里的传承追溯起来十分有趣。一名在20世纪20年代活动的苏联经济学家费尔德曼（Feldman）试图阐发《资本论》第2卷所包含的社会再生产模型（正是这些模型使卢森堡烦恼不已）。他提出了一个经济增长“模型”，在某些方面预言了哈罗德（Harrod）和多马（Domar）在多年后得出的结论。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在李嘉图主义对生产的强调与凯恩斯主义对需求的强调之间找到了一条中间路线。多马坦率地承认了费尔德曼对他的恩惠，并强调了自己的目的是通过探寻“资本积累对短期投资、利润率、收入水平和就业水平的影响”来解决马克思和凯恩斯遗留下来的两难。他还试图证明，“存在一定的收入增长率不论对收人的界定多么模糊—只要达到了这个增长率，就不会导致利润率的降低、投资机会的稀缺、长期的失业和其他类似的灾祸……而且就我们现在的判断来说，这个增长率并没有超出我们在物质上的可能性”。这种平衡增长的可能性—这是一种动态均衡—并不意味着它在实践中可以自动达到，所以哈罗德和多马都以均衡的概念为基础来理解资本主义的慢性的不稳定性这也很像马克思的做法。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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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凯恩斯（1936）只是顺便提了一下马克思，但是马克思对卡莱茨基（1971）和罗宾逊（1967；1968）的直接影响要大得多。关于凯恩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之间的关系，参见杜梅尼尔(Duménil)(1977)、法恩（1980)、马提克(Mattick）(1969)和都留（Tsuru)(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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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奥萨恰娅(Osadchaya)(1974）讨论了这个问题（我对多马的引用是从她那里来的)，但还可以参见布劳格（Blaug)(1978)、埃里奇（Erlich)(1978)、屈内（Kühne)(1979）和克莱勒（Krelle)(1971)。

我概述这一切是为了表明，马克思对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的分析可以得到不同的解释，因而可以被看作许多不同的、往往非常不相容的当代资产阶级理论的先驱。马克思的表述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同样引发了不同的解释，卢森堡、鲍威尔、布哈林、格罗斯曼（Grossman）和斯威齐的著作所制定的航向是相当不同的，这些差别取决于他们给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的哪一个方面—尽管这些都出自马克思本人的作品—赋予了优先地位。①

那么，马克思关于这些问题究竟是怎么讲的？假如有一个简单的答案，论战就无处立足了。至于马克思为什么没有说清楚他的立场，我们倒是可以确立一个具有合理的确定性的答案。世界市场上的危机“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会在这里“集中地爆发”13只有在彻底研究了竞争、信用体系、国家等问题之后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例如，马克思推迟了对西斯蒙第的观点的考察，因为他想要首先为理论准备好根据—他不希望在不充分的概念基础上假想一种理论。因此，他怀着最大程度的谨慎来讨论生产与消费之间、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谈论通常是在非常特定的语境下、在非常局限的假定下进行的。马克思为我们留下了若干片面的分析，却没有留下总体的图景。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的著作孕育出了如此多种多样的、经常相互冲突的理论。他所寻求的综合多半要在关于世界市场和危机的著作中才会登场这部著作永远不会面世了。我们当然完全无法准确地确定这部著作可能会是怎样的。但我们可以回顾马克思以他特有的彻底性为我们准备好的一些领地，并找到一些关于马克思行进方向的线索。

第3章一生产与消费需求与供给以及剩余价值的实现

① 关于资本主义是否必定会崩溃的重大辩论在本世纪²初造就了难以置信地喷涌出来的文献。斯威齐概述了这场辩论的许多部分，屈内（Kühne)(1979)也一样；但还可以参见卢森堡（1951）、卢森堡与布哈林（1972）、格罗斯曼（Grossman）(1977)、潘涅库克(Pannekoek)(1977)和罗斯多尔斯基(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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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产与消费、需求与供给以及对萨伊法则的批判

在《大纲》备受推崇的“导言”中，马克思以高度抽象的方式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开始了他的思考。他在那里认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14，并认为这些不同的环节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结构上是极端复杂的。他批判了他所说的“肤浅的表象”，即“生产制造出适合需要的对象；分配依照社会规律把它们分配；交换依照个人需要把已经分配的东西再分配；最后，在消费中，产品脱离这种社会运动，直接变成个人需要的对象和仆役，供个人享受而满足个人需要”15。这样一种观点在马克思看来是相当不充分的。那么，充分的阐述到底是怎样的？

