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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限度》中，我仅仅从马克思的文本里挖掘出了这个丰富的话题领域的一部分。然而，我在汇集马克思关于其中某些话题的思想碎片时意识到，只有通过恰当地运用辩证方法，才能将马克思所说的任何“有机整体”中的“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的“相互作用”编织成某种统一的外表。我在这一点上追随的是马克思的做法，而不是一些抽象的公式，后者主要源自一种关于黑格尔对马克思的恩惠的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必须被把握为“不断的运动”5，而这正是辩证法所要做的。①马克思的做法是一种巧妙的基于过程的辩证法，它在空间和时间中精细地把握了资本的流动。我越来越认为马克思权威性地倡导了一种基于过程的哲学，而不是仅仅实践了黑格尔的《逻辑学》(即使是以“倒过来用双脚立地”的形式)。

《限度》尽管是预言性的，却也只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从我们自己的时代出发延伸并改造了马克思的观点。它所提出的创新固然触动了核心议题，但我们还需要做许多工作才能阐明不平均的地理发展、金融体系、食利行为、侵占和剥削的各种模式以及阶级形成和解体的各种模式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存在于社会世界和所谓的自然世界当中，这个世界正在迅猛地发生结构转换，我们需要知道它是如何转换结构的，为什么会这样，以及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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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奥尔曼（0llman)(1993)和哈维（1996)的第2章更加完整地叙述了关于马克思辩证法的这种看法。

在马克思的思想框架中工作有一个坏处：这个框架有时会妨碍我们对它进行重新表述。当然，就“虚拟资本”的形成、金融和信用流通而言，我仍然感到马克思的粗略论述（我在第9章和第10章进行了讨论）一如既往地具有卓越的洞察力和现实意义。在写作的时候，我几乎没有额外的马克思主义（Marxian）著作可以利用。现在，就货币和金融的本质、职能和矛盾而言，《社会主义文摘》（Socialist Register）和《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等刊物的版面上充满了理论性的论述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我们迫切需要对它们进行更加深入的综合。最近30年的金融创新是无法忽视的；鉴于近期的历史，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明显必须处于我们理论关怀的前沿。但还有一种不幸的，尽管是可以理解的倾向，即脱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来看待金融问题和货币问题。例如，信用体系与各种资本不同的周转时间（特别是固定资本在建成环境中的流通）之间的联系是相当重要的。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股票市场的衰落，房地产投资不仅在美国，而且以不平均的方式在大半个资本主义世界（从伦敦和马德里到香港和悉尼）吸收了许多闲散的剩余资本。不动产投资信托（REITS）又一次成了股票市场的宠儿。《限度》所提出的理论的这方面不幸只得到了极少的关注，尽管眼下我们有理由会看到1973年（当许多心比天高的不动产投资信托破产时）全球房地产市场暴跌的重演。

阶级权力越来越通过租金支付来展开，而这与凯恩斯所预想的“食利者的安乐死”完全不同。关于租金的那一章在某些方面仍然够用，但还是需要加以重新评价。正如克罗尼尔（Coronil）在《神奇的国家》（The Magical State）中指出的那样，委内瑞拉等石油国家在组织它们自身时是以对租金的榨取为中心的，而租金来自对自然资源的开采。由此产生的问题不仅关系到自然在资本主义之下具有何种价值（第11章只是简要地触及了这个问题)，而且关系到如何理解这些租金的流通（即使是在查韦斯手下）。石油输出国组织之类的组织攫取的是垄断租金，而不是马克思主要关注的绝对租金或级差租金。由于出现了全球性的房地产市场，城市化也成了资本积累的扩张渠道，所以资本主义的某些活力中心如香港——得以凭借开发房地产和榨取租金（包括垄断租金和级差租金）来存活，正如它们可以在其他任何基础上存活一样。人们对文化活动进发了难以置信的兴趣（包括把城市作为独特的、真切的旅游商品来出售)，知识和信息产业得到了强调，人们还组织了奥运会等场面盛大的赛事[更不用说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这样的招牌性建筑（signature architecture）所起到的作用了]——这一切所处的范围都是当代形式的对垄断租金的追求[参见我的论文《租金的技艺》(“The Art of Rent”)]。尤为阴险的是当代对知识产权的强调，例如遗传物质和生命形式变成了专利。许可、专利和版权协议的推行成了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核心问题，而为了保障这些知识产权，所谓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 agreement）变成了在全世界维持公司和资本家的阶级权力的重要手段。