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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接着补充了一个颇为隐秘的说法：“成为生产工人不是一种幸福，而是一种不幸。”这种对生产率的价值界定为马克思提供了打倒庸俗经济学家强有力的工具。“只有把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当作……永恒……形式的资产阶级狭隘眼界，才会把从资本的观点来看什么是生产劳动的问题，同一般说来哪一种劳动是生产的…问题混为一谈，并且因此自作聪明地回答说，凡是生产某种东西……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⁵(《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393页）

凭借这种价值生产率的概念而非物质生产率的概念，马克思还可以反驳一种常见的观点：资本本身仿佛出于某种原因是生产性的。物质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由机器体系的应用所带来的提高表现为资本的一个属性，乃至资本的一种产物。资本“变成了一种非常神秘的东西，因为劳动的一切社会生产力，都好像不为劳动本身所有，而为资本所有，都好像是从资本自身生长出来的力量”16（《资本论》第3卷，第827页）。但这种现象的真正意义是什么？马克思认为，它不过是代表了资本家对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加以占有的能力，这种占有使得后者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389一391页)。之所以会如此，只是由于特定的阶级关系在生产中具有主导地位，而这些关系只有在大致由资本规定的条件下才会使劳动者有机会获得生产资料。

马克思关于生产率的价值界定也带来了困难。例如，它催生了一场漫长的、略显单调的辩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有什么差别。①由于按照马克思的界定，只有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才被视为“生产”劳动，所以诸多物质生产活动（主要是在服务业和流通领域）最终被描述为“非生产”劳动，无论它们可能具有何种社会必要性。马克思论述的要点是承接政治经济学家（特别是亚当·斯密）所讨论的劳动者分类，并把这种单纯的分类转换为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术语。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马克思想要走得更远。他肯定没有提出一种新的、更为详尽的分类，仿佛职业可以分为生产性的一组和非生产性的一组这样做恰好会使辩论回到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所界定的领地上，而马克思恰好试图把辩论挪出这片领地。实际上，马克思在这里不外是说，对资本主义之下的生产劳动的任何界定都必须联系到剩余价值的实际生产过程来理解。如果我们拓宽了我们关于这种过程的视角—例如从劳动过程的内部向外拓展，把资本流通的总过程包含进来那么对生产劳动的界定也会拓宽。“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17（《资本论》第1卷，第5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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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因此，生产工人的概念决不只包含活动和效果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含一种特殊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把工人变成资本增殖的直接手段。14（《资本论》第1卷，第509页）

重要的是劳动者的集体生产率，而不是个人生产率—这个观点会影响我们对生产力的看法。劳动者在执行各种不同的任务时相互关联、彼此支援，这些做法显然会对他们的集体生产率产生作用。效率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社会问题，这是所有劳资关系专家都知道的。资本家的两难在于他要把协作的积极力量作为资本的生产力发动起来，但是归根到底，这种发动所凭借的机制必定会被评判为强制性的机制。职务充实（job enrichment）、合作8、工人管理整合等策略似乎是专门为了掩盖支配与服从的基本关系而设计的，这种关系在劳动过程中必然具有主导地位。然而，这要求我们考察阶级斗争在劳动过程本身当中的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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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倘若有兴趣追随这场辩论，就应该参考法恩与哈里斯（1979，第3章）、高夫(Gough)(1972)、亨特(Hunt)(1979)、奥康纳(O'Connor)(1975)和多期《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大会公报》(Bulletin of the Conference of Socialist Economists)(1973—1975)。关于这个问题还有大量法语文献：见贝尔图（Berthoud)(1974)、弗雷斯内(Freyssenet)(1971；1977)和纳赫斯(Nagels)(1974)。一些作者—比如普兰查斯（Poulantzas)(1975）——还认为，工人阶级的某些派系在主观意识状况方面的差异源自生产性的工人与非生产性的工人的不同地位，因而使这场辩论获得了额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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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劳动过程

