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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我们引到了把固定资本的形成所必需的前提产生出来的第二个主要机制。过度积累我们已经看到，它在资本主义之下必然会定期出现—意味着“一方面”创造“失业的资本，另一方面”创造“失业的工人人口”37（见前面第7章)。劳动力、商品、生产能力和货币资本的剩余都有转变为固定资本的潜力。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非常重要的理论见解。它实际上是说，资本积累的矛盾会定期把固定资本的形成所必需的前提生产出来。我们接下来将阐明这个异乎寻常的理论见解的一些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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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照罗斯托（1960）的《经济增长的阶段》3（以及它的有趣的副标题“非共产党宣言”)，英国在1783年到1802年间通过使投资率从5%倍增到10%而完成了经济增长的“起飞”。迪恩（Deane）与科尔（Cole)(1962，第261—264页）发现，资本的形成过程中的这样一种剧增并没有多少证据，而且随后的辩论克鲁泽（Crouzet)（1972）重印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有力地支持了这个结论。马赛厄斯（Mathias)（1973）在这一点上也非常值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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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要考察产业后备军的起伏不定与固定资本的形成有怎样的关系，但不考虑任何“原始积累”或对人口中的“潜在”部门的发动。在这样的状况下，相对过剩人口主要是技术变革的产物，因为技术变革会制造失业。但是技术变革通常要求形成固定资本。后者则要求预先形成产业后备军。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的节奏以及通过固定资本的形成来吸收过剩的劳动力的能力似乎是由相互矛盾的情况来调节的。将产业后备军生产出来的过程本身也会吸收产业后备军。这个矛盾一般是通过两个阶段来表达的：首先是固定资本的形成和对剩余劳动力的吸收，然后是广泛的失业和固定资本的形成过程的停滞。然而，我们若要完整地理解这样一个过程，就必须考察剩余产品又是如何产生、如何被吸收的。

比如说，与过度积累相联系的商品、生产能力和劳动力的剩余并不能即刻从消费品工业（衣物、鞋子等等）调换到固定资本项目的生产（如机器、铁路）当中。若要强行推动这样一种从流动资本到固定资本的调换，通常就需要一场危机马克思实际上认为，“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这些投资打下了“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38（《资本论》第2卷，第186页)。假如这样的调换可以即刻完成，也不产生成本，那么过度积累的问题和流动资本的价值丧失问题就完全可以通过固定资本的形成来解决了。那样的话，这种调换的唯一界限就是把固定资本投资的价值实现出来的能力。由于固定资本的运用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以长期来看，从流动资本到固定资本的调换只会加深过度积累的问题。一部分固定资本会由于过度积累而受到处罚即被迫闲置因而固定资本本身会经历价值丧失。过度积累问题的这个短期解决方案会加深长期的困难，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把周期性的价值丧失这个普遍的负担推给固定资本。唯一的不同在于，危机形成过程和解决过程的时机和节奏现在会深入地受到固定资本本身的周转过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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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把越来越多的资本调换到固定资本的形成过程当中，固定资本的价值丧失或许就会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图甘-巴拉诺夫斯基在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方案的语境下讨论了这种可能性。①他证明了只要对固定资本的投资以合适的比例增长，资本积累就可以无休止地持续下去。这意味着在一个经济体中，制造机器是为了生产出制造机器的机器从人的需要的立场来看，这看起来是相当荒谬的，但是资本主义在理论上能够这样来发展，因为资本家只对剩余价值感兴趣，丝毫不在乎他们所生产的使用价值是怎样的。要使这样一种疯癫的经济达到极限，流动资本的流量就必须不足以支持对固定资本的继续使用，或者固定资本的形成所要求的技术变革的步伐就必须变得极快，以至机器在经济上的使用期限缩短所导致的价值丧失变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图甘一巴拉诺夫斯基的方案尽管在长期是无法持续的，却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经常对高新技术生产发起过度投资，而不考虑已经存在的劳动力过剩或民众的人道需要。因此，资本在短期内可以调换到固定资本的形成过程当中，以此来回应过度积累—而且固定资本的寿命越长越好，规模越大越好（例如大规模的公共工程、水坝、铁路等等)。但在长期的某个时刻，过度积累的问题必定会重新出现，也许还会以更为宏大的规模、通过固定资本本身的价值丧失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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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卡莱茨基（1971，第13章）对图甘-巴拉诺夫斯基的方案做了一个有趣的描述。

