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限度

资 本 的 限 度

币量的能力信用货币可以任意扩张和收缩（与黄金不同）。另一方面，发行信用的人必须服从某种纪律，信用货币的品质也必须得到保证，否则信用货币就无法安全地流通。

一开始，约束信用货币的是特殊的个人所参与的一组特殊的商品交易。倘若商品交易没有按照预想的价格来完成，或者一些个人破产了，那么信用货币的“毁灭”就会走上一条更加不祥的道路。信用货币会直接“丧失价值”或“贬值”，因为债务得不到偿还。信用货币无法转变为其他货币形式（除非在大打折扣之后，有人或许愿意冒险买进一张可能毫无价值的汇票）。信用货币的“正常”毁灭在这里表达为一种反常，而这种反常是商业危机和货币危机的特征。然而，信用货币的“价值丧失”是一个可能具有社会后果的私人问题。国家发行的纸币的“价值丧失”（通过改变可兑换性或简单地让印钞机加班工作）则在极大程度上是一桩社会事务（它特有的后果却具有私人的、再分配的性质）。我们将在第10章讨论货币的“价值丧失”和“毁灭”。目前我们只需要注意到，无论使用哪种信用货币，在形式上都有可能引起这样的过程。

货币机构需要使不同的信用货币相互联系，并把它们与“实际”货币比如黄金或以国家为后盾的法定货币—联系起来。这些机构起源于货币经营者，他们会对货币流通的纯粹技术性的方面加以管理，以便达到减少交易成本的目的，并从中拿走一定的份额。当货币被用作支付手段时，货币经营者也许会对交易进行记录，还会聚集在一起，创办清算银行的原型（《资本论》第1卷，第137页）。然后，他们也许会使用他们自己的货币，并为无数汇票—它们发源于个别的商品生产者，并在他们之间流通—给出一个集中的贴现函数。货币经营者在某个时刻也许会发现，用自己的汇票来代替无数个别生产者的汇票是更加方便、更有效率、更有利润的。于是，货币经营者就成了银行家。银行券的发行只是把这个问题形式化了，因为这些银行券不外是向银行签发的汇票。随着银行的出现，货币体系中等级安排的第一级就到位了：银行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取代了由个别生产者发行的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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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承担了两项基本任务。第一，它为汇票提供了一家中央清算所，从而大大节省了交易成本和流通成本。第二，当银行发行自己的银行券，或者允许人们向它们签发支票时，它们就用自己的保证代替了无数个别资本家的保证。在交换体系相对简单时，个人的知识和个别资本家之间的信任也许可以保证所产生的债务的品质，但在复杂的市场体系中，这就无法构成信用体系的合适基础了。信用曾经只是个人的信任问题和个别资本家的信誉问题，银行却试图把它制度化。大多数发源于个别资本家的汇票都将可以自由地兑换成银行货币。但是银行若要保持自己货币的品质，就必须保留拒绝汇票的权利，因为一些汇票在它看来是有风险的或无价值的。银行对个别资本家的信誉进行了监督，并充当了后者的中介。

但是银行也是相互竞争的私人机构。它们作为商品交换的推动者也必须产生相互关系。它们必须找到一些在彼此之间结算账目的手段。每家银行都可以为了这个目的而保持一定的黄金存量。在正常状况下，黄金储备必须只是流通中的商品总价值的一小部分—只要可以结算银行之间的账目就足够了。然而当市场上的商品价值难以确定时，对充足的货币商品储备的需要就变得更加紧迫了否则银行就有可能破产。另一方面，到处运送并储存黄金是不方便、有风险、无效率的。银行必须找出某种别的办法来使不同的银行货币可以自由地相互兑换。

第9章－货币信用和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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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中央银行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它为银行提供了既可以相互结算账目，又不用到处运送黄金的手段。为了做到这一点，中央银行必须拥有高品质货币，以便保证银行之间的交易是安全的。只有当中央银行对个别银行的货币品质或健康程度表示满意时，个别银行的货币才可以自由地兑换为中央银行的货币。中央银行构成了货币机构等级制的第二级。作为站在高地上的指挥官，中央银行可以设法保证私人银行货币的信用度和品质。

