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限度

然而，谈论可能性是一回事，指明达到平均化的必然性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要发现利润平均化的秘密和当代竞争形式的秘密，我们就必须穿透现代管理结构的迷宫正如马克思坚持认为的那样，我们应该深入“门上挂着非公莫入’牌子的隐蔽的生产场所〔，以便让]赚钱的秘密暴露出来”16（《资本论》第1卷，第176页）。

钱德勒是少数有实力进入这片困难的领地的历史学家之一。他的发现十分有趣。从我们目前论述的立场来看，最重要的一项发现是：资本集中的运动从外面看上去是平稳的、仿佛不可逆转的，在内部却与管理结构的持续的、受控制的分散相伴随。我们在这里也许可以找到与集中相反的分散运动的秘密这种运动防止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过度集中而崩溃。一种关于均衡组织的观念变得触手可及了—达到这种均衡的方式是让排斥的、导致分散的力量与集中的力量相互平衡。但这个观念现在是通过把竞争内化到一个公司内部来表达的，这个公司在世界面前呈现为一头集中的、垄断的怪物。

历史证据并非不符合这样一个论点。在20世纪20年代，为了回应一些特定种类的问题—之前一个时期的集中的体系在处理这些问题时遇到了重大困难—大公司的内部逐渐出现了分散的、多部门的结构。正如钱德勒所说：“现有的管理结构受到了越来越难以容忍的重压，而领土的扩张和产品的多样化—后者的意义要大得多——带来了多部门的组织形式。”通用汽车在1921—1922年的危机期间实行的结构性的重组创造了一种分散的组织：它“不仅帮助通用汽车赢得了美国汽车市场的最大份额，而且帮助它成功地扩张并管理了海外的制造和营销活动。进一步讲，由于这种管理结构，它才能够卓越地执行一项宽广的多样化战略，并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汽车市场滑坡之后的几年里制造并出售所有类型的引擎和使用引擎的产品”。竞争很快迫使其他汽车公司相继效仿，尽管只有很有限的几种竞争才能在寡占的市场中运行。到了20世纪60年代，分散的、多部门的公司结构就在全世界通行了。①

资本的限度

148

252

① 这是从帕卢瓦（Palloix)(1971；1973）的著作中可以得出的原则性结论：亦见雷迪斯（Radice)(1975）编辑的文选。尽管在巴兰与斯威齐以及与他们对立的布雷弗曼之间充满了分歧（第244页注①)，帕卢瓦却反倒将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了：其一是上面所想象的价值规律在国际交换中的不断渗透，其二是价值规律在生产中的不断渗透（见帕卢瓦，1976）。

有趣之处当然在于，这种分散的结构所具有的组织方式会使得每个分部（不论是一条产品线还是一片领土）都可以承担财务责任。每个分部的管理者的业绩都可以用这个分部的资本回报率来衡量。中央管理层的职能是监督这些业绩，并联系到每个分部当前的盈利能力或未来预计的盈利能力来配置资源包括劳动力、管理技能和财务支持。由于交易成本保持在最低限度，所以现代的管理结构在自身内部产生了一种竞争形式，这种竞争往往会导致利润率的平均化。这指明了一条核心结论：就利润率的平均化而言，现代的金融集团至少从内部组织的角度来看比19世纪上半叶的祖辈—据说它们达到了完全竞争更有效率、更有成效。

这种多部门的公司结构和竞争的内化并不是偶然出现的。在本世纪初资本极度集中的阶段，大型的托拉斯和卡特尔形成了；它们虽然理应拥有无比巨大的市场权力，却在一段较

149

第5章一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变化的组织

①钱德勒(Chandler)(1962，第44—46页)；关于英国的经验，汉娜(Hannah)(1976）提供了一份类比研究。亦见斯科特（Scott)(1979)。

253

然而，这些“排斥的力量”是由运行在市场中的外部约束来发动的—这些约束甚至迫使最大的公司也要以某种方式遵守价值规律。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问题：金融集团之间的竞争是如何维持的，以及这种竞争在何种程度上造成了贯穿所有经济单位的价格和利润的平均化不论这些单位的规模或类型是怎样的。

对寡占和垄断的主要检验是市场权力的水平和独立于市场上的竞争压力来决定价格的能力。由于垄断者的决定，或者按照寡占时的“领头定价”（price leadership）策略，市场价格就平均化了。利润率或许也可以平均化，但这种平均化被垄断价格扭曲了，后者想来会偏离在竞争中可以实现的生产价格。

