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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一切也许听上去非常抽象，但关于权力的空间性和对空间的掌控在阶级斗争中作为一种生产力和一种政治资产，借助一种时空透镜来阅读马克思其实是很有启发性的。例如，《共产党宣言》说明了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是凭借一种地理战略来掌权的，这种战略用贸易和机动性（它们运行在相对的时空中）打破了基于土地的封建权力的绝对空间。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虽然现在只是衍生的资本形式，却出现在生产资本这种首要的现代资本形式之前，原因恰好在于它们更好地掌控了空间（《资本论》第1卷，第165页）。货币形式的兴起总是紧密依赖于历史的和地理的运动与联系。货币源自时空世界的持续内化，它的流通创造了这个世界，它的估值也发生在这个世界中。空间经济处于无休止的动荡和流动当中；假如没有这种空间经济中的信用、信托和贸易联络，货币，即资本的首要计算尺度，就什么也不是。当代著作表明，早在货币形式和由它代表的价值兴起之前，信用和作为社会关系的信托也许就已经出现了。进一步讲，资产阶级的权力总是关系到世界市场中的地缘政治的定位，而且在这里我们可以毫不意外地发现，帝国主义的支配形式在资本主义兴起时起到了塑形的作用，尽管资本主义彻底重塑了帝国主义实践的本质伍德（Wood）最近论证了这一点①]。例如，马克思在描述了货币如何必定会冲破一切时间的和空间的壁垒之后，立刻提到了危机的可能性在危机中，“商品内在的对立和矛盾显示出来了”（《资本论》第1卷，第114页）13。这意味着危机并不存在于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时空性之外。在过去40年间，当代的金融资本已经在信息技术的辅助下彻底重塑了时空性，还因此扰乱了资本流通的其他形式，也扰乱了日常生活。通过加快速度和外商直接投资（这里只提两种近期明显在起作用的力量）来打破现有时空形式的刚性也成了危机的一个关键方面。例如，东亚和东南亚在1997—1998年的困境同时空性的变化有很大关系。我要强调的是，《限度》在理解危机的形成过程时虽然分了三“块”，但它们必须被解读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中的既可以相互区分，却又一同存在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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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llen Meiksins Wood, Empire of Capital, London, Verso.12

在写作《限度》时，我当然免不了要面对一个问题：如何解释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1975—1977年的所谓纽约财政危机非常戏剧性地把城市与全局结合起来了；凭借后见之明，我现在把这场危机解释为新自由主义的反革命和阶级权力的恢复所打出的关键的第一枪。然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最有争议的问题至今仍旧是如何理解危机的形成。不仅在这一点上有多个不同的思想流派，而且解释上的差别长久以来都为不同的政治战略提供了支持。

马克思坚持认为，我们应该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的内在动态来理解危机。这导致他淡化了环境约束或人口约束的根本地位—在许多人眼中，这是错误的。在马克思的时代，这些约束的主要表达方式是李嘉图式的农业回报下降或马尔萨斯式的人口动态。马克思对两者都有尖锐的批判。（他批判李嘉图说：“在危机面前，他就逃到有机化学中去了。”4）在最近大约30年间，在马克思主义的同道中出现了一批可观的文献，它们认为我们无法维护，也不应该维护马克思在这一点上的立场。许多左翼人士现在都认为，正是环境危机界定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我们的政治活动也应该做出相应的变革参见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和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等]。我不赞同那种立场，特别不赞同那种真伪难辨的关于“自然的终结”或某种“环境崩溃”的措辞。然而，我确实也极其严肃地看待环境问题，例如臭氧洞和全球变暖、栖息地的破坏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资源枯竭、森林的砍伐和沙漠化、流行病和生态灾难的可能性等等。租金的作用和对自然的估值需要重新成为分析的核心。我同样非常明白环境公正的问题对当代政治具有深刻的意义。我也未曾忽视人口动态的问题。我严肃地对待所有这些问题，正如我严肃地对待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状况和争斗，这些状况和争斗不仅产生了，而且持续巩固了贸易战争、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军事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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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倘若拒绝面对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拒绝把它作为我们的问题的关键，就会错失一些重要的东西。我比25年前更加坚信，一种避开了核心矛盾的政治活动永远只能对付征候。有人企图把对政治经济矛盾的理解从我们的眼界中移走(乃至把资本主义的概念移走)，我完全拒斥他们的政治主张。如果说首要矛盾是在危机的进程中被揭示出来的，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那么我们只有转向危机理论，才能弄明白我们在政治上要奉行怎样的长期战略。

