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限度

译注

1.《全集》第44卷，2001版，第743—744页。

1. 中译本见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版。

3.《全集》第30卷，1995版，第50页。

4.《全集》第30卷，1995版，第41页。

5.《全集》第44卷，2001版，第22页。

1. 彭尘舜、吴纪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59年，第364—365页。

1. 中译本见初立忠、沈晓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版。

8.《全集》第44卷，2001版，第61页。

9.《全集》第44卷，2001版，第91页。

1. 中译本见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版。

1. 中译本见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版。

1. 中译本见埃伦·M.伍德，《资本的帝国》、王恒杰、宋兴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版。

13.《全集》第44卷，2001版，第135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14.《全集》第31卷，1998版，第154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15.《全集》第44卷，2001版，第686页。

16.《全集》第31卷，1998版，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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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全集》第31卷，1998版，第149页。

2006年唯首出版社（Verso）版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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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任何研究马克思的人都会感到不得不把研究的经历写成一本书。我既然拿出了这部著作，就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个命题。但我的确还有另一个理由。在写完《社会公正与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之后（近十年前)，我决定改进其中一些试探性的表述后来我发现它们是错误的—并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决定性地陈述资本主义之下的城市化过程。我越是深入地卷进这个课题，就越意识到我所试图援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某些更为基本的方面还完全未经展开，在一些情况下几乎未曾得到考察。所以我的打算是写一种关于城市化的理论，把它整合到关于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城市化过程的详细历史研究当中，并顺道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随便将几个“空箱子”装满。这个课题很快就变得异常艰巨了。这本书虽然很厚，却仅仅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空箱子”。让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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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那里，每个东西都同其他一切东西相关，这既是一个长处，又是一个难点。若要研究某个“空箱子”，就不可能不同时研究理论中的其他所有方面。若要理解我所必须理解的一小部分例如资本在建成环境中的流通、信用的作用和在空间格局的生产中起中介作用的机制（比如租金）就必须仔细注意它们与理论的其余部分之间所具有的关系。例如我发现，先前对租金的错误解释恰好是由于未能把分配的这个单独的方面整合到马克思关于生产和分配所提出的一般理论当中。然而麻烦的是，关于这个一般理论又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不仅如此，在考察我特别感兴趣的话题时，正如预期的一样，我也获得了思考价值理论、危机理论等问题的新方式。我别无选择，只能一般地就马克思主义理论写一部论著，并把注意力特别放在建成环境中的资本流通、信用体系和空间格局的生产上面。

这一切使我大大远离了我最初关注的问题：资本主义之下的城市化，奥斯曼（Haussmann）管理巴黎的详情以及随后巴黎公社的光荣和恐怖，巴尔的摩的城市化转型过程和阶级斗争因为我移居到了巴尔的摩市。不过联系还是存在的。我认为，我们可以将这一切拉到一起，超越理论与历史之间，即抽象的表述与具体的记录之间，仿佛存在的边界，并超越理论在概念上的明晰性与政治实践看似无尽的混沌之间仿佛存在的边界。但是时间和空间迫使我仅仅将理论作为一种抽象的认知写了出来，却没有涉及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我担心这部著作不过是为一种宏伟的认知做了苍白的辩护。此外，我还担心它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想。

若要为自己辩护的话，我可以说别人似乎也没有找到一种整合理论与历史的方式—既维持两者各自的完整性，又超越它们之间的分离。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费尽千辛万苦才使历史与理论的关系保持完好，结果却很可能只覆盖了他所预想的工作的大约二十分之一（他从未写完《资本论》，而他所规划的关于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和危机、国家等问题的书完全是一片空白）。在构成《资本论》第2卷的预备性研究中，历史也几乎彻底消失了。对我来说，为了讨论我所感兴趣的一些特定话题，我想要贯穿马克思在三卷《资本论》、三册《剩余价值理论》和《大纲》中汇集的材料。为了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是从理论中剥掉一切直接的历史内容。

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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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希望这里陈述的一般理论会对研究历史和开展政治实践有所帮助。我已经发觉了这一点。这个一般理论帮助我理解了资本主义为什么会周期性地、大规模地卷入疯狂的土地投机，1868年让奥斯曼下台的金融困境为什么同20世纪70年代困扰纽约的金融困境是一样的，为什么在危机阶段总是明显需要同时对技术、对区域性的生产格局进行重组，如此等等。我只能希望他人也会发觉这个理论是有帮助的。若非如此，我就认定自己担起了一副重担：今后要在具有更加明确的历史、地理和政治内容的著作中证明这个理论的功用。然而，这并不是说我认为这个理论是正确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当然应该接受各种各样的修改，包括批判性的评述，更好的、更为全面的理论构造，对照历史记录做缜密的检验，以及政治斗争的火焰。我之所以发表这些理论性的探索，是为了给共同的探索过程做出贡献。我之所以现在发表它们，是因为若不彻底改变方向，我就很难再推进这个主题，而这种改变还要过若干年才能结出果实。

