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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简化。首先，管理层所造成的等级制与基于技术的等级制之间的分离在原则上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两者的作用都是发动劳动生产力，以便创造剩余价值。其次，马克思毫无疑问并不认为从熟练劳动到简单劳动的还原会使得劳动大军的同质化达到一种任何技能都不复存在的程度。这种还原指的是垄断性的技能的消亡和灵活的技能模式的创造，后者让劳动者的替换变得相对容易了。之后依然存在的技能可以被合理地解释为如此多种简单的抽象劳动的原因。最后，我们必须回想一下，马克思坚持认为这种还原本身与工资的差异化模式没有直接关系，这种模式建立在生产成本或“早就不现实的、只是作为传统惯例而存在的区别”30（《资本论》第1卷，第197页）的基础之上。由于工资体系掩盖了剩余价值的起源，所以它的特征就是包含各种各样的扭曲和反常—例如，计件工资有可能使劳动者的报酬产生实质性的差别，由此给“个性”提供了“较大的活动场所……从而促进了自由精神、独立性和自我监督能力的发展”31（《资本论》第1卷，第555页）。马克思无疑没有精细地考察工资决定过程的细节或它的等级秩序。但这不过是因为事情的这种“表面现象”在他看来不是非常重要。从熟练劳动到简单劳动的还原有一个本质性的尺度，即资本主义在多大程度上创造了易于再生产、易于替换的技能。所有证据都表明这就是资本主义一直以来的运动方向，在这儿是实质性的反抗，在那儿是数不清的袖珍反抗。只要从熟练劳动到简单劳动的还原仍然处于正在完成的过程中，我们就必须得出结论：资本主义正处于越发趋近其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所蕴含的价值规律的进程中。①至少从这个立场来看，对马克思或布雷弗曼基本的论述思路提出质疑似乎并没有多少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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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演化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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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本主义之下的技术变革的根源

资本主义社会在它的整个历史中都在技术上和组织上展示出了非同寻常的活力—这是不言而喻的。困难在于对这种活力的解释需要把它的起源定位在社会中，而不是把它当作某种外在的力量，仿佛它本身具有自主的活力。②正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发现马克思作为分析家和批判家都发挥出了最强的力量。他宽泛地把资本主义在技术上和组织上的活力归结为一场绝望的斗争，资本发动这场斗争是为了使阶级再生产的条件——这些条件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稳定下来。他衡量了这个过程的界限，并探讨了它的矛盾。他打造了一种关于危机形成过程的理论。他之所以呼吁向社会主义过渡，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需要纠正一些重大的不合理性，导致这些不合理性的是生产力的增长与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基础的社会关系之间迅速激化的矛盾。

在着手考察推动技术变革的社会关系的格局时，我们会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些令人困惑的、纵横交错的潮流，它们彼此碰撞的方式十分有趣。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以及在较低的程度上—工人阶级内部的竞争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我们如果要评判对这种竞争的回应，就不能脱离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核心分歧，因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标志。例如，让我们考察一下资本家可能会如何回应竞争的加剧。他们可以（1）降低工资率；（2）以更高的强度来使用现有的生产体系；（3）向新的生产体系投资；（4）节省不变资本的投入（让老机器运转更长的时间、更有效率地使用能源和原材料的投入、在市场上寻找更为廉价的原材料等等)；（5）找出更有效率的“要素组合”和替代品；（6）改变生产的社会组织（如职位结构、指挥链)，以便寻求更有效率的管理；（7）要求工人合作，并要求他们更努力地工作，以便保住他们的职位；（8）拿出新的营销策略（产品的差异化、广告等等）；（9）改变地理区位（见第12章)。通过这些回应中的一种，或者通过它们的某种组合，个别资本家就可以期望维持或改善自己在竞争中的地位。选择何种策略取决于环境、可能性和管理层的爱好。在这些状况下，技术变革的进程似乎是很难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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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技术变革劳动过程和资本的价值构成

① 我们应当做一个说明：竞争的完全性对于纯粹的价值关系在交换领域中的实现同样至关重要，但这种完全性从来不存在于任何地方，即使我们将在第5章看到这一点——竞争的完全性一直是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

