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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既然前一章发现了垂直整合的界限以及生产与交换的必然边界，我们就可以在理论中思考资本集中的过程了。垂直整合的增进会降低资本的价值构成（这对谋取利润有好处)，却会增加资本的流通时间（这会损害获利的前景)。垂直整合的程度最初可以被解释为这两种动力在对立中的产物。

一些普遍因素现在也可以登场了它们规定了生产中的资本主义控制的领域与市场交换之间的边界。在市场上，确实“偶然性和任意性发挥着自己的杂乱无章的作用”。但是同时我们必须记住，价值规律是以竞争的“权威”和“互相利益的压力所施加的强制”为后盾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市场的协调来确立的，这些协调决定了“社会在它所支配的全部劳动时间中能够用多少时间去生产每一种特殊商品”（《资本论》第1卷，第355—356页）。生产领域和交换领域是互为条件的。资本主义假如抛开了市场的协调，就无法作为资本主义保持下去了。资本集中以交换为代价延伸了受控制的生产的领域。倘若交换所运行的领域遭到了缩减，以至市场的协调受到了严重损害，那么让价值得以确定的过程(见第1章)就会变得不太有效，价值规律的运行也会变得无力。这大概解释了为什么资本的过度集中假如没有起反作用的“排斥的力量”“很快就会使资本主义生产崩溃”。生产领域与交换领域是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区分，两者对于资本主义的延续都十分重要。它们之间的边界或许是流变的，但是显然不能偏离均衡点太远，否则就会严重地威胁到资本主义自身的再生产。

马克思评论说，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之下是像“自然规律”一样肯定它自身的—这并不是偶然的或轻率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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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第751页)。

价值规律固然是社会的产物，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确保了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会委身于这条规律的各种后果，而且必定会持续不断地力图使这条规律的运行臻于完善。这意味着组织变革也应当通过这样一种过程来解释。如果我们把这个观点作为假设予以接受，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解释资本主义之下的组织结构明显而深远的变化如何有助于使价值规律的运行变得完善。恩格斯大概正是怀着这种精神才会认为，19世纪显著的组织变革是由增进剩余价值的生产这种欲望所推动的。

但既然组织形式从竞争过渡到了垄断，又过渡到了国家垄断，这看起来就肯定代表了一种从竞争的“权威”中摆脱出来的运动，因而代表了一种从价值规律的调节力量中摆脱出来的运动。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得出了这样一种结论。例如，巴兰与斯威齐认为：

我们不能满足于修补和改正[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背后的竞争模型……为了尝试理解处于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我们不能撇开垄断或者将它仅仅作为一个修饰性的因素引进来；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分析工作的正中心。（巴兰与斯威齐，1966，第5—6 页）

抛弃马克思的“竞争模型”肯定会导致抛弃价值规律巴兰与斯威齐对此有充分的准备，这一点是值得赞扬的。问题在于，我们一旦撤销了这条规律—它是马克思的分析的要害—就不能不严肃地质疑或削弱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所有范畴。这些范畴毕竟是以关系性的方式来界定的，所以我们倘若不想扰乱其他所有范畴，就无法改变任何一个范畴，也无法魔术般地把它从分析中清扫出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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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卡拉同样接受这个关于过渡的观点—从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再过渡到国家垄断阶段—却以“辩证的”而非单边的方式来看待这些过渡，试图由此让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调和。在他看来，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运动试图创造新的资本主义形式，以此来克服之前的形式所蕴含的矛盾，而新的形式注定又表达了资本主义根深蒂固的矛盾，尽管是以新的、仿佛相当不同的面貌来表达的。我们不应该

由于资本主义始终只是资本主义—这是一个事实一就误认为生产关系和总的经济结构也会停留在不会转化的状态。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关系是不间断的转化过程的对象…这些关系在本质上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而这个过程并没有阻止对这种性质的维护和深化；无产阶级在根本上面临的剥削关系依然存在。（博卡拉，1974，第31页）②

