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限度

出于这些原因和另一些原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产儿信用体系诞生了，生息资本也逐渐起到了对资本流通来说非常特殊的作用。可是这个细致复杂的信用和金融的世界必须树立在由简单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条件所界定的货币基础上。之所以会这样，是由于货币永远只能发挥货币的职能，尽管它可以作为资本投入流通，或者作为借贷资本以供使用。只要这个货币基础还充斥着矛盾，金融的世界就树立在摇晃的基础上。资本主义金融如果挣脱了货币体系的枷锁，就会把矛盾内化到自身当中，并进入一种与自身的货币基础相对抗的姿态。马克思大量谈论了这种对抗，我们也将在第10章尝试理解这种对抗为什么从货币和金融的方面给危机在资本主义之下的形成过程施加了一种独特的转折。

我们可以有效地勾勒这种对抗的基本轮廓，即使这只是为了指出分析的行进方向。我们可以大致按照如下思路来展开论述。

通过对生产资料的控制，资本家还可以占有内在于货币的社会权力，并把它作为货币资本来运用，由此在生产中把剩余价值生产出来。总的资本流通的逻辑迫使他们创造新的金融工具和精巧的信用体系，而这种信用体系会把货币和生息资本推向一种对资本积累来说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竞争的强制力会迫使作为个别的经济主体的资本家滥用这个体系，从而损害货币的社会权力本身：通货的价值或许会降低，慢性的通货膨胀会发生，货币危机会被制造出来，如此等等。结果，由于他们通过信用体系这个代理人来把货币用作流通手段，货币的其他使用价值—即价值尺度和价值储存——就遭到了损害。因此，必须采取步骤来维护货币的品质。从紧的、紧缩的货币控制变得必要了。这些控制要么出现在危机的进程中，因为资本家迫不及待地要持有基本的货币商品（例如黄金），把它作为价值的唯一合法代表；要么这些控制是作为一项有意识的政策的一部分，由强有力的货币管理局来实行的，而货币管理局是作为国家的臂膀来运行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国家所采取的货币政策中的政治主张对于理解资本积累的动态就变得十分关键了。①然而不论在怎样的情况下，若要抑制金融领域中的无节制倾向，最终都要回到永远真实的货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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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将试图一步步阐明货币现象与金融现象的关系。我们的起点是利息和生息资本，它们是运行在信用体系内部的根本范畴。然后，我们将进而联系到资本流通来简单地描述信用体系的职能和工具。在我们展开这两方面的论述时，它们与货币基础的冲突仿佛都没有起到任何重要作用。由此，我们将有资格在下一章解答一些更为宽泛、更为复杂的问题，它们牵涉到危机形成过程的货币方面和金融方面。

第9章货币信用和金融

① 见德布伦霍夫（1976）对国家、金融与积累的关系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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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利息

生息资本或高利贷资本（我们可以把古老形式的生息资本叫作高利贷资本)，和它的孪生兄弟商人资本一样，是资本的洪水期前的形式，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很早已经产生，并且出现在极不相同的经济社会形态中。19℃《资本论》第3卷，第 593 页）

我们可以很快确定让货币借贷和高利贷得以繁荣所需的条件。通过交换关系的扩大，货币“把自身确立为一种外在于生产者、独立于生产者的权力”20。它由此取得了一种社会权力，可以由私人占有和使用。高利贷的出现就是由于私人以货币借贷的形式使用了这种社会权力。它损害了“古代的和封建的财富……古代的和封建的所有制”1以及这些社会特有的政治组织形式。它有助于打破封建土地所有者的权力，也有助于把作为生产者的小农、工匠和“小市民”同他们对自己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分离开来。虽然高利贷具有“革命的作用”22，但它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否定性的，而不是肯定性的、创造性的。“高利贷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像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附在它身上，使它虚弱不堪。”23（《资本论》第3卷，第36章）对高利贷的禁止和法律制裁就是由于这些原因而出现的。

高利贷者既然占有了生产出来的全部剩余价值，就会妨碍资本流通。这道障碍必须被打破：

产业资本在它的产生过程中还必须使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资本从属于自己，并把它们转化为它自己的派生的或特殊的职能…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生息资本就会从属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就会仅仅成为产业资本本身的一种从流通过程派生的形式。但是，作为独立形式的生息资本和商业资本必须先被摧毁并从属于产业资本。对生息资本使用行政权力（国家)，强行降低利率，使生息资本再也不能把条件强加于产业资本……产业资本为了使生息资本从属于自己而使用的真正方式，是创造一种产业资本所特有的形式信用制度……信用制度是它自己的创造。24（《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468—4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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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另一些主要的分配范畴—如租金和商人资本——样，利息也被看作一种古代的占有形式，并被资本主义按照它自身的具体要求所驯服了。因此，“高利贷”和“货币资本的利息”在马克思的词典中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意义。这个差别不能归因于货币形式本身，因为货币只能发挥货币的职能：

就生息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要素来说，它和高利贷资本的区别，决不在于这种资本本身的性质或特征。区别只是在于，这种资本执行职能的条件已经变化。25（《资本论》第 3卷，第 600页）

