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限度

资 本 的 限 度

是马克思深恶痛绝的；在面对利润下降的问题时，他针对李嘉图讲了十分尖刻的话：“他从经济学逃到有机化学中去了。”28（《大纲》，第754页）马克思要在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中寻找这些现象的原因。他所构造的论述既卓越又简单。

他说，让我们这样来界定利润率：

$$
p { = } \frac { s } { c { + } { \nu } } = \frac { s / \nu } { 1 { + } c / \nu }
$$

我们从第二个表达式可以看出，利润率与资本的价值构成是反向变动的，与剥削率的上升则具有正向关系。倘若剥削率提高的速度低于价值构成提高的速度，我们就会得出利润率的下降。

一般而言，马克思认为剥削率只能以递减的速度提高（见前面第55页和第155一156页)。在已经严重贫穷的劳动力大军身上压榨出更高的剥削率只会越来越困难，阶级斗争的状况和让工人阶级保持少量消费的需要也会施加限制性的影响。进一步讲，我们可以证明随着资本的价值构成越来越高，利润率对于剥削率的变化就越来越不敏感（见斯威齐，1968）。

因此，若要证明利润率下降的“规律”，重点就在于证明资本的价值构成倾向于不受约束地上升。马克思在这里仅仅提到了所谓的“资本有机构成上升的规律”，认为它足以应付这个任务。然后他总结说，由于“劳动的社会生产率不断发展”，就会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当中引发无休止的利润率下降的倾向29（《资本论》第3卷，第212页）。马克思就是凭借这种简单的招数来使利润下降的规律与“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相容的。

但由于资本主义之下的“社会劳动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所以“一向使经济学家感到麻烦的困难，即说明利润率下降，就会让位给相反的困难，即说明这种下降为什么不是更大、更快”30（《资本论》第3卷，第232页）。这条“规律”其实是一种“倾向”，因为它会被一连串起反作用的情况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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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列举了六种这样的起反作用的情况，但是其中两种（对外贸易和股份资本的增加）未能遵循他一贯的假定（经济体是封闭的，剩余价值的概念也排除了分配的情节）。留给我们的是（1）剥削率的上升，尽管上升的速度在减慢；（2）不变资本的成本的下降（从而抑制了资本价值构成的上升)；（3）对工资的压低，使它们低于劳动力的价值；（4）产业后备军的增加（由此减弱了把劳动力替换为机器的动力，从而在技术进步的铁蹄面前保存了某些部门)。在《大纲》中31（第750751页)，马克思列举了有可能“以不同于危机的方式”使利润率保持稳定的诸多其他因素。他写到了“一部分现存资本价值的不断丧失”（我假定他在这里指的是有计划的淘汰)，“很大一部分资本转化为并不充当直接生产要素的固定资本”（例如对公共工程的投资)，以及“非生产的浪费”（当代的文献如今经常把军事开支用作这方面的例子)。他还继续说道，利润率的下降可以“通过建立这样一些新的生产部门来加以阻止，在这些部门中，同资本相比需要更多的直接劳动，或者说，劳动生产力……还不发达”（即开辟或保存劳动密集型的部门)。最后，垄断也被当作针对利润率下降的一剂解药。

用温和的话说，这里所考虑的一连串因素有些混杂。它们都应该得到更多的审视，而马克思所做的还远远不够。他也完全没有向我们提供对它们的扎实分析。一些因素—如工资落到低于价值的水平—似乎至多只能带来暂时的缓解，而另一些因素如节省不变资本和开辟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线似乎具有长期保持利润率稳定的潜力。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一些因素—如对公共工程的投资和对非生产性的开支的投资—或许最好被解释为对利润下降的回应，而另一些因素如保存或开辟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线以及节省不变资本—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孕育的技术变革而“自然”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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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这一切有何种可能，马克思都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确定的印象：不论是单独来看还是放到一起来看，这一连串混杂的起反作用的情况都无法成功地抵消利润率下降的长期倾向。它们至多只是拖延了无可避免的事件。所以，他可以将自己的论述坚持到底，得出最后的结论：

通过尖锐的矛盾、危机、痉挛，表现出社会的生产发展同它的现存的生产关系之间日益增长的不相适应。用暴力消灭资本不是通过资本的外部关系，而是被当作资本自我保存的条件—这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32（《大纲》，第749—750页）