我可以用貌似博学的评论来塞满这篇导言，例如关于认识论和存在论，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关于辩证法“真正的”本质。但我更愿意让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通过文本来呈现，并让研究对象在探讨的过程中显现出来，而不是先天地设定研究对象，如同将某个用硬纸板剪成的图样放在一个背光的舞台上一样。但关于我试图做什么、怎么做，一些总体上的评论也许会对读者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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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总目标是把一种我认为是辩证的思考方式与一种尽量简单的阐述方式结合起来—尽管我的主题显得十分复杂。这些目标是不容易调和的。在一些地方，对简单性的追求将我逼近了还原主义的危险境地，而在另一些地方，我力图忠实于相关主题错综复杂的完整性，却走到了蒙昧主义的边缘。我并没有以令自己满意的方式来避开这两种错误。另外，一些在专家面前—他们长期浸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表现为还原主义的东西也许在初学者面前会表现出不必要的晦涩，这一点我再明白不过了。对此，我的策略是在开头几章追求足够的简单性，以便尽量让初学者——如果他们愿意同一些确实很困难的概念做斗争有机会应付后面几章更为实质性的贡献。有几章写的是固定资本、金融和货币、租金，以及空间格局的生产，我在这几章试图更加忠实于这些主题错综复杂的性质。

然而，我不想让这种论述被解释成一种线性论述，尽管它的流程仿佛是一条直线。前面几章并不是坚固的、固定的构件，仿佛接下来的几章是树立在它们之上的。后面几章也不是从一组早先提出的初始命题中衍生出来或推论出来的。毋宁说我的起点是马克思所提出的最简单的抽象，然后我试图通过在不同的语境下考察它们来扩展它们的含义。对整体的看法若要演化，就需要把越来越多的现象整合到一幅巨大的复合图景当中，而这幅图景所呈现的就是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这里的困难在于想出一种叙述方式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叫作论证形式它不能违背所要表达的思想的内容。每一章的焦点都是整体的一个特定方面。困难在于一边维持焦点，一边与大致处在视野中的其他东西保持关联。不断提到“其他一切”会使后面几章平白无故地变得杂乱，并使开头几章显得不可理解，因为我必须提到一些未经分析的主题，却不能予以解释。在《资本论》的开头几章，马克思也试图讨论这个问题，却打造了一种密度很大的、极端抽象的语言，让大多数普通的凡人至少在第一次阅读时完全不知所措。我找到了一个中间立场。我运用了对立、对抗和矛盾的概念，通过这些线索来把材料结合在一起。这样一来，我就运用了一种在马克思那里卓有成效的逻辑手法。后面会详细地探讨这一点，但是大致的策略值得预先加以阐明，至少这可以让读者对随后的论述将如何展开有所了解。

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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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表述的每一步，我们都会遇到对抗，这些对抗造就了由内在矛盾和外在矛盾所形成的耐人寻味的格局。每个矛盾的解决都只会激起新的矛盾形成，或者将它们转换到某个全新的领地上。我们的论述可以按照这种方式向上、向外行进，以便涵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方方面面。例如，马克思《资本论》最开始的观点是：物质商品同时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且这两种价值形式必定是相互对立的。通过一般商品（使用价值）与货币（交换价值的纯粹代表）的分离，这个对立（它是内在于商品的）就获得了外在的表达。但是货币随后就把相互矛盾的职能内化到了自身当中，如果再要解决这个矛盾，货币就必须以一定的方式流通，即成为资本。我们的论述像这样前进，就可以涵盖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对抗以及技术变革的矛盾动态，并最终演化为一份详尽的、长篇的探讨，揭示出一些似乎不可调和的矛盾—它们把资本主义引向了灾变性的危机。前七章按照这个逻辑概括并解释了马克思的论述，一直讲到了我所说的“第一块”危机理论，它的典型是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下降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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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余下的几章，我运用同样的逻辑手法将马克思的论述延伸到了不太为人所熟知的地带。第8章对固定资本和消费基金形成过程的分析表明，虽然在“第一块”危机理论所描述的条件下产生了资本和劳动的剩余，但它们可以通过新的流通形式的创造来加以吸收，而这些形式是以未来的而非当前的使用价值为导向的。但我们随后就会发现，这些新的形式长期来看与技术变革的持续动态是有冲突的，而技术变革本身是无休止的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于是，固定资本所背负的“价值”就成了一个不稳定的量。资本的持续流通由于剧烈的干扰而受到了威胁。

然后前来救援的是信用体系。我们在第9章和第10章发现，信用体系是一种调节资本流动的“中枢神经系统”，它的潜在能力是解决资本主义容易遭受的一切不平衡，解决先前识别出的矛盾。但它这样做的代价是把矛盾内化到自身当中。金融权力的极度积聚这是与金融资本的花招相伴随的既可以轻易地使资本主义保持稳定，又可以轻易地破坏这种稳定。在金融体系—把货币作为信用货币创造出来—与它的货币基础（把货币用作价值尺度）之间无论如何都会产生根本性的对立。在由此设立的舞台上，我们考察了危机形成过程的金融方面和货币方面，包括金融恐慌和通货膨胀。这构成了“第二块”危机理论。