马克思看到，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可以采取三种根本形式。第一，消费与生产可以构成直接的同一，因为生产行为需要消费原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力。生产与消费在这里是合而为一的行为，我们可以将它称作“生产性的消费”。同样，消费通常要求有一种同时进行的生产过程（这一点对于人工服务尤其可以成立)，而且这种“消费性的生产”（例如在家里准备食物）同样立足于生产与消费的一种直接的同一。生产性的消费与消费性的生产之间的区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中变得重要了，因为前者完全处于生产剩余价值的领域，而后者由于它包含了面向资产阶级的人工服务和工人在家庭中的生产活动（烹饪、洗涤等等）可能还保持在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领域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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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马克思看到了生产与消费相互中介的关系。生产创造了消费的材料，也决定了消费的风格或方式，同时还创造了新的社会欲求和社会需要，由此为消费提供了动机。另一方面，消费在双重意义上生产出了生产：生产脱离了消费就会变得完全多余，而消费也为生产提供了动机，因为它可以将理想化的人类欲望展示为人的特定的欲求和需要。

第三—这也是最难掌握的一种形式—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使得“两者的每一方由于自己的实现才创造对方；每一方是把自己当作对方创造出来”。这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关系性的思考方式，它在这里是以复仇的姿态来运作的。马克思在这里想要讲述的是一种过程：生产过程在这种过程中流向了消费过程—即在消费过程中“实现了自己”反之亦然。这两种过程的统一构成了社会再生产的过程。“这里要强调的主要之点是：……生产和消费……总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但这仿佛意味着生产决定消费；为了防止误解，马克思很快补充说，“作为需要”的消费本身一旦被设定在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语境下，就成了生产的一个固有环节“个人生产出一个对象”，并“作为生产的个人和自我再生产的个人”来“消费这个对象”16。在一个以分工、交换以及劳动与资本的社会关系为特征的社会中，再生产过程必须包括劳动力的再生产以及资本与劳动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我们马上就要研究这个观点的后果。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凭借这种关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的“辩证”观点，我们才能对这个问题进行充分的概念思考。它强调了价值必须按照生产与消费的根本性的统一来理解，尽管它们的分离打破了这种统一。从这个立场出发，我们就可以揭露供给和需求的秘密，并为批判萨伊法则打下基础。让我们追随马克思的脚步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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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雷霆般地写道(第1卷，第113页):“有一种最愚蠢不过的教条：商品流通必然造成买和卖的平衡，因为每一次卖同时就是买，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这是指实际完成的卖的次数等于买的次数，那是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但这种教条是要证明，卖者会把自己的买者带到市场上来。没有这回事。”马克思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把购买与出售的关系问题放到一个普遍化的商品交换体系的语境下，而不是仅仅放在易货贸易的情境中。要建立“供给与需求”的“形而上学的均衡”，就要把流通过程还原为直接的易货贸易，而这在马克思看来是不可接受的18（《政治经济学批判》，第97页）。

商品流通意味着从物质性的使用价值到交换价值形式的不断转化。但每个C-M-C的序列都必须仅仅被看作“许多个这样的锁链”中的一环，这些锁链构成了“在无数不同地点不断结束又不断重新开始的这种运动的无限错综的一团锁链”。因此，每一次个别的出售和购买都“作为互不相关的孤立行为而存在，它的补充行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可以和它脱离，因此无须……直接同它衔接起来”19（《政治经济学批判》，第93页)。出售与购买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这种分离制造了危机的可能性—但也只是可能性（《资本论》第1卷，第114页；《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500—513页)。正是货币让这种分离得以可能，因为一个刚刚卖完东西的人并没有立刻买东西的义务，而是可以持有货币。在打造一种对萨伊法则的直接反驳的过程中，马克思提示了一种非常简单的危机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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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和出卖]是彼此分离并且可以彼此独立的。在一定

的时刻，由于对一般商品即货币…的需求大于对所有特殊商品的需求…所有商品的供给就可能大于对所有商品的需求。如果从更广泛和更具体的意义上来理解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关系，就要把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包括在内。这里仍然必须看到，这两个因素的自在的、恰好在危机中强制地得到贯彻的统一，是与这两个因素的……分离和对立相对的。2(《剩余价值理论》第 2 册，第 504—505 页）