博卡拉所提出的这种调和必须在理论中是可靠的，在历史中也是合适的，否则就不会有说服力。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动态的理论必须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成果统一起来马克思坚持认为，这种一体化对于双方都至关重要。这向来是一项困难的任务，所以我将按计划前进。在理论中，我将假定价值规律的运行依赖于一组竞争机制的展开，这些机制是为三个根本目的服务的：使商品价格平均化；使公司之间和部门之间的利润率平均化：最后，还要引导资本的运动并配置劳动力，以便维持资本积累。为了简单起见，我还将完全从新的组织结构的形成过程的实际机制中抽离出来。于是，我的基本任务就是对资本主义据说彼此不同的各个阶段进行比较—它们的差别在于竞争的程度如何，价格和利润是如何平均化的，以及资本会以何种自行维持的方式流入能生产剩余价值的各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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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有一定的讽刺。虽然巴兰与斯威齐打算在交换中抛弃价值规律，但是布雷弗曼（1974）他从他们的著作中得到了灵感—令人信服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概念如何以令人震惊的准确性把握了在生产中处于主导地位的状况（见前面第4章第2节)。价值如何能在生产中具有主导地位，在交换中却不然？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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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参见泰雷（Théret)与维奥尔卡(Wieviorka)(1978)，他们强烈批评了博卡拉的表述。

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资本主义的所谓“竞争阶段”，比如存在于19世纪40年代的“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竞争阶段”。那时的工业活动几乎完全是按照家族式的商业企业的思路来组织的，所使用的会计方法和商业惯例也是极端传统的，以至于19世纪40年代的企业家在14世纪意大利商人的商业环境中都会感到相当自在。所有权与管理权是一回事，公司的规模则让我们可以将整个产业结构合理地描述为一种高度分散的结构。当然，产业的垂直整合在那时也有大量的例子，社会分工正要在其中立足，更为陈旧的垄断形式也还没有从中被消灭—一直延续到1845年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是一个例子10。我们或许可以合理地认定后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逝，就像经济活动中仍旧按照前资本主义的思路来组织的众多部门一样（工匠生产、小农式的农业、小资产阶级的商业、工场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形式最终都会被还原为纯粹的资本主义模式。大型的、集中的生产活动只有公共工程或准公共工程铁路、运河、码头和港口设施等等以及政府财政。一些主要的银行——比如巴林（Barings）和罗特席尔德（Rothschilds）"—有资格建立或推翻政府，而后者的税收权力也越来越被整合到了一个通过政府债务来从事高额金融（high finance）的世界当中。在这些舞台上，经济权力和金融权力的极度积聚使人们怨声载道。但是工业和农业活动大体上还是小规模的、相当分散的，一般也独立于“高额金融从业者”的直接金融控制，因为后者大体上都不愿意直接而长期地卷入工业和农业生产。生产活动与金融的世界之间的主要联系是短期商业信用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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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指明企业的小规模和经济活动的碎片化是一回事，假定这会导致完全竞争以及价格和利润的平均化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更不用说这如何能为持续的资本积累提供充足的基础了。价格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的变动是相当显著的。虽然就利润率的差异而言并没有很多系统性的研究，但我们所拥有的证据它们全都是从货币价格出发的—的确表明，利润率在公司之间、产业之间和地区之间有巨大差别。①在竞争中使价格和利润平均化的机制决非完美，而劳动的配置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杂乱的。我们不难看到为什么会是这样。

首先，那时的运输成本相对较高，国民经济的空间整合也处在非常早期的阶段，更不用说国际经济的空间整合了。相当小的公司也可以在它们所掌控的本地市场中作为垄断者来经营。交易成本—即流通的必要成本—就体量和价值而言也相对较高，信息的流动这些信息关系到价格的变动、获利的机会、生产工艺等等则是缓慢的、零散的、不完整的。资本市场处于非常原始的状态；它们往往是本地性的而非全国性的，而且为货币流动提供方便的整个制度框架（不论货币的职能是让商品得以交换还是成为货币资本）基本不适合在生产中推动迅速的调整。更倒霉的是，就是否能够响应新的获利机会而言，传统家庭的所有制结构既有好处，又同样是一道障碍。由于所有权与控制权是等同的，股份公司的形式对工业和农业活动的渗透也不够深入，所以商业扩张的潜力不论是通过大规模的经营还是地理上的扩散—严重受制于家庭或有限合伙关系的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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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利润率的实际状况的研究非常少，相互间隔也很长。关于这个主题最好的、最有教益的著作之一出自布维耶（Bouvier）等（1965)。

