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限度

第9章 货币、信用和金融

马克思并没有完成他对货币现象和金融现象的分析。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出了一种非常一般的、高度抽象的货币理论（他在那里概括了《大纲》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分析—这些分析虽然更长，却也有更强的试探性）。他关于信用体系运行方式的笔记还处于高度混乱的状态。为了出版《资本论》第3卷，恩格斯想方设法地对它们进行了整理他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恩格斯在他为这部著作写的序言中抱怨说，关于这个理论“不但没有现成的草稿，甚至没有一个可以按照其轮廓来加以充实的纲要……不少地方只是一堆未经整理的笔记、评述和摘录的资料”。出于对马克思的忠诚，恩格斯最终复制了大多数未经整理的文字。这是马克思的理论一项重要的“未竟的事业”。

我们很难说马克思究竟把这项未竟的事业看得多么重要。他认为对货币的分析具有足够的重要性，必须放在他对资本流通的研究之前。但他也坚持认为，要理解利润的起源（即剩余价值)，是不用诉诸任何分配范畴的。因此，对信用、金融和生息资本流通的分析甚至被丢到了对利润率的总体变动的分析之后。如此迟缓地引入信用这个角色是否可以得到辩护？这一点令人怀疑。马克思即使在推导利润率下降的倾向的过程中也经常指出，若干问题如果脱离了对信用这个角色的考察就无法得到解答。倘若我们把这些评论放到一起，信用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关于内在关系的拼图中就越来越表现为一个复杂的中心部件。但这个中心部件描述了资本家阶级内部的关系一包括个别资本家与阶级的需要之间的关系以及资本的派系之间的关系。信用体系是资本本身在尝试应付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时的产物。马克思将为我们说明资本的解决方案最终如何加重了矛盾，而不是减轻了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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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马克思主义者们极少关注理论的这个方面。由于许多人他们的线索主要来自列宁十分重视“金融形式的资本主义”，把它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一个特定阶段，所以这种忽略就愈发令人惊讶了。希法亭的著作（列宁直接利用了这部著作）出版于1910年，而且直到非常晚近的时候还是迎头讨论信用体系这个主题的唯一重要尝试。①罗斯多尔斯基和德布伦霍夫在20世纪60年代把马克思对货币的分析放回到了问题的中心。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对信用体系的论述仍然单薄得可怜。②

第9章一货币信用和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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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列宁（1970版）、希法亭（1970版）。

② 罗斯多尔斯基(1977)十分关注货币问题，德布伦霍夫(1971；1976；1978；1979）的著作也是根本性的。曼德尔（Mandel)（1968，第7、8章）所给出的文本在分析中放进了货币和信用极少有文本会这样做他在后来的著作中还试图把金融问题保持在研究的前沿。另一些值得注意的贡献来自哈里斯（1978；1979）和巴雷尔(Barrère)(1977)，后者试图把关于货币和信用的理论整合到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当中。卡特勒（Cutler）、辛迪斯（Hindess）、赫斯特（Hirst）与侯赛因（Hussain）（1978，第2卷第1篇）关于货币和金融机构总体上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说法，但是完全误解了马克思本人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阿明(1974)的贡献也值得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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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将设法填补这个理论中的缺口。我的目标是把对货币和信用的分析与关于资本积累的一般理论整合起来。这可以让我们更有资格理解为什么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必定要通过生息的货币资本的流通—引导这种流通的是信用体系—来表达，为什么这些“规律”必定要在某种程度上接受这种流通的指导。然后，“第二块”危机理论它把货币现象和金融现象整合到了关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一般理论当中—应该就不会太过远离我们的掌握了。

然而，我们很难设立一种既可以描绘本质，又不会掩饰复杂性的阐述方法。因此，我将材料分割成了两章。我在这一章会从一个相当技术性的观点来讨论货币、信用和金融。我们将首先对货币的作用进行更加完整的演绎—第1章简要地谈论过这个话题。这反映了马克思的观点：货币必须独立于资本流通来理解。我们由此就可以看到，从货币到资本的转化使货币的基本用途具有了新的格局。于是，货币获得了作为生息的货币资本来流通的潜力。然后，我们将考察这种流通形式的职能，以便证明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具有社会必要性的方面。本章的末尾将简要地描述一些以具体的方式为生息资本的流通提供方便的主要工具和制度。

