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限度

9.《全集》第44卷，2001版，第412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10.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857年的印度民族起义之后遭受重创．并于1874年解散，但是1845年并没有发生任何关系到公司存亡的事件。

1. 著名的译法是“罗斯柴尔德”。

12.疑为“购买原材料并出售成品”，不过钱德勒的书中并没有这句话。

13.《全集》第46卷，2003版，第495页。

14.《全集》第46卷，2003版，第494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15.《全集》第46卷，2003版，第495页。

16.《全集》第44卷，2001版，第204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1. 指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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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积累的动态

资本主义具有高度的活力和无可避免的扩张性。它是由为积累而积累的引擎所发动的，它的燃料则是对劳动力的剥削；它构成了一种永久革命的力量，会无休止地重塑我们所居住的世界。我们如何才能描述和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复杂动态，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运动规律？

马克思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是打造多种关于生产过程和资本的流通过程的“抽象描述”。然后，他把这些描述当作“理论对象”，系统性地研究了它们的属性，并由此建立了关于资本积累的动态的诸多“模型”。每个“模型”都构成了一扇特殊的“窗户”或制高点，我们从中可以看见一种复杂得不同寻常的过程。

《资本论》关于资本积累的动态提出了三个主要的“模型”。每一个都反映了三卷《资本论》的每一卷建构这个“理论对象”的方式。马克思在第1卷试图揭示利润在生产过程中的起源—这种生产过程是在资本与劳动的社会关系的庇护下进行的。他构造并阐发了剩余价值理论，而且高度强调了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的过程。但是资本流通可能附带的问题或困难被排除在了分析之外；这里的分析完全依赖于一个简单的假定：资本家在出卖自己生产出来的商品时并没有遇到困难—因而商品总体上是按照价值来交易的。这让马克思得以自由地建构他的第一个积累模型，这个模型所探讨的社会条件和技术条件规定了剥削率。因此，这个模型虽然牢固地扎根于生产的理论领域，却讨论了生产出来的价值在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分配。这个模型以棘手的、严格的、毫不妥协的方式得到了充分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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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第2卷的焦点是资本在它的各个阶段中的流通：

$$
M - C \left( \begin{array} { c } { { L P } } \\ { { M P } } \end{array} \right) \ldots P \ldots C ^ { \prime } - M ^ { \prime } ( \Sigma \Sigma \Sigma ^ { \Sigma C } )
$$

生产和对劳动力的购买在这个过程中被看作相对不成问题的“环节”。处于焦点的是资本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的运动所产生的问题和交换关系中的问题—如果资本要得到实现，这些交换关系就必须具有主导地位。技术变革几乎没有得到强调，而且阶级斗争的宏大思路尽管在第一个模型中极为明显—差不多完全从这幅图景中消失了。这让马克思得以构造出一个相当不同的积累“模型”：这种积累是通过资本流通的扩大再生产来进行的。这个模型植根于资本流通和交换的理论领域，并讨论了资本在消费中的实现所需的条件（见前面第3章)。但是马克思对它的论述并不严格，而是一种想象和试探。

《资本论》第3卷的意图是把前两卷的发现综合起来，并建立一个将生产与分配的关系同生产与实现所需的条件整合起来的模型。围绕“利润率的下降和起反作用的倾向”这个主题，马克思建立了一个关于资本主义动态的综合模型—即关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模型。这个模型在形式上很简单，但这是欺骗性的；马克思用它作为手段揭露了资本主义当中导致不均衡的多种力量，并由此为理解危机的形成过程和解决过程提供了基础。不幸的是，这个模型几乎没有涉及第2卷的探索，因而在理论领域中这个领域应当同时涵盖生产和流通缺乏牢固的根据。可见，这个模型必须被当作马克思在理解这个困难而复杂的问题时所进行的初步的、相当不完整的尝试。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第三个模型到底有多么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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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意图是概述这些积累“模型”各自的性质，并评估它们的缺点和它们所带来的见解。我试图用与马克思一样的方式来进行论述：生产与交换根深蒂固的矛盾—即让剩余价值的生产达到均衡所需的条件与资本流通之间的矛盾必须变得清晰可见。这些矛盾的确为我们理解危机在资本主义当中的形成过程和解决过程提供了有效的基础。然后，第7章将讨论这个过程的实际机制—这些机制对于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至关重要。