专利与垄断租金是如影随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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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一个令人忧虑的问题就是如何分析当资本主义开始吞食自身时所发生的事情后面会提出这个问题，例如在第437页（边码)]。我当初并没有认识到这种倾向是多么广泛而复杂。在1980年之后横扫世界的私有化浪潮在一些情形下是由国际机构的权力所强加的（带头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另一些情形下则是由本地的阶级联盟所实行的导致了新一轮的对共有之物的圈占。卢森堡的开创性著作《资本积累论》指出，在生产中对活劳动的剥削（这里的关键是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关系）与通过暴力、欺骗、掠夺和对资产的洗劫来进行的积累之间具有显著的差别，后者一般是与马克思所说的原始积累相联系的。马克思倾向于将后一种形式的积累降低为资本主义的前史，但在卢森堡看来，积累的这两个方面是“有机地相互结合起来的”，而且一直都在进行，因而“只有把这两方面总合起来，才能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事迹”。在她看来，与掠夺性的一面相联系的是帝国主义对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抢劫。然而在《新帝国主义》(The New Imperialism)中，我论证了这种掠夺活动已经被内化到了资本主义当中（例如借助私有化、去工业化或退休金和福利权利的流失，这种流失主要是通过信用体系和对国家权力的运用来策动的)。由于这是一个正在进行的、内化的过程，所以我更愿意把它称作“剥夺式的积累”，而不是原始积累。这个范畴对于解释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和当代的帝国主义形式十分关键。但这意味着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反抗必然会展现出双重性质。针对剥夺的斗争（包括对土地权利、福利、退休金和医保权利的剥夺，对环境品质的剥夺，对生命本身的剥夺）与围绕劳动过程的斗争具有不同的性质—后者长期支配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活动。政治任务的核心不仅是要在当代资本主义两种形式的积累之间确立有机的联系，而且是要理解它们所引发的两种形式的阶级斗争之间的有机联系。针对剥夺的斗争支配了大多数关于另类的全球化（alternativeglobalization）的运动，例如汇集在“世界社会论坛”中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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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剥夺式的积累中所起的作用也向我们的分析提出了挑战。正如我在后记中所指出的，《限度》并没有就资本主义国家给出一种具体的理论，尽管国家的参与在整个文本中无处不在。我之所以留下这项“未竟的事业”，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不愿意涉足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的辩论，这场激烈的、令人畏惧的、内容广泛的辩论在20世纪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圈子里十分盛行。现在看来，那场辩论多半已是明日黄花（passé)，尽管它所提出的问题仍I旧具有关键意义。它已经被一场内容更加广泛的辩论所取代了除了杰索普（Jessop）之外，马克思主义者在其中只扮演了被压制的角色]：如何理解当代国家及其权力。人们似乎只有一点共识，即国家的含义在最近30年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而且这场转变的主要推动者是某种所谓的“全球化”（不论这个词指的是什么）。左翼和右翼现在都有一些人宣称国家无关紧要，一些反抗性的社会运动也公开怀疑夺取国家权力在政治上具有怎样的价值。我在这里决不可能探讨这些复杂的论述。但我站在另一边，即把国家视为资本积累的矛盾辩证法和矛盾动态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同时我也愿意承认，国家权力的结构已经变得与在20世纪70年代处于支配地位的结构相当不同了。各个空间级别（从本地到全球）上的“如同国家的”制度安排现在起到了关键的协调作用。相当不同的国家形式社团主义的(corporatist)、发展型的（developmental)、新自由主义的、新保守主义的（neoconservative）……]在当代国家体系中不安定地共存。但在这一点上，《限度》同样有一些有趣的，尽管并不完整的说法，原因不仅在于它指明了资本积累如何必然会产生并转化各种空间性和领土结构（由此证明了就算国家之类的东西不存在，资本家也会把它们创造出来)，而且在于它所突出的一些要点适合于新自由化的资本主义中的国家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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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不难从《限度》中（按照后记所说的方式）推导出与新自由主义国家特有的本质相关的一些看法。①