我将首先摆放好这些片段，而不会太过关注总体的动态、矛盾的充分展开或由信用体系的兴起所推动的所谓“资本主义的内在转化”。第10章将讨论这些更加宽泛的、更加令人兴奋的问题。

如果说有一个共同的主题统一了这两章，那就是作为一般的社会权力的化身而存在的货币，它独立于、外在于特殊的生产过程或特定的商品。①货币资本可以发挥资本家阶级的共同资本的职能，但也可以被私人占有和聚敛。于是，个别行为与资本家阶级的再生产所需的条件之间的矛盾（见第7章）就变得更加尖锐了。但是马克思也坚持认为，货币仅仅表达了一种或然的社会权力，这种权力最终取决于如何能使社会劳动体现在物质商品中，并由此创造实际价值。正是货币与商品的联系—前者是价值的一般表达，后者则是价值的实际体现构成了我的大多数分析所围绕的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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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货币与商品

我们也许可以回想一下，一件商品是一个物质对象，同时体现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货币形式内部的一切矛盾都是以这种两重性为源头涌现出来的。让我们考察一下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这种两重性是如何在交换中得到表达的。价值的相对形式的出现是由于一件商品的交换价值不能通过它自身来衡量，而始终必须通过另一件商品来表达（“20码亚麻布=20码亚麻布”的观点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东西，而“20码亚麻布=1件上衣”告诉了我们许多东西)。两件商品的交换还预设了它们的等价关系，并指出了等价形式的存在；马克思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价值本身作为等价形式的根基。这个等价形式必须找到一种物质性的、“尘世的”代表，否则使用价值的交换就无法成为普遍的交换。交换的扩大保证了一种商品会成为一般等价物，即抽象的人类劳动被社会承认的化身。这种商品叫作货币商品。于是，其他所有商品的相对价值就可以由价格—这些商品同这种货币商品相交换的比例—来代表了。但我们立刻就能看出一个矛盾—抽象劳动是由有形的人类劳动在具体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一种特定的商品来代表的。这个矛盾接下来将一直与我们相伴，尽管我们将看到，它通常会采取更加神秘化的形式。

① 把货币作为社会权力的观点这种权力是由资本家占有的，而且会转化为货币资本处于马克思主义的想法的核心，并使它有别于资产阶级的看法；后者归根到底全都倾向于以某个版本的货币数量理论为归宿（见哈里斯，1979；德布伦霍夫，1979)。新古典主义传统中的资产阶级文本[比如尼汉斯(Niehans)的文本，1978]修改了一个传统的新古典主义假定—货币在经济体系中具有所谓的中立性并赞同一种更为精巧的关于交易成本、现金余额的供给与需求等问题的分析。由此，货币的数量和形式就得以在资本积累、需求、增长、就业、产出等方面产生现实的影响了。但在这里完全看不到上述货币概念社会权力的一个根源—也看不到货币与货币资本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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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任何商品一样，货币商品也具有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它的价值是由它所体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规定的（尽管这种劳动是具体劳动）。作为一般等价物，货币具有价值尺度的职能，并提供了一个价格标准，其他所有商品的价值都可以借此得到评估。但这些价格的实现依赖于交换过程，从而涉及交换价值。由于交换的干预，价值比例之间的必然关系转变成了“单个商品同在它之外存在的货币商品之间的或多或少偶然的交换比例”。结果，市场价格偏离了价值。马克思坚持认为“这并不是……缺点”，因为假如不允许价格在价值附近波动，那么由于商品的生产和交换中的“没有规则性的盲目”，需求与供给之间无休止的振荡就不可能达到均衡。(《资本论》第1卷，第102页）