表面上，马克思做到了一箭双雕。就利润率为什么必然下降而言，他对政治经济学家进行了纠正；同时他又勾勒了一个模型，其中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及其在“现象世界”中的具体表现。不幸的是，他的论述是不完整的，也根本没有得到严格的说明。尽管恩格斯通过自己的编辑使这番论述获得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形态，但这份文本还是受困于各式各样的含混。

因此，马克思对这条规律的解释和使用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成了一场庞大而持久的论战的焦点，同时也在资产阶级的地盘上遭到了大量蔑视（鉴于这条规律所描述的内容，这种蔑视很难令人惊讶）。人们从诸多立场（包括理论的、历史的、经验的立场）研究了这条规律，仔细考察了它的政治影响，并以相当不同的方式对它进行了解释。我不会尝试去概述这场论战或它的展开方式，因为想要这样做的人可以用关于这个主题的无数文章来尽情款待自己。①但我显然需要对这个模型——马克思的第三个积累模型——做一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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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评价可以在两个层面上展开。在第一个层面上，我们可以从利润下降的“规律”本身出发，考察这条主张的严格性、逻辑上的连贯性和历史意义。在更为一般的第二个层面上，我们可以考察这条规律（或它的某个版本）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地综合了前两个积累模型的发现，由此为整个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提供了一种扎实的解释。

接下来我将论证：马克思急于纠正政治经济学家，而这诱使他对关于资本主义矛盾的综合模型做了错误的说明。更具体地讲，马克思从当时的政治经济学家那里接手了利润率会无可避免地下降这个问题，并把它当作一个研究对象，从而在极大程度上偏离了他自己论述的逻辑，以至这条原本处于外围的命题仿佛具有了根本性，而根本性的主张却被掩埋在了一大堆外围性的论述中。结果，马克思并没有成功地综合前两个积累模型。他也没有恰当地讨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在社会的“表面上”所采取的“具体形式”。不过在所有这些缺点之外，他的确设法揭示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唯一根本来源很可能是什么：那就是生产力的演化与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基础的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让我们使这个一般论点充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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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恩与哈里斯(1979)和赖特(1978)的概述是很有用的。科戈伊(Cogoy）(1973)、德赛(1979)、霍奇森(1974)、森岛(1973)、斯蒂德曼(1977)、斯威齐（1968）和亚夫（Yaffe）（1973）的意见也是很好的样本（A good sampling ofopin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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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首先应当澄清的是这条所谓的“规律”的确切地位。例如，有两件事情是完全不同的：其一是在理论中宣称，利润率下降的倾向如果存在，就必须用与资本主义的总体运动规律相一致的方式来解释；其二是像马克思毫无疑问在多个场合所做的那样，坚持认为这条规律把握了资本主义动态的唯一内在逻辑，同时又解释了实际利润率的现实的、可以观察到的历史趋势（《大纲》，第748页；《资本论》第3卷，第13章)。事实上，关于这条规律在认识论上的确切地位有大量的混乱—这种混乱的标志是马克思用了多种方式来指涉它，如“规律”“倾向”，乃至“倾向的规律””。为了方便起见，我仍旧把关于利润率下降的论点称作一条规律，但并没有假定这样一个标签给这个论点赋予了任何特殊的认识论地位。

这条规律的理论意义是相当清楚的：恰好由于个别资本家为了追逐剩余价值而实行了技术革命，所以与作为资本而流通的总价值相比，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然而，马克思是按照价值而非市场价格来说明这条规律的，因而长期的和短期的货币因素（比如地方性的通货膨胀或金融恐慌）都不能被包含在分析中。这意味着这条规律无法被用来描述资本主义动态的“表面现象”。不仅如此，利润还被解释为未经分配的剩余价值分配的项目有租金、利息、产业资本和商人资本的利润、税收等等。比如说，这意味着产业资本的利润率的上升或下降可能是由分配的变化所造成的，而没有反映马克思所界定的利润率的变动（《大纲》，第751页)。