这里宣告了马克思分析的一个重要主题。他认为：“危机无非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彼此独立的阶段以暴力方式实现统一”21；或者按照他在《资本论》中选用的说法²（第3卷，第249页)：“各种互相对抗的因素之间的冲突周期性地在危机中表现出来。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频繁地用到了均衡3的概念。我们应当对这一点做出具体的解释，否则他的分析就会有遭到误解的危险。例如在考察供给与需求时，马克思评论道：“如果有两种力量按照相反的方向发生相等的作用，它们就会互相抵消，而不会对外界发生任何影响，在这种条件下发生的任何现象，就必须用另外的作用，而不是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来解释。”因此，“如果[供给与需求]互相抵消，它们就不再说明任何事情”，而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的内在规律，显然不能由供求的互相作用来说明”24(《资本论》第3卷，第190页）。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只有通过对这种均衡的不断丧失做出反应才能达到。

为了证明最后这个命题，马克思引述了通过竞争来实现的无休止的调整；这一点无可争议地表明“总是……有什么东西要平衡……就是说，协调始终只是消除现存不协调的那个运动的结果”。同样，倘若不是“通过经常地消除经常的不协调”，那么“不同生产领域之间的必要的平衡和相互联系”就无法实现25（《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5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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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听上去相当传统，而且的确如此。马克思之所以有别于（之前的和之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由于他强调了偏离均衡的必然性和危机在恢复均衡时的关键作用。内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对抗使得这个体系被迫不断远离均衡状态。马克思坚持认为，在事件的正常进程中所达到的平衡只是一种偶然（《资本论》第2卷，第495页）。因此，马克思颠倒了李嘉图主义的命题—即不均衡是偶然的—并试图识别出资本主义内在的产生不均衡的力量。但要做到这一点，马克思就必须提出适合于这样一项任务的均衡概念。这也恰好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认为有必要透过需求和供给的表面现象，甚至透过生产和消费的肤浅性质，以便阐述一种与他的目的相适应的价值理论。只有在价值理论完成了它的工作之后，我们才可以回到供给和需求、生产和消费的问题，并予以详细的探讨。同时，我们关注的焦点才会转向资本的问题，即关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的问题—毕竟这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真实面目。

1. 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

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先前是从使用价值和价格的角度来考察的。我们现在将从价值的立场来考察这个关系，并将之融入剩余价值生产的语境中来理解它。

首先让我们回想一下，资本被界定为一种过程即“运动中的”价值，它会通过剩余价值的生产来不断增殖。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前面的图2.1所描绘的流通过程的结构。从个别资本家的立场来考察，最简单形式的资本流通是通过三个基本阶段来完成的。在第一阶段，资本家在商品市场上（包括在劳动力市场上）充当了买方。在第二阶段，资本家充当了生产的组织者，而在第三阶段，他是作为卖方在市场上出现的。价值在每个阶段都在物质上表现出了不同的面貌：它在第一阶段表现为货币，在第二阶段表现为劳动过程，在第三阶段则表现为物质商品。资本流通的预设是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不断转换可以在不损失价值的情况下发生。这种转换不是自动的，而且各个阶段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离的。结果，这里会“产生出一些流通关系和生产关系，这些地雷炸毁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平滑运行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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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循环，只有不停顿地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才能正常进行。如果资本在第一阶段M-C停顿下来，货币资本就会凝结为贮藏货币；如果资本在生产阶段停顿下来，一方面生产资料就会搁置不起作用，另一方面劳动力就会处于失业状态；如果资本在最后阶段C'-M'停顿下来，卖不出去而堆积起来的商品就会把流通的流阻塞。27（《资本论》第2卷，第 48 页）

然而这里出现了混淆，因为马克思给“流通”一词赋予了双重含义。就“资本流通”而言，我们想到的是资本在它的所有阶段中的运动，其中一个阶段就是流通的领域件完成的商品在交换的进程中处在市场上的时间。资本流通可以按照如下方式来思考：剩余价值起源于生产，并通过流通得到了实现。尽管这个过程的根本环节也许是生产，但是资本倘若“不能在流通中得到证实”，就不再是资本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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