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限度

物质商品在部门之间的交换仍然会由于自身的原因而遭受干扰；在引入了规模较大、寿命较长的固定资本之后，这些干扰就被放大了。毕竟，“固定资本直接带来的成果越少”，“相对的过剩人口和过剩生产就必定越多；因而，修建铁路、运河、自来水、电报等等场合，同制造……机器的场合相比，过剩人口和过剩生产就必定多些”5（《大纲》，第707页）。这意味着若要完成这样的工程，就需要大量的强占（奴隶劳动、原始积累等等）或非常强烈的过度积累。由于它们的预期是往后很长一段时期的“未来的劳动成果”，所以它们还监禁了资本，而且监禁的方式并不总是可取的。

假如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中，固定资本的进展—一从小规模到大规模、从短期投资到长期投资在所有方面都是平均的，那么把关于固定资本的形成和流通的理论整合到资本积累的一般理论当中就比较容易了。虽然有一些客观原因导致了“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价值量和寿命，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增加”（《资本论》第2卷，第185页)，但是同样真实的是，“不同产业部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比例极不相同，而且方向也往往相反”，原因不仅在于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而且在于“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特性”54（《资本论》第3卷，第260页）。例如，多种形式的固定资本如船坞和港口、运输系统等物质基础设施—都有相对较大的规模，而且需要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历史中被生产出来。由于资本集中与分散的程度是有张力的市场交换的领域与生产领域之间的张力—所以我们应该预料到，在这些因素与一些关于固定资本的决定—资本家要决定如何使用具有一定的规模和耐用性的固定资本—之间也将出现相互作用。固定资本在规模和耐用性方面的差别似乎注定是资本主义的不平均发展所具有的一个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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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限度

362

(2)“独立”类型的固定资本

在有些情况下，固定资本“不单纯表现为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工具，而且还表现为独立的资本形式，如铁路、运河、公路、灌溉渠道等形式，即同土地结合在一起的资本，等等”（《大纲》，第686—687页)。“独立”类型的固定资本就生产而言执行了非常特别的职能正如马克思所说，它充当了“生产的一般条件”56（第739页）因而可以同封闭在直接的生产过程中的固定资本区别开来。

对个别资本家来说，这个差别可以表达为机器与安放机器的建筑物之间的差别。但我们在整个社会中可以观察到，资本家在许多情境中会共同利用独立类型的固定资本，他们作为个人也会以部分的、间歇的或暂时的方式来利用它们（《大纲》，第725页)。这种类型的固定资本与生产之间的独特关系是与一种特定的流通过程相联系的“它所包含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是以年金的形式实现的，在这里利息代表剩余价值，而年金代表预付价值的陆续回流”7（《大纲》，第723页）。实际上，资本家是以年度为基准或以服务费的方式来购买这类固定资本的使用价值的安放生产的建筑物是按年出租的，叉车是按周出租的，租借集装箱则是为了把商品带到最后的终点。

第8章－固定资本

363

资 本 的 限 度

这意味着独立形式的固定资本的所有者并不是某个作为生产者的资本家。这一点也为由此出现的流通形式打下了合理的基础。实际上，当资本所有者把资本借给使用者时，资本具有固定的形式，而不是货币形式：

作为资本贷放的商品，按照它的性质，或是作为固定资本贷放，或是作为流动资本贷放。货币可以在这两种形式上贷放。例如，如果它是在终身年金的形式上偿还，让资本一部分一部分地带着利息流回，它就是作为固定资本贷放。有些商品，例如房屋、船舶、机器等等，按照它们的使用价值的性质，始终只能作为固定资本贷放。不过，一切借贷资本，不管它的形式如何，也不管它的偿还会怎样受它的使用价值性质的影响，都始终只是货币资本的一个特殊形式。58（《资本论》第3 卷，第 344 页）

