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限度

第一，让我们考察一下剥削率s/v随着劳动力的生产率上升会如何变化。这里当然有一种讽刺：“工人之变得便宜，从而剩余价值率的增加，是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携手并进的。”39（《资本论》第1卷，第604页）但这恰好是资本家在提高劳动力的价值生产率时的用意。然而马克思在总体上认为，虽然某些技术变革可以提高剥削率，但是提高的速度只会越来越慢（《大纲》，第340页）。这是一个很强的命题，需要严格地加以证明。马克思仅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数学上的极限，认为可变资本在新增的总资本中的比例越小，进一步降低这个比例就越困难。但这里的必然界限是社会性的，而不是数学上的。我们可以想到，资本家需要维持工人的消费能力，把它作为有效需求的必要来源，由此才能使资本通过交换得到实现。简言之，我们可以想到第2章提出的所有论述，它们说明了可变资本在社会总产品中有一个均衡份额，偏离这个份额就会破坏一般资本的生产和实现的均衡条件。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必然的矛盾，它的起因是每个资本家都企图降低可变资本在企业内部的新增价值中的份额，同时却指望把自己的产出售给其他资本家所雇佣的工人。这个两难的出现独立于任何与实际工资率相关的斗争，而且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些斗争在一组合适的情形中如何能帮助资本家摆脱他们自己制造的困境。

第二，让我们考察一下总的利润率在全面的技术变革状况下会如何改变。如果我们用s/（c+ν）相当于s/v/（1+c/ν）—来衡量利润率，那么在资本的价值构成提高而剩余价值率保持不变时，利润率显然就会下降。我们将在第6章详细讨论这个观点，但我们立刻就可以看到，稳定的资本价值构成可能会对总的利润率的稳定起到重要作用。可是有机构成的观念告诉我们，公司内部技术变革的首要而必然的趋向是提高价值构成。诚然，我们可以识别出诸多起反作用的影响面对有机构成的上升，各种相互作用有可能使总的价值构成保持稳定。但我们同样可以清晰地看到，由于竞争的压力和对相对剩余价值的持续追求，个别资本家会凭借暂时的技术优势来获取相对剩余价值；虽然后者具有转瞬即逝的形式，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倾向于在社会中创造一种与利润率的稳定相冲突的总的技术搭配。简言之，个别资本家的行为会威胁到资本家阶级的再生产所需的条件。

资本的限度

无尽，劳动者怀着温驯和奴性—这更加符合机器人的特征，而不是人的特征—按照资本的吩咐行事。这样一种可恶的虚构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会如何在自身内部制造障碍，从而不断阻挠它自己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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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把技术搭配的问题放到了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核心。说它具有核心地位当然不是说它具有塑造资本主义历史的自主的能动性。我只是说包含在劳动过程中的实际的技术是矛盾的所在，这些矛盾是由一些相互对抗的要求所孕育的。马克思通过有机构成与价值构成的双重概念所把握的正是这种根本性的对抗，尽管他的做法相当模糊、相当混乱。一般资本的问题是在有机构成的提高这种持续不断的倾向面前通过企业内部的技术变革来设法使价值构成保持稳定。马克思最终试图向我们证明，只有一个办法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是危机。因此，危机可以被解释为劳动过程的强制的结构转换，目的是使整个体系回到某种与平衡积累的条件大致相符的状态。

马克思并没有以这种形式展开论述，也没有探讨其中的所有复杂情况和所有维度。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继续推进他的论述。然而，其中一个维度值得我们在这里加以进一步的评论，因为它隐含在我们在这一章已经做过的考察中。

第4章技术变革劳动过程和资本的价值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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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经常大量谈论市场关系特有的无政府状态和无序同存在于企业内部的专制、权威和控制之间的反差。这种两极分化在实践中并不像马克思描述的那样尖锐——劳动过程中的阶级斗争改变了后者，而垄断、寡占和“领头定价”（priceleadership）这些行为改变了前者。但即使考虑到这些改变，马克思所提出的一般原则似乎还是具有合理的有效性。需要注意的是，有机构成的概念是与企业内部的决定过程捆绑在一起的，因而是处在资本家控制的场域之中的。另一方面，价值构成代表所有的互动效应之后的活劳动、死劳动与市场中其他各种力量之间的总体关系已经得到了解决因此，它是和通过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和无序状态所表达的决定过程捆绑在一起的。