我在第6章考察了关于马克思危机理论的三大思想流派。第一个流派通常被描述为“利润缩减”理论，它认为劳工组织和劳工的稀缺会驱使资本积累的速度下降，以至于使资本家阶级，从而使整个资本主义体系面临危机（在当前的局势下固然没有这个问题，但在20世纪70年代是有这种迹象的)。第二个流派将有效需求的缺乏或“消费不足”看作问题的关键，因为资本家会不断投资，而工人所消费的价值按其定义就少于他们生产的价值。马尔萨斯把对外贸易和“非生产阶级”的消费视为对有效需求问题的解答，卢森堡则认为帝国主义对非资本主义社会有组织的劫掠是唯一的选择。关于消费不足的理论在资产阶级那边对应于凯恩斯主义理论。诸多马克思主义一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流派把国家的财政管理和货币管理看作问题的答案。尽管消费不足在20世纪30年代似乎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20世纪70年代并没有很多这样的迹象。关于利润率下降的理论则立足于一种观点：资本家争相寻求可以节省劳动的创新，结果将活劳动（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是一切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源头）从生产中移走了。如果其他事情（例如劳动力的受剥削率）保持不变，这就会产生利润率下降的持久趋势。马克思本人为这个理论附加了许多告诫、限制条件和补偿情况（见第6章），所以我们很难把它作为一种普遍的危机理论来加以维护，尽管它的确聚焦于一个关键问题，即技术变革的潜在后果是使资本主义的动态失去稳定。我的结论是：这些理论都揭示了资本主义矛盾动态的某些重要方面，却也都是些其他东西在表面上的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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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深层的问题是过度积累的倾向，我在第7章论证了这一点。当资本家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数量不断增加，却无法得到盈利性的吸收时，危机就发生了。这里必须用到“盈利”（profitably）一词（而且我要说明，这与所谓的利润下降的规律并没有直接联系）。我认为，这条围绕“资本剩余”的论述思路拥有压倒性的证据。资本主义是从贸易商和商人的本地化群体所累积的剩余中产生的，他们自16世纪以来就在肆意劫掠世界的其他地方。18世纪晚期的英国出现了工业形式的资本主义，它成功地吸收了这些剩余，同时又扩大了剩余。在雇佣劳动和工厂生产的基础上，吸收和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得到了内化、体系化和强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资本与劳动的社会关系更加清晰地、更有扩张性地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结构的中心。这也使得资本主义成功地内化了技术变革的力量和生产率的提高，从而造成了更大的剩余。这些剩余在哪里能得到盈利性的运用？资本的剩余一旦无法得到盈利性的吸收，就会丧失价值、遭到毁灭，这些阶段就叫作“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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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资本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商品可能会在市场上供过于求（从而出现消费不足）。剩余资本有时可能会表现为货币的剩余或信用的过剩（从而出现金融危机、货币危机和通货膨胀）。或者它有时可能会表现为生产能力的剩余（即闲置的工厂和机器，这是资本丧失价值的通货紧缩阶段的特征)。它还有可能表现为投资于建成环境的过剩资本（即房地产市场的暴跌）和投资于其他资产的过剩资本（股票投机和债券投机的剧增和暴跌、商品期货或货币期货等等)，或者表现为国家的财政危机（在社会基础设施和福利国家职能上的过度开支或许是由有组织的劳工力量强行推动的)。资本的剩余所采取的形式不是预先决定的，而是每次都使危机获得具体的特征。然而，从一种形式调换到另一种形式有时能缓解压力（倘若把信用的过剩传递到消费者身上，他们就可以缓解消费不足的问题，并使陷入萧条的工厂重新开始经营）。进一步讲，对所有这些理论来说，出现资本剩余的地点和时间当然是以一种时间性的而非空间性的方式来确定的。《限度》有两个重大创新：它在长期的资本投资中（例如英吉利海峡隧道）引人了剩余在时间中的转移这个观念（这些转移是通过信用体系和通过依靠债务融资的国家开支来策动的)；它还引入了剩余在空间中的转移这个观念，而这是通过地理扩张来完成的—这种扩张不仅包括创造世界市场、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商组合投资、资本输出和商品出口，而且包括一些更为残忍的形式，即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深化和拓展。