货币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为商品流通提供方便。因此，它具有流通手段的职能。在这种情况下，交换是在货币商品的帮助下发生的，而货币商品的价值就被规定为对这些交换的反映“把一份行情表上的价目倒过来读，就可以看出货币的价值量表现在各式各样的商品上”3（《资本论》第1卷，第95页）)。从这个立场来看，货币采取了相对价值形式。相对价值形式与等价形式的对抗之所以会保持在货币形式本身当中，是因为货币商品现在体现了两种价值尺度：其一是它所体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二是它平均可以交换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价值的这两个代表当然应该相互一致。但是商品的生产和交换中的“没有规则性的盲目”永远会阻碍这种完美的出现。这两个代表的相互背离将在接下来的分析中频繁出没，反复纠缠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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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让我们暂且假定黄金是唯一的货币商品。一定数量的商品按照价格来流通所需要的黄金数量是用流通中的黄金总量乘以它的流通速度来规定的。这个公式MV=PQ与李嘉图等货币数量理论家所运用的公式是相同的。马克思也使用这个公式，却拒斥了货币数量决定价格水平的观点—这是货币数量理论家的基本信条（《资本论》第1卷，第123—124页）。①价格归根到底是由价值（或“生产价格”—见前面第2章）来规定的。但是货币和商品的流通速度每天都会波动，商品的价格和数量也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对黄金的需要是波动的，价格也有可能强烈地偏离价值，除非可以找到某种办法相对及时地增加和减少流通中的黄金数量。马克思认为，黄金储备的存量——即贮藏——对于顺应这些波动是必要的（《资本论》第1卷，第134页）。于是，所需要的黄金总量就等于商品按照价值来流通所需要的黄金加上储备所需要的不论多少黄金。

黄金当然必须首先作为商品被生产出来。人们或许还需要额外的黄金，以便替换由于磨损而失去的黄金，或者为扩大的商品生产提供方便。但是供给黄金的能力是由具体的生产条件所支配的，而且由于任何货币商品都必定是稀少的，也必定具有特别的性质，所以我们发现黄金的供给（或其他任何货币商品的供给）是无法即时调整的。再者，当黄金发挥了纯粹的流通手段职能时，它的生产成本就必须被看作必要的流通成本的一部分，或流通的非生产费用（fauxfrais）的一部分。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黄金在发挥货币的职能时（与此对立的是具有货币之外的用途的黄金）必须永久停留在流通中，决不能成为个人消费或生产性消费的一部分。作为交换的“润滑剂”的供给者，黄金的生产者会占据一些资源，使它们无法被用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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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布伦霍夫（1971；1979）和哈里斯（1979)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评论了货币数量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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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黄金的称量和校准是既冒险又微妙的。当黄金被用作纯粹的货币商品时，它与其他金属货币的共同点是笨重、昂贵而烦琐，尽管它拥有一些在发挥货币的职能时必不可少的性质—在某些方面，恰好是因为拥有这些性质，它才会变得笨重、昂贵而烦琐。一旦货币商品变成了铸币，烦琐的称量就可以被简单的计数所取代了：

铸币是这样的金块，它以一定的花纹和形状表示它含有镑、先令等货币计算名称所指的金的重量。正如造币局价格由国家规定一样，铸造的技术事务也由国家担任。作为铸币的货币……有地方性和政治性，讲不同的国语，穿不同的民族制服。因此，作为铸币的货币，它的流通领域是由共同体的界限所限定的国内的商品流通，这是不同于商品世界的普遍流通的。4（《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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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了铸币之后，把实际价值与名义价值分离开来的可能性就出现了。铸造品质的降低有可能成为一个问题，因而铸币的生产必须受到谨慎的控制。立法变得迫切了，国家也通常会承担铸造的责任（尽管受政府调节的“自由铸造”即由私人生产铸币—也是可能的)。国家必然会起到经济主体的作用。①铸币又可以被代币或纸面符号所取代。可兑换的纸币把票面价值与指定数量的基本货币商品联系起来了。这些纸币有一个优势：它们的数量可以更加轻易地适应对货币的需要的任何增加——增加的原因是商品交换的体量的扩大等等；这些纸币的生产也远远没有那么昂贵，因而有助于削减流通成本。然而，这样的经济体若要成为可能，就必须允许纸币的总量超出纸币可以兑换的货币商品的数量。在正常状况下，这个差别不会带来问题；但在危机期间，可兑换性经常必须被中止。这凸显了一切纸币的一个独特劣势。钞票一旦被投入流通，就再也无法被取出来了（至少不能以黄金铸币退出流通的方式被取出来：后者可以被熔化，并用于其他目的)，所以下调纸币的供给，以便顺应商品流通的体量萎缩就变得不可能了。通货膨胀成了一种非常现实的可能性。