《资本论》第一卷最扣人心弦的方面之一是马克思如何从尽量深刻而简单的抽象（如价值）极为流畅地切换到对历史的反思—这段历史包含了与工作日和机械化相关的斗争—进而切换到用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在政治上的后果。尽管这部著作是以高超的艺术手法写成的，但它的成就就其本身来看有可能带来某些误导。从他的总体规划语境来看即使只按照《资本论》另外两卷的阐述我们完全可以认为，第1卷所建立的历史与理论的联系并不成熟，对政治后果的推导也太过匆忙。马克思在这一点上未必有错。对历史的解释和政治行动都不能等待理论的完善，而这种完善本身只有通过对历史经验和政治实践的无休止检验才会出现。但是《资本论》第1卷是一份极为诱人的文件，因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把它当成了最后的定论，尽管它应该被看作一次不寻常的，却只是初步的尝试：它展示了理论、对历史的解释与政治行动的战略是如何彼此规定、相互关联的。

就资本主义之下的劳动过程的本质而言，马克思论述的争议性在当代的辩论中立刻变得明显了。这场辩论十分重要，因为劳动过程对于任何生产方式中的工作都是根本性的。倘若马克思描绘它的方式是错的，几乎所有别的讨论也就必须受到质疑。自从布雷弗曼（Braverman）1974年出版《劳动与垄断资本》(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以来，这场辩论已经具有了更高的紧迫性和更明确的方向。除了葛兰西（1971）关于“福特主义”让人着迷的论文之外，布雷弗曼的作品是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对劳动过程在二十世纪的变化进行讨论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后来的著作既质疑了马克思原本的观点，也质疑了布雷弗曼对它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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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是围绕“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与“实际上的从属”之间的区分来组织他关于这个问题的想法的19(《资本论》第1卷，第510页)。对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而言，“形式上的从属”就足够了；一旦劳动者被迫为了生存而出售劳动力，这种从属就会出现。劳动过程如过去一样进行，只不过引人了“统治和从属的经济关系”；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关系，是由于资本家“天然地”（naturally）应该指导并监督劳动者的活动，而且是由于劳动倾向于变得远远更为连续、更有强度，“因为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使产品只代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者不如说，更少的劳动时间)”2°（《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第1025页)。通过交换中的竞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逐渐被当作劳动过程的调节器，尽管劳动者仍旧可以实质性地控制自己的传统技能和自己采用的方法。从熟练劳动到简单劳动的还原并没有发生。唯一相关的强制也只是由于劳动者为了生存而出售劳动力的必要性才出现的。

当资本家开始重组劳动过程本身，以便获取相对剩余价值时，“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就出现了。于是，整个生产方式“也在改变，产生出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加上与此“相适应的……生产关系”21(《结果》，第1025页)。换句话说，在一般而言的资本主义当中具有主导地位的阶级关系现在通过对生产力的重组渗透到了劳动过程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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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所发动的力量出自协作和细致的分工，由此导致的劳动生产率的增加则为资本家带来了利润。工人越来越成为“资本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22，并越来越服从于资本家及其代表所进行的“专制”2控制。社会关系的一种等级制的、权威主义的结构在工作地点出现了。工作方法也许一如既往，但是劳动者在具体任务中的专业化可能会使得这些任务被大大简化，从而可以由没有多少知识和技能的工人来执行。“总体工人从而资本在社会生产力上的富有，是以工人在个人生产力上的贫乏为条件的。”24（《资本论》第1卷，第361页）熟练劳动与不熟练劳动之间出现了全面的区分，但是生产的技术基础又需要维持劳动力的等级制和劳动技能的等级制，还需要保留工资的差异（从熟练劳动到简单劳动的还原并没有完成)。在这些情形下，劳动生产力的增加是由于对现有的工作过程的重组，却未必需要资本家进行任何重大投资——尽管可能需要建造新的房屋和建筑，因为协作通常意味着把诸多过程聚集在同一个屋檐下（第320、355页）。