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固定资本流通形式的内在矛盾。马克思认为：“固定资本发展的程度越高，生产过程的连续性…就越成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外在的强制性条件。”39（《大纲》，第703页）在购买了固定资本之后，资本家就不得不在它的价值（无论怎样计算）被完全回收之前一直使用它。固定资本“要求在往后的年份里生产继续进行”，并“预期占有作为对等价值的未来劳动”，因而对未来的使用施加了一种强制力4°（《大纲》，第731页）。马克思的焦点是固定资本—它的形式是受资本家控制的机器——对劳工的工作条件所实行的暴政（因而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他关于机器写了很长的、非常有力的一章)。但我们可以将这一点普遍化。资本越是以固定的形式流通，生产和消费的体系就越是被封锁在特定的、与固定资本的实现相适应的活动中。

这里包含的矛盾应该是清晰可见的。一方面，固定资本为资本积累提供了一根有力的杠杆，对固定资本的进一步投资也至少为过度积累的问题带来了暂时的缓解。另一方面，生产和消费越来越被监禁在固定的行事方式中，越来越被束缚在特定的生产线上。资本主义失去了灵活性，创新的能力也受到了抑制（《资本论》第2卷，第185页）。

这立刻将我们抛回了一个复杂的世界：固定资本在经济上的使用期限并不符合它在物理上的使用期限马克思认识到了这个世界，但在这方面对我们没有多少启发。就固定资本的流通而言，线性价值转移不再能作为一种充分的描述而成立了。由此出现的最严重的问题牵涉到更加廉价、更有效率的新机器会如何影响老机器的使用价值，从而会如何影响老机器的估算价值。马克思注意到他采用了价格的表达方式“机器结构的不断变化和机器的日益便宜，.使旧机器也不断地贬值，以致只有那些以极低的价格大批收买这种机器的大资本家，才能从使用这种机器中获利”41（《资本论》第3卷，第474页；第3卷，第114—115页)。持续不断的技术革命可能意味着固定资本的价值丧失会在庞大的规模上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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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类与第2部类之间的交换还有可能遭受干扰。但若技术变革的步伐是平稳的，而且资本家在预计未来的技术时可以具有合理的安全感，那么他们既有可能有计划地淘汰他们的固定资本，又有可能按照某种合理的计划来管理固定资本的流通。①这样一来，技术变革所导致的干扰就降到了最低，它对两个部类之间的交换关系的影响也会下降为相当微小的振荡。但有计划地淘汰只有在技术变革的速度受到约束时才是可能的。因此，若要调节技术变革的步伐、并将有计划的淘汰作为一种可用的手段来抵抗技术变革与它无可避免的结果—即固定资本的价值丧失—之间的明显张力，那么垄断、政府对研究和开发的资助以及创新的应用所受的法律约束（特别是专利法和许可法）就会起到重要作用。实际上，我们可以找到如下案例：不受控制的技术变革所造成的不连贯和破坏引起了资本家的回应，这种回应的形式是做出诸多安排比如垄断和专利法—来控制技术变革的步伐。

倘若缺乏成功的控制，有计划的淘汰就变得不可能了。一开始，部类之间只有微小的振荡和不平衡，固定资本相对于流动资本的比例也是如此，但这些振荡和不平衡很快发展成了爆发式的振荡或对平衡增长路线的单调发散（monotonicdivergence)（见前面第171页)。固定资本的流通被相互矛盾的力量的罗网所纠缠，而这些力量关系到技术变革、不均衡、危机的形成、过度积累和价值丧失。马克思在研究固定资本的流通时所想到的正是这样一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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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值得一提的是，这与博卡拉关于相对价值丧失的观点是平行的—见前面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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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诺博(Noble)(1977)描述了专利法自20世纪初以来在美国受控制的使用：他的描述非常符合这里的理论叙述。