控制的领域与市场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边界是由企业的规模来确定的。这条边界到底划在哪里对于整个经济体的运作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必须考察这条边界的方位大致是由哪些力量决定的，如果有这种力量的话。倘若在这里分析一下用流量来界定的价值构成，就可以得出一些有趣的结果。我们已经证明，垂直整合的程度越高，企业内部的资本价值构成就越低，资本家直接控制的舞台也就越大。与这一点相对立的是使资本周转时间加速的要求，而这需要使生产活动碎片化、实行分包生产，以及促进分工的扩大。这有助于提高资本的价值构成，同时也会以受到调节和控制的生产为代价来延伸混乱的、无政府的交换关系的舞台。我们可以在这两种力量之间逐渐找出某种均衡的生产组织所需的条件，以此来规定垂直整合的程度、公司的规模等等，从而规定市场与企业内部（相对）受控制的环境之间的边界。由于这种均衡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力量的产物，所以它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但这也关系到资本积累的前景。资本的价值构成不能独立于这些组织特性来界定。如果稳定的资本价值构成对于稳定的利润至关重要，那就意味着有某种均衡的、与平衡的积累相一致的组织形式。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非常简单的观点，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生不断变化的组织。我们将在下一章以更加具体的方式来讨论这个观点。

资本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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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注

第4章一技术变革劳动过程和资本的价值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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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本 的 限 度

28.《全集》第44卷，2001版，第561页。

29.这并不是马克思本人的术语。

30.《全集》第44卷，2001版，第230页脚注。

31.《全集》第44卷，2001版，第639页。

33.《全集》第44卷，2001版，第501页。

34.《全集》第44卷，2001版，第451—453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35.《全集》第44卷，2001版，第707页。

37.《全集》第46卷，2001版，第236页。

38.《全集》第44卷，2001版，第232页。

39.《全集》第44卷，2001版，第6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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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变化的组织

至少就表面现象而言，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与在马克思的时代处于主导地位的世界是非常不同的。这一点最为明显地表现为生产和营销的资本主义组织形式所发生的戏剧性的变化。海默（Hymer）写道：“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代表性的公司就倾向于增大自己的规模：从工场到工厂，再到全国性的公司、多部门的公司，直到现在的跨国公司。”（海默，1972，第113页）虽然政府在整个19世纪从来没有完全以自由放任的方式来对待经济活动（就货币、大规模的“公共”工程以及对契约和私有财产的法律基础的确保而言，政府始终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如今众所周知的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实行的国家干预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几乎无人知晓。在过去的两百年间，组织的整个规模和复杂性—包括政府的和商业的组织都变得面目全非了。

任何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演化的理论都必须考虑到这些重大的组织变革，并解释它们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本人经常提到他所说的“资本集中的规律”「，恩格斯则大力阐发了这个观点。恩格斯写道，由于需要解决在工场内部实行的控制与“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²，所以资本会无可避免地集中起来，资本家用这个手段就可以在盲目的市场力量这片大海中使系统性控制的岛屿得到延伸。股份公司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组织上的第一步，但很快“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并让位于大规模的垄断（托拉斯、卡特尔等等)，后者寻求的是对市场的支配以及生产和分配中的垂直整合。最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终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3。恩格斯认为，这些必要的转化并没有“消除”生产的“资本属性”4，而是仅仅为完成剩余价值的生产提供了更好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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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恩格斯之后，希法亭试图全面分析“金融资本”，把这个概念看作银行资本与生产资本通过各种组织安排来实现的一体化。列宁吸取了希法亭的许多论述，却拒斥了后者的政治主张，并把帝国主义称作“垄断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后来又很快提出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表达，以此来描述当时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演化出来的新的经济组织形式。从那以后，众多作者都试图描述这些组织变革，并对它们进行解释。这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引发了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根本问题的热烈辩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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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希法亭（1970版)；列宁（1970版）。当代英语世界的辩论多半源于巴兰与斯威齐（1966)，但这场辩论在欧洲的转向是相当不同的见博卡拉（1974）、普兰查斯（Poulantzas)(1975)、阿尔特法特(Altvater)(1973)以及最近由法恩与哈里斯（1979，第7、8章)、霍洛韦（Holloway）与皮乔托（Picciotto)(1978）和费尔利（Fairley)(1980）所做的概括性的陈述。

在大多数时候，这场辩论的核心是一种所谓的过渡：从资本主义的“竞争”形式过渡到“垄断”形式或“金融”形式，再到当前阶段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一些作者质疑了用来表示这些阶段的术语，另一些作者则接受了这些术语，认为它们对于描述是有用的，却分别以相当不同的方式解释了这些术语的含义。接下来我将尝试分析这个过渡的过程，而不会特别纠缠于贴在它身上的标签。我希望用这种方法可以识别出一种与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相一致的对组织转型的解释，从而可以让一些萦绕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幽灵得到安息。