把时间和空间中的转移加在一起（例如依靠信用融资的外商直接投资）所得出的机制可以在宽泛的基础上非常有意义地回答资本剩余的吸收问题，尽管这些答案从超长期来看都是暂时的。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将不平均的地理发展整合到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的理解当中了。由此就开辟了一种可能性：尽管对剩余的吸收或价值丧失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是本地化的危机高度本地化的、基于地点的资本价值丧失（在这一处是去工业化，在那一处是金融危机）—可以成为平息这个问题的一种办法。由此我们还可以发现，我们关于环境压力和环境恶化所看到的许多东西都是资本剩余的吸收问题在寻求解决方案时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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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核心问题是对剩余的吸收。一旦这种吸收的能力失效了，就会导致价值丧失的危机。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我讲述了这些机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是如何在全球经济中运行的。让我从资本剩余的角度来重新表达一下这番论述。20世纪70年代是慢性资本剩余的阶段，大多数剩余在1973年之后都转移到了石油生产国家，然后在纽约的投资银行那里作为货币资本得到了回收。人们很难为这些剩余找到盈利的用途，因为现有的出路房地产市场中的投机、国家战争开支的剧增、福利国家开支的迅速增长——要么已经饱和了，要么具有让人难以牟取暴利的组织形式。慢性的滞胀危机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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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转向是新自由化：为了使剩余得到盈利性的运用，就必须拆毁一切可能的壁垒。工人阶级如果足够强大，从而阻碍了盈利，就必须受到惩戒；他们的工资和待遇必须降低，他们迫使利润缩减的能力也必须被去除，使它无迹可寻。这个目标在智利是通过暴力达成的，在纽约是借助破产达成的，在里根和撒切尔的政治活动中则是以打击通货膨胀的名义来达成的。倘若这一切还不够，公司也能够亲自动手，搬迁到国外的某个劳工更为廉价、更为驯服的地方。但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打碎对外贸易所面临的一切壁垒。必须降低关税，建立反保护主义的贸易协定，并开辟一种允许资本相对自由地在全世界流动的国际秩序。倘若不能和平地做到这些，就要动用金融强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策动）或秘密行动（由中央情报局来组织)。对多种空间修复的搜寻开始了，不平均的地理发展也在剧增。“冷战”的结束给外商的经营和扩张带来了更多盈利的机会。但是资本必须找到为它提供方便的政权，还要在它为此渗透的国家找到充足的运用剩余的机会。从英国到墨西哥，再到俄罗斯、印度，私有化的浪潮为资本的盈利性运用开辟了全新的部门。公司税较低的体制（这是为了吸引外商投资而设立的）、国家资助的基础设施、轻松地获取自然资源的机会、方便的国家调节环境、良好的商业气候-所有这些要素都必须满足，否则资本的剩余就无法得到盈利性的吸收。倘若这一切意味着必须剥夺人们的资产和与生俱来的权利，那就不用客气。这正是新自由化的成就。在这背后，还必须建立制度性的协定来为全球性的金融业务提供方便，并保证它们的安全。这要求运用国家的霸权力量—它们的后盾是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强制力来保卫国际金融体制。以美国的帝国权力为后盾的—欧洲和日本则是同谋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和一系列其他机构的权力，它们对全球体系的调节确保了生产出来的剩余资本数量虽然在不断增加，却可以在一片不断扩大的领地上得到盈利性的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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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体系并非完美。不仅资本主义所吸收的剩余价值发生了难以置信的扩大，而且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再度破坏了稳定；结果无非是生产出了更大规模的剩余。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许多这样的剩余都以投机的方式得到了吸收，流入了各式各样的资产如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股票市场、2000年之后的房地产市场以及现在的商品和货币市场，或者亚洲和拉丁美洲高风险的“新兴”股票市场。对冲基金所管理的金额“从15年前的400亿美元飙升到了今天的1万亿美元”，因而到了“2004年末，共有3307只对冲基金，比1999年增长了74%”。①投机所得现在对于上层阶级的存活十分紧要，但这显然会在各种资产泡沫破裂时造成重大的价值丧失的威胁。正如马克思很久以前评论的那样，“虚拟资本”这个难以把握的范畴对于资本主义是某种不可或缺的东西，但它实在太容易失控了。虚构终将瓦解——就像巴林银行（BaringsBank）和安然（Enron）所编造的虚构那样——随后留下的是一堆金融残骸。但是马克思也评论说，信用体系立足于信心和期望。资本主义越来越单纯地以信心为生。提升信心，特别是消费者的信心，对于可持续的资本主义变得紧要了。