1. 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倘若正如马克思所断言的那样，“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这是资产阶级时期的历史使命”²（《资本论》第1卷，第595页)那么一部分的剩余价值就必须转变为新的资本，以便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在《资本论》第1卷接近结束时，马克思说明了“资本的增长对工人阶级的命运产生的影响”3，并在这个过程中为积累的动态建立了一个模型。为了便于论述，某些假定被暗中包含进来了。社会中只有两个阶级：资本家与劳动者。竞争迫使前者至少将他们所占有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用于再投资，以便确保将他们自身作为一个阶级再生产出来。劳动者没有任何获得生产资料的机会，因而他们的生存完全依赖于资本家对他们的雇佣（工人阶级无法为自已生产任何东西)。资本家在按照价值来出卖商品时没有遇到壁垒。流通成本和一切交易成本都被忽略了。经济体被视为单一的整体，因而不同部门之间的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也是可以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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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高度简化的经济体中，收益的形式只有两种：工资与总利润，或者从价值的角度来看，这两个概念就是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由于s/v代表了剥削率，所以我们可以考察剥削率在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社会关系当中的变化，以此来探讨“工人阶级的命运”的某些侧面。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考察可变资本（即工资总额）与剩余价值（在进一步分配之前）在社会总产品中的相对份额。马克思尽管是从价值的角度来展开分析的，却暗中诉诸市场价格，因为他认为工资可以自由地背离劳动力的根本价值。工资率—即实际的剥削率—是由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来规定的。马克思现在必须解释供给与需求的日常现实本身的结构如何能确保剥削率符合资本积累的要求。

马克思为他的积累模型建立了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排除了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并假定劳动的物质生产率和价值生产率都保持不变。在这些条件下，资本积累会导致用于可变资本的支出不断增加。因此，它会“再生产出规模扩大的资本关系：一极是更多的或更大的资本家，另一极是更多的雇佣工人”。换句话说，“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4（《资本论》第1卷，第613页）。

劳动力供给的这种增加是从何而来的？我们可以设想总人口的增长，或者现有的人口更多地参加了劳动力大军。这种数量的增加未必会与剥削率的任何提高相伴随—受剥削的大量劳动力之所以增加，只是为了与资本积累保持同步。实际上，“工人阶级的命运”可能还会改善。工资有可能上涨，而且有可能持续上涨，条件是不妨碍积累的进展。然而，倘若工资超过了劳动力的价值，从而减慢了积累，那么积累的速度就会做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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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中资本化的部分减少，积累削弱，工资的上升运动受到反击。可见，劳动价格的提高被限制在这样的界限内，这个界限不仅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受侵犯，而且还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5(《资本论》第1卷，第620页)

资本积累的步伐与工资率仿佛是反向变动的。但是马克思坚持认为，不论表面上是怎样，积累始终都是独立的变量，工资率则是取决于积累的变量。最终迫使工资率上升的首先是为积累而积累的命令，因为这道命令推进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它远远超出了可用的供给。

这个模型的第一个版本让我们得以联系到资本积累的步伐中的波动来解释工资率的短期振荡。工资所代表的实际剥削率是在劳动力的根本性的均衡价值附近波动的。但这个模型所做的说明并不能保证对均衡的重大偏离在长期也不会出现。倘若劳动力供给的任何增加都会遇到强大的障碍，工资率就有可能远远超过劳动力的价值，以至几乎没有给积累留下任何东西。在这些状况下，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就会受到威胁。

于是，马克思为他的积累模型建立了第二个版本。他现在丢掉了劳动的物质生产率和价值生产率保持不变的假定。在劳工的稀缺面前，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可以被用作维持积累的手段。就预付的总资本而言，这些变革减少了对可变资本的需求，从而降低了工资率，并由此让实际剥削率得到了提高。马克思注意到，这个结果是通过提高资本的价值构成来达到的。因此，“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加成了“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杆”6（《资本论》第1卷，第6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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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资本积累的步伐是怎样的，都有一些机制会让剥削率得以不断上升马克思确切地说明了这些机制。在可用的劳动供给面前，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大大减少了对劳动的需求，从而产生了“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简言之，一部分的劳动力大军被抛出了工作岗位，被机器取代了。

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地从属于资本，就好像它是由资本出钱养大的一样。过剩的工人人口不受人口实际增长的限制，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殖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7（《资本论》第1卷，第632页）

这种由技术引起的失业不仅带来了一个劳动力的储备库，从而为剩余价值转变为新的可变资本提供了方便，而且向工资率施加了下行压力：

产业后备军在停滞和中等繁荣时期加压力于现役劳动军，在生产过剩和亢进时期又抑制现役劳动军的要求。所以，相对过剩人口是劳动供求规律借以运动的背景。它把这个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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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在总产品中的份额必须“绝对符合”资本积累的要求（见前面第2章)，而我们在这里终于发现了保持这个比例的机制有怎样的秘密。大体上受资本家控制的技术变革可以被用来确保将剥削率保持在接近均衡条件的水平，而这个均衡条件是由积累的要求来界定的。至于是否能恰好达到这种均衡，那是无法确保的。工资相对于利润的份额的循环振荡反映了“产业后备军或过剩人口的不断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后再形成”9（《资本论》第1卷，第632—633页）。