纯粹的纸币“国家发行的、强制流通的、不可兑换的纸币”5（《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27页）—完全割断了货币与任何货币商品的生产过程之间的联系。于是，货币的供给从生产所受的任何物理的制约中解放出来了，而且供给的灵活性和流通成本的节省这两个优势可以更好地确立了。但是国家权力也由此变得远远更为重要了，因为政治的和法律的后盾必须取代由货币商品提供的后盾，否则纯粹纸币的使用者就无法对纸币的稳定性和价值抱有信心。

第9章货币信用和金融

① 德布伦霍夫(1978)详细讨论了货币与国家的关系。维拉尔(Vilar)(1976)给出了一份关于多种货币形式的有趣的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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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纯粹的流通手段的立场来看，货币同样完全可以采取不论多少种形式。唯一要紧的是对交换进行润滑的能力。因此，如何选择货币所采取的形式就取决于各种形式在克服交易成本时的相对效率。实际上，交易成本可以被完全消除，并被会计成本取代，因为交易可以记录在账簿上，并在每天、每月、每年或诸如此类的时期结束时在经济主体之间进行结算。从这个立场来看，除了“计算货币”之外，货币都可以被消除。

但是货币不只是单纯的流通手段。即使撇开它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周期性地企图丢弃这项职能，以为它无关紧要，但这种做法并不成功①—货币仍然拥有一些独特的“先验”属性。毕竟，货币代表了货真价实的交换价值，从而站在了其他一切商品及其使用价值的对立面。货币相对于交换获得了独立的、外在的权力，因为它作为一般等价物正是社会权力的化身。进一步讲，这种社会权力可以由私人占有和使用。我们现在必须研究这一点的意义。

货币让出售与购买得以在空间和时间中分离开来。易货贸易的局限可以得到克服，因为一个经济主体可以在一个地方出售商品、取得货币，并在另一个地方、在后来的时刻用这些货币来购买价值相等的商品。于是，交换就从萨伊法则的暴政中解放出来了(见前面第79一83页)。但这种情况若要发生，就要求货币的社会权力就时间和空间而言都保持不变。货币必须能够发挥受信任的价值储存的职能；但用来储存价值的货币越多—这些货币无法被用来使价值得到流通——流通的货币成本就会变得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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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尼汉斯（Niehans)(1978，第140页）评论了一种广泛的倾向：把商品货币斥为“人类社会不够开明的阶段”所留下的“野蛮的遗迹”；他的思路如下：“在当前的时代，商品货币是唯一一类可以说在市场经济的历史中经受住了检验的货币。除了战争、革命和金融危机这些简短的插曲之外，西方的经济体从历史的黎明一直到当前的时代几乎都处于商品货币的体系中。更确切地说，人们只是从1973年开始才宣称，与商品世界没有任何联系是货币体系的正常特征。我们还要再过几十年才能知道西方世界是否最终在商品货币之外开启了一个新纪元，正如人们经常宣告的那样，或者说当前的时期是否会仅仅成为另一段插曲。”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则表明，我们的确“仅仅”处于“另一段插曲”中，它多半会以金融危机、战争乃至可能的革命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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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来解围的是把货币作为“计算货币”的用法。因此，信用货币的“自然根源”位于商品交换的过程中（《资本论》第1卷，第127页）。信用货币起源于私人约定的汇票和信用券；它们一旦开始作为支付手段来流通，就取得了社会货币的形式。这些货币具有双重优势：它们可以即刻适应商品生产的体量变动（生产者可以简单地增加或减少他们相互之间流通的汇票)，还可以大大节省交易成本和流通成本。所需要的货币商品的数量可以减少为活跃的流通所需要的数量加上账目结算所需要的数量和一笔以防万一的储备基金。

信用货币在另一些方面却有些独特。一张私人约定的汇票无论有可能流通到多么遥远的地方，都始终必须回到它的发源地才能被赎回。其他货币形式并不是以这种方式流通的。一块黄金可以不断转手，并一直保持流通，根本不用回到它的起点。这些货币形式从最开始就是社会性的，尽管投入了私人的用途。相反，信用货币是由私人创造的货币，却可以在投入流通时服务于社会目的。然而，当原本的债务还清之后，信用货币就从流通中消失了。信用货币在私人的活动中不断地被创造、被毁灭。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观点。一方面，它描述了私人和机构（比如银行）按照商品交易的体量来即时调整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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