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限度

倘若听其自便，那么个别资本家无疑会想方设法地压低工资。因此，“资本的经常趋势是使工人降到……不费分文的地步”。资本家的这种努力越是成功，他们能够对劳动大军施加的控制就越小：“假如工人能靠空气过活，那用任何价格也不能购买他们了。”1（《资本论》第1卷，第600页）因此，这里有一个潜在的冲突：资本家既需要节省用于可变资本的支出，以便提高剥削率，又需要通过强有力的经济依赖的纽带来控制劳动大军。只有当工人完全依赖于资本家才能保持合理的生活水平时，资本家才能完全获得在工作地点支配劳动的权力。

这个矛盾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多半密切关系到物质生活水平的变化、家庭中的劳动过程的变化、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的变化、家庭生活的结构、阶级意识的状况、阶级斗争的形式等等。马克思在他的积累模型中排除了这些因素。我们实在不能为此责怪他，因为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困难而复杂的。然而，批判性地审视他模型中的假定的确可以让我们就支配了资本主义历史的相互矛盾的力量产生一些有趣的思考。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劳工的物质生活水平明显改变了；这是否反映了资本对劳动的控制的延伸，即通过更强的物质上的依赖—这是由生活水平的提高所带来的来控制劳动？这种对控制权的追逐是否也意味着一种持久的倾向：使工人及其家庭在更低的程度上承担自己的再生产成本？这类问题正是我们可以提出来的。①

资本的限度

163

272

① 劳工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既然增加了劳动者及其家庭对资本的依赖，就有可能同资本与劳动的更大程度上的合作和谈判相联系布洛维（1979）报道了这种情况。资本家多半意识到了增加依赖是对自己有利的，而且的确往往会专门通过国家这个代理人来鼓励增加劳工的负债等等。

但最重要的是，这促使我们考察一个相当令人吃惊的问题：马克思未能对劳动力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中的支配性过程展开任何系统性的研究。毕竟，劳动力是唯一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体系中处于根本地位的商品。它也是唯一并非直接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中生产出来的商品。它是由一种社会过程生产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家庭向来都在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的语境下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至今也仍然如此；这些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可能会受资产阶级影响，会被各式各样的国家干预所束缚，但是归根到底总是处在工人阶级生活的范围内。由于劳动供给的数量和性质在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是一个重要的侧面，所以我们或许会期待马克思对它有所谈论，即便这番谈论只是为了把更为详细的考察往后拖延。但是马克思几乎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发挥，而且后来毫无疑问再也没有提到它。这个遗漏也许是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中最为严重的缺口之一，而且可以肯定是极其难以填补的，原因无非在于积累与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过程之间的关系隐藏在极为复杂的迷宫里，因而分析仿佛无从着手。①

为了在这种批评面前捍卫马克思，我们可以指出，研究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是为了确证两点：不论劳动力的供给是怎样的，资本都会制造产业后备军；我们在解释贫困和失业时也可以不用涉及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经常提到这些过程，尽管他们的理解是很糟糕的。马克思对马尔萨斯式的人口理论的攻击李嘉图欣然接受了这种理论，没有加以批判是明确而激烈的。马克思极其尖锐地对马尔萨斯式的一个观点进行了指责：大量人口的贫困和苦难被归咎于一种据说是“自然的”人口规律。马克思则认为，根本没有“普遍的人口规律”，“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发生作用的人口规律”。1（《资本论》第1卷，第62页）积累的一般规律非常成功地证明了资本对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是马尔萨斯所表述的、李嘉图所接受的“所谓自然人口规律’的基础”13。

第6章积累的动态

① 这个话题值得广泛地加以历史分析和理论分析。汤普森（1963）、福斯特(Foster)(1975)、斯科特（Scott)与蒂莉（Tilly)(1975)、梅亚苏（Meillassoux）(1981）和其他许多学者都承担了这个任务，女性主义文献则对许多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了质疑，并以一些重要的方式重塑了这场讨论的内容和方向—例如参见艾森斯坦（Eisenstein)(1979)、汉弗莱斯（Humphries)(1977)、哈特曼（Hartmann）（1979）和李科克（Leacock）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42；1972版)写的“导言”。亦见扎列茨基（Zaretsky)(1976)、东泽洛(Donzelot)(1979)和梅里尼亚（Mérignas)(1978)。

