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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以完全排他的方式来强调价值交换并不符合马克思所陈述的目的，也违反了他的规则：决不能孤立地看待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三者中的任何一个。平衡的增长事实上要求物质性的使用价值与货币交换也达到平衡。假如马克思丢掉了分析的其中一个维度，那还可以原谅，但是丢掉两个维度就无从辩解了；更有甚者，他所指定的意图还是在他的模型中考察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两个方面。他假如一直遵循这个意图，就会提出一些有帮助的见解。

例如，为了知道价值的平衡交换是否会与使用价值的平衡交换同时出现，我们首先需要的信息是一些技术性的系数，包括物质投入与物质产出的关联系数以及对商品在交换中的相对价值加以规定的系数。这直接将我们引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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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似乎意识到了一些困难，因为他在他的扩大再生产模型中使技术保持不变。这种处理与第一卷的积累模型对技术变革的强调有显著的反差。这个反差极为鲜明，从而直接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从平衡交换的立场来界定的“可行的技术”与在生产中维持资本积累所需要的技术变革之间有潜在的严重冲突。各种要求之间的这种抵触倘若得到了恰当的识别和理解，就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对资本主义之下的危机进行解剖的工具。假如马克思扎实地提出了这样一番论述，给《资本论》第3卷中的积累的综合模型带来困扰的问题解决起来就会容易得多。因此，我们在下一节和下一章将回到“与技术相关的要求之间的抵触”这个主题，并进行详细的研究。

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模型还含有其他诸多局限的假定，需要加以批判性的考察。他假定社会中只有两个阶级——资本家与劳动者却忽略了分配的其他方面。货币的职能是纯粹的支付手段，没有贮藏，一个部类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不能投资到另一个部类，利润率没有平均化，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如此等等。有了现代数学的技巧，我们就有可能探讨其中一些假定被丢弃时会发生什么变化—在一些情况下，我们已经获得了有价值的见解。

森岛在这方面的著作特别有趣，因为它有助于阐明马克思致力于研究的一些基本主题。森岛考察了当一个部类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可以再投资到另一个部类时会发生什么变化。他的结论是，马克思用数值表示的例子所描述的平衡增长会变得不稳定，“倘若生产工资品和奢侈品的第二部类具有比第一部类更高的资本价值构成（即更为密集地使用资本），平衡的增长路线就会发生……爆发式的振荡”。当第1部类的资本价值构成高于第2部类时，我们得到的只是“爆发，而没有波动”，也就是“对平衡的增长路线的单调的背离”。因此，从再生产方案中可以毫不费力地产生强烈的循环波动或长期慢性的不稳定性，而且马克思大概一直希望能对此加以分析。然而，森岛的模型所针对的情况还具有特别的趣味，因为它表明了利润率在竞争中的平均化会干扰均衡增长所需的平衡。这一点本身就巧妙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主题：平衡的增长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当中是不可能的（森岛，1973，第125—127页）。

概念，即可行的技术它被界定为可以在部类之间同时使物质交换与价值交换达到均衡的生产技术。包含在生产资料中的与包含在消费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必须具有恰好合适的比例，否则使用价值与价值这两个维度就无法同时达到平衡。这显然对有可能采用的技术施加了严厉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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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岛的模型也包含了一些假定，并受到了公正的批评。德赛就此指出，资本家倘若改变了他们的再投资率，而不是像森岛所假定的那样具有不变的再投资率，也许就能够减弱长期的不稳定倾向和爆炸式的循环振荡的倾向。但这样一来，资本家可能又会造成失业率的循环变动，而这凸显了另一个困难：“可行的技术”和“适当的再投资率”尽管提高了对劳动的需求，却根本不能保证这种提高会与劳动的供给相一致。这将我们带回了第一个与第二个积累模型为持续的资本积累设立的条件之间的矛盾（德赛，1979，第16、17章）。