就这个论点大谈特谈是很容易的。在寡占的市场环境中经营的大公司要服从诸多竞争压力。它们通过产品的差异化、精致营销（marketing sophistication）等方式来竞争。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也对竞争现在采取的形式有重要影响。由于公司用借人资金来经营，并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来筹集货币，所以它加入了一场普遍的、追求货币资本的竞争。一家企业的业绩是通过收益（即作为利润分配给股票持有者和债券持有者的剩余价值）和长期增长的前景来衡量的。缺乏效率、报酬较低的企业无法长期存活，不论它就价格而言拥有怎样的市场权力。

因此，除了市场中与价格相关的竞争所带有的形式之外，竞争还可以采取许多形式。管理行为和重组将竞争过程内化到了公司内部（其至创造了内部的劳工市场），追求货币资本的竞争则把焦点转移到了资本市场以资本市场为手段，就可以规训哪怕是最强大的经济单位。就价格和利润的平均化而言，这些竞争形式或许刚好与市场的协调这种古典形式“看不见的手”据说会在其中引导企业家准确无误地按照价值规律来行动—同样有效，而且在其他方面可以达到更高的效率。

资本的限度

254

150

短的时期内在财务上遇到了深重的困难。它们之所以会遇到困难，恰好是因为它们有复杂的业务，因而不知道利润究竟是从何而来的，或者不必要的成本究竟是在何处产生的。假如“排斥的力量”没有被释放出来，因而多部门的结构没有被创造出来，那么资本主义生产的崩溃看来就真的临近了。

然而，这并不是说竞争可以在寡占时完善地运行。实际上，许多问题集中体现在了一些联动关系中，比如金融机构与产业公司之间、控股公司的剧增与庞大的金融集团（后者往往不太关注日常管理的细节）之间的联动关系。竞争过程不论是何种类型总是很容易由于过度集中而受到损害。相关经济角色的规模、分量和权力本身都意味着我们越来越难以确定资本主义组织形式是否会趋近均衡状态，从而是否会确保价格和利润的平均化以及资本积累的延续。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国家在生产领域和交换领域中的参与，通过组织安排来维持竞争过程的问题就会变得尤为尖锐。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国家的各种直接干预，而不是把国家作为私有财产权、契约等事务的保护者，也不是把国家作为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管理者”（通过在医保、教育、福利服务等方面的投资)。虽然国家干预主义这个大问题实在太过复杂，这里无法进行彻底的讨论，但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识别出一些相互抗衡的集中与分散的倾向，它们既是在国家机器内部表达的，又是通过国家机器来表达的。

一方面，我们看到国家试图调节资本主义组织形式（通过一组为防止垄断而设计的法律)，或者在自身内部产生出分散的行政安排，以此来防止资本的过度集中。在美国，联邦主义的政治结构和行政结构以及银行业的组织都为高度分散的组织安排提供了出色的例子这些安排是通过国家这个代理人本身来维持的。

第5章一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变化的组织

255

另一方面，政府的行为经常是以刺激资本集中为目的的。合并和收购有可能受到鼓励，甚至得到补贴，被当作政府资助的产业重组政策的一部分。大规模的、处于私人资本的能力范围之外的业务可能会由政府赞助、建造乃至管理例如，欧洲近年来没有一家新的钢铁厂不是在政府的广泛参与之下建造的。在公共事业、运输和通信的领域中，政府要么进行直接的参与，要么进行调节，一部分原因在于这些领域需要大规模的投资，另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自然垄断”，这些垄断的产生是由于大量竞争者在同一个地区的经营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的（在两地之间修建15条不同的铁路是毫无道理的)。在某些情况下，政府也许还试图整顿破产的企业—因为它处于经济中的某个关键部门——并对它进行补贴，以便降低投入私人公司的不变资本的成本。这当然会导致市场价格相对于生产价格的扭曲，还有可能导致利润率按照政府所决定的路线发生结构转换。

政府所奉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样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些政策—它们是为了维持“经济的稳定和增长”而设计的——无可避免地会对资本主义组织形式产生影响，不论它们是否按照凯恩斯的思路来构造。首先，一旦通过国家机器本身来引导资本的流动，政府就会获得高度集中的财政权力和货币权力。在某些状况下，军事开支和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可以吸收社会总产品的很大份额。此外，支配税收的法律、关于折旧的安排等等—它们本身可以被构造为保证经济稳定和增长的一组工具的一部分—往往对公司的组织具有深远的后果。