《限度》的第三部分坚持了资本积累所固有的空间性，而这是它为进一步延伸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做的最有创见的，同时却也是最不完整的贡献之一。我当时感到，我们必须找出某种办法来把帝国主义理论重新编织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危机形成过程的模型当中，这些模型原本是纯粹用时间性的、非空间性的方式来说明的。我所找到的办法主要是一种简化的“空间修复”理论（空间修复指的是地理扩张和地理重组)，把它看作一种解决危机的临时方案——危机是从资本的过度积累出发来理解的（见第7章）。资本的剩余本来很可能会丧失价值，却可以由于地理扩张和时空转移而得到吸收。我还试图阐述空间和不平均的地理发展是如何由于内嵌在土地当中的资本投资（例如运输网络、通信网络和建成环境）这些投资是长期的，通常要依靠债务融资而产生的。这种固定投资的不动性与流变的、在地理上十分机动的资本是矛盾的，后者要为过度积累寻求空间性的解决方案。因此，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地理景观注定是不稳定的、矛盾的场所，也是阶级斗争的所在之处。这一切还会导致空间格局和活动“区域”的生产(例如通过把资本资产内嵌到城市的建成环境当中、通过劳动的领土分工等)，而且区域性的阶级联盟、领土性的组织形式和领土性的治理形式都会围绕这些空间结构而出现—这一切由此就变得显而易见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地缘政治的冲突会由于资本积累和资本的价值丧失而产生，而这些冲突主要可以通过国家体系来展开，而且的确会这样展开，虽然国家体系并不是唯一的途径。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才出现了一种关于帝国主义独特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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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新自由主义简史》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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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的《新帝国主义》中，我将这个理论重新表述成了一种空间和时间中的“自相矛盾的融合”，融合的一方是国家和帝国的政治活动，另一方是资本积累的微观过程。权力的领土逻辑和权力的资本主义逻辑是不同的，也无法相互还原。这种帝国主义理论要求仔细地重构这两者彼此交织的方式它们的交织尤其关系到积累的动态，包括剥夺式的积累和通过扩大再生产来进行的积累。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我试图把国家和国家体系的作用自1980年以来的变化整合到阶级权力的重建当中，这种重建凭借的是不平均的地理发展、国家之间的竞争、剥夺式的积累和由金融主导的、基于信用的、食利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兴起。我论证了危机的形成和资本的价值丧失在某些方面有了更大的可能性。如果说危机的源头总是具体地点或具体区域的资本的价值丧失，那么危机的普遍化就依赖于传输或传染的过程。在过去30年间，倾泻而下的金融和信用危机震动了资本主义世界，国际机构的作用则是企图遏制危机—我们迫切需要对此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我在原版导言中做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这里需要再强调一次。《限度》的直线叙述使资本看起来仿佛在降生于可感知的空间和时间之前就具有了某种幽灵般的、完全属于自身的存在。资本主义的危机倾向看起来仿佛可以按照顺序来设定，即从普遍性（例如利润率的下降）到时间性（金融危机），再到空间性（不平均的地理发展和地缘政治）。然而，倘若以为《限度》所陈述的三块危机理论是有顺序的，那就错了。它们应该被理解为危机在资本主义这个有机的统一体中的形成过程和解决过程的三个同时存在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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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给出两个论据来支持这个立场。首先，任何一种唯物主义都要求把空间、时间、过程这三者视为一种存在论层面的统一体。怀特海（Whitehead）曾经评论过，一切关于自然的问题（包括人类活动在内）最终都可以被还原为关于空间和时间的问题。不幸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极少有关于空间和时间的本质的反思。这是一个严重的缺陷，因为倘若对时空性的辩证法没有扎实的领会，历史唯物主义我更愿意称之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historical-geographicalmaterialism）——就无法存在。所以，马克思的理论其实有一个基础性的时空框架，它的立脚点是理解时空性的三种基本方式的辩证融合。按照绝对的时空理论它主要与牛顿（Newton）、笛卡儿（Descartes）和康德（Kant）这些名字相关——空间是一种固定不变的网格，是与时间完全分离的；物质性的对象、事件和过程可以在其中清晰地被个体化并得到描述。空间秩序是地理知识的领域，而时间的展开是历史的领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这从一开始就是使用价值的首要领域。正是空间界定了对土地的私有财产权、国家的边界、工厂的物理格局、商品的物质形式和劳动者个体化的身体。