由此可见，我们如果没有彻底考察货币资本和利息，在讨论固定资本的这种流通形式时就没法走得很远。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马克思在探讨固定资本的段落中排除了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考察，仅仅探讨了封闭在生产过程中的固定资本。但他的确提出了一些有争议的评论，对此做一些解释是值得的。例如他提到，高度依赖固定资本的大规模业务比如铁路虽然“仅仅提供利息”，但是“仍然可以存在；这是阻止一般利润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因为这些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庞大得多的企业，不一定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59（《资本论》第3卷，第437页)。因此，一种有可能拖延危机的办法是将“很大一部分资本转化为并不充当直接生产要素的固定资本”60(《大纲》，第7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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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奇怪的是，马克思主义者们没有提过这个观点，更没有探讨它的后果—包括理论的和历史的后果。①马克思提出了两点主张。第一，如果固定资本是借出去的，而不是卖出去的，那么它的职能就是货币资本的物质性的等价物。这样一来，只要它的价值可以在使用期限内得到回收，而且可以产生利息，它就可以流通。由于利息只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所以独立类型的固定资本在流通中并没有获得在它的帮助下生产出来的全部剩余价值。由此释放出来的剩余价值可以在余下的资本家之间通过竞争来划分，因为他们会力争使利润率平均化。显然，倘若独立形式的资本与封闭形式的资本相比有所增长，那就会释放出剩余价值，从而至少在短期内可以抵消马克思所界定的利润率下降。大概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马克思才会认为有必要分析“一个国家的总资本分为这两种形式的比例”6(《大纲》，第686页)。这又会影响到我们如何解释资本主义的规模和组织在过去两百年间的不断变化（见第5章）。

第二，我们可以从个别资本家的立场来考察这个大问题。如果我们接受马克思对利润率的一种界定，即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与所运用的总资本的比例，那么固定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得越多，一个生产期间所运用的资本与实际消费的资本相比就越多。独立形式的固定资本的使用则不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因为所运用的总资本现在只包括资本家为了在一个时期内使用固定资本而进行的支付。把封闭形式的固定资本替换为独立形式的固定资本会减少个别资本家所运用的总资本，即使所消费的总资本也许在增加。个别资本家的利润率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招数来提升。转向独立类型的固定资本有助于制止利润率下降的倾向。在具体的语境下，我们有必要认识到独立形式的固定资本与封闭形式的固定资本之间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是流变的—产业家既可以租借建筑物和机器，又可以干脆把这些项目买下来。当年景变得困难时，我们或许就能预料到设备租赁的增加—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目睹了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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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固定资本

①博卡拉（1974）在对价值丧失的叙述中谈到了这个观点，但是随后就把它归附于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下的结构性价值丧失理论，从而削弱了它的真正意义—见前面第7章。马加利纳（1975）虽然正确地拒斥了博卡拉在总体上的理论立场，却没能在这个过程中承认，就固定资本的流通所具有的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报酬率而言，后者的论述包含了部分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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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切假定了资本家所创造的组织形式能够供应独立类型的固定资本，而且它的流通既没有被任何独特的困难所困扰，又没有被任何严峻的壁垒所妨碍。信用体系的活跃运行是必不可少的，一些组织形式—比如股份公司——也必须被创造出来。这些都是必要条件。此外，固定资本一旦独立流通，就会随之产生一定的风险。在某种意义上，与封闭在生产中的固定资本的情况相比，这里的情况会使体现在商品中的价值实现问题（以及价值转移的计算等问题）更加严重—因为固定资本的使用完全取决于总体的经济状况，而且在使用减少所造成的突然的价值丧失面前要脆弱得多。另一方面，由于我们这里讨论的固定资本往往是共同使用的，还充当了生产的一般条件，所以虽然公司内部寻求剩余价值的竞争会通过技术变革来推动价值丧失，但是价值丧失的程度并非在任何地方都是近乎相同的—除非独立的固定资本的供给者也在相互竞争。显然，我们倘若没有非常具体地考察独立类型的固定资本的供给和需求具有怎样的组织，就无法将这个问题推进得很远。

马克思关于这种特殊形式的资本的看法远远没有得到较好的展开。我们对他的论述所做的概括在解答问题的同时也提出了同样多的问题。但与马克思一样，我们肯定必须推迟更加深入的评价，直到我们至少对信用体系确立了一些理解为止。我们在这里只能谈论一些看起来意义重大的观点，但我们还没有为完全充分地探讨它们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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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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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消费基金