因此，与组织上较高程度的分散如影随形的是本地化的垄断权力以及各式各样的摩擦和障碍，这些摩擦和障碍妨碍了真正的竞争，阻止了价格和利润的平均化。①作为创业先锋的资本家的优势—他们是19世纪资本主义的传奇人物—恰好在于他们能够在所有这些障碍面前引人注目地保持资本积累—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障碍还包括他们自己的组织方式。鉴于总体的事态，即使技术的转移和资本的运动相当引人注目，竞争也不具有，而且不可能具有完全性，无论这种完全性是用哪种标准来衡量的。那么，我们究竟为什么一般把资本主义历史的这个时期叫作“古典的竞争阶段”？

答案多半是资产阶级思想将“公司”理想化了，而且这种思想在塑造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时扮演了霸权的角色。对企业家的想象是亚当·斯密和当代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共有的：企业家追逐的是自己个人的私利，却又在市场中受到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因而增进了社会的总体福利。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尤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公司理想化了，还将小规模的企业物神化（fetishizes）了—这些企业在市场中缺乏任何程度的垄断力量，从而被当成了一种理想的主体，仿佛由此就能达到竞争性的均衡。小规模的组织与竞争性之间就这样产生了一种毫无

第5章－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变化的组织

① 钱德勒（Chandler)(1962，第3页)写道：“公司在本地购买原材料和成品1²。它们如果是为了离工厂超过几英里的市场来制造产品的，就会通过代销商来做买卖，而这些代销商还要处理另外几家公司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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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的联系。

马克思没有被这种想象欺骗。我们也不应该被欺骗。在资本主义的所谓“竞争”阶段，公司实际上相对较小，价值规律的运行并不完善，资本运动的规律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被觉察到。因此，19世纪40年代的问题是完善竞争，强化价值规律的运行，并通过继续提高劳动生产率来维持积累。流通和迁移所面临的障碍必须被克服，地方性的垄断也必须通过空间整合来消除。交易成本必须大大减少，信息收集和信息传播的机制必须改善，为货币支付、资本流动等事务提供方便的制度结构也必须被创造出来。人们必须为所有这些问题找到解决方案。这里的讽刺在于，在给这些问题寻找解决方案时，传统的、小规模的公司组织在资产阶级理论中被理想化为竞争性的楷模是最严峻的障碍之一。传统的公司组织必须被克服，以便在交换和牟取利润时使竞争更加完善。

由于运输、通信和银行技术的巨大改进，竞争所面临的障碍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然而，我们在这几个部门都目睹了大规模的、准垄断的组织形式，这些形式从19世纪的标准来看具有相当庞大的市场权力。铁路尤其为现代公司的组织形式提供了牙床。19世纪末发生的“组织革命”它的顶点是托拉斯和卡特尔的出现—用现代的商业企业取代了家族式的商业企业，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作一种与竞争所面临的所有这些障碍相抗衡的尝试。按照钱德勒的说法（Chandler），这种取代的出现意味着“行政的协调比市场机制的协调更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成本的下降和利润的增加”。新的组织形式有许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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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单位之间的交易变得程序化，就可以降低这些交易

的成本。如果把生产单位的管理同购买单位和分配单位联系起来，就可以减少关于市场和货源的信息的成本。尤为重要的是，如果把多个单位内部化，就可以让物品从一个单位到另一个单位的流动得以服从行政的协调。对流动更为有效的调度则可以让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所运用的设施和人员得到更高强度的使用，从而提高生产率并降低成本。(钱德勒，1977，第612 页）

钱德勒（Chandler）坚持认为，这种类型的现代商业企业“在历史上首次出现时，经济活动的体量所达到的水平已经使得行政的协调比市场的协调更有效率、更有利润了”。对利润的追求削弱了交换的作用，延伸了生产领域，因为就一定规模的产出而言，交易成本和流通成本在市场上比在公司内部更高。通过把这些成本内化，公司就可以减少资本流通所面临的障碍，还可以增强使利润率平均化的能力。因此，资本集中可能会提高而非降低使利润平均化的能力。