对中央银行的需要可以由多种制度安排来满足。一家非常强大的银行或银行集团可以承担这个角色。例如，在1907年的崩溃之前，J.P.摩根与纽约的另一些银行一起在美国执行了这样一项职能。但这样一种解决方案遇到了双重困难。由于银行会相互竞争，所以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而这会损害银行理应维护的货币品质。一个私人群体是否能够起到保证人的作用？这取决于它与体系中的其他银行相比有怎样的权力。只有最强大的一方才能保证本国货币的品质，因为这是一件只有他们才能负担的奢侈品。美国在1907年发生的金融恐慌之所以决非偶然地走上了一条无法控制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J.P.摩根的权力当时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因为中西部和西部的竞争者正在兴起。另一个困难是：倘若某家银行可以发挥这样一项职能，它所拥有的巨大权力就始终很容易在它的私人董事那里遭到武断的、任意的使用。①

因此，大多数中央银行都是与其他银行分隔开来的，而且被授予了某些垄断的特权。由于竞争的必要性被免除了，所以中央银行可以投身于它仅有的任务：捍卫本国货币的品质。为了发挥这项职能，中央银行就要成为国家的黄金储备的保管者。这使它获得了一种权力：拒绝把“劣质的”银行货币兑换成中央银行的货币，以此来驱逐前者，而后者是唯一一种可以自由地兑换成黄金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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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1907一1913年间的美国，对货币品质的私人保证崩溃了，随后形成了以国家为后盾的联邦储备体系；科尔科（Kolko)(1977）对此给出了一种非常吸引人的解释。

作为本国黄金存量的保管者，中央银行只有在民族国家的领土上才能保证货币的品质。于是，中央银行承担了在国家之间平衡收支的任务。在中央银行的货币可以兑换成黄金的时代，后者一直在世界性的交换中发挥了一般等价物的职能。但一旦一些国家在自己的边界之内抛弃了这种可兑换性，在国际范围内使金本位保持完好就会变得愈发困难（特别是当资本成为跨国资本时)。如果在国家之间平衡账目的唯一办法是借助不同国家的通货，这些通货就必须可以自由地按照某个确定的汇率来相互兑换。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如何在世界市场上保证各国货币的品质。某些极其强大的国家—比如19世纪的英国和1945年到1971年间的美国可以起到“世界的银行家”的作用。当世界的大多数黄金储备都被锁在诺克斯堡(FortKnox)，美国就国际收支平衡和世界贸易而言也具有支配地位时，由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定所规定的美元本位就可以占据主导地位，美元也就成了实际上的一般等价物。但由于国际收支平衡的恶化以及西德和日本所带来的愈发激烈的竞争，美国在国际上遭受了J.P.摩根在与中西部和西部的银行竞争时所遭受的处境。在随后的1971年，美元的价值丧失标志着布雷顿森林协定的崩溃；人们开始寻找一种新的国际货币秩序。人们设立了一系列填补空白的权宜之计，还试图建立某种超国家的优质纸币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纸黄金”）。但正如德布伦霍夫（1976，第48—53页）所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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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历史还提醒我们，货币政策只要是通过中央银行的运行来设计并执行的，就会遇到两难。一些国家(比如巴西和美国)允许自己的货币在国际上被用作结算账目的储备货币，从而无休止地受困于一种政策上的两难：要么捍卫本国资本的利益，要么捍卫全球范围内的资本的利益。当一个特殊的经济体支配了世界共同体的生产和贸易时，这些两难就会相对减弱；但在国际环境变得更有竞争性时，它们又会变得更加尖锐。但若没有某种稳定的储备货币，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就根本无法运行这就是国际货币体系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面临的困境。

虽然我们对整个结构进行了严重的过度简化，当然也抽离了历史形势的复杂性，但是货币机构的特性一层叠的等级制可以相当清楚地被确立为信用货币的存在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这样一个等级秩序的必要性可以追溯到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与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之间的根本矛盾。尽管信用货币仿佛极佳地适应于它们的职能—即几乎没有摩擦的流通手段—但它们是否有能力代表“现实的”商品价值却会受到持续的怀疑。在这个等级制的任何一个特定层次上，关于某种绝对的价值尺度的观念也许都显得多余，但是确保货币品质的问题始终存在—假如不能保证一定面额的信用货币确实代表了实际的商品价值，货币的品质还算什么？

在这个等级制中，级别较高的机构保证了级别较低的货币的品质银行之于个别资本家是这样，中央银行之于私人银行是这样，事实上的“世界的银行家”之于各国的中央银行也是这样。但在这个等级制的顶端，到底是什么确保了货币的品质？黄金？“纸黄金”？“黑色黄金”（石油）？美元？在这个层次上，把货币作为一种必要的价值尺度的观念并不愿意死去。马克思评论说：“只有在世界市场上，货币才充分地作为这样一种商品执行职能，这种商品的自然形式同时就是抽象人类劳动的直接的社会实现形式。”8（《资本论》第1卷，第142页）货币机构的等级秩序在本地和本国的层次上克服了等价形式与相对价值形式之间的矛盾，也克服了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与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之间的矛盾，到头来却在国际舞台上让对抗处于未曾解决的状态。

