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限度

有些机制阻挡了技术变革的步伐，从而同样有可能抑制利润率的下降。为了淡化竞争、淡化创新的冲动，庞大而有力的组织有一大堆办法收购、专利法等等。巨大的相对过剩人口可能会激起向劳动密集型的工艺回归的运动—例如血汗工厂[柯佩尔（Koeppel），1978]——特别是在机器变得比它们要取代的劳动力更加昂贵的情况下。一些批判者将这个论点推得更远了。他们说，对技术而言没有什么是不可逆转的，而且只要从劳动密集型的工艺调换到或重新调换到密集地使用固定资本的工艺，就可以轻易地使利润率稳定下来【霍华德（Howard）与金（King)，1975，第207—210页]。范帕赖斯（van Parijs）（1980）则用置盐（Okishio）（1961）的一个证明显示了只要劳工的物质生活水平保持不变，资本家在竞争中选择的工艺就必定会降低所有商品的单位价值（包括劳动力的单位价值)，并提高他们自己的临时利润率和社会利润率，不论资本的价值构成有什么变化。只有在垄断时、在劳工的生活水平上升时，或者由于固定资本的流通所带来的障碍，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这个强有力的版本才会失效。

通过竞争来进行的创新未必会产生马克思所预言的特殊后果。然而，它仍然有可能作为导致不均衡和危机的根深蒂固的力量来起作用。假如实际工资保持不变，就像置盐（Okishio）所假定的那样，那么可变资本在总产出中的份额就会减少，并由此引发生产、分配与实现之间的不平衡，除非对生产资料和奢侈品的需求出现补偿性的加速增长。一个经济体倘若固守这样一条轨迹，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处于“疯癫的”状况：用机器来生产越来越多的机器，或者依赖于两个主要的社会阶级之间愈发悬殊的财富差距。此外，工艺的调换尽管是一种现实的可能性，却更有可能是一种在危机的进程中强行推进的调整，而不是某种在事件的正常进程中完成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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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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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大公司与小公司在劳动关系方面有何种差别以及这一点对于劳动生产率可能意味着什么，布洛维（1979）做了一些有趣的评论。

进一步讲，技术的调换和重新调换会产生成本。马克思坚定地认为，要“迫使”资本家对技术进行重大的重组，从来都只能凭借“大灾难即危机”3（《资本论》第2卷，第170页)。由于固定资本的流通和使用所带有的“独特性”，这个观点就尤其准确了。然而，这会使我们置身何处？我们必须讨论马克思对工作时间（working period）、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固定资本的流通等问题的详尽研究，并把它们整合到利润下降的模型当中。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追本溯源，重新界定利润，以便真正综合地反映《资本论》第1卷和第2卷的思考。

我们也许可以回想一下，资本被看作一种价值流通和价值扩大的过程。我们从《资本论》第2卷中看到，资本在流通的进程中采取了非常不同的物质表达。这提示出了一种与马克思所用的公式相当不同的利润公式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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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积累的动态

① 杜梅尼尔（Duménil)(1975）激发了这方面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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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gin{array} { r l r } & { \mathbb { E } \sharp _ { \mathfrak { A } } \dag \dag \mathfrak { H } \dag \mathfrak { F } \dag } & { , \mathbb { E } \sharp \widetilde { \mathcal { A } } \qquad } & { \mp \mathbb { H } \mathbb { H } \dag \overline { { \mathfrak { A } } } _ { \mathfrak { A } } \qquad \overline { { \eta } } \dag \mathfrak { H } \dag \overline { { \mathfrak { A } } } _ { \mathfrak { A } } \dag \overline { { \mathfrak { A } } } } \\ & { \mathfrak { H } \sharp \overline { { \mathfrak { A } } } \dag \overline { { \mathfrak { A } } } + \begin{array} { l } { \mathfrak { H } \dag \ddagger { \ddagger { \ddagger { \ddagger { \smallskip } } } } \dag \mathfrak { H } \dag } \\ { \mathfrak { H } \dag \overline { { \mathfrak { H } } } \dag \overline { { \mathfrak { A } } } \dag \overline { { \mathfrak { A } } } } \end{array} + } & { \mathfrak { H } \mathbb { H } \dag \mathbb { H } \dag \overline { { \mathfrak { A } } } _ { \mathfrak { A } } \dag \overline { { \mathfrak { A } } } _ { \mathfrak { A } } } \\ & { \qquad \oplus \dag \mathfrak { H } \dag \overline { { \ddagger { \ddagger { \small } } } } \dag \overline { { \mathfrak { H } } } \dag } & { \quad \sharp \forall j \not \equiv \widetilde { H } \dag \overline { { \ddagger { \ddag \Psi } } } \dag \overline { { \mathfrak { H } } } } \end{array}
$$

这里的分母意味着要从价值的角度来把握资本流通的不同阶段中的资本总量。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个表述没有考虑周转时间的差异，而且假定所有产品都是在一个标准的周转期间内被生产出来并被消费掉的。它还把剩余价值当作一个与资本在各个状态下的总存量相关的流量。