由此可见，我们也没有公正地对待马克思本人思想的错综复杂性。恩格斯从马克思关于简单再生产的笔记中重构的那一章是漫长的、曲折的、吃力的，却仍然具有深刻的想象力，包含了大量很难整合到简化的扩大再生产模型当中的材料。我们也不应当忽略在那之前的一些有趣章节，它们写的是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流通。马克思对于潜伏在他所采取的分析思路背后的困难实在太了解了。倘若在这一大堆材料里面挑三拣四地列出一些问题，把它们说得特别重要，也许就会显得有些令人反感；但有三个问题是十分醒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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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我们应该注意到，劳动力的再生产被整合到资本流通当中了。工人实际上变成了“资本的附属物”20，在交换领域和生产领域都是如此。马克思虽然在这里不是非常关注细节，却看到了“平衡的积累”要求劳动者用他们所拿到的可变资本从第2部类的生产者那里购买商品。工人阶级的有效需求——这取决于工资率—成了一个可能支持或损害平衡增长的要素。《资本论》第1卷所描述的过程解释了工资为什么无法远远超过国民产出的某个均衡比例，并进一步提出了一种主导性的压低工资率的倾向—它会使工资率大大低于这个均衡比例。在《资本论》第2卷中，我们看到了当工资下降到大大低于这个均衡水平时，为什么必定会招致部类之内和部类之间的资本流通危机：劳动在总产品中的份额的迅速变化会干扰通过交换来进行的平衡的资本积累。

在交换领域中把工人阶级转变为资本的单纯附属物“可变资本”—产生了不可胜数的社会后果。一旦工人的消费被整合到了资本流通当中，他们在交换关系的领域中的独立和自主就成了一种潜在的威胁，资本家必须设法予以消除。生产工资品的资本家不得不生产特定的、符合工人的欲求和需要的使用价值。毕竟，工人作为货币的拥有者可以“自由地”行使消费者的选择权。可是我们还可以看到，以工资来支付的可变资本若要平滑地转换为第2部类所生产的商品，那么“合理消费”就是必要的—这种合理性是从资本积累的立场来看的。资本通过复杂的机制伸展到了生活地点，以便确保工人会“合理地消费”，并确保再生产出来的劳动力具有必不可少的数量和性质。马克思本人嘲弄了“资本家先生和他们的报刊”是如何“推敲哲理、谈论文化和侈谈博爱”的：因为他们“对劳动力花费自己的货币的方式……感到不满意”21（《资本论》第2卷，第515页）。我们还应该把诸多劝说和支配的手段补充进来，包括通过国家这个代理人来发动的手段（当然通常是以公共福利的名义)；这样一来，工人阶级的文化和消费习惯就可以大致遵循“为了积累而合理消费”的要求。然而，我们越是在这条道路上探险，就越是被迫要进入大体上被马克思忽略的劳动力再生产领域。①但从活的劳动者到单纯的可变资本的转换让我们得以觉察到无论这种觉察多么模糊—另一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的思路：与劳工的生活品质相关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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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马克思在固定资本的形成和使用的问题上有一番简短的游走。这个问题实在带来了太多困难，无法被整合到扩大再生产的模型当中；但在关于简单再生产的很长一章里，马克思相当多地谈论了为固定资本项目它们会持续多个生产期间找出均衡的投资率的问题。他在那里指出，生产固定资本和流动的不变资本的第1部类必须面对一些独特的问题，如再投资的时机、货币流动等等。他提出，即使在最苛刻、最简化的假定下，对固定资本的投资也很有可能造成强烈的循环运动，从而有可能迅速发展成危机。因此，一旦在这里的图景中引入了固定资本，两个部类之间的资本流通就必定会至少在均衡点附近振荡。这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是一项重要的未竟事业—鉴于它的重要性，我们将在第8章予以单独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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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文化会由于资本积累而转化成听命于剥削的模式，但我们决不应该掩饰这种转化的难度。它在生活地点引发了各种形式的冲突和斗争，这是资本主义生活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见卡斯特（Castells）（1977）和哈维(1978)。