资本主义引入了机器体系，又引入了工厂体系这种组织，由此克服了手工业“狭隘的技术基础”25。于是，向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成为可能。虽然这的确意味着资本家要主动投资，但这样做的好处是机器可以被用来提高劳动的物质生产率，同时还让资本家得以通过调节机器的速度来控制工作过程的强度和节奏。于是，工人成了机器单纯的“附属物”26机器的奴隶。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手艺和工匠技能的消亡以及单纯的看管机器的技能对它们的取代、女性和儿童的就业—所有这些后果都出现了。对马克思来说，劳动者在资本主义之下的贫困化与劳动过程强加到工人身上的退化有很大关系，后者甚至比低工资和高剥削率更为重要。随着资本家对机器体系的使用，“劳动资料同时表现为奴役工人的手段、剥削工人的手段和使工人贫穷的手段，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同时表现为对工人个人的活力、自由和独立的有组织的压制。”27（《资本论》第1卷，第5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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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阶级肯定必须对劳动者施加暴力，才能榨取剩余价值；这种暴力最为明显地表现为与自然的关系的退化，劳动过程就是退化的结果。这种退化也激起了对它本身的回应。工人采取了个别的暴力行动、破坏行动—各种各样的工业病理学（industrial pathology）—也针对机器体系的使用和滥用采取了集体的反抗形式。这种暴力反抗所引发的社会斗争在沿着资本主义道路走向工业化的国家的社会史和政治史中构成了一个核心主题。但是马克思似乎坚持认为，长期来看，工人以个别的或集体的形式在工作过程内部进行的反抗必定会败给资本家所能调集的压倒性力量。孤立的反抗形式只能拖延无可避免的事件。只有一种基础广泛的革命运动才可以使劳动者重新获得原本几乎肯定要失去的东西。

不过，这整个过程也不是没有代价和矛盾。任务的程序化要求精巧的管理技能、规划技能和技术性的技能（工程技能）。这造成了一种新的等级秩序（马克思很少关注这一点，尽管它蕴含在维持协作的必要性当中，也蕴含在工厂体系内的细致分工当中)。工人也逐渐不再关心他们所执行的特定任务，而是随时可以适应无论什么新技术，还能够自由地从一条生产线调换到另一条。这些适应能力—它们通常要求会识字、会算数、能够迅速听从指令并使任务程序化—以一些重要的方式抵消了劳动的退化倾向。这样一种技能虽然与传统的手艺人技能非常不同，却意味着一种新的工人被创造出来了：“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2(《资本论》第1卷，第488页)资本将工人从他们的传统技能中“解放”出来，因而同时为工人带来了一种新的、特别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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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里应该注意到“技能”一词的含义如何经历了微妙的转变。一方面，传统的手艺技能和工匠技能会使拥有它的人获得一定的权力，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垄断性的。这些技能是资本的死敌。它们可能会充当资本积累所面临的障碍（工资率对于它们的稀缺性十分敏感)，还可能会阻碍资本主义支配与服从的社会关系在生产中的渗透。如果资本主义要延续，这些技能就必须被消灭。另一方面，新技能的出现对于资本主义也十分重要：这些技能不仅具备灵活性和适应性，而且最重要的是具备可替代性—它们是非垄断性的。马克思所谈论的“去技能化”（de-skilling）2往往意味着垄断性的技能直接转变为非垄断性的技能。但前一种技能决不会完全消失。工程师、科学家、管理者、设计师等人的技能往往成了垄断性的技能。因此唯一的问题是：这些技能所附带的垄断权力是否会通过一个独特的资产阶级派系（即管理者和科学家）的形成而被完全吸收为资本的权力；或者说，它们是否可以被把握为劳工集体权力的一部分。