例如，他论证了资本家由于争相寻求相对剩余价值，所以被迫要把“旧的劳动工具在它们的自然寿命完结之前”就置换掉，而且这种置换倘若是以“更大的社会规模”发生的，就会“主要”通过“大灾难即危机”来“实行”42(《资本论》第2卷，第170页）。他还提到了“不断实行的改良，这会相对地减低现有机器、工厂设备等等的使用价值，从而减低它们的价值”：这些改良“特别是在采用新机器的初期……具有强烈的影响，因而在机器还没有来得及再生产出自身的价值以前，就不断变得陈旧了”。重置成本的迅速减少也有类似的影响。因此我们发现，“大企业往往要到第一个占有者破产之后，在第二个占有者手里才繁荣起来……这第二个占有者用便宜的价钱把大企业买过来，所以一开头就用较少的投资来开始他的生产”43（《资本论》第3卷，第113—114页)。

在局部危机或全面危机的进程中，固定资本的要素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丧失价值。于是，这构成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阻碍利润率下降并通过新资本的形成来加速资本价值的积累的手段”4（《资本论》第3卷，第249、254页)。简言之，如果总的资本价值构成要在强大的技术变革面前保持稳定，就要迫使一部分固定的不变资本丧失价值。因此，过度积累和价值丧失的概念对固定资本的流通起到了特殊的作用。马克思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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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由一些互相连结的周转组成的长达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在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在周期性的危机中，营业要依次通过松弛、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和危机这几个时期。虽然资本投入的那段期间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45（《资本论》第2卷，第186页）

可见，当我们在图景中引入了固定资本的流通之后，危机就具有了一个相当不同的方面和一个新的维度。生产力的演化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之间的根本矛盾仍然处在事情的正中心。技术变革的步伐—它本身主要关系到对相对剩余价值的追逐（见第4章）—依旧是资本积累的主要杠杆和导致不均衡的重要力量。但我们现在看到，许多生产力的建构方式本身—它们是通过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来建构的—会产生一种与进一步的技术变革相矛盾的价值流通形式。技术变革要么减慢（从而夺走资本积累的主要杠杆)，要么飞速跃进，并导致固定资本无可避免的价值丧失。然而，危机形成过程的整个物质表现和时间节奏都有了根本的改变。在这样一种情境中，马克思的“第一块”危机理论（见第7章）显然就行不通了。若要描述固定资本的形成和使用，这种理论应该如何调整？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固定资本流通的一些特殊形式

我们之前固守于机器的例子，由此才能够简化固定资本的概念。但是固定资本还包括多种不同的项目，比如船舶和船坞、铁路和机车、水坝和桥梁、供水和排污系统、电站、厂房、仓库等等。一把镐与一条铁路或许都可以被归入固定资本，但是除此之外，它们的相似性很快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应当把固定资本的概念拆分开来，并考察一些由此出现的与众不同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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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关于信用体系的干预会对问题产生何种影响，我们在此之前也排除了任何仔细的考察，尽管这个问题一直潜伏在分析的背景中。乍一看，若要克服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矛盾，信用的确表现为一种合适的手段。但是马克思保持了他的本色：他坚持认为，信用一旦成功地发挥了这样一项职能，就会把矛盾内化到它自身的领域当中。矛盾发生了转移，却没有得到解决。马克思提示了这样一种转移，因为他区别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不同的回流方式”：一边是年金、利息和不同形式的租金，另一边则是销售和利润4（《大纲》，第722页)。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几节阐发这个主题。

由于货币、信用和利息的领域复杂得不同寻常，所以我们必须把相关的考察推迟到下一章。在这里，我们至多可以期望说明信用体系如何肯定必须作为一种处理一些慢性问题的手段而存在，以及为什么会这样—这些问题都是在固定资本的形成和使用的语境下出现的。为了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考察一些情境，固定资本流通的问题在其中具有夸张的、非常特别的形式。