第三，虽然货币在扩大再生产的模型中被当作支付手段，但在文本中有无数说法指出，货币的生产和流通并不像表面看来那么简单。马克思排除了货币资本和信用体系所带来的问题，理由是它们会掩盖价值流通的实际过程（《资本论》第2卷，第421页）。但他也承认，货币流通和信用的创造具有现实的后果，而且货币商品的生产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第1部类的一个分支，因为它有一些非常特殊的性质（例如，在生产的各个分支当中，只有它投入流通的货币多于它在购买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时吸收的货币)。马克思在这一切讨论中试图假定“资本家手中除生产资本外，必须要有一定的货币储备或者作为资本预付，或者作为收入花掉”22（《资本论》第2卷，第420页）。至于这些货币从何而来、谁对它们的供给负责，以及这种供给如何“促进了”交换或“为资本预付提供了方便”，那都是令人烦恼的问题，我们将在第9章和第10章回到这些问题。这一切未必会妨碍扩大再生产的模型，因为这个模型假定了资本仅仅作为商品而存在。但若我们追求的是更加现实的模型—资本在其中还要采取货币和生产用具的形式，这些生产用具会从一个生产期间延续到下一个生产期间那么关于货币和信用的整个问题就会成为分析的根本。

这三个话题绝不可能穷尽马克思在分析通过交换来进行的资本积累时提出来的，却未曾解决的问题。我之所以将它们挑出来加以谈论，既是为了显示马克思对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的讨论是具有想象力和丰富性的，又是为了说明一些在我试图建立的总体论述中极为重要的观点。例如就可变资本的流通而言，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有些力量是与促使无产阶级不断贫困化的力量相反的。通过把第一个与第二个积累模型关联起来，我们就可以识别出一些力量，它们可以导致均衡的工资率或工资在总产出中的均衡份额。一旦过多地偏离了工资在总价值中的均衡份额，很可能就会造成资本流通的危机这种危机可能会冲击交换领域或生产领域，这取决于工资是高于还是低于均衡价值。决定工资的社会过程——资本家之间的竞争、阶级斗争等等—确保了这种均衡只能在偶然中达到。生产与消费在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当中是无法保持平衡的（见后面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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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就对扩大再生产方案的总体评价而言，我们现在置身何处了？马克思毫无疑问并不试图用他所建立的框架来为资本主义增长过程的实际状况或投入产出结构的现实状况建立模型。假如按照这样的规划来评判，这些再生产方案就只具有历史的趣味了—这种历史的趣味在它们的时代是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却缺乏当代模型的力量。倘若从马克思本人的规划出发来评判，这些方案就可以得到一种相当不同的解释。设计它们是为了在理论中得出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内在逻辑的见解，而要产生这些见解，就要为一个“理论对象”它是针对以交换为手段的资本流通的领域来界定的—建立精密的模型。让我们考察一下这些见解有怎样的本质，以及它们可能得到何种正当的使用。

在《资本论》第1卷中23（第578页），马克思写道：

可见，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联系中加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加以考察时，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

我们在第一个积累模型中也看到了“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或积累”会如何“再生产出规模扩大的资本关系：一极是更多的或更大的资本家，另一极是更多的雇佣工人”24（《资本论》第1卷，第6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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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产方案让我们得以从交换关系的立场来考察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关系的再生产。资本在流通时仿佛穿过了作为可变资本的劳动者的身体，并由此将劳动者变成了资本流通本身的单纯附属物。资本家同样被资本流通的规则监禁了，因为只有遵守这些规则，才能确保不变资本的再生产和扩大以及更多剩余价值的生产。简言之，我们所观察到的规则支配了整个社会阶级的再生产它的规模会逐渐增加。

单纯从交换的立场来看，这种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仿佛的确是相对不成问题的。诚然，对平衡积累的任何完整的描述都应当考虑到无数独特的和复杂的情况。固定资本的流通所带来的困难、考虑库存时的问题、货币资本的存量、信用体系的运行等等都是挥之不去的麻烦。但是其中的许多问题要么在分析中消失了，要么至多在持久的再生产过程中一它原本运行得十分顺利引起了一些循环振荡。