布雷弗曼（1974）在一部内容丰富、扣人心弦的著作中更新了马克思的叙述，还试图说明劳动过程在资本主义走入“垄断阶段”之后发生了怎样的改变。用几段话来探讨一种非常巧妙的论述是很困难的。然而在布雷弗曼看来，最为重要的是科学的管理和科学技术的革命，它们是资本的两个“从垄断资本主义当中生长出来、并使它成为可能”的方面。两者对生产中的社会关系和劳动过程所采取的形式有深远的影响。科学的管理（泰罗主义）导致了用于规划的脑力劳动与用于执行的体力劳动之间的系统性分离，并使后者碎片化、简单化，以至就连一头“受过训练的大猩猩”也能应付。对科学和技术的发动让资本能够近乎任意地对生产力进行有组织的革命。它加剧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而且只要与科学的管理结合起来，就能确保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会从工人手中转移到管理层手中“这种转移在历史上呈现为生产过程在工人面前的持续异化”（布雷弗曼，1974，第57—58页）。这确保了“随着手艺的衰落，工人会沦落到一般的、无差别的劳动力的水平，广泛适应于各种任务；随着科学的成长，科学却会在管理层手中积聚起来”（布雷弗曼，1974，第120—121页）。广大工人的这种“去技能化”（de-skilling）在飞速进展，而且随着资本获得了对劳动过程越来越彻底、越来越完整的控制权劳动就“在生活中越来越对应于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中所运用的抽象”从熟练劳动到简单劳动的还原完成了（布雷弗曼，1974，第182页）。前面提出的问题（第57—61页）得到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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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本来说，实质性的问题只剩下一个了：改变工人的习惯并与他们和解他们是有现实的愿望和思虑的活人，不会听任工作的退化和传统技能的消亡。管理层的策略明显从对工作的控制变成了通过劳资关系项目来控制工人，设计这些项目是为了提高工作满意度、减少异化的感受等等；布雷弗曼把这种变化解释为泰罗主义策略的延伸和深化这些策略企图渗透到工人自身的心理构造当中。但这种解释也必须被放入它的语境。布雷弗曼最出众的贡献是他设法将两个现象关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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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他说明了生产之外的领域是如何被同样的趋势所影响的。规划和控制的劳动有许多都变得程序化了，因而资本主义为新的技能形式所创造的机会往往都被丢弃了。一种劳动如果涉及了商品流通、货币流通、信息流通等等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些活动也变得更加重要了就同样会退化、去技能化（de-skilled)，许多行政工作也是如此。但是布雷弗曼并没有止步于办公室工作。他把自己的论述推到了社区、推到了家庭生活的核心，在这里他说明了性别分工、家庭组织等问题的深远后果。正如布洛维所说的那样，他讨论了

社会生活的商品化对整个社会结构的渗透和随之而来的工作的退化——这种退化是在规划与执行的分离中表现出来的。就像癌的成长一样，商品化和退化的鬼怪仿佛具有自身的动力…在社会生活的整个组织结构向它屈服之前，它是不会停息的。对具体原因的关注—为什么这个鬼怪出现在这里而不是那里，出现在当前而不是今后—就历史的广阔范围而言是无关紧要的。（布洛维，1978，第295—296页）