(1）规模庞大、高度耐用的固定资本

固定资本的周转时间是它的“相对耐用性”的函数，所以“材料的耐用性是它执行劳动工具职能的一个条件，从而也是使它成为固定资本的那一流通方式的物质基础”47（《资本论》第2卷，第220—221页)。既然耐用性取决于物理属性，使用价值的物质特性就会对周转时间有重要影响。但是马克思坚持认为：“固定资本的较大的耐久性也不应单纯从物质上来理解。”48（《大纲》，第710页）耐用的材料之所以会被纳入固定资本项目，是因为这样做会产生好处例如，“机器]越是需要时常更新，费用就越大”49（《大纲》，第711页）。另一方面，固定资本坚持得越久，就越有可能由于技术变革而遭受价值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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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固定资本耐用性的变动取决于经济形势以及物质上的和技术上的可能性。我们已经提到，“一门生意的固定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有不同的周转期间，这取决于它们的耐用性的差别”；这个命题也适用于整个社会中的固定资本。可见，当高度耐用的固定资本—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中被创造出来时，就会产生特别的问题，我们需要加以考察。

另外，必须在一开始投人货币流通并退出商品流通的价值量是高度多样的，这取决于所形成的固定资本的本质。船坞和港口所需要的价值量比简单的农具多得多。还有一种情况：一些固定资本项目的生产可以是渐进的——可以一点一滴地扩展，比如铁路线另一些项目则必须在全部完成之后才能投入使用例如水坝。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固定资本的物理的、物质的存在方式都影响了它在形成时所遇到的困难的程度。资本在进入某些种类的活动时仿佛碰到了障碍，因为最初涉及的工作规模太大。这些障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所需要的使用价值的物质属性和物理属性，但是经济形势在这里也会起作用。固定资本投资的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一些驱动—在生产中达到规模经济，并节省不变资本的运用而且并不独立于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的程度。

由于这一切可能性，规模庞大、高度耐用的固定资本的生产和流通会带来一些非常特别的问题，我们必须予以讨论。因此，让我们考察一下由于对一些项目的投资和使用—比如现代的一体化的钢铁生产设施、石化总厂、核电站或大型水坝而引发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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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生产这些项目所需要的工作时间本身都相当漫长，因而给生产者施加了非常沉重的负担。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不太发达的阶段，那些需要很长劳动期间，因而需要在较长时间内大量投资的企业………例如筑路、开凿运河等等……完全不是资本家经营，而由地方政府或国家出资兴办。”50（《资本论》第2卷，第233页）然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时代，资本积聚、资本集中以及信用体系的精巧组织让这些工程得以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经营。

另外，这个固定资本的使用者要支出大量货币，而且在生产中收回这些货币要花很长时间—比如30年或更久—这些都会造成类似的问题。因此，个别资本家也许必定会试图把这些工程的“开支转嫁到国家肩上”51（《大纲》，第531页）。具有如此规模和耐用性的固定资本在生产或使用时肯定没法不求助于信用体系。个别资本家如果打算购买固定资本，原本就不得不贮藏数额巨大的货币资本；信用体系减轻了这种负担，而且将这个固定资本的支付方式转变成了按年支付。实际发生的事情是—假定社会中的其他阶级没有个人储蓄—作为生产者的资本家若要在当前进行投资，就是在向进行储蓄的其他资本家借债，后者的着眼点是未来的投资或置换。资本家以这种方式保持了对资本的充分运用，尽管大规模的固定资本项目周转得很慢。

信用使得诸多部门之间的货币交换一一这些部门生产的是工资品、不变的流动资本或不变的固定资本在理论上有可能达到平衡，尽管这丝毫没有直接改变商品交换。但为了让和谐在货币交换中存在，总储蓄就必须与投资的需要达到均衡。这立刻促使我们追问：这样一种均衡如何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当中得到确立？我们只有在一个完整的语境下在分析信用体系时—才能讨论这一点。倘若这种均衡状况无法成立我们将在后面看到它为什么“若非在偶然中”就无法成立（见第9章）那么信用最终也许就会加深而非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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