273

然而，一旦我们试图把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推向更加现实的领地，问题就出现了。马克思提示说，为了做到这种推进，关于积累与关于人口增长的理论必须被构造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写道：积累所要求的“基本条件是人口即活的劳动能力的最大限度增长”“4（《大纲》，第608页）。进一步讲，“只有在人口这样绝对增加（虽然和使用的资本相比，人口相对减少了）的条件下，积累才能成为经常的不断的过程。人口增加表现为积累这个经常过程的基础”5(《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47页；参见《大纲》，第764、771页）。正如斯威齐所指出的那样，人口的增长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表现为一个重要的、隐藏的假定。大体上讲，马克思所谈论的过程在绝对人口减少的条件下似乎无法有效地运行，而且劳动的供给越是由于人口的增长而迅速扩大，积累的循环波动似乎就会变得越不显著。①

资本的限度

274

① 见斯威齐（1968，第 222—226 页）和森岛与凯特福雷斯（Catephores）(1978 ).

但至于人口的增长与资本积累是由哪些机制联系起来的，马克思却没有为我们提供多少见解。在谈论哪些特征会促进人口的高速增长时（较早的结婚年龄、出生率的上升等等)，马克思的文字与马尔萨斯并没有非常大的不同。马克思仅仅补充了一点—这一点极为重要由于没有机会获得生产资料，劳工的家庭不论在繁荣的时期还是在萧条的时期都会同样努力地积累它所拥有的唯一“财产”形式：劳动力本身（《资本论》第1卷，第643页）。但是资本主义之下的人口增长的规律—假如有这些规律的话仍然有待说明。就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而言，马克思及其同时代人似乎都受困于同一片广大的无知的沼泽。

倘若总人口中参加雇佣劳动的比例提高了，劳动力大军就同样可以扩大。这种“潜在的”产业后备军6这是马克思对它的称呼—可以有诸多存在形式：家庭中的尚未作为雇佣劳动者就业的女性和儿童、独立的自耕农和手艺人、各种各样的工匠，以及其他众多不用把劳动力作为商品来出售就可以维持生计的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倾向于消灭所有这些社会形式—其中许多都是前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遗迹——并提高必须出售劳动力才能生活的人口的比例。在马克思本人的时代，这个比例即使在英国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是相对较小的。只有到了相当晚近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才缓慢地渗透了生活的全部领域，把雇佣劳动变成了生存的一般条件。就此而言，我们发现我们自己也在逐步前进：让价值规律得以不受限制地运行的条件正在臻于完善。然而，现代无产阶级的创造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从原始积累的最初时刻一直到当下，它都包含了暴力的剥夺、各种各样的法律诡计和为数不少的欺诈。因此，对潜在的产业后备军的发动不能被看作一项简单的或容易完成的任务。①

165

第6章一积累的动态

275

当全部体格健壮的人口都参加了劳动大军之后，通过上述手段来进行的劳动供给的扩大就达到了极限。尽管这个极限在一些发达的工业经济体中已经快要达到了，但是世界的其他部分还有大量后备的劳动力。资本主义的历史充满了前资本主义经济体被消灭的例子，这些经济体的民众也由于市场的力量或物理的暴力而变成了无产阶级。这在19世纪中期发生在了爱尔兰人身上（这是马克思最喜欢的例子之一)，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过程在发挥作用，因为墨西哥人和波多黎各人被引人了美国的劳动力大军，阿尔及利亚人成了法国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南斯拉夫人、希腊人和土耳其人成了瑞典劳动大军的一部分，如此等等。这一切将我们带到了另一个问题的边缘，它也触及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即资本与劳动在世界舞台上的相对机动性（见第12章）。