某些商品在消费领域中发挥的作用有些类似于固定资本在生产过程中起到的作用。这些商品没有被直接消费掉，而是被用作消费工具。它们包括了多种多样的项目：餐具和厨具、冰箱、电视机和洗衣机、住房，以及各种集体消费的手段，比如公园和走道。我们可以很方便地在消费基金这个标题下将所有这些项目归到一起。

固定资本与消费基金的区分植根于商品的使用，而不是商品的物质存在方式。项目可以由于用途的变化而从一个范畴转移到另一个范畴（见前面第205页）。例如，体现在仓库和工场中的固定资本可以转变为消费基金项目，比如公寓和美术馆，反之亦然。一些项目同时具有生产手段和消费手段的职能(例如高速公路和汽车)。联合使用总是有可能的。

消费工具未必是作为商品被生产出来的。工人可以在自己的时间里通过自己的劳作来生产自己的住房，并互相用自己的劳动产品来进行易货贸易。这样一类体系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早年是很常见的，而且在第三世界经济体所谓的“非正式”部门中、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地下”经济中仍然存在。①

第8章一固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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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波特斯（Portes)（1980）概述了关于非正式部门和资本积累的文献（主要涉及拉丁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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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本 的 限 度

劳动力的价值对于消费基金的供应所采取的形式十分敏感，因为前者是按照在市场上购买的商品来规定的。但由于我们在这个地方主要关注的是资本的流通过程，所以我们将假定消费基金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中被生产出来的。

一件商品对它的生产者来说是流动资本，不论它是如何得到使用的。当它被出售给最终消费者时，它就从流通中消失了，这件商品所对应的价值也就以货币形式回到了资本家那里。商品倘若拥有较长的寿命、一直在被使用，就构成了社会总财富的一部分。但它们的职能就不再是运动中的资本了。就此而言，在对固定资本的持续使用（价值由此作为资本而保持流通）与对消费基金项目的持续使用之间有一个关键的差别。

假如这就是问题的全部，我们就可以愉快地把消费基金的问题丢到一边了。但让我们从买方的观点来考察一下这个问题。买方必须在某个时刻支付商品所对应的全部价值，才能在未来获得不断流入的利益。他们可以贮藏货币，或者租借这个项目本身(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要支付租金)，或者借入购买它的货币（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要支付利息）。按照常规，租金和利息的支付是与许多消费基金项目的使用相伴随的。我们有必要理解这是为什么。

有些消费基金项目—比如住房——需要一笔极为庞大的初始支出，因而除了非常富有的人之外，任何人都无法用直接购买的手段来得到它们。如果住房是作为商品被生产出来的，租借或货币的借贷就变得必不可少了。倘若脱离了地主、信用体系和国家的干预，资本就不会有机会获得这种广泛的、非常基本的生产形式。①为了购买昂贵的消费品而进行的货币贮藏也会干扰资本流通，因为它束缚了货币（后者原本可以转变为资本)，还充当了一道障碍：收益的流通原本可以通过交换平滑地转化为资本的实现，现在却不行了。于是，信用体系就赶来解围了：它让一些消费者得以进行储蓄（并换取利息)，又让另一些消费者得以借入货币，并在相当长的期限内偿还利息和本金。诸多部类的相互交换由此就得到了保障，不用过多地贮藏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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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近年来，住房部门在许多从马克思主义视角进行的研究中成为了焦点。参见巴西特（Bassett）与肖特（Short）（1980）。

然而，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许多消费基金的使用被整合到了生息资本的流通当中。借出货币的依据是消费基金项目的使用者的未来收益。这个项目充当了贷款的担保，而这意味着它必须保持商品的性质，即一种有市场潜力的物质性的使用价值。倘若借方拖欠了利息支付，贷方就必须能够重新占有这件商品，并把它拿到市场上去出售。许多消费基金项目（住房、汽车等等）都是依靠债务融资来购买的，所以它们的二手市场的形成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资本既有可能在消费基金内部流通，又有可能通过消费基金来流通它也的确会这样流通。只要货币资本渗透进来了，消费工具就会采取储存的商品资本的形式。资本在消费基金内部流通的规则成了一般资本流通的一个重要方面。马克思本人推迟了对这一点的任何详细考察，理由是它“涉及到一些进一步的规定（租赁代替出售，利息等等）”，而这些规定还有待探讨²（《大纲》，第711页）。这个观点十分精当。但关于消费基金的几个初步要点可以在这里得到有效的确定。