资本的限度

那样，这些尝试都立足于一个谬误的主张：仿佛某种形式的信用货币可以发挥最终的价值尺度职能。除了用某种特定商品的生产来约束各国的货币之外，人们尚未找出任何办法来保证它们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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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必须就货币机构的这个等级结构提出另一个观点。乍一看，位于这个等级制顶端的人—特别是中央银行的官员—仿佛牢固地控制了货币流通，从而有资格强有力地影响商品生产和交换。马克思明确拒斥了这样一种观点。他认为：“中央银行的权力只是在私人‘贴现业者’的权力终止的地方才开始，也就是说，在它的权力本身已经受到极大限制的时候才开始。”9（《大纲》，第124页）中央银行在一国之内的垄断地位并没有使它获得有效的控制权，不论货币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1°的权力多么令人生畏。同样道理，只有在使用自己私人汇票的个别贴现业者无法前进时，私人银行家才能行使控制权。

在这样的形势下，任何货币管理局所能做的至多是拒绝给信用货币贴现后者在等级制中存在于较低的级别以此来实行“金融镇压”（financial repression）。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动手规训民族国家，中央银行可以规训银行，银行则可以规训商品生产者。然而，这样来行使的权力是否定性的，而不是创造性的。因此马克思立即承认，货币供给的不足、不适当的金融结构或—在当前的语境下—从紧的货币政策都有可能对商品生产的扩大造成障碍，并在某些情况下加深危机——英国在颁布了“错误的”1844年银行法之后，在1847—1848年就发生了这种情况"（《资本论》第3卷，第516页）。但在他看来，根本没有哪种货币权力可以凭自身的力量魔术般地带来商品生产的扩大。对体系的实际推动是通过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来进行的资本积累。因此，马克思强烈反对货币主义学说的一个版本，这个版本以为货币的供给具有创造性的效果。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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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货币信用和金融

①“金融镇压”这个术语是麦金农（McKinnon)（1973，第7章）所使用的，我在这里使用它不是因为我同意麦金农对它的技术性界定，而是因为它形象地描述了我在这里研究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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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析了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的货币；这番分析表明，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与作为交换手段的货币之间的核心矛盾从来没有得到解决：它只是在货币机构的等级制中转移到了越来越高的层次上。货币的诸多衍生职能—例如价值储存和支付手段—还引发了进一步的困惑。但若我们要解释货币所采取的不同形式货币商品、铸币、可兑换的和不可兑换的纸币、各种信用货币等等—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们作为一种驱动的产物，这种驱动要求使货币臻于完善，使它作为交换的“润滑剂”变得没有摩擦、没有成本，又可以即刻调整，同时还要维护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的“品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不确定性和“无规则性”会促使不同的经济主体在特殊的局势下为了一定的目的而对不同种类的货币产生需求。例如在危机期间，经济主体一般会寻求安全的货币形式（比如黄金）但当商品生产十分兴旺、交换关系不断扩大时，对信用货币的需求就必定会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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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马克思主义对货币主义的批判，德布伦霍夫（1971）和哈里斯（1979）都给出了很好的叙述。

有了这些一般的见解，我们现在就可以进而考察货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中会如何以特定的方式被投人使用了。接下来我们会发现，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与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之间的基本矛盾将在资本主义之下变得尤为显著，但是各种职能和各种形式的货币也将获得一些相当引人注目的、往往又极其巧妙的用途。

1. 货币转化为资本

马克思所构造的货币理论是从对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研究出发的，却丝毫没有涉及资本流通。他之所以采取这种方针，是因为货币经济是多种不同的生产方式所共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资本论》第2卷，第116页）。他认为，我们倘若企图从对资本流通的研究中推导出对货币的理解，就会犯严重的错误。但出于相同的原因，我们倘若企图仅仅从某种一般的货币理论出发来理解资本主义之下货币流通和金融运作的复杂世界，就同样太大意了(《资本论》第2卷，第30页)。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混淆货币与资本，还必须认识到“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和单纯作为货币的货币的流通之间，存在着可以感觉到的区别”1²（《资本论》第1卷，第149页)。我们现在必须更加仔细地考察这种“可以感觉到的区别”。