按照相对的时空理论—它主要与爱因斯坦（Einstein）相关运动的世界所界定的时空结构既不是固定的，又不是欧几里得式的（Euclidean）。运输的联络从物理距离、成本和时间出发产生了不同的度量标准，而变动的拓扑空间（例如航空枢纽和网络）界定了商品、资本、货币、人口、信息等事物的流通。纽约与伦敦的距离是相对的，不是固定的。相对的时空是交换价值——运动中的商品和货币—专有的领域。关系性的时空观——它主要与莱布尼茨（Leibniz）相关——断定时空没有独立的存在，它是物质和过程所固有的，而且是通过物质和过程来创造的。例如，宇宙并不是在空间和时间中起始的。大爆炸通过运动中的物质才创造了时空。资本创造了时空。关系性的时空是马克思价值理论的首要领域。马克思认为，价值既是非物质性的，却又是对象性的（这多少有些令人惊讶）。“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的原子也没有。”这样一来，价值虽然“没有在额上写明它是什么”9，却把它的关系性隐藏在了商品拜物教当中。价值是关系性的时空中的社会关系。我们只有通过它的对象性后果才能以可感知的方式来掌握它，但是由此也会被抛进一个奇特的世界：人与人之间建立的是物质性的关系（我们是通过我们生产和交易的东西来相互关联的)，而社会关系是在物与物之间构造的（我们为自己生产和交易的东西设定了货币价格)。如果说价值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总是非物质性的，却又总是对象性的（倘若想要直接衡量某种社会性的权力关系，就一定会失败)，那么所有企图给出某种直接的、本质主义的价值尺度的尝试就会变得缺乏意义，甚至可能是错位的。但这里预设的是何种社会关系？价值是一种内在于商品的关系。它在世界市场的时空中内化了劳动过程、商品生产和实现以及资本积累的整个历史地理( historical geograph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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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种时空框架绝对的、相对的和关系性的时空必须在相互之间保持辩证的张力，而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与价值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也恰好是以相同的方式辩证地交织在一起的。例如，倘若在绝对的空间和时间中，具体劳动并没有在无数地点（工厂）被建设起来，那么在关系性的时空中就不会有价值。倘若没有无数交换行为，即持续的流通过程它们在相对的时空中把全球市场拼接在了一起—那么价值就不会作为一种非物质性的，却又是对象性的力量而出现。通过在绝对的空间和时间中从事具体劳动，纺纱工人才能把价值(即抽象劳动，它是一种关系性的规定，并没有物质性的尺度)内嵌到衣物当中。只有商品进入了交换关系的相对时空，价值才能得到实现。一旦纺纱工人被迫放弃了制作衣物，一旦工厂陷入了沉寂—因为世界市场的状况使这种活动在那个特定的空间和时间中变得没有价值了价值关系的对象性力量就会显现出来。尽管这一切也许看上去很明显，但若未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认识到由此得出的不同的时空框架之间的相互作用，往往就会造成概念的混乱。例如，许多关于所谓的“全球与本地的关系”的讨论已经变成了一个概念的泥潭，因为人们没有能力理解与此相关的不同的时空性。我们不能说价值关系导致了工厂关门，仿佛它是某种外在的、抽象的力量一样。中国的具体劳动条件所发生的变化要经过相对时空中的交换过程的中介，才会在世界市场中使作为一种抽象的社会关系的价值发生转化，由此将墨西哥的具体劳动过程推向了倒闭。“全球化”之类的流行词也以类似的方式发挥了关系性的职能，尽管它当然轻易地遮盖了阶级关系。我们假如在绝对的空间和时间中寻找全球化，就不可能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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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见解后来让我得以在《后现代的状况》(The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1°中表述了“时空压缩”的观念，并在《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Justice，Nature and theGeography of Difference)"中表述了“空间和时间的社会生产”的观念。最近，我还在《资本主义的全球空间：走向一种关于不平衡的地理发展理论》(The Global Spaces of Capitalism:Towards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中进—步延伸了这种论述，把绝对的、相对的和关系性的时空概念同列斐伏尔所区分的物质性的社会实践（经验中的空间）、空间的表象（构想出来的空间）和表象的空间（活的空间）进行了对照。我认为，我们无比需要更加充分地描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空性，原因不仅在于这在存在论上是必要的，而且在于以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许多失败都是由于未能了解人类事务中时空关系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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