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这个公式的流量版本可能是什么模样。我们倘若不知道生产和流通在经济体的不同部门中有怎样的结构、关于时间有怎样的要求，就根本无法着手对这个版本加以说明。扩大再生产的模型有助于我们阐明这些结构。例如我们可以看到，资本如果采取了可变资本的形式，就会拥有双重存在：一方面，它的货币形式处于已经支付了工资的资本家与尚未收回这些货币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某处—这些货币是对供应工资品的商品生产者的回报—另一方面，它在商品形式中是作为在资本家的掌控下运作的劳动力而存在的。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考察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流通状况（《资本论》第2卷，第15—17章）。

但关于时间的要求是高度多样的，把它们纳入任何利润概念都是极端困难的（例如，不变资本的各个部分是以相当不同的速度被耗尽的)。我们必须找出某种办法，把流通时间的无限多样性还原为某个公分母。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在理论中和实践中识别出某种“资本流通的正常过程”—我更愿意把它称作“社会必要周转时间”。通过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相类比，我将后者界定为“在正常的生产条件和流通条件

剩余价值

资本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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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转时间短于必要周转时间的公司将获得超额利润，即额外的相对剩余价值。因此，为了加快周转时间，很可能会有相互竞争的斗争。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其他一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更快的周转时间会产生更高的年度利润率。周转时间可以通过诸多手段来减少，其中之一要求把生产过程分割为多个独立的阶段，并由独立的公司来掌控。我们已经看到，由此带来的动力是在生产体系中创造更强的“迂回性”(roundaboutness)。因此，与生产的不断拆分相联系的利润下降可能会被与更快的周转时间相联系的利润上升所压倒。这两种对立的倾向之间多半有一个与稳定的利润率相一致的均衡点。

然而，只要更加仔细地观察社会必要周转时间的概念，就会发现我们正在用它来涵盖众多复杂情况，但我们不应当漫不经心地把这些情况掩埋起来。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各个要素即使在公司内部也是以不同的速度来周转的，而不同部门的平均周转速度很可能有相当悬殊的差别。被封锁在水电工程中的资本也许要花几十年来周转，而在制衣工业设立一家血汗工厂所花费的资本也许过几天就能回收。差别如此悬殊的周转时间如何能被还原为某种共同的准绳，让我们能够比较利润率？

为这个问题找出答案是很关键的，就像对抽象劳动的解释—它如何成了一条准绳，借此可以评价不同形式的具体劳动十分关键一样。假如周转时间没有共同的尺度，就不可能有利润率的平均化，因为没有一条标准可以决定利润率是比平均水平更高还是更低，乃至是在上升还是在下降。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中不断地提示了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却未能坚持到底并得出最后的结论；这个解决方案是：信用体系所提供的机制可以将不同的周转时间还原为共同的基础，而这个“共同的基础”就是利率。商品的市场交换有助于把不同的具体劳动还原为抽象劳动这个公分母，而环绕在货币本身周围的市场过程（特别是货币市场中的叫作资本市场的部分）也以同样的方式把不同的具体生产过程—它们关于时间有具体的、往往极具特色的要求—还原为标准的社会必要周转时间。

下——这些条件在当时具有主导地位——在一个特殊的部门中周转指定数量的资本所花费的平均时间”。

第6章积累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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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结论会深重地干扰马克思本人的论述。他坚持认为，利润的起源和利润率都可以独立于交换的情节来讨论。虽然利润的起源—对劳动力的剥削的确可以这样来讨论，但我们现在的结论是：利润率无法独立于交换过程来讨论，除非是在某些高度局限的假定下（我们很快就会予以说明）。

马克思不愿意在他的分析中纳入分配的情节，这个做法源自他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激烈斗争后者将分配当作根本，却利索地逃过了对社会生产关系加以考察的需要。但是马克思在另一个方向上犯了错误。他在《资本论》第2卷中拒绝讨论信用体系和利率的作用，从而使一种有可能十分丰富的对资本的流通过程的分析无法充分地展开。他甚至未能把与周转时间相关的发现—这些发现尽管是有限的，却有深刻的提示意义—整合到自己关于利润率下降的论述当中，从而使得后者无法被用作一种可行的关于资本主义矛盾的综合模型。

那么，就利润下降的规律而言，我们现在置身何处了？我们就没有办法挽救马克思的至少一部分论述、将损失最小化吗？

乍一看，我们可以做的仿佛至多是非常清晰地列出一些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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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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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论述得以成立的假定。让我们假定：

（1）社会仅仅由两个阶级组成，即资本家与劳动者。

（2）经济体具有极其简单的结构，即所有商品都是在同一个标准时期内被生产出来并被消费掉的：这意味着一切周转时间都被视为相等的时间，不存在库存、商品贮藏或货币贮藏，而且固定资本没有从一个生产期间延续到下一个生产期间。