② 马加利纳（1975）出色地评论了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在这些问题上的视角。后者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希尔彻（Heertje)(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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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马克思的核心观点是：竞争会把资本主义推向生产力的持续革命，不论使用何种手段，也不论是何种类型的革命。资本家在交换领域相互竞争。每个资本家都有可能改变他本人的生产过程，由此使它变得比社会平均水平更有效率。这对他们来说是相对剩余价值的一种来源。一旦竞争对手追赶上来，原来的创新者就有充分的动力再次向前跳跃，以便保持他们之前收获的相对剩余价值。有事业心的、有想象力的和个人主义的企业家当然在这里得到了大量机会—在资本主义的民间传说中，这种令人鼓舞的、高贵的个人不仅极为重要，而且极其频繁地被描述为资本主义在技术上的活力的唯一根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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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可敬的学者圈子里，熊彼特（1934；1939）大概是这个观点最不加掩饰的拥护者。

竞争的社会后果当然是强行以不断蛙跳的方式采用新技术和新的组织形式——条件当然是市场要保持竞争性不论任何特定的企业家有怎样的意志。这只会带来一个问题：这样一种过程的界限在哪里？

但是资本家还有高度的相互依赖，而且相互依赖的程度会随着分工的扩大而增加。溢出效应和乘数效应变得重要了：

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这首先涉及因社会分工而孤立起来以致各自生产一种独立的商品、但又作为一个总过程的各阶段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工业部门。因此，有了机器纺纱，就必须有机器织布，而这二者又使漂白业、印花业和染色业必须进行力学和化学革命…但是，工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尤其使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即交通运输手段的革命成为必要…交通运输业是逐渐地靠内河轮船、铁路、远洋轮船和电报的体系而适应了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但是，现在要对巨大的铁块进行锻冶、焊接、切削、镗孔和成型，又需要有庞大的机器…因此，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这样，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才得以自立。3（《资本论》第1卷，第383—384页）

这样一种螺旋上升的乘数效应仿佛是没有尽头的。首先，在一个垂直整合的生产体系的各个阶段中，生产力的任何不平衡的发展都会给投入和产出的平滑流动—从尚未加工的原材料到成品的流动带来问题。我们实在很难想象技术结构如何能恰到好处地使这样一种过程变得均衡。总体上的溢出效应—从一个领域向别的领域溢出—同样很可能以不平衡的发展和螺旋上升的副作用为标志。例如，让我们考察一些减少了流通成本和流通时间的技术变革。由于分工扩大了，市场上的相互作用也变得更为复杂了，所以这些成本倾向于上涨，要求它们下降的压力也会加重。从物质性的立场来看，这里所指的压力是要降低商品迁移所需的成本和时间，还要节省批发、零售和推销的成本。一些创新电报、电话、无线电、电传等等—也变得迫切了，因为它们会影响货币流通可以具有的速度（如信用体系），从而会影响有可能收集并传播的信息。就连家庭也不能置身事外：为了使生产出来的数量不断增加的商品得到吸收，最终消费所包含的技术必须与这项要求保持同步。

第4章一技术变革劳动过程和资本的价值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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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的时刻，个别公司和个别产业之间，乃至整个部门和整个区域之间很有可能在生产力的发展方面出现巨大的不平均。但是技术状况并不是相互独立的。每一处的技术状况都可以通过多种相互作用来界定别处的技术状况。探寻这些影响是极端困难的。实际上，由于相互作用极为广泛，后果也极为宽广，所以技术变革仿佛具备了自主的活力，完全脱离了它在资本主义竞争和资本主义阶级关系中的起源。技术变革可以被“物神化”（fetishized）为一种“自在之物”，一种引导资本主义历史的外生力量。人们可以极为有力地认定技术变革是必要的、无可避免的，因而对技术变革的追求体现在盛行的关于技术进步的意识形态中成了一个自在的目的。

