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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这类情况使对机器的使用期限的计算变得非常困难。马克思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来摆弄这些问题，然而他对它们的解答并不能使他本人满意（《资本论》第2卷，第169—182页）。 ①到头来，他将所有这些物理上的复杂情况丢到了一边，转而界定了一个关于机器“折旧”的高度简化的模型，固定资本的流通在其中展现出了如下特征：

在劳动工具…损耗时，劳动工具的一部分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另一部分则仍旧固定在劳动工具中，因而仍旧固定在生产过程中。这样固定的价值不断地减少，一直到劳动工具不能再用；因此它的价值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内，分配在由一系列不断反复的劳动过程产生的一批产品中……劳动工具越耐用，它的损耗越缓慢，不变资本价值固定在这个使用形式上的时间就越长。但是，不管耐用的程度如何，劳动工具转移的价值份额总是和它的全部职能时间成反比。如果有两台价值相等的机器，一台5年磨损掉，另一台10年磨损掉，那么，前者在同一时间内转移的价值就是后者的两倍。21(《资本论》第 2 卷，第 158 页）

马克思在这里提出的模型现在叫作机器的“直线折旧”。为了避免混淆2，我将用“价值转移”这个术语来指涉体现在机器中的价值在生产性消费中的实现速度。马克思完全明白“线性价值转移”模型是一种过度简化。它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的总体要旨也有深层的不一致，因为它使固定资本的物理的、物质的存在方式处于一种自主的、看似决定性的角色。马克思仿佛掉进了拜物教的陷阱，而这恰好是他极其频繁地予以斥责的。将使用价值作为经济范畴予以接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因此就摆脱一项责任：他必须说明这种使用价值是如何“由于现代生产关系而发生形态变化”的2。我们倘若以为线性价值转移模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很快就会碰到诸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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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将看到，修理与置换的区分问题在建成环境的情况下尤其尖锐（后面第 232—235 页)。

例如，按照初始的购买价格（假定它与价值相等）来计算的线性价值转移只有在特殊的、相当不现实的条件下没有技术创新、机器的成本没有变动等等—才会等于重置投资。只要这些条件不成立，被回收的价值与重置所需的价值之间就会出现偏差。固定资本的持续流通在重置的时刻就会受到威胁。

线性价值转移还假定机器的使用期限是已知的。那么，这种使用期限是如何决定的？马克思给出了两个答案。一开始，他求助于一个纯粹物理的概念—机器在建造时拥有了一定的物理能力和耐用性，并会在一定的时期内老化。但他也承认，经济上的使用期限也许是不同的。资本家之所以会丢弃一台机器，不是因为它在物理上老化了，而是因为把它置换掉可以带来更高的利润。对资本家来说，机器的使用价值是让他得以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而且正如马克思明显承认的那样，这种使用价值是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人们无法预先得知一台机器在经济上的使用期限，因为它取决于机器体系的设计和成本的变化、技术变革的总体速度和形式、对劳动力的受剥削率有影响的条件（例如起伏不定的产业后备军）、不同的技术在给定的生产线上利润率的差异等等。作为一种社会性的规定，机器的使用期限在最好的情况下是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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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本的价值向最终产品转移的速度最初被看作一个仅仅与生产相关的问题，但对它的分析却明显无法独立于市场竞争的寒风所造成的影响。十分有趣的是，我们在规定资本的有机构成和价值构成的含义时已经遇到了一个与此平行的问题。我们在这里撞上同一个问题也完全是应该的，因为固定资本在决定有机构成和价值构成时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现在遇到的规则是：固定资本在生产和公司的范围内的使用价值取决于公司在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下实现利润的能力。那么，我们如何能提出一种在这些情况下探讨固定资本的价值转移的方法？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显然需要在生产过程与交换过程之间—它们既是分离的，却又是相关的——建立某种桥梁。