马克思所想的条件恰好是让货币得以转化为资本所需的条件。简言之，货币必须能够掌控他人的劳动—雇佣劳动必须已经存在、已经在原始积累的具体历史过程中形成了（放高利贷的行为无疑在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由此，货币的社会权力就可以被它的所有者用来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这样就在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这条崎岖的道路上踏出了第一步。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抗现在获得了一个全新的维度。一方面，货币的社会权力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这对于资本主义流通形式的启动是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这里预设了一种对货币财富合适的分配已经出现了这是一种“决定生产的分配”26。另一方面，货币权力在资本家手中逐渐的积聚和集中是由剩余价值的生产所导致的。货币权力的积聚在资本主义之下不仅是一个必要的分配条件，而且会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资本论》第3卷，第355页)。

第9章一货币信用和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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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使货币在资本流通和剩余价值的生产面前处在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货币尽管是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的财产形式而存在的，却外在于、独立于任何实际的生产过程。由此，作为货币所有者的资本家与作为资本的使用者的资本家之间就出现了区分—后者要用这些货币来从事剩余价值的生产。借出与借入的活动在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资本家之间建立了一种阶级关系。马克思以如下方式讲解了这种关系。货币所有者指望通过借出货币、收取利息来增加自己的资本，而这意味着一种流通形式：M-（M+i)。让我们假定这些货币被借给了一名从事生产的资本家，而且他本人没有货币资源。我们由此可以得出：

货币所有者 M

(M+i)

生产资本家

但是货币所有者与资本的使用者一般是作为独立的司法个体而相互对峙的。贷方倘若不能得到某种类型的报酬，显然就不会出借自己的货币。生产者倘若不能赚到什么东西，也就不会借人货币。所以马克思认为，资本所有者与资本的使用者分割了剩余价值，前者收取的是利息，后者收取的则是企业利润。由于马克思在这里—与在其他地方一样——关注的是角色，而不是这些角色会以哪些特殊的方式被人格化，而且由于资本的使用者总是可以选择出借他们所拥有的不论多少货币并收取利息，而不是进行再投资，所以马克思总结说：“资本的使用者，即使是用自有的资本从事经营，也具有双重身份，即资本的单纯所有者和资本的使用者。”27（《资本论》第3卷，第374—378页）由此得出的基本观点是：如果货币资本是在任何实际的生产过程之外的财产，对这些货币资本的占有就“只有”把利息作为“果实”；企业利润则是在生产过程之内运用的资本所“独有的果实”28。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应该以如下方式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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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 C \left( \begin{array} { l } { { L P } } \\ { { M P } } \end{array} \right) \ldots P \ldots C ^ { \prime } - ( M + \Delta m ) \ \left\{ \begin{array} { l } { { i \left( \nexists \right. \bigstar \big \vert \bigstar \big \vert } } \\ { { } } \\ { { p \left( ⨏ \large \arrows \large \vert \big \vert \downarrow \big \vert \big \vert \ddot { \bigstar } \big \vert \big \vert \big \vert \big \vert \ddot { \bigstar } \big \vert \right) } } \end{array} \right.
$$

因此，生息资本可以被界定为资本所有者为了按照现行利率得到回报而出借的任何货币或货币的等价物。

在这里的论述中引入一些评论和告诫可能是有用的。首先，货币所有者可以将货币借给剩余价值的生产者之外的经济主体商人、土地所有者、政府、资产阶级的诸多派系乃至劳动者。货币也可以由于诸多与剩余价值的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目的而被借出去。由于货币所有者主要关注的通过利息来增加自己的货币，所以只要回报是有保障的，他们多半就不会关心货币被借给了谁、被用于何种目的。这制造了一些困难，而马克思尽管意识到了这一点，却出于足够可信的理由把它们抛到了一边。既然一切利息支付归根到底都必须直接或间接地由剩余价值来提供，考察的关键就是生息资本与剩余价值的生产之间的关系。不幸的是，以这种方式来对分析加以限定尽管可以解决许多问题，但当我们试图揭露决定利率的力量时，这种限定也会制造同样多的问题。我们将在后面回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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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思路有一个优点：它使我们专注于两种形式的资本之间的关系以及货币所有者与资本的使用者—货币资本家与产业资本家—之间固有的阶级关系。“利息是两个资本家之间的关系，不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29（《资本论》第3卷，第382页）马克思拒斥了一种资产阶级的看法：仿佛企业利润实际上是作为工人的企业家用管理技能换来的回报。他并不否认协调和管理是生产活动，却坚持认为工资在这里的决定过程最终会与一般工资达成一致，原因不仅在于“一个人数众多的产业经理和商业经理阶级的形成”，而且在于“受过专门训练的劳动力生产费用的下降的普遍发展”30（《资本论》第3卷，第389页）。尽管对所谓“管理者阶级”的工资的决定过程来说，这是一种相当简化的看法，但我们没有理由否认，企业利润作为一种回报超出了为监督支付的工资，不论资产阶级的理论和实践企图以何种可能的方式把这种利润假扮为工资的一种形式。在我们随后将遇到的一些情况中特别是在股份公司的组织形式那里—这种假扮将变得尤为有效（见后面第276—278页）。