资本的限度

151

256

这些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值得仔细研究。在这里谈到它们是为了从一般的理论角度来考察这几种组织安排在何种程度上有可能与马克思所界定的价值规律的运行相一致。至少从表面上看，政府的活动与对竞争性的交换过程的维持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种过程中看到了价值规律的运行—仿佛关系甚微，或者毫无关系。与垄断资本主义或金融资本主义相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人们有时这样称呼它—仿佛更是在根本上与价值规律的运行相对抗。①

我们可以聚焦于资本在规训国家时有可能借助的机制，由此降低上述问题的复杂性。不幸的是，这并没有解决所有困难，只是指出了一条道路，我们沿着它就可以从一个仿佛很严重的理论僵局中脱身。

我们可以认为，对国家的政治控制是按照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来进行的。这个观点国家是“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圈子并不陌生。虽然这样一种观念往往包含了一些真理，但我们在这里不必提到它，因为还有另一些力量在发挥作用，它们同样可以很好地有助于按照资本的要求来规训国家—这里当然要假定资本主义的基本法律安排和制度安排得到了维持。这些力量主要是财政的。首先，税收本身——它们构成了国家活动的命脉—就是剩余价值或可变资本中的一块。国家拿走的份额不能超过剩余价值或可变资本的某个“均衡份额”，否则就会在根本上扰乱资本流通背后的分配安排。我们在这里当然应该注意到，由于生产与消费在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当中绝不可能达到均衡，所以凯恩斯主义政策特有的目标就成了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因此，凯恩斯主义政策越是使生产与消费成功地在长期达到了均衡，就越会威胁到在资本主义当中处于核心的社会分配关系。一旦公共政策被迫转过头去维护那些社会分配关系，使生产与消费达到均衡的能力就立刻减退了。

第5章一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变化的组织

① 国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近些年来集中讨论的主题。这是一场多边的辩论，不可能用短小的篇幅来概括。法恩与哈里斯（1979)、霍洛韦（Holloway）与皮乔托(Picciotto)(1978)和赖特(Wright)(1978)都提供了有趣的视角和概述。我在这里的论述中引入国家的方式表明了我对霍洛韦与皮乔托所提倡的思路有一定的赞同。他们仔细考察了国家形式同生产形式和社会关系的形式后两者是通过资本积累的矛盾过程来表达的之间的必然联系，从中构造并论证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国家理论。我认为这条思路如果从中剥掉可能很枯燥的逻辑形式主义可以为我们理解资本主义之下的国家的许多方面提供很大的帮助。至于它是否能带我们一路走向完整的国家理论，那是另一个问题，我在这个关头还不准备予以思考。我将在这部著作结尾的评论中回到这一点。

257

第二，国家若要长期介入直接的生产，通常就必须从资本市场借款。它不能无中生有地借款，而且被迫要为自己在货币资本中的份额参与竞争，尽管它在竞争中有某些特权。它还必须为自己借来的资本提供一个回报率—这份回报的来源必定要么是剥削国家所控制的部门的劳动力，要么是间接地对其他地方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征税。

这一切意味着就资本流通和剩余资本的生产这两个根本性的过程而言，国家在某个时刻必须承担财务责任。使这种责任得到凸显的机制往往是错综复杂、微妙难解的。但关于规训的权力大体上会如何行使，我们有充足的例子，可以使上述论点不只是看上去可信。支配性的资本主义权力或它在国际上的代理人—前者比如美国，后者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很可能会向弱小的政府施加强大的压力，使它们遵守某些行为标准。倘若某些部门被评判为私人企业的范围，政府在其中的参与可能就会遭到扼制；经济权力在政府中的过度集中也可能会受到抑制。国有企业的经营因为政府要寻求财政支持可能会面临苛刻的要求（例如关于效率和盈利能力的要求）。

资本的限度

153

25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年来对多个国家进行了财政规训，英国、意大利和葡萄牙都名列其中。纽约市政府同样在1973一1978年这个时期受到了规训，规训的力量是在美国的财政体系内发动的。

我们可以合理地得出一个结论：一些组织形式和政策是与资本流通、对资本主义分配安排的维持和剩余价值的持续生产相一致的；国家一旦过远地偏离了这些组织形式和政策，就会很快发现自己面临财政困难。简言之，财政危机其实是资本对任何国家—只要它还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轨道之内——实行规训的最终手段。