在按照非资本主义思路来组织的简单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条件下，我们发现“货币使商品流通”，而且“商品……使货币流通”“因此，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是相互制约的”13(《大纲》，第186页)。从根本上讲，货币流通的顺序与商品流通的顺序是相反的。但当货币被用作支付手段时（货币的流动由此在空间、时间和数量上都背离了商品交换）、当货币出于无论什么原因被贮藏起来或从贮藏中被取出来时，复杂的情况就出现了。在把货币的生产者整合到这样一个货币体系当中时，也很容易扰乱它原本十分简单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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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我们考察资本主义流通形式，问题似乎就非常不同了；这种流通形式的最简单的表达是

$$
M - C \left( { \cal L } { \cal P } \atop { M } { \cal P } \right) \ldots P \ldots C ^ { \prime } - M ^ { \prime }
$$

不过马克思坚持认为，货币在发挥资本的职能时，仍然“只能完成货币的职能”14，即作为流通手段〔它促进了

$$
M - C ( \begin{array} { l } { L P } \\ { M P } \end{array} ) \not \parallel C ^ { \prime } - M ^ { \prime } \therefore \underset { \mathrm { ~ i ~ f ~ f ~ } } { \arg \parallel } \vec { k } \not = \vec { \jmath } \stackrel { \sum \vec { k } \not = \pm \not = \pm \not = \enspace \mathrm { ~ ] ~ } } { }
$$

和价值尺度（否则如何能确证M-M是一种增加？）。因此，货币的职能“只是由于它们和[资本流通的其他阶段的联系，才同时具有资本职能的意义”15（《资本论》第2卷，第77、81页)。

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与货币在商品交换中的“单纯流通”之间的“可以感觉到的区别”首先是资本使用货币的新方式。“从货币到资本的转化”16（《资本论》第1卷，第2篇）还取决于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只有当劳动力它能够生产出来的价值比它本身所具有的价值更多可以作为商品来使用时，货币才能作为资本来流通：

货币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仅仅作为买者和卖者互相发生关系…但是，买者一开始就同时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因此，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阶级关系……已经存在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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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雇佣劳动就在原本也许截然不同的生产领域与交换领域之间形成了一座桥梁。一方面，劳动力的购买和出售无非是一种简单的商品交易；它之所以显得特殊，是由于它是生产中的一种社会关系在市场上的反映。另一方面，买方与卖方的简单关系“成了生产本身所固有的关系”18(《资本论》第2卷，第117页)。社会生产关系在实际生产过程的内部与外部都得到了表达。正是通过由雇佣劳动提供的桥梁，资本才可以在生产领域与交换领域中持续流动（危机的干扰当然不算在内）。倘若不存在雇佣劳动，货币就无法转变为资本。

即使如此，从货币到资本的转化也不是一桩没有痛苦的事务。我不能从口袋里拿出10美元或10英镑，并即刻把它转变为资本。我必须在每条生产线上预付一定数额的货币资本，以便购买建筑物、机器、原材料和劳动力，因为剩余价值的生产需要它们才能启动。我必须贮藏足够多的货币才能开始做生意（贮藏的数量随着生产线的不同而不同——我们可以对比一下铁路与制衣工业中的血汗工厂)。但是贮藏会使货币退出流通，而这种现象如果大规模地发生，就有可能干扰货币和商品的流通。信用体系成了一种必要。到那时，我只要将口袋里的10美元存进银行、换取利息—它立刻就会作为资本被借出去—就的确可以将它转变成资本了。

资本流通给货币体系加上了额外的责任和负担；为了应对它们，就必须把信用体系组织成金融运作的基础。我们将在后面第6节详细考察信用体系的职能，但在这里我们可以有效地勾勒出资本对它提出的一些要求。例如，价值的保存和扩大需要连续性和平滑的协调，生产的物质基础却是以不连续和不协调为特征的。部类之间和产业之间的相互交换——倘若它们具有不同的工作时间、流通时间和周转时间必须以某种方式变得平滑，资本的货币循环、商品循环与生产循环之间的协调也必须建立起来。由于资本积累和再投资都需要周期性的大额支出—这些支出原本只能来自贮藏—所以只有当货币资本可以从一个生产领域快速迁移到另一个生产领域时，利润率才能平均化。

是由于货币的性质产生了这种关系；相反，正是由于这种关系的存在，单纯的货币职能才能转化为资本职能。17（《资本论》第 2 卷，第 29—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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