正如马克思所看到的那样，现代的商业企业还造成了“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货币资本家”13（《资本论》第3卷，第436页)。资本主义从此采取了金融形式，并使得“企业的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14，甚至远远超出了个别资本家的奢望所能达到的水平。这意味着“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资本论》第3卷，第436页)。

所有权与管理权的这种分离有助于克服旧式的家庭商号在管理上的局限，并为现代的管理技术和组织技术开辟应用的场所。但是危险也随之产生了。亚当·斯密认为，股份公司会纵容不负责任的企业家用别人的货币来投机—他无疑想到了18世纪早期的投机泡沫。恰好是这些反对意见导致了当局不愿意批准股份制的组织形式，除非是为了大规模的、半公共的工程运河、铁路、船坞等等。就投机性的暴跌而言，从19世纪中期至今的整个历史表明了这些反对意见远远不是缺乏依据的，还表明了资本主义的“金融”形式所面临的永恒问题是维持自己家里的秩序（见下面第9章和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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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规模增加、资本集中、垂直整合和企业的公司形式内部的多样化最终导致了市场的“看不见的手”被管理者的“看得见的手”所取代。我们的理论告诉我们，价值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必须通过交换才能得到表达；那么，这种看得见的手管理层在生产领域中进行的协调与价值的表达有怎样的关系？

垄断控制和市场权力让大公司得以在市场上成为“价格的制定者”，而不是“价格的接受者”。不过，虽然管理者可以使用多种定价策略，但是没有哪种策略是完全任意的，而且某些策略比如按照边际成本来定价相当服从供给与需求的状况，从而是与任何公开的市场定价完全一样的。尽管最终的价格的确不同于通过竞争性的定价来达到的价格，但是两者绝不会有实质性的偏差，因而我们没有理由抛弃我们的观点：价值是通过市场价格来表达的。只是供给与需求的机制取代了公开竞争的机制而已。一种反对意见认为，管理者要考虑相对长期的稳定和增长，并以此为基础来做出决定—这种意见更言之有物（尽管对许多管理者来说，长期也不是很长)。就使用固定资本所带来的问题而言，时间范围的变动和进行有计划的淘汰的能力是特别重要的。

“管理者阶级”在某种程度上拥有了自己的生命，从资本所有者那里获得了“相对的自主”，从而成为“永久性、权力和持续增长的”一个“根源”这几乎是无可怀疑的。管理结构越是官僚化，就越是僵硬和不灵活，而且不能够进行重大的适应。由于现代公司把握了科学、技术和计划—还通过专利法演化出了一种调节创新的能力—所以它成功地内化了技术变革的过程。②公司着手生产新的工作过程和新的组织结构，以及新的产品和新的产品线。由于它支配了生产的某些分支，所以它会以其他所有分支为代价来推进自己的分支，而这往往会损害总体的经济结构。由于公司被迫要与政府谈判原因在于它们的规模和重要性所以它们公开地、隐秘地、不择手段地为了自己的私利而玩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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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些方面，现代公司的组织形式都表现为竞争的反面，这也意味着它们似乎不能够按照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润率来使价格和利润平均化。

但让我们看一下这幅图景的另一侧。庞大的金融集团获得了把资本和人力“转瞬之间”从一条生产线调换到另一条生产线的能力和从世界的一个部位调换到另一个部位的能力。为了收集并使用关于生产工艺、市场和获利机会的信息，它有可能演化出，也的确演化出了极度精巧的体系。交易成本在公司内部降到了最低，关于生产和分配的计划也可以细致入微，仿佛实现所面临的内在障碍是不存在的。虽然有计划的淘汰增加了对固定资本的依赖，但是公司同样可以回应随之而来的许多困难。在所有这些方面，现代公司都提高了在自己的范围之内使利润率达到平均化的可能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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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钱德勒（Chandler）(1977）关于这一点提供了大量优秀的历史研究。很多作者—比如普兰查斯(Poulantzas)(1975)、贝克尔（Becker)(1977）和赖特(Wright)(1978)—都讨论了“管理者阶级”的一般问题。

② 诺博（Noble)(1977）出色地描述了这是如何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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