因此，我们必须特别提防把这条规律当作直接的历史命题或经验命题的做法。例如，我们不能将美国自1945年以来关于公司利润的数据汇集起来，并诉诸这些特殊的历史记录来证明或驳斥这条规律。就连更为勇敢、更为精巧的尝试比如吉尔曼（Gillman）（1957）试图长期记载资本价值构成的变化和利润率的变化也是可疑的，因为价值与市场价格的关系尽管必须得到研究，却是很难确立的，而分配安排的变动也极大地将水搅浑了（尤其麻烦的是描述税收）。被价格的变动和分配份额所占据的历史记录无法轻易地与利润下降的规律站到同一个舞台上。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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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历史命题，这条规律可以承担的分量至多是解释长期而持久的停滞和猛烈的周期性的危机尽管这也不是微不足道的。马克思倾向于强调危机，但至于资本主义是否可以通过不景气和合理化—它们会在危机的进程中出现，而且可能会越来越猛烈来克服长期衰落的内在倾向，他的文本是相当混乱的。在这个地方存在着不同的思想流派。 ②

不幸的是，即使作为纯粹的理论命题，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下降的论点也没有得到特别良好的打磨或严格的界定。例如，让我们考察一下马克思所使用的对利润的界定：

$$
p { = } \frac { s / \nu } { 1 { + } c / \nu }
$$

马克思的文本并没有真正清楚地说明不变资本c指的是什么。可能性有三种：（1）在一年的进程中被耗尽的（保存下来的）不变资本；（2）在一年中一直被使用的不变资本（这就包括了没有被耗尽的固定资本)；（3）为了购买不变资本而预付的资本（在这种情况下，不变资本诸多要素的周转时间就成了计算的关键)。马克思本人在前两种界定之间摇摆，偶尔也会提到第三种。恩格斯认识到了马克思对《资本论》第2卷的发现处理得不够公正，于是插入了一整章—“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34还经常添加一些句子和段落，以便使人们注意到马克思在表述这个问题时的一处在他看来十分严重的遗漏。

第6章积累的动态

① 亦见德赛（1979，第193—198页）所做的讨论。

② 屈内（Kühne)(1979)和斯威齐（1968)总结了一些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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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讲，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的论述反映了他在第1卷中的思考，却极少涉及第2卷的有力表述（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留传给我们的第3卷的文本显然是在他针对第2卷开展广泛的研究之前写的)。既然他的分析排除了固定资本和周转时间，留给我们的对c的界定实际上就是在一年的进程中被耗尽的不变资本，而对利润的界定根本没有综合前两个积累模型的分析结构。简言之，倘若我们愿意假定所有部门的所有资本都在一个标准的生产期间内被生产出来并被耗尽了，马克思对利润率的衡量或许就是合理的。这样一种局限的界定也许出于某些目的是可以接受的，却很难充分把握整个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更不用说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在社会表面上”所采取的“具体形式”了。

进一步讲，我们在第4章提出的所有理论性的反对意见——关系到资本的技术构成、有机构成与价值构成的关系—现在完全发挥作用了：它们也反对马克思对利润下降的规律所做的说明。让我们在这里的论述中依次引人这些反对意见。

马克思当然完全明白，技术变革—这会降低固定资本和流动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在合适的条件下可以抬高利润率，或者至少抵消所谓的利润率下降的倾向。但他并没有直接解释这些变革为什么不能使总的资本价值构成保持稳定，从而不能在长期使利润率保持稳定。因此，他的批判者指出了一个所谓的偏见：马克思的理论偏向于“节省劳动的”创新，而不是批判者所说的“节省资本的”或“中立”的创新—有人认为这种偏见在马克思本人的年代是理所当然的，但鉴于19世纪后半叶以来的技术进步的主流形式，这种偏见已经不再成立了。①这是一种对整个问题略显不幸的描述—我们应该注意到，它源自资产阶级理论因为马克思关注的只是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价值比例的变动。就此而言，凭借《资本论》第2卷的再生产方案，他手中就有了一件便利的工具，可以探讨两个部类中的技术变革在速度上的差异所带来的影响这两个部类所生产的物品分别是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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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岛（1973，第160—163页）和希尔彻（Heertje）（1977）由此证明，技术变革的一种特殊分配—这种分配尤其聚焦于以生产资料为产品的第1部类的某些部门可以导致整个经济体中的资本价值构成的稳定乃至降低。当这样一种结果得以出现时，这种情况在马克思眼中恰好指出了资本原形毕露的时刻—资本在这时演化出了在机器的辅助下生产机器的能力（《资本论》第1卷，第384页）。一个致力于用愈发精巧的机器来生产机器的经济体听上去当然有些疯狂，但它使资本的价值构成保持稳定的可能性在技术上的确是存在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追问在资本主义之下调节技术变革的社会过程是否能保证这样一种结果的出现。