（3）货币的职能是纯粹的交换手段，而且货币准确地反映并衡量了价值。

(4）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支配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于是，依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描述，我们就可以推断出利润率肯定必须下降（还要假定马克思的利润公式是合适的)。使当时的政治经济学家饱受困扰的利润下降的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然而，我并不认为这是我们从马克思的这条规律中如果更加严格地对它加以说明的话可以收获的最重要的见解。

有些过程一开始就倾向于造成利润率的下降；只要对它们加以考察，根本性的主张就会出现。马克思实际上向我们证明，个别资本家—他们受到竞争的强制，受困于阶级斗争的必然性，还要回应价值规律隐蔽的命令—会进行技术上的调整，而这会驱使整个经济体远离“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健康的、正常的’发展”36（《资本论》第3卷，第255页）。换句话说，个别资本家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交换关系当中按照自己的私利来行动的，但是由此产生的技术搭配威胁到了进一步的资本积累，破坏了平衡增长的可能性，并使整个资本家阶级的再生产岌岌可危。简言之，个别资本家必定会以破坏资本主义稳定的方式来行动。

第6章积累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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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马克思掩盖了这条根本性的主张，却专注于它的一种所谓的表达—利润下降的规律—以及这样一条规律所蕴含的历史的、经验的和理论的内涵。我们可以将马克思同时从他的辩护者和诋毁者那里挽救出来，只要我们回到资本主义之下的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一个矛盾所包含的根本原则，并从技术特性和组织特性的角度—资本主义肯定必须遵从这些特性，否则就无法获得平衡的均衡增长—来探寻这个矛盾的表达。

我们在《资本论》第1卷中看到，个别资本家既然掌控了自己的生产过程，就会在公司内部把技术变革用作资本积累的“杠杆”—在追求相对剩余价值的斗争中，他们会用这根杠杆来针对别的资本家；在与工人阶级的斗争中—他们要防止后者过多地占有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或者防止后者占有任何剩余价值—他们则会用它来针对劳动者。结果是：生产力无休止的革命和社会劳动的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这正是马克思试图通过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概念来把握的观点。

我们倘若把《资本论》第2卷中的再生产方案推得更远一些—马克思没有时间这样做——就可以提出可行的技术这个概念，它让阶级关系的再生产得以成功进行，同时也从物质的、货币的和价值的角度让部门之间和部门之内的“平衡积累”得以进行。马克思在第三个模型中的用意是：总的资本价值构成必须保持合理的稳定，否则资本积累就无法维持。只要退回到再生产方案的框架当中，我们就能更加清楚地说明这是什么意思。可行的技术现在涵盖了技术变革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具体分配，这样才能使资本的价值构成保持稳定。这告诉我们，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的动态对于资本主义的稳定十分紧要，而且变革的路线这些路线必须与平衡的增长相容是高度局限的，甚至可能根本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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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所提出的基本问题是：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的过程它们是由个别资本家调节的，而后者是在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当中行动的—究竟如何才能建立一种可行的技术，让平衡的资本积累和阶级关系的再生产得以持久地进行下去？尽管马克思对这一点的证明并没有完全走出可能的质疑的阴影，但他相当漂亮地说明了资本家永远只能在偶然中暂时遇到必要的技术搭配和组织搭配，而且个别资本家的行为会无休止地倾向于破坏经济体系的稳定。我相信，关于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之下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根本矛盾，这才是我们应该提出的正确解释。我还认为，正是这条根本性的主张被关于利润率下降的论点所掩埋了。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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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过度积累、价值丧失和“第一块”危机理论

利润率下降的倾向“在促进人口过剩的同时，还促进生产过剩、投机、危机和资本过剩”。进一步讲，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产力的发展中遇到一种同财富生产本身无关的限制；而这种特有的限制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它的仅仅历史的、过渡的性质………”（《资本论》第1卷，第 242 页）

马克思的评论似乎指的是周期性的危机、长期而持久衰落、停滞，乃至某些可能发生的终极的经济灾难。对它们的确切解释在政治上有极大的重要性。“大爆炸”理论家所采取的政治姿态与认为资本主义会以抽泣告终的人是相当不同的。政治上的差别在18901926年间分割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它们分割了卢森堡与列宁，分割了坚持“革命”路线的人与想要寻找一条社会民主的道路来走向社会主义的人，如伯恩施坦、考茨基和希法亭；这些差别经常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的长期动态的不同解释来表达的。今天，法国共产党的政治姿态反映在博卡拉的理论中—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而马加利纳之类的作者对这种理论的攻击反映了另一些左翼势力相当不同的政治立场。就阶级联盟、“历史性的妥协”、“欧洲共产主义”（Eurocommunism）等战略而言，相关的辩论同样是以某种关于资本主义的长期演化路线理论为背景的。因此，为马克思的理论寻找一种“正确的”解释不是空洞的、学究的操练，而是一项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任务，我们必须在自己能掌控的范围内尽量严格地从事这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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