我们应该在一开始就提醒自己—这也许是有用的如果马克思教会了我们任何东西，那一定就是现象世界具有欺骗性，而科学的任务正是透过现象，识别出在它背后运作的力量。马克思的理论倘若如他宣称的那样强健，就应该为我们提供一个必要的基础，以便解释在过去一个世纪左右的资本主义之下发生的组织变革—它们具有戏剧性的和非常明显的形式。

我们首先要将组织变革的问题与前一章完成的关于技术变革的总体论述联系起来。这个联系是直接而明显的，原因无非在于马克思在对技术的界定中特地包括了组织特性。因此，对生产力实行无休止的革命的必要性意味着生产的组织也必须经历无休止的革命。但若马克思关于技术变革的总体思路是成立的，我们就必须将组织变革解释为一种对相互矛盾的力量的回应。我们还必须预见到，在一个特殊的时刻建立起来的组织会包含强有力的矛盾，这些矛盾很可能是不稳定性和危机的根源。

这样做的意图并不是想要把对组织变革的分析与对工作过程不断变化的形式的分析割裂开来。我们必须将两者看作一个整体。然而，聚焦于这个关系中的组织的一面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特殊的见解。它还让我们得以考察马克思的论述在多大程度上仍然适用—他的论述风行于一个以与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方式相当不同的线索组织起来的世界。

第5章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变化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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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对剩余价值的竞争性追求和按照资本积累的规律来对劳动者加以规训的需要为资本主义在技术上的活力打下了基础。资本对劳动生产力的占有向组织上的创新提出了要求。对协作、细致的分工和机器体系的分析指出了对工作过程的等级组织的需要以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生产规模的增大也要求积聚资本，而积聚的主要方式就是积累。

但是资本集中的过程也可以加速资本积聚。规模较大的资本家可以通过竞争或运用各种金融花招（收购、合并等等）来吞掉规模较小的资本家。这一切需要新的制度安排和组织安排，往往还会明确地得到国家的批准或鼓励。“集中补充了积累的作用，使工业资本家能够扩大自己的经营规模。”以此为“起点”，“分散的、按习惯进行的生产过程”就可以“不断地变成社会结合的、用科学处理的生产过程”。集中（centralization）在“转瞬之间”就完成了积累式的积聚(concentration）要花许多年才能做到的事情。马克思总结说，为了调节资本主义之下不断变化的生产组织，“资本集中的规律”起到了关键作用5（《资本论》第1卷，第626—628页）。

这条所谓的“规律”在后来的文献中得到了许多发挥，因为它似乎极好地解释了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在少数支配性的公司手中的显著的、规模巨大的集中。但与所有马克思的“规律一般的”说法一样，我们应该保持警惕，而不是赋予它绝对的、不受约束的力量。我们既然可以在“资本有机构成上升的规律”中识别出起反作用的力量，就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思考与资本集中的倾向相反的多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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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本人极其关注资本集中的现象。他认为垄断是竞争无可避免的最终结果，还认为对控制权的追逐会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导致渐进的垂直整合。“只有当社会总资本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手中，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公司手中的时候”，集中才会达到最终极限（《资本论》第1卷，第626一628页)。但他在另一处又认为：“如果没有相反的趋势总是在向心力之旁又起离心作用”，集中的倾向“很快就会使资本主义生产崩溃”7（《资本论》第3卷，第246页；《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11页）。总是有某些“排斥的力量”在发挥作用，以便确保“从原资本上会分出枝权来，作为新的独立资本执行职能”8（《资本论》第1卷，第625页）。

马克思所提出的似乎是某种“均衡的”生产组织它是通过公司的规模、垂直整合的程度、金融集中的水平或诸如此类的东西来表达的—这种组织是与资本主义的积累和价值规律的运行相一致的。进一步讲，他似乎认为只要研究集中与分散这两种相反的倾向，就至少可以在理论中找出这个均衡点。与往常一样，我们应该把均衡的概念看作一种方便的手段，借此识别出资本主义社会容易产生的不均衡状况。同样与往常一样的是，我们应该设法识别出资本主义之下有哪些力量扰乱了均衡的生产组织，促成了过度的集中或分散。

问题当然在于，马克思并没有明确交代他所谈论的是哪种集中（有金融集中、生产集中等等），也没有明确说出造成分散的“排斥的力量”有哪些，尽管他的确在许多地方讨论了资本出于何种动力才会对自己的经营实行广泛的分包（《资本论》第1卷，第553页)，也讨论了资本主义开辟新的生产分支的倾向——这些分支一般是小规模的、劳动密集型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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