要解决这些困难，最容易的办法是把固定资本的流通当作联合生产的一种特例。在每个生产期间开始时，资本家都会预付一定的价值总量来购买劳动力、原材料和劳动工具。在这个期间结束时，资本家拥有的是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和固定资本剩下的价值量，而后者体现在一台机器中，这台机器可以再次得到使用，也可以被置换乃至被出售给别人。固定资本剩下的价值量被当作生产过程的产出品之一。这种处理问题的方法在冯·诺伊曼、斯拉法、斯蒂德曼和森岛等作者手中是卓有成效的。最后这位作者证明了这个技巧可以被用来确定机器在经济上的使用期限，即提供一条“经济准则，使企业家可以决定不再使用〔一台]特定年龄的〔机器]”，并提供一种使价值的转移与重置成本达成一致的方法。①十分有趣的是，要分析生产中运用的资本，而且这种生产会花费不同的时间期限来生产不同的物品，相关的分析技巧正是马克思本人开创的—斯拉法和森岛都煞费苦心地指出了这一点。有迹象表明，马克思把对联合产品的分析看作一条出路，想由此走出他的价值转移的直线模型所带来的两难。（《资本论》第2卷，第153页；《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391页）。他只是未能把这种可能性坚持到底（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因而未能攻克这个问题—后来它成了经济理论所要处理的一切问题中最复杂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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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最坏的情况下则是相当难以预料的：竞争、对利润的不懈寻求和资本积累的过程从中孕育出了技术变革戏剧性的步伐—如狂风一般把机器的使用期限吹得摇曳不定。对价值转移的分析一开始仿佛有一个坚固的物质基础，却被社会过程转化成了一片不确定的泥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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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从联合产品出发的理论技巧不只是一种方便的虚构，因为二手的机器市场的确存在，定期的设备租用和出租也不是一桩罕见的事务。此外，由于生产能力的所有权证书可以通过股票形式来交易，所以我们可以识别出另一类市场，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联系到剩余价值的生产来反映固定资本的存量在当前的生产率。因此，时常对固定资本进行重新估值是有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的。

然而，以严格的方式来探究这个问题的人近年来总结说，把固定资本的流通当作联合生产的一种特例会给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带来严重的两难。例如森岛说道：“对联合生产和另一些制造过程的承认……可以鼓励我们牺牲掉马克思本人对劳动价值理论的表述”（森岛，1973，第180页)；斯蒂德曼则更为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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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森岛（1973，第178页）。在斯拉法（1960）手中，这种方法产生了一个有趣的见解：对技术的选择、从而对机器的使用价值的选择取决于利润率，因而对技术的调换和重新调换会随着利润率的变动而发生。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下降的论点所受到的基础性批评之一是它未能考虑到这种调换的可能性（前面第185页)；我们现在要尝试更加具体地说明固定资本的流通过程与任意调换技术的可能性之间为什么有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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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固定资本面前，对机器的最佳寿命的选择仅仅是在利润率最大化的进程中被决定的，因而价值量—它们取决于机器的有效寿命—仅仅是在利润率被决定之后才被决定的。生产的物质条件和实际工资率是利润率大致的决定因素。我们的任务是说明这些生产的物质条件和实际工资是由什么决定的，而不是卷入不得要领的价值计算。（斯蒂德曼，1977，第 183 页）

莱文同样认为，马克思假如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规则应用到固定资本的价值转移上面，就会发现在固定资本的辅助下生产出来的“商品的劳动价值在计算中有本质上的困难”：

固定资本为产品贡献的价值既不是由它的原始价值所决定的，也不是由它的当前价值所决定的，而是由价值在相关的时期内的变化所决定的。在决定作为商品的产品的价值时，这个因素具有内在的活力，却在价值被还原为劳动时间的量时被丢掉了。在给定的时期内向产品“转移”的价值量是随着所运用的固定资本的价值在这段时期内的变化速度而变动的。由于商品价值的决定过程是由价值的变化速度来支配的，所以它与任何固定的劳动时间的量之间都有内在的不可还原性。我们没有办法用过去的和当前的劳动时间的总和来决定交换价值。（莱文，1978，第302页）