工资率在某些条件下也可能会被系统性地压制在低于劳动力价值的水平。我们在第4章看到，技术变革的起源是竞争以及对劳工的稀缺或高涨的阶级斗争加以应付的需要。只有当工资率严重下跌，因而固定资本比劳动更加昂贵时固定资本是为了代替劳动而设计的产业后备军的增长才会淡化对技术变革的刺激。反过来，只有在对技术变革的刺激被淡化时，工资率才会停止下跌。至于这类因素为工资率设定的下限是否能对应于平衡的积累所需的均衡工资，那就根本无法保证了。在由此设立的舞台上，马克思就推导出了一条备受推崇的定理：无产阶级无可避免地会逐渐变得贫困。

从这个积累模型所含有的假定出发，我们可以相当自然地推出这条定理。马克思证明了资本主义之下的积累和技术变革意味着失业者绝对数量的增加—按照这个模型的假定，这种趋势只有在不同寻常的扩张时期才会发生短暂的倒转。失业和就业不足是由资本造成的。于是，工人阶级在就业保障、工资率、工作条件等方面会面临地方性的危机。

的作用范围限制在绝对符合资本的剥削欲和统治欲的界限之内。8（《资本论》第1卷，第6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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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的增加”是由极为强大的力量所导致的；这些力量倘若不受约束，就会把劳动者降低到单纯的“动物的生存条件”10。在马克思的模型所做的假定中只存在一个约束，它关系到创新的动力在工资率的水平愈发下降时的不断减退。由于这个约束相对较弱，所以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其实还是意味着民众的不断无产化，也意味着贫困的增长。这通常被看作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之下的未来所做的错误的“预言”之一。虽然马克思决不会舍不得在政治上利用这个主张，但它事实上不是一则预言，而是完全以第一个积累模型的假定为前提的一个命题。我们只要考察一下第二个积累模型通过扩大再生产来积累就可以明显地看到，还有另一些起反作用的影响在运作。

从马克思的第一个积累模型出发，我们可以得出三条根本性的结论。第一，资本积累在结构上是由失业的产生来约束的，因而会给大部分工人阶级带来地方性的危机这种危机的强度是不断波动的。第二，调节工资率的力量倾向于把它们保持在较低的水平，而不是维持平衡的增长所需的水平。这第二条结论对于第二个和第三个积累模型所提出的论述至关重要。第三，资本主义对劳动力供给的控制（方法是制造产业后备军）削弱了劳工在劳动过程中的力量，并使生产中的阶级斗争的平衡倒向了对资本有利的一边（见第4章）。

马克思为了推导出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而建立的整个理论结构立足于某些强烈的、相当局限的假定。尽管其中一些假定随后在分析的进程中会被丢弃，但另一些假定始终没有受到质疑。现在让我们转向后面这些假定。

例如，让我们考察一下对劳动力价值的界定。技术变革既然会减少必需品的价值，就可以减少劳动力的价值，从而减少用于可变资本的支出，却丝毫没有降低就业的劳动者数量或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我们已经看到，这是资本家的相对剩余价值的一种来源。但这也意味着在劳工的实际生活水平从使用价值的角度来衡量保持不变乃至上升时，工资在社会总产品中的份额却有可能下降（见前面第2章）。马克思在他的模型中不仅没有包含这种可能性，而且实际上假定了按照一定的生活水平（从使用价值的角度来衡量）把劳动者再生产出来所需要的商品的价值会始终保持不变。工人的贫困化是相对于这个生活水平来评判的。按照这些假定，可变资本在社会总产品中的份额的任何下降都可以自动呈现为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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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还假定，工人的家庭没有能力为自己生产任何东西，因而劳动力的价值完全是通过市场中的商品交换来界定的；这个假定也制造了一些在理论中和历史中都十分有趣的问题。倘若工人可以供养自己，劳动力的价值就会降低，资本积累的速度也就会提高。从这个立场来看，尽量迫使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回到家庭生活的框架中（因而一般会落到女性的肩膀上）是对资本家自己有利的。①于是，这意味着工人必须有机会至少获得有限的、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但是工人倘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处理好与自己的再生产相关的需要，就不太需要参加雇佣劳动了，而且在遇到罢工和其他形式的劳工斗争时肯定会更加坚韧。从这个立场来看，提高工人对商品交换的依赖才是对资本家阶级有利的。但这意味着要让劳工的生活水平得以上升、让劳动力的价值得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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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必须在这个语境下考察家庭在确定劳动力的价值时所起的作用这个大问题。参见《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中的辩论这是由塞科姆（Seccombe)(1974）所发表的文章引起的；亦见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大会(Conference of Socialist Economists)(1976)；希默尔魏特(Himmelweit)与莫恩(Mohun)(1977）和马洛斯（Malos)(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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