即使详尽地探讨这些额外的特征，也只能稍微敲打一下马克思的模型它们所描述的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再生产是无休止的，而且处于相对没有麻烦的状态。这些模型假如直接就其本身来看待完全把它们与马克思的总体规划分割开来—就理应受到卢森堡对它们做出的猛烈谴责。卢森堡的原则性的反对意见事实上是相当正确的：马克思在他的再生产方案中完全没有解释有效需求从何而来，而有效需要是用来在交换中实现商品的价值的。但是马克思在这一点上不过是如实地对待了他自己。毕竟，他在《资本论》第1卷中的原则性观点是我们绝不可能通过对交换领域的分析来发现利润从何而来的秘密。在《资本论》第2卷关于剩余价值的流通的章节，马克思针对有效需求给出了恰好相同的观点。我们不论挖掘得多深，都绝不可能在交换中发现资本是如何实现的，除非我们回到生产领域“门上挂着‘非公莫入’牌子的隐蔽……场所”。因此，正是在生产领域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资本是怎样进行生产的，而且还可以看到资本本身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25（《资本论》第1卷，第176页）。资本也正是在生产领域中才得到了实现（见前面第3章）。这正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始因（primus agens）的“为积累而积累”所具有的最终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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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当然会迫使我们考察一种鲜明的反差：一边是在生产领域中对资本积累加以调节的规则，另一边是在交换领域中对平衡的积累加以调节的规则。从马克思的总体规划的语境来解读，再生产方案给出了我们所需要的大多数理论见解。只要技术变革被制约在严格的界限内，只要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并始终按照价值来交易，只要资本家之间没有竞争、利润率也没有平均化，那么通过交换来进行的平衡积累的确有可能是无休止的。一旦我们放松了这些假定，第一个积累模型中的关键变量——在那里是慢性而长久的干扰—就会出现在交换过程中。在交换中必定具有主导地位的“可行的技术”也就会无休止地被生产力的革命所扰乱。

简单地讲，让生产领域得以达到均衡所需的条件与让交换领域得以达到均衡所需的条件是矛盾的。资本主义所处的状态绝不可能同时满足这些相互冲突的要求。在由此设立的舞台上就可以建立第三个积累模型了这个模型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并证明了这些矛盾为什么是一切形式的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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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利润率的下降及其起反作用的影响

《资本论》第2卷中的再生产模型证明了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代表了一种生产与流通的统一。马克思在第3卷试图超越“对于这个统一的一般的考察”，以便“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从而“一步一步地接近”“资本在社会表面上……所表现出来的形式”26(《资本论》第3卷，第25页)。

马克思假如完成了他的规划，就必定会把前两个模型的见解综合起来，并建立第三个积累模型。这个模型必定会描述并反映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并描绘出它们在现象世界中的表现。对马克思来说，这意味着解释危机的起源、职能和社会后果。

不幸的是，马克思未能有效地完成他的规划。关于第三个积累模型可能是什么模样，他只为我们留下了一番初步的勾勒。他的观点立基于“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规律”—利润率下降的倾向。他宣称：“这一规律虽然十分简单，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理解，更没有被自觉地表述出来。”27(《大纲》，第748页）然而，利润率倾向于降低并不是一个新观点。斯密、李嘉图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都描述了资本主义如何逐渐用尽了力气，最后堕入一种积累速度为零的“静止状态”。马克思极其渴望使《资本论》成为一部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真正的运动规律”的阐述，因而他试图建立的模型既要解释所谓的利润率下降的倾向，同时又要识别出资本主义之下的危机的起源。

古典政治经济学（除了斯密）是用资本主义的运作之外的因素来解释利润率下降的倾向的。李嘉图提出，犯错的是自然界，因为农业生产率受制于回报的递减。像这样诉诸“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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