莱文通过一处脚注继续补充道：“若要把劳动价值理论保持为关于交换价值的决定方式的理论…实际上就有必要排除固定资本。”（莱文，1978，第302页）

所有这些叙述准确地反映了就固定资本的价值向最终产品转移的速度而言，得出某种恰当的计算方法是多么困难。①它们也都表明，固定资本的价值必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进一步讲，它们都不容置疑地证明了价值理论倘若仅仅立足于体现在商品中的过去的和当前的劳动时间，就无法与固定资本的流通相调和。马克思本人恰好得出了这个结论。一旦固定资本与流通相分离，我们所遇到的情况就“和李嘉图的价值学说是完全矛盾的，和他的实际上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利润理论也是完全矛盾的”24（《资本论》第2卷，第 2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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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的价值学说—把价值作为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的确必须被拒斥。但是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把价值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非常不同的。②虽然为了方便起见，马克思经常把社会必要劳动等同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但是后者并没有包含作为社会关系的价值的所有方面。让我们回想一下，价值“只是存在于某种使用价值中”，所以“如果使用价值丧失，价值也就丧失”25（《资本论》第1卷，第202页）。这只是简单地延伸了马克思式的规则，即商品“在能够作为使用价值实现以前，必须先作为价值来实现”，而且“如果物没有用，那么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算作劳动，因此不形成价值”26（《资本论》第1卷，第4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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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就此而言，关于联合生产的状况下“正的利润与负的剩余价值”的辩论是很有教益的。见斯蒂德曼(1977，第11章)，森岛与凯特福雷斯(Catephores)(1978，第2938页）和把这个论点作为谬误加以拒斥的法恩与哈里斯（1979，第3948页)。

②法恩与哈里斯（1979，第45页）指出：“斯蒂德曼和森岛都没有运用马克思的价值概念。他们对马克思的概念最根本的背离是两名作者都把价值仅仅看作一个会计概念，而马克思把它当作一种实际现象，这种现象有具体的后果。”同样的批评对于罗默（1979）也可以成立：他试图把固定资本的形成和使用整合到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下降的论述中去，不过这番尝试流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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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机器的使用价值在使用期限内的变化不会对它的价值毫无影响。在对机器的价值有影响的因素当中，首要的因素是与技术变革相联系的频繁的“价值革命”。“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变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因此，价值比例的不断变动，正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固有现象。”27（《资本论》第2卷，第72页）技术变革对固定资本的流通起到了破坏稳定的作用，这与它在我们前一章考察的过度积累和价值丧失的简单模型中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

我们已经论证了价值不是一个固定的度量标准—这种度量标准无法用来描述变化的世界—而是被马克思当作一种社会关系，它在自身的正中心包含了矛盾和不确定性。因此，马克思的价值概念与固定资本的流通之间丝毫没有矛盾。矛盾恰好被内化到了价值的概念本身当中。

1. 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正像流动资本是生产固定资本的前提一样，固定资本也是生产流动资本的前提。”28（《大纲》，第734页）被用作固定资本的机器和作为投入品的流动的不变资本最初都要被生产出来，而这需要使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资本论》第2卷，第209页）。进一步讲，由于固定资本在没有得到使用时会失去价值，所以为了实现它的价值，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流动资本的不断流动包括劳动力和原材料的不断流动。

由于双方对于彼此都是必要的，所以流动资本的流动与固定资本的流动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联系。例如，倘若资本积累要达到平衡，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在社会的总资本中的比例就必须按照某种“合理的”规则来划分从积累的立场来看是合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经常把危机归咎于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比例失调，而马克思并不同意。但他把这种比例失调当作征候而非原因，他要寻找产生这种失调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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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让我们考察一个简单的案例：一台机器具有已知的使用期限，并依照“直线”规则把价值转移到最终产品上面。处于商品形式中的价值在购买的时刻就退出了流通。在这台机器被置换之前，并没有更多的商品撤出流通（除非是为了修理和维护)。然而，通过对这台机器的生产性消费，每年都有商品回到流通，直到体现在这台机器中的价值所对应的商品在它寿命的最后一年全部回到流通为止。货币流通则走过了一条非常不同的进程。它是“一次投入流通的；但它只是通过……出售生产出来的商品而一部分一部分地………再从流通中取出的”29（《资本论》第2卷，第161—167页）。倘若没有信用体系，资本家就必须建立货币贮藏，直到足以购买新的机器为止（第182页）。

这种交换的独特性在于它的时间特征。货币与商品是按照相当不同的时间模式来流通的。在购买机器之后，流通中的货币与商品相比立刻就过剩了。在机器的使用寿命临近终点时则会出现相反的状况。这些不平衡在长期会相互抵消（在我们设立的假定下)，因而不会有总体上的不良后果，而信用体系可以发挥的职能是在机器的使用寿命中使货币支付变得平滑。但是固定资本的流通仍然会在短期内施加干扰性的影响，甚至对简单再生产的过程来说也是如此。第1部类与第2部类之间的货币交换和商品交换（见前面第6章）只有在一个不太可能的条件下才会相互适应：社会中的总的固定资本每年“退休”的比例、被置换的比例必须相等。这要求价值转移的速度是固定的，还要求固定资本的存量有一种特殊的年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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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技术性的见解—它是马克思通过曲折的算术的例子来确立的，这是他一贯的做法—将我们引到了一些远远更为宽泛的问题的边缘；当技术变革要求扩大固定资本相对于流动资本的比例时，这些问题就会出现。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生产机器意味着“生产创造价值的手段”，而不是直接创造供个人消费的使用价值（《大纲》，第710页）。换句话说：