由于个别资本家实行技术变革是为了回应竞争压力和阶级斗争的状况，所以我们可以立刻得出结论：使资本的价值构成保持稳定所需的技术变革的特殊搭配至多只能在偶然中达到。实际上，个别资本家由于掌控了自己的生产过程，所以只要设法将自己运用的劳动的生产率提高到社会平均水平之上，就可以极为顺利地前进。公司内部的技术创新始终是以节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旨趣的。在劳工稀缺或阶级斗争高涨的状况下，个别资本家也有充分的动力节省自己运用的劳动力。反之，与此平行的动力个别资本家试图节省不变资本的运用—要微弱得多。在资本主义之下调节技术变革的实际过程确实系统性地偏向于节省可变资本，而不是节省不变资本。资本家之间竞争的无政府性质阻止了技术变革的任何合理应用“合理”是从使资本的价值构成保持稳定，以便维持资本积累的立场来讲的。因此，就积累的要求而言，危机成了使技术结构合理化的手段。按照这样的说法，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下降的论述在批判者的芒刺面前看来就远远没有那么脆弱了。因此，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表述所带来的真正困难不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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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布劳格（Blaug)(1968）和希尔彻（Heertje)(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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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4章第4节提出的观点出发，我们也许可以构造另一条批评的思路。我们在那里证明了（如果其他一切保持不变的话）资本价值构成的水平会随着垂直整合的增进而降低。由此可见，个别公司所获取的利润率水平应该随着垂直整合的增进而提高—同样假定其他一切保持不变。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个结果是一种幻觉，因为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下降的论述针对的是被看作单一整体的经济体。他关注的是资本家从总体上看—用他们所掌控的价值来创造剩余价值的速度。垂直整合倘若没有与技术变革、不同的剥削模式等等相伴随，多半就不会影响自在的、就其本身而言的创造剩余价值的总体速度。受影响的只是资本家会如何分享生产出来的总的剩余价值。当实际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低于平均水平时，简单地增进垂直整合似乎就是一种在公司内部抬高或保持利润水平的办法。劳动力在这些状况下明显有机会遭到错误的配置。

增进垂直整合通常意味着加强资本集中，并使技术远离可变资本，转向不变资本。垂直整合可能带来的利益也许会由于工作过程中的技术变革而流失。另一方面，较小的公司规模的好处是更快的周转，技术搭配通常也会更依赖于可变资本（虽然并不总是如此)。对生产的拆分这是与技术搭配的变化相伴随的也许确实提供了一种抬高总的利润率的手段。麻烦的是，垂直整合也有它的好处，因而会在恰好相反的方向施加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确可以判断说，利润率对于组织特性与技术特性的具体搭配是十分敏感的。我们又一次发现，我们所考察的观念是生产的集中与分散的最佳程度就持续的资本积累而言是最佳的（见前面第139—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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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从这样一个背景出发，我们才能评价马克思所设想的有可能使利润率保持稳定的一些办法。在一些情况下，这些办法要求把通常与资本的过度集中相抗衡的“排斥的力量”发动起来。第一，资本家可以开辟新的劳动密集型的部门，从而供应新的社会欲求和社会需要，以便补偿较老的、资本较为集中的部门对不变资本越来越大的依赖。我们在这里可以引人“产品创新的循环”这个观念，因为我们经常观察到，新产品最初是用劳动密集型的技术、以较小的规模来生产的，最终则转化成了大批量生产的、不变资本较为密集的产业。我们由此很容易证明，倘若产品的创新要充分补偿利润率的下降，就需要持续不断地加快产品开发的速度。这在长期是不可想象的。

另一方面，在现有的生产线中增进公司的分工和专业化则为保持资本价值构成的稳定提供了一种更加有力的机制。从历史上看，生产中的所谓“迂回性”（roundaboutness）有增强的趋势—先前整合起来的生产过程越来越被细分为单独的、专业化的阶段，而这些阶段是通过市场或更加直接地通过分包生产来协调的。这样做的好处是职能的专业化会导致更高的效率，资本的周转时间也会减少（我们很快就会更加详细地考察这个现象)。由于较小的公司倾向于更加密集地使用劳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们的规模—而且由于职能的专业化会让所需要的劳动力的性质和劳动关系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所以结果可能是使总的利润率保持稳定，尽管对生产的拆分理应对利润率不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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