关于租金的那一章名义上只是讲完了分配理论，但它还让我们得以从理论的视角来考察空间动态和时间动态。如果进一步分析资本和劳动在地理上的机动性，就能说明资本主义的矛盾如何至少在原则上容易获得一种“空间修复”—虽然资本主义容易面临矛盾，但是地理扩张和不平均的地理发展为它纠正自己提供了可能性。这直接走向了“第三块”危机理论，它从空间的方面讲述了危机的形成。在这个标题下，我们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处理关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的问题。我们又一次看到，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寻求“空间修复”最终只能把它们抛向世界舞台，尽管这些矛盾也会具有新的形式。我认为，这会让我们得以构造出一个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地理相关的理论框架。

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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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没有宣称这是问题的终点—鉴于这种理论思考的方式，这怎么可能是终点？我在后记中提到了一些领域，它们都属于未竟的事业。我也没有宣称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原创的或无可争议的。这将我们引向了另一个值得通过导言来谈论的问题。

在过去十年间，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经历了引人注目的复兴，这场复兴的标志是热情的争论和激烈的辩驳，再加上不少尖刻的批评。我力图赶上大大增加的文献，甚至在五年左右的写作中也是如此，不过并不总是成功。若要注明文本中的每一处思想受到了何种激励，所需要的注释就会多得难以置信。所以我只想在这里向许多作者、思想家和实干家的共同努力表示谢意，我深受他们的恩惠。保罗·斯威齐、莫里斯·多布、保罗·巴兰、爱德华·汤普森、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罗曼·罗斯多尔斯基等人的勇气一直鼓舞着我，他们在困难得难以置信的年代也没有让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火焰熄灭。假如没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复兴所带来的激励—策划这场复兴的是极为不同的作者，如阿尔都塞（Althusser）、普兰查斯（Poulantzas）、沃勒斯坦（Wallerstein）、阿明（Amin）、曼德尔（Mandel）等——我很可能早已放弃了这个课题。在这些思想家当中，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和维桑特·纳瓦罗（VicenteNavarro）可以算是我个人的朋友，他们时常会提供帮助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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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力争尽我所能地理出这些辩论的头绪（虽然我必须坦白，我怀着深深的沮丧放弃了一些梳理工作)。但若要面对出现在每一场论战中的各种立场，就会使文本漫无边际，而且一些著作——如宇野弘藏（KozoUno）的著作——登场太晚，我无法给予应有的密切关注。所以我决定仅仅直接探讨最根本的辩论，因为这些辩论触到了我本人论述的要点。即使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也倾向于抛开辩驳，仅仅顺便提一下在辩论中最活跃的参与者。我希望叙述的流畅平滑可以弥补词句技巧的不足。

最后，还有一些个人和机构以种种方式对我有过直接的恩惠。由于获得了古根海姆纪念奖（Guggenheim MemorialFellowship)，我到了巴黎，这让我得以有时间研究法国城市化的经验，但也许更重要的是，这让我得以了解法国马克思主义传统活跃的复杂情况—我很乐意为此致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地理与环境工程系主任沃尔曼（M. G. Wolman）对研究自由原则表示出了深切的承诺，从而帮助我创造了极其有利的工作条件。

我的运气也很好，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遇到了一群参与探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那时的探讨格外令人振奋。迪克·沃克（Dick Walker）和李·乔丹（Lee Jordan）、吉恩·麻米（Gene Mumy）、约恩·巴恩布洛克（Jörn Barnbrock）和阿尔特卢德·巴恩布洛克（Altrud Barnbrock）、弗洛·托雷斯（Flor Torres）和查克·施耐尔（Chuck Schnell)、里克·费弗尔（Ric Pfeffer)、拉塔·查特吉（Lata Chatterjee）和芭芭拉·柯佩尔（BarbaraKoeppel）分享了他们的见解，而且他们的共同努力有助于剥掉环绕在我们身边的神秘化外壳。不仅如此，他们还是怀着趣味和享受来这样做的，这在人类的情谊中实属罕见。近些年来，比阿特丽斯·诺法尔（BeatrizNofal）和奈尔·史密斯（NeilSmith）延续了这个传统。他们还逐页检查了我的手稿。他们对我有极大的恩惠。芭芭拉、克劳迪娅、约翰和罗茜提供了非常特殊的支持。最后，巴兹尔·布莱克韦尔出版社（Basil Blackwell）的约翰·戴维（John Davey）在等待最后的成品时充满了耐心和鼓励，并善良地允许我征用他厨房的一角—有时还有阳光—来写下包括这几行在内的许多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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