（1）就消费基金中的项目在物理上和经济上的使用期限而言，起规定作用的力量有别于在固定资本的情况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力量。追求相对剩余价值的竞争—它会无休止地使固定资本革命化，并周期性地使它丧失价值—在消费领域中的缺席是显而易见的。这里倒是存在另一种竞争，约束它的是不断变化的兴致、时尚和把身份的象征展示出来的欲望。只要对资本积累而言的“合理消费”依赖于使消费基金在使用中保持一定的周转，资本就必须把时尚和身份的力量发动起来。无论这一点可能会是怎样，消费基金项目在发生经济上的淘汰时所回应的压力并不同于另一些压力—后者塑造了固定资本的使用。生产力的革命只是间接地制造了经济上的淘汰—更加廉价、更有效率的消费品使对旧的消费品的维护变得不经济了；运输的联络和产业的搬迁使某些区域的住房变得多余了；如此等等。就消费基金而言，对象在物理上、物质上的使用期限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对维持市场而言，固有的、物理上的淘汰是与经济上的淘汰同等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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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固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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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消费基金中二手项目的交换价值大体上是由相等的新项目的价值来决定的。这些项目的可销售性取决于它们的可让渡性和它们产生未来收益的能力（不论它们在物理上的使用期限处于何种阶段)要使用它们，就要付出未来收益的流量。因此，这种资产的价格是由它可以产生的收益来规定的这种收益要按照现行利率来折算（见第9章和第11章）。

(3）对消费基金项目的购买—通过地产抵押和其他形式的消费信贷—对于货币的可用性十分敏感。因此，由过度积累的倾向所引发的循环搏动在消费基金的形成过程中十分活跃，就像在固定资本中投资一样。然而，在消费基金内部吸收闲置的货币资本的能力受制于未来收益的流通。与消费基金相关的过度负债可能是一个与过度的固定资本投资同样严重的问题。对未来收益的债权这些收益源自未来的劳动可能会远远超过这种未来的劳动创造价值的能力。于是，消费基金内部的可销售资产在危机的进程中很可能会丧失价值，过度负债也可能是不均衡的一个根源。另一方面，信用体系既有能力刺激生产（通过固定资本的形成），又有能力刺激交换中的实现（通过消费基金的形成）。我们将在往后的章节更加深入地考察这一点的后果。

资本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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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消费基金中“必需品”与“奢侈品”的区分也值得一提。与创造劳动力的再生产所需的消费基金相比，资产阶级消费它的收益的方式——往往十分炫目—具有极其不同的后果。让我们回想一下，必需品成本的下降是剩余价值的一个来源。廉价的住房、低廉的租金支付或利息支付是对资本家有利的，因为“这些……条件中的节约，是提高利润率的一种方法”3（《资本论》第3卷，第86页）。工人的住房的形成过程经常在地主、建筑商、货币资本家、雇佣劳动者和一般资本家之间激发出纵横交错的冲突。①这经常会导致国家干预。

1. 生产、交换和消费所需的建成环境

一部分劳动工具，包括一般劳动条件在内，一旦作为劳动工具进入生产过程……就固定在一定的地点…或者一开始就在这种不动的、同所在地点不能分开的形式上被生产出来，例如土壤改良、厂房、高炉、运河、铁路等等。……劳动工具固定在一个地点，把根牢牢扎在地里这个事实，使这部分固定资本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一种独特的作用。它们不能被运往国外，不能作为商品在世界市场上流通。这种固定资本的所有权证书却可以变换，可以买卖，就这一点说，可以观念地流通。这种所有权证书，甚至可以在国外市场上流通，例如以股票的

第8章固定资本

① 我更加详细地考察过这一点，见哈维（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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