这一切指明了技术变革没有尽头的、持续加速的螺旋上升，激发它的是竞争，维持它的方式则是在经济活动不断相互整合的领域中回荡的乘数效应。在这些情况下，引人注目的事情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拥有技术上的活力，而是它的活力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和控制。这个事实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归咎于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出现的障碍。资本本身所树立的障碍与持续加速的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的趋向是相反的，接下来让我们考察一下这些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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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都会造成直接和间接的成本。前者包括用于新的厂房和设备的支出、重新训练劳动力大军的成本以及实施这些变革所需的其他直接的成本。后者包括管理层对新的工艺或新的权威体系缺乏经验，工人由于不习惯一些方法，或者由于认为它们会贬低自己的地位而进行反抗乃至破坏，在岗位上学习会损失时间，再加上各种各样意料之外的、没有包含在最初的计算中的外部效应。任何公司都必须联系到现有的和预期的竞争状况来权衡变革的代价与利益。由于许多成本和利益是未知的，竞争的状况也向来难以预料，所以个人承担风险的能力和爱好作为一个中介要素登场了—资本主义历史的资产阶级解释者同样大量谈论了这一点。

然而，首要的潜在成本是过早地回收尚未完全摊销的固定资本所附带的成本。机器和其他形式的固定资本的价值只有在一段时期之后才能被收回。生产力的革命只要新的设备（更加廉价、更有效率）走进市场可能会在这里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并迫使生产者蒙受重大损失。至于这会将我们带进怎样的领地，我们将在第8章进行详细的探讨。目前我们只需要注意到一种讽刺：尽管固定资本本身是为了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而运用的主要手段之一，但它一旦安装完毕，就成了进一步创新的障碍。因此资本构成了其自身内部自我活力的障碍。

技术变革可能造成的于扰在价值的生产和实现的整个体系中到处都有迹可循。重大的变革很难得到吸收，因而可能会给体系的稳定带来严重的冲击。发展倘若变得过于不平均，就会孕育出比例失调的危机，例如生产资料的生产能力与消费品的生产能力之间的比例失调所带来的危机。撇开危机的规训作用不谈，另一些力量的运作也有助于缓和技术变革任意的、可能是灾难性的干涉，把这种干涉变成一种往往相当精致的生产与实现的平衡体系。倘若创新会将产出提高到体系无法吸收的水平，个别公司自然就不愿意加以采用。公司一旦意识到了运输和通信的瓶颈或市场容量的瓶颈，就会放慢对竞争性的技术变革的推进，并满足于平均利润而非超额利润。由于竞争的最终结果总是某种程度的垄断，所以为了控制技术变革的总体步伐而实行的策略也包括了垄断行为。此外，这一组强劲的潜在控制手段—它们抑制了技术进步的持续加速倾向—还包括国家的主动参与，即借助专利法、对基础研究的资助等等。我们将在第5章讨论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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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所面临的障碍。它们被用来使变革的步伐保持在资本认为合理的边界之内，因而有助于使一种原本不稳定的，从而十分危险的过程变得均衡。一旦走到极端，这些障碍就充当了资本积累本身所面临的障碍，因而必须被克服，否则资本主义就无法存活。技术变革的道路从来不是完全平坦的，但是调节它的力量必须具有相当精致的平衡，否则就无法确保资本积累的平稳延续。

如果我们在这幅图景中引入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关系，使这样一种精致的平衡得到维持的一些机制就会变得更为明显。我们已经看到，劳动力的价值倘若从物质性的角度被设定为一种不变的生活水平，就会随着雇佣劳动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下降；但起反作用的力量也会设法确保劳工在生产出来的总价值中获得一个“均衡份额”。倘若劳工的所得大于它的份额，工资也超过了价值，从而威胁到了资本积累，那么引进技术的压力—这些技术可以节省劳动力并引起失业就会加重。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可以压低工资，并抑制劳动在资本面前的力量，因而在面对劳动供给不断变化的状况时，这就成了确保持续积累的关键手法。技术同样可以在车间里或在谈判桌上被用来削弱有组织的劳工力量。马克思认为：机器“成了镇压工人反抗资本专制的周期性暴动和罢工等等的最强有力的武器”。例如，蒸汽机“使资本家能够粉碎工人日益高涨的、可能使刚刚开始的工厂制度陷入危机的那些要求”。实际上，“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作为资本对付工人暴动的武器而出现的”（《资本论》第1卷，第435—436页)。资本主义竞争的动力似乎再次指向了对劳工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完全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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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起反作用的倾向在运作—这些倾向为竞争制定了一条底线，从而有助于调节技术变革的步伐。例如，固定资本是否会得到运用取决于“机器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之间的差额”。鉴于劳动力的价格量在国际上的差别，所以毫不意外，在英国发明的机器“只能在北美使用”，而英国这个“机器国家”却同时被描述为“无耻地为了卑鄙的目的而浪费人力”。这里的原因可以用相当残忍的方式来说明：“在英国，直到现在还有时不用马而用妇女在运河上拉纤等等，因为生产马和机器所需要的劳动是一个数学上的已知量，而维持过剩人口中的妇女所需要的劳动，却是微不足道的。”34（《资本论》第1卷，第392—394页）当产业后备军变得庞大时，资本就有充分的动力回到劳动密集型的工艺（因而在当代，血汗工厂甚至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在复兴）。在慢性的劳工过剩时期，对形式较为复杂的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的刺激肯定会被淡化。