对产业后备军的发动—特别是对“潜在”部分的发动—依赖于劳动和资本在社会和地理两个方面的机动性。例如就劳动而言，倘若“劳动力能够更迅速地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那么利润率就能更快达到均衡，资本积累的激情也能更快得到满足（《资本论》第3卷，第196页；第1卷，第632页）。高度机动的劳动大军对于资本主义成了一种必要。但我们在这里也可以找出一个矛盾。产业后备军只要仍然存在，从而给已经就业的人带来永久的威胁，就可以起到压低工资率的作用。劳动的机动性无法达到完全从资本的掌握中逃脱出来的程度。就此而言，资本在世界舞台上更高的机动性—由此在全世界阻止了逃脱的可能性，并把越来越多的世界人口拖进了商品交换的关系乃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维持为积累而积累是至关重要的。

资本的限度

166

276

① 列宁的研究《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956版）仍然值得阅读。 17

劳动供给的社会学的、人口学的和地理学的方面对于任何关于资本积累的一般理论都十分重要。但是考虑到马克思建立这第一个积累模型的主要目的，这些方面就可以被合理地放在一边。马克思做了一个令人信服的、严格的、卓越的证明：如果我们在资本主义之下发现了苦难、贫困和失业，那么它们必须被解释为这种生产方式的产物，而不能被归咎于“自然”。然而，一种更加全面的积累理论要求丢弃一些较为局限的假定；马克思在他的第二个和第三个模型中就是这样做的。

1. 通过扩大再生产来进行的积累

在《资本论》第2卷的末尾，马克思把资本积累从生产领域中提取出来，并在交换领域中为它的特征建立了模型。“扩大再生产”的模型探讨了让积累以平衡的方式通过经济体的不同部门或“部类”之间的商品交换来进行所需的条件。马克思所构造的“再生产方案”一直以来都持续吸引着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作者，而且对经济思想的所有方面都施加了深远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往往处于“地下”。因此，这些方案得到了详细的解剖和分析；研究者还探讨了它们的变种，而且既用它们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又用它们来说明资产阶级理论。由于别的地方出版了许多对这些方案的描述，所以我将简单地概述它们的主要特征，并对它们做出解释和评价。①

第6章一积累的动态

① 完整的描述可以在德赛（1979）、霍华德（Howard）与金（King）(1975）、森岛（1973）和斯威齐（1968）那里找到。

277

马克思诉诸使用价值的准则来把一个经济体拆分为两个“部类”。第1部类生产固定资本和流动的不变资本，即以生产性的消费为目的的使用价值。第2部类则为个人消费—工人的必需品和资产阶级的奢侈品生产使用价值。之所以要建立一个两部门的积累模型，是为了说明若要使资本积累在长期达到平衡，就必须在生产资料的生产（第1部类）与消费品的生产（第2部类）之间如何保持一定的比例和一定的相对增长速度。然而，马克思在文本中多次表示，进一步的拆分也是必要的—例如，第1部类的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可以区别开来，第2部类的必需品与奢侈品也可以区别开来。

两个部类中的投入和产出在物质上的数量必须恰好具有合适的比例，资本积累才能平滑地运行。第1部类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必须恰好满足全部生产者对机器、原材料等物品的需要。第2部类所生产的消费品的数量必须恰好可以维持劳动大军惯有的生活水平，并满足资产阶级的欲求和需要。商品的物质形态和数量在这些积累模型中起到了潜在的重要作用（《资本论》第2卷，第94页）。

部类之间的物质交换是通过市场来完成的；由此可见，部类之间的货币交换也必须达到平衡。为了在研究这个过程时避免过多的复杂情况，马克思假定所有商品都是按照价值来交换的。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竞争的影响被忽略了，因为这里忽略了一个事实：商品是按照生产价格而非价值来交换的。马克思也完全撇开了市场上货币价格的波动、实际的货币流动、信用体系等等。他声称这些再生产方案只讨论使用价值和价值。但他的分析实际上差不多完全是从价值的角度来展开的，几乎没有涉及物理的、物质的数额。

马克思对价值流动的分析一部分用的是文字，一部分用的是数字。用代数的方法来表达这个观点要简单得多。第1部类的总产出 $W _ { 1 }$ 可以表达为 $C _ { 1 } { + } V _ { 1 } { + } S _ { 1 }$ ，对于第2部类则有$C _ { 2 } + V _ { 2 } + S _ { 2 } = W _ { 2 }$ 。如果资本要积累，两个部类就必须各自重新投入一部分剩余价值来购买额外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因此，我们可以用如下方式将总产出的价值的各个成分拆解为两个部类：