在最近大约30年间，新自由化在全世界拆毁了无数壁垒，让资本的剩余得到了吸收—一这是一段令人震惊的历史。它还发明了各式各样的对资产价值进行投机的新形式，而这同样吸走了数量巨大的剩余资本，尽管风险也相当大。同样令人震惊的是，它能够在全世界组织并策动规模庞大的资本价值丧失，却直到今天也没有毁掉整个体系。剩余如果得不到吸收，就必须丧失价值或遭到毁灭。价值丧失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就在蔓延。财政危机在1970年以前是很罕见的，后来却倾泻到了世界各地，往往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例如1982年和1995年的墨西哥，1998年的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和韩国，2001年的阿根廷)。美国也逃不过价值丧失的严重发作。为了扭转1987 年的储蓄与贷款危机（Savings and LoanCrisis)，美国花费了近2000亿美元；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和奥兰治县（Orange County）在 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重大破产也都是严重的事件；随后，股票市场在2000年的暴跌从美国股市抹去了7万亿美元的价值。虽然一些资本家也遇到了困难，但是目前的制度结构不仅有分散风险的天才，而且有不对称地分散风险的天才：它可以确保为价值丧失付出代价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些最没有承受能力的人。当墨西哥在1982年走向破产时，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保了纽约的投资银行几乎完全没有受到损害，而墨西哥的普通民众被迫偿付欠款，蒙受了巨大损失。金融危机实际上成了使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在精英手中加速积聚的最佳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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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nderson, J. Fund Managers Raising the Ante in Philanthropy,'New York Times, Business Section, August 3, 2005, pp. 1 an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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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全球存在的不平衡达到了令人瞠目的水平。资本的剩余无处不在，不过现在特别集中于东亚和东南亚。另一方面，美国所经营的债务经济具有人类历史上从未设想过的规模。这个局面只能在刀刃上维系，正如我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论证的那样。若要纠正目前在全球存在的不平衡，很可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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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造成痛苦乃至灾难。但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认识到，我们在环境、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一切危难都是一个体系的产物，这个体系要寻求剩余价值，为的是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后者又需要得到盈利性的吸收。“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15是永不停息的，由此给社会、政治和环境带来的灾害也是我们有目共睹的。我们处在马克思在《大纲》中所说的极其“尖锐的矛盾、危机、痉挛”（《大纲》，第749页）16当中，也许应该听从他的结论：“用暴力消灭资本—不是通过资本的外部关系，而是被当作资本自我保存的条件，这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

关于文献的注释

《资本的限度》全书所使用的《资本论》是国际出版社(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67年的版本。不幸的是，后来印刷的这个版本改变了页码，因而要找出引文的准确位置就变得困难了。我对此无能为力，只能提前向读者告知这个问题。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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