布雷弗曼的著作尽管得到了普遍的赞扬，被当成了一项重大贡献，却也引发了一阵批评和评论的风暴。由于布雷弗曼的论述明确地植根于马克思的论述，一场广泛的辩论就发生了：布雷弗曼或马克思或他们两人是否充分地探讨了资本主义之下的劳动过程。这场讨论是高度微妙的，往往还富有个人特色。一些人在马克思和布雷弗曼所界定的大致框架中找到了更为严格、更为准确的学说；另一些人并不反对马克思，却反对布雷弗曼将马克思延伸到20世纪资本主义的情境当中；还有一些人对两者都表示了强烈的批评。我在这里绝不可能公正地对待这场辩论。接下来我将对一些批评—它们同时针对了马克思和布雷弗曼—进行拼图式的描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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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一，垄断资本主义以非常具体的方式对工业的工作过程进行了转化；其二，生活的所有方面在20世纪都经历了转变(布雷弗曼，1974，第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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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者指控他们两人犯下了诸多罪责。布雷弗曼和马克思尽管对工人充满同情和关怀，却都把生产过程中的工人当作受资本的意志支配的、服从这种意志的对象。他们没有看到，工人作为活人被赋予了意识和意志，能够在车间里说出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偏好，能够（在对他们合适的时候）做到适应和妥协，但在必要时也可以随时对资本发动持续不断的战争，以便保护自己在生产中的权利。于是，劳动过程中的阶级斗争被还原成了一桩过渡性的事务，只具有相对较小的重要性，而且完全忽视了“工人的反抗作为一种力量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了顺应工人而发生变化”②。按照马克思和布雷弗曼的错误描述，在价值规律的运行面前、在支配了资本流通和资本积累的规则面前，技术性变革和组织性变革是无可避免的回应，但是工人在车间里发动的斗争其实影响了资本主义历史的进程。①如果用忠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技巧来恰当地重构这段历史，它所讲述的故事就会大大有别于马克思或布雷弗曼所给出的故事。他们两人将理论建构强加到了历史现实之上，从而扭曲了历史。更糟糕的是，他们的理论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实践。拉佐尼克（Lazonick)(1979，第258—259页）说，马克思“误导性地描绘了自动骡子的后果………因为他无批判地接受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从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只要劳动服从资本，技术就无所不能”〔尤其是接受了尤尔（Ure)和拜比吉（Babbage)所拥护的意识形态]。同样，帕尔默、爱德华兹和布洛维把布雷弗曼看作泰罗主义意识形态的牺牲品，因为他们宣称，现实的历史表明工人阶级在车间里击败了泰罗主义，并迫使资本家寻找新的、（对于劳动)更加可以接受的控制手段。②资本家之所以不得不妥协，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工人阶级在车间里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而且是由于新的生产过程不仅没有削弱劳动对资本发动反击的力量，还增强了破坏和扰乱的能力—因为这些过程恰好是错综复杂而又相互依赖的。因此，资本家不得不“制造共识”，并诱使工人进行自愿的合作。③最终的结果是：工作地点中的“争夺的地带”转化成了“妥协的地带”。④资本与劳动的合作涉及劳动过程所采取的形式[职务充实（job enrichment）方案、“责任自治”（responsible autonomy）等等]，也涉及对职位和工资结构的界定（这种结构具有等级秩序，因而可以为工人在企业内部，甚至在职业生涯中提供职位的机动性)；这种合作成了当今的风尚，而且逐渐取代了车间里的对抗和冲突。

第4章技术变革劳动过程和资本的价值构成

① 在以这种方式构造批评的拼图时，我完全明白自已己没有公正地对待任何一个人的观点，不过我也没有完全公平地对待布雷弗曼和马克思。艾尔加（Elger）(1979）概述并评论了关于这场辩论的大量文件，还提供了一份广泛的参考书目。我的拼图也非常倚重布洛维（1978；1979)、爱德华兹（1979)、弗里德曼(Friedman）(1977a；1977b）和帕尔默（1975)。我在这张拼图中还大量利用了《政治与社会》(Politics and Society）的特刊（1978，第8卷，第 3—4期)、《每月评论》（MonthlyReview)的特刊(1976，第28卷，第3期)和刊登在《剑桥经济学杂志》(CambridgeJournal of Economics)(1979，第3卷，第3期）上的研讨会文章，其中包含了埃尔鲍姆（Elbaum）等人十分重要的开场陈述和拉佐尼克、蔡特林（Zeitlin）等人详细的文章。

② 弗里德曼（1977a；1977b）在这一点上特别强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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