167

资本的限度

278

$$
\$ 123,456
$$

$$
\begin{array} { r } { \frac { A + A } { 4 } 2 \frac { 2 + B } { 1 6 } 3 \frac { 1 } { 3 } \frac { 1 } { 4 } ( 4 - 3 ^ { 2 } 5 \frac { 3 + B } { 1 6 } 3 \frac { 1 } { 4 } + 1 ) C _ { 2 } + V _ { 2 } + S _ { 0 2 } + \Delta C _ { 2 } + \Delta V _ { 2 } = W _ { 2 } } \end{array}
$$

这里的 $\pmb { S _ { 0 } }$ 表示在再次投资了额外的生产资料 $\Delta C$ 和额外的可变资本 $\Delta V$ 之后仍然有待消费的剩余价值的数额。

为了使这个体系达到均衡，第1部类的生产资料的总产出 $( \pmb { W } _ { 1 } )$ 必须恰好等于第1和第2部类对生产资料的需求$\left( \begin{array} { l l l } { C _ { 1 } + \Delta C _ { 1 } { + } C _ { 2 } { + } \Delta C _ { 2 } } \end{array} \right) _ { c }$ 如果假定工人和资本家把自己的所有收益都花费在消费品上面，就有 $W _ { 2 } { = } V _ { 1 } + \Delta \ V _ { 1 } { + } S _ { 0 1 } + V _ { 2 } { + } \Delta \ V _ { 2 } { + } S _ { 0 1 }$ 由此很容易证明，为了维持平衡的增长，部类之间需要有如下交换比例：

$$
C _ { 2 } + S _ { 0 2 } + \Delta C _ { 2 } { = } V _ { 1 } + \Delta V _ { 1 } + S _ { 0 1 }
$$

用文字来讲，这不过是说第2部类对生产资料的总需求必须恰好等于从第1部类产生的对消费品的总需求。倘若不能保持这个比例，就无法维持平衡的资本积累，从而会引发比例失调的危机（即生产资料或消费品的生产过剩或生产不足）。

马克思有一个用数值表示的例子，它具有一些有趣的性质，因而值得加以重构。两个部类的产出如下：

$$
{ \begin{array} { r l r } { { \frac { \lambda \mu _ { 2 } } { 9 ! } } ~ | ~ { \stackrel { \lambda \mu } { \mu } } | [ 3 \mu ] | ^ { 2 } } & { { } } & { 4 0 0 0 C + 1 0 0 0 V + 1 0 0 0 S = 6 0 0 0 = W _ { 1 } } \end{array} }
$$

$$
\begin{array} { c c } { { \ddagger 2 } \xrightarrow { \ddagger } \quad } & { { } } \end{array} \qquad 1 5 0 0 C + 7 5 0 V + 7 5 0 S = 3 0 0 0 = W _ { 2 }
$$

需要注意的是，两个部类的剥削率sv是相同的，但是两个部类的资本价值构成c/v和利润率 $s / \ ( \ c { + } \nu )$ 是不同的。利

168

第6章一积累的动态

279

润率并没有平均化—这是由于马克思做了一个简化，即商品是按照价值而非生产价格来交易的。

为了使这个体系保持平衡，再投资必须具有如下比例：

$$
\begin{array} { r l } { \frac { \partial \exp } { \partial \Psi } ~ | ~ \stackrel { \mathrm { i v } } { \underset { \mathrm { H } } { \mathrm { i n } } } | ^ { 3 } \sum _ { \kappa } ^ { * } } & { { } 4 0 0 0 C + 4 0 0 \Delta ~ C + 1 0 0 0 V + 1 0 0 \Delta ~ V + 5 0 0 S _ { 0 1 } - 6 0 0 0 = W _ { 1 } } \end{array}
$$

$$
\begin{array} { r l r } { \frac { \kappa \phi } { \phi } \geq \frac { 3 \gamma \beta } { \Theta } | \bar { \xi } \frac { 3 \xi } { \mathcal { F } } } & { { } } & { 1 5 0 0 C + 1 0 0 \Delta C + 7 5 0 V + 5 0 \Delta V + 6 0 0 S _ { 0 2 } = 3 0 0 0 = W _ { 2 } } \end{array}
$$