生产固定资本的那部分生产……不生产直接的消费品……因此，越来越大的一部分生产时间耗费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上，这种情况取决于已经达到的生产率水平……这就要求社会能够等待；能够把相当大一部分已经创造出来的财富从直接的享受中，也从以直接享受为目的的生产中抽出来，以便……把这一部分财富用到非直接生产的劳动上去。32（《大纲》，第 707 页）

然后，马克思继续说明了让固定资本得以形成所需的条件：

这就要求已经达到的生产率和相对的富裕程度都有高度水平，而且这种高度水平是同流动资本转变为固定资本成正比的……过剩人口（从这个观点来看)，以及过剩生产，是达到这种情况的条件。33（《大纲》，第7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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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信用体系的缺乏也会引发不平衡，因为资本家必须贮藏货币才能抵偿置换成本，制造机器所需的流动资本也必须在置换之前进行预付。所以马克思总结说：“固定资本生产和流动资本生产的不平衡……在固定资本甚至仅仅维持原状的情况下也能够发生并且必然会发生。”3(《资本论》第2卷，第4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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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讲，如果固定资本规模很大，寿命很长，而且与生产只具有间接的关系，那么这种“相对过剩人口和过剩生产”就必定会愈发突出“因而，修建铁路、运河、自来水、电报等等场合，同制造………机器的场合相比，过剩人口和过剩生产就必定多些”34（《大纲》，第707页）。那么，这些剩余的产品和劳动力最初是如何被获取、如何被生产出来的？这个问题有两个可能的答案。

首先，这些剩余可以通过直接的强占和原始积累来获取。例如，一旦从农民人口中形成了没有土地的无产阶级，就可以创造必要的剩余劳动力。因此，爱尔兰人成了世界的铁路苦力和建筑工人，特别是在土豆大饥荒最终迫使他们离开土地之后—这场饥荒本身就是爱尔兰社会被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渗透的产物。即使一些固定资本的使用价值最初不是由其他资本家以商品形式生产出来的，资本家也可以通过强占或改建来取得这些使用价值。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只要简单地改变现存事物的用法，就有可能创造固定资本。资本家可以从工匠和劳动者那里强占生产资料和劳动工具；他们也可以夺取消费品，把它们投入生产性的用途。例如在“外包”（puttingout）体系中，织工的茅舍原本一直是消费基金的一部分，却逐渐发挥了固定资本的职能（《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23页)。当主要为了消费而建造的运输系统开始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同生产相关的活动时，也会产生类似的结果。

这样做的好处是固定资本的形成过程丝毫不用干涉流动资本。然而，可能以这种方式来形成的固定资本的数量取决于预先存在的条件—毕竟，资本“不是使世界从头开始，而是在资本使生产和产品从属于资本的过程以前，生产和产品早已存在”35（《大纲》，第675页）。例如，18世纪的英国拥有巨大的物质资产储备（也许是尼日利亚目前所拥有的资产的两到三倍)，而且这些使用价值可以轻易地转变为固定资本，所需的成本极少，甚至没有。通过把旧的建筑物（磨坊、谷仓、房屋、运输系统等等）投入新的、生产性的用途，早期的产业家取得了许多固定资本。固定资本的形成速度从来没有比国民产出的5%或6%高出很多；相比之下，若要启动资本积累，通常认为12%以上的速度是必不可少的。①由于马克思的界定是流变的，所以英国这个反常情况它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引领了持续的资本积累的道路—就可以得到解释了。强占、改建和原始积累都提供了固定资本，而没有从流动资本中挪走任何东西。这些特征在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中始终具有某种重要性例如，非洲的移民在法国的建设活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南欧人对大半个西欧来说也是如此。但若技术变革要起到恰当的作用，资本主义就必须在自己的范围内发展出生产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力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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