我们还论证了车间里的阶级斗争起到了一种重要作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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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里的确切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可以确定，资本积累的命令始终处于幕后。问题在于，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的实际形式极为繁多，调节它们的力量也相互交织，因而我们无法轻易地把它们区分开来。虽然技术变革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但我们对它的理解并不全面。毋庸置疑，竞争、相互依赖以及资本与劳动的阶级斗争构成了这里的分析的枢纽。但是相互作用和乘数效应并没有得到全面的分析，把新的科学知识直接生产出来所带来的后果也没有得到全面的分析。

这意味着马克思的阐述有一处严重的空白。这是一个缺口，但我们必须正确地解释它的含义。倘若一种特定的劳动过程所包含的技术最终表达了、体现了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正如马克思经常断言的那样，那么充分理解前者就依赖于全面地阐明后者。因此，对技术的理解必须被看作马克思未曾完成的那条研究思路的最终产物。

不过，我们倘若一开始没有为技术确定某种概念，就根本无法着手分析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马克思是通过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抽象概念它们体现在劳动过程的具体的物质性当中—来做到这一点的。马克思由此就可以从实际技术变革的具体细节中进行抽离出来，仅仅论证生产力的革命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但对这一点更加深刻的理解只有在接下来的研究进程中才会出现，对价值规律本身的理解也是如此。马克思试图证明，生产力的革命最终恰好是与孕育了这些革命的社会关系相对抗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就在这里：那就是生产力的演化与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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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达到均衡的手段。这些斗争有可能以无数种方式被用来抑制技术变革危险的加速（例如，新技术在引进时需要某种程度的工人合作)。车间里无休止的游击战对于资本主义的稳定既可以起到积极作用，又可以起到消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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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这个普遍命题的证明是片面的、不完整的。我们必须首先看一下他在这条艰难的道路上前进了多远，然后设法通过批判性的评价来把他的论述推到极限。

1. 资本的技术构成、有机构成和价值构成

我们现在要讨论一个困难的问题：生产力无休止的革命对资本本身具有怎样的影响。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假定资本家所采用的具体技术（马克思的这个术语在广义上还包括所有组织特性）忠实地表达了生产力的根本格局。我们将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价值，即假定一切商品都是按照它们的价值来交易的（价格反映了价值）。这些假定会让我们的讨论获得更大程度的普遍性，还会让我们得以更加自由地谈论根本性的力量所具有的潜在的具体作用，并使这番谈论在历史经验中拥有普遍化的潜力。我们从先前的说明中应该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些设定具有试探的性质，由此得出的一般结论也具有假设的性质。

一种特定的技术状况最初是与劳动力的一定的物质生产率相联系的。这种物质生产率是用不同的、不可比较的单位来衡量的—每个劳动者每小时可以织多少码布、制作多少双鞋、生产多少吨钢铁等等。马克思把这些比例称作“资本的技术构成”。如果将这些比例还原为共同的价值基础，它们就可以通过一个标准化的生产期间所运用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例来表达。比例c/v叫作“资本的价值构成”。在一些情况下，比例c/（v+s）是一个更好的尺度，因为它更加精确地把握了过去的“死”劳动（资本家所拥有的一切类型的生产资料）与新的、由“活劳动”添加的价值之间的比例。于是，不同的产业和部门就可以按照各自不同的资本价值构成来相互比较了。不变资本更为密集的产业展现出了较高的价值构成，运用了大量活劳动的产业则位于价值构成的标尺的另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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