按照这里的设定，马克思假定了只有资本家会储蓄，而且他们只会在自己的部类中进行再投资—这个假定略显怪异，因为按照通常的描述，资本在部门之间是高度机动的。还需要注意的是，再投资的发生并不会扰乱资本的价值构成。这个模型并不包含技术变革。这又是一个怪异的假定，完全违背了第一个积累模型对技术变革的强调。两个部类的再投资率也是不同的——第1部类的资本家把剩余价值的一半转变成了额外的生产资料和可变资本，而第2部类的资本家只转变了他们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五分之一。如果我们依照马克思的数字持续进行多年的积累，这个再投资函数就会发生某种奇怪的变化。为了保持体系的平衡，第2部类的资本家必须在第二年和之后的每一年把他们的再投资率提高20%到30%。

这些独特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许要归因于马克思对数字的选择，但的确有助于使我们专注于两个部类的相对再投资率—它们对于维护体系的稳定十分紧要。我们如果将这两个再投资率分别记作 $a _ { 1 }$ 和 $a _ { 2 }$ ，并以同样的方式将两个部类的资本价值构成记作 $k _ { \mathrm { { r } } }$ 和 $k _ { 2 }$ ，就可以证明扩大再生产当中的均衡交换需要如下条件：

$$
\frac { a _ { 2 } } { a _ { 1 } } = \frac { 1 + k _ { 2 } } { 1 + k _ { 1 } }
$$

也就是说，相对再投资率必须反映出两个部类的价值构成的差别[霍华德（Howard）与金（King)，1975，第191页]。

资本的限度

169

280

我们还可以看到，两个部类中就业扩大的相对速度是按照再投资率和价值构成来变化的。

马克思所建立的资本积累的两部门模型似乎表明，在合适的条件下包括资本家正确的再投资战略积累可以在相对没有麻烦的情况下永远持续下去。这个描述了无休止的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模型当然吸引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给马克思主义者带来了严重的两难。假如资本主义可以无休止地保持积累，那么马克思主义者预言资本主义的无可避免的灭亡还有什么根据？甚至连预言危机的无可避免的形成都是没有根据的。例如，为这些问题烦恼不已的卢森堡拿出了《资本积累论》这整部论著来猛烈谴责马克思在表述再生产方案时的错误和遗漏。为了更好地理解这场论战，我们必须考察这些方案所包含的假定和马克思建立它们的用意。

马克思的目的是不难看破的。他希望改进魁奈的名作《经济表》，其中“无数单个的流通行为，从一开始就被概括为它们的具有社会特征的大量运动—几个巨大的、职能上确定的、经济的社会阶级之间的流通”9（《资本论》第2卷，第359页)。简言之，他希望从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角度来研究“社会总资本”的“流通过程”。

但他还想要理清这样一种过程所包含的矛盾。于是，他打造了一种手法，让自己得以在各个部类中识别出产量、价值交换和就业的成比例的增长率；倘若这些比例得不到满足，就会造成危机。之所以花这么大工夫来界定均衡，一如既往地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对均衡状况的偏离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当中是无可避免的。

为了评判这些再生产方案所描述的平衡而和谐的增长，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其中包含的局限的假定。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马克思的阐述方式违背了资本的概念资本是一种持续的过程—从而背离了整部《资本论》第2卷在总体上采取的研究思路。这些再生产方案衡量资本的方法是：生产期间开始时可用的一定存量的投入品的价值（初始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加上生产期间结束时为了购买额外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而再分配的剩余价值。必要的平衡是用一种“年初及年末”的会计程序来界定的，这种程序忽略了一年中的一切变化。这种会计程序还假定所有资本都是以商品形式存在的，而且都在生产期间内被完全耗尽了不存在作为货币或库存的资本，也不存在从一个生产期间延续到下一个生产期间的固定资本。马克思是从高度简化的存量角度来建立积累模型的，而这可以使分析变得非常容易处理。但他付出的代价是偏离了非常基本的，却又更加困难的流量概念，这个概念是他在之前的章节、特别是在讨论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流通的章节试图加以推敲的。

第6章积累的动态

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