看起来，资本主义之下的组织变革的整个历史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前进，决定这种前进的是使价值规律运行得更加完善的企图。按照这种描述，资本主义会对价值规律有更强而非更弱的反应。远离竞争、走向垄断形式和国家垄断形式的运动只是表面现象—虽然它们作为描述在某些方面是准确的—我们在观察中发现，倘若过于刻板地看待这个表面现象，就会在历史中和理论中产生误导。资本主义从来不是一种完全竞争，甚至丝毫也不符合这个理想。资本主义企图变得更有竞争性，由此演化出来的结构却背离了一个真正有竞争性的组织按照主流的形象应该具有的模样。但在实践中，资本主义演化出了新的竞争方式，让价值规律得以通过不同的，却也愈发有效的方式来运行。被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俘虏的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变得越来越有竞争性了。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加剧了，财政机制对政府的规训变成了我们每日新闻的一部分。各个分部的管理者在与中央管理层的日常交流中感受到了竞争的锋芒。我们从所有这些立场上都能看到，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仍然处于完善的进程中，价值规律终将原形毕露，成为我们生活的绝

第5章一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变化的组织

259

对主宰。

不过，说价值规律正在完善并不是说我们正在走进一个资本主义的和谐的纪元。远非如此。价值规律包含了矛盾；在这样的情况下，按照它的运作来塑造的组织安排本身也无法避免矛盾。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了组织上的长期的不稳定倾向。①

对生产和交换的一切方面加以控制的驱动倾向于制造出过度集中的资本—在私人部门中和国家中都是如此——而这对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延续的确是一大威胁。倘若补偿性的、导致分散的力量很难发动，体系就会停滞，会陷入泥沼，会被它自身组织结构的沉重和复杂所俘虏。反之，过度分散以及市场的偶然性和任意性可能会制造出极其不确定的气候，在生产与实现之间制造过多的缺口，因而为了予以补偿，又必须走向集中。这两种对立的倾向之间的均衡点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它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在偶然中达到，而且没有什么机制可以防止资本主义的对抗关系迫使组织结构失去均衡。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危机所起到的建设性的作用不仅是强制推行狭义的新技术，而且是塑造新的组织结构，使它们更加符合价值规律，因为通过剩余价值的生产来进行的资本积累可以在它们所提供的基础上重新开始。然而，我们将在第7章回到这个问题。

这一切的背后还有一个更深的讽刺。价值规律是社会的产物。为它提供根基的社会关系无非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可是价值规律本身引发了一长串组织转型，而要完成这些转型，就必须同时转化阶级关系。从资本所有者那里分离出来、区分出来的“管理者阶级”的兴起，用于干预和调节的政府结构的兴起，劳动分工愈发森严的等级秩序的兴起，公司的和政府的官僚主义的出现—所有这些都掩盖了价值规律本身背后资本与劳动的简单关系。①

资本的限度

154

260

① 希法亭（1970版）非常清楚地看到，寡占、卡特尔等组织形式所造成的影响会扭曲生产价格，这种扭曲比其他组织形式所带来的扭曲更为严重；因此，垄断倾向于加深不稳定性，而不是纠正这个根本问题。

这些广泛的社会变化是价值规律的产物—这一点不应该使我们感到惊讶。它不过是确认了我们的出发点，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我们试图创造一种与一组特定的社会关系相适应的技术结构和组织结构，到头来却发现这些社会关系必须改变，才能顺应这种结构在试图改变世界的时候，我们改变了自己。或者用更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在解决资本主义的社会机器和技术机器中的一组矛盾时，另一些矛盾会无可避免地产生。这些矛盾以新的、往往更加令人迷惑的形式得到了重复。当然，在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的历史和这些形式所经历的转化的历史中，这样一种过程的进展是有目共睹的。

译注

1.《全集》第44卷，2001版，第722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2.《全集》第25卷，2001版，第402页。

3.《全集》第25卷，2001版，第406页。

4.《全集》第25卷，2001版，第407页。

5.《全集》第44卷，2001版，第723—724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6.《全集》第44卷，2001版，第723页。

7.《全集》第46卷，2003版，第275页。

155

第5章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变化的组织

① 我们在第4章第1节提到，劳动过程的转化倾向于使利润在剩余价值中的起源越来越有可能遭到掩盖，而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组织的资本主义形式所表达的那个观点的镜像(we sęe the mirror image of that idea as expressed in capitalistforms of organization)。这一切表明，就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而言，拜物教的必然性这个主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那个不同寻常的段落中对此进行了阐述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意义。

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