但既然利润是“两个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必须理解这种关系的本质和后果。作为资本的货币在生产之外的存在以及借出与借入的活动都意味着货币取得了“一种追加的使用价值，即作为资本来执行职能的使用价值”31。这种使用价值存在于它“生产价值和增加价值的能力”当中、存在于它“在平均条件下生产平均利润”3的能力当中。简言之，作为资本的货币成了一种商品，尽管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商品，具有“独特的让渡方式”33（《资本论》第3卷，第338—352页）。货币资本家与产业资本家关系的要害就在于这些“独特性”它们是在资本本身获得了商品的性质时才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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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让我们考察一下作为贷方的货币资本家与作为借方的产业资本家之间的关系。货币资本家与货币的使用价值分开了，没有收取任何等价的回报；这种现象本身就构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商品交易。货币资本家所期望的是在一段指定的时期结束时收回初始的货币资本加上利息。首先，一般的资本流通由此获得了一个特定的时间维度，而这为我们讨论周转时间、流通时间、生产时间等方面的差异开辟了各种各样的道路。我们很快就会回到这些特征上来。其次，这使得货币仿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动“增长”，甚至使得时间本身仿佛就是货币。马克思高度专注于揭露这种观点中的拜物教：他非常具体地证明了利息之所以会在给定的时期内加到货币资本上面，是由于生产资本家在这个时期内设法生产了足够多的剩余价值，从而抵偿了利息支付（《资本论》第3卷，第348页)。货币资本家只要可以规定利率和偿还时间，就可以直接控制剩余价值生产的强度。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货币资本家对产业资本家的这种潜在强制力（见后面第301—305页）。

作为商品的货币的使用价值是一点也不含糊的，但它的价值和交换价值是怎样的？我们在这里遇到了另一种独特性。货币是价值的代表，绝不可能比它所代表的价值更有价值。可是货币的使用价值是它可以被用来生产更多的价值，后者具有剩余价值的形式。我们由此得出了一个在马克思看来完全不合理的表达：价值的价值就是它生产出了更多的价值！由于“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所以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利息是资本的价格这种说法，从一开始就是完全不合理的”34（《资本论》第3卷，第354页）。作为商品的货币具有使用价值，但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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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论证略显拗口，但它直接导致了马克思对“自然”利率理论的拒斥—这个学说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学中广为流传。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出，他同样会拒斥任何关于货币资本的“价格”的“边际生产率理论”，理由是资本在这些理论中被物神化（fetishizes）了，成了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被赋予了自行扩大的神秘力量（《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453540 页)。

那么，利率是如何决定的？①马克思求助于需求和供给，却没有做任何别的解释。他在其他所有情况下都拒斥了这样的解释，理由是市场中的供给与需求在达到均衡时就不能用来解释任何东西了。利率对于这条规则是一个明显的例外。它是由市场的力量—作为资本的货币的供给和需求在竞争的状况下确定的。进一步讲，假如没有“由竞争强加的分割规律”，利率就会成为“某种本身没有规律的、任意的东西”3“这种决定本身是偶然的，纯粹经验的，只有自命博学或想入非非的人，才会试图把这种偶然性说成必然的东西”36（《资本论》第3卷，第356、354页)。

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解读这些评论。马克思要么是说，利率的决定过程是完全没有规律的、任意的，倘若不被当作一种经验性的准则，就无法接受进一步的科学研究；要么我们可以将他的说法解释为利率不是直接由价值规律调节的。我偏向于第二种解释，而且有两个依据。第一，采取第一种立场对马克思来说是非常不典型的，而且与他在决定利率的力量上面花费的苦心完全不一致。第二，我们发现马克思在三番五次给出的说法中都提出，利息和企业利润是由“特殊的规律”所决定的。37（《资本论》第3卷，第375页）。他还指出，虽然利率的下限在原则上可以“下降到任何程度”，但“总会出现起反作用的情况，使它提高”38（第358页）。每当马克思提到起反作用的情况时，我们通常都会在不远处找到某种均衡的概念。这里的均衡“是由不同于其他资本形式的货币资本的供求决定的”。马克思随后坚定地指出了他的行进方向：“现在，可以进一步问：货币资本的供求又是怎样决定的呢？”39(第4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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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价值”或“自然价格”。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原因推出这一点：从货币到资本的转化并不涉及物质生产过程，从而不涉及劳动在商品中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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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马克思对利率现象所做的分析的范围内，哈里斯（1976）对规定利率的力量做了有用的介绍。

我们可以总结说，并没有一种由作为商品的货币的价值来调节的“自然利率”，尽管当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经常是那样认为的。货币的价值和价格完全是“不合理的”表达。利率是通过一种市场过程来调节的，其中供给和需求起到了关键作用。我们现在必须确定，作为资本的货币的供给和需求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中具有怎样的结构。不幸的是，马克思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对这个过程的连贯分析。我们将不得不填补一些空白。但我们倘若没有首先理解货币资本可以具有的多种用途和资本主义要求它发挥的职能，显然就无法理解对作为资本的货币的需求。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倘若没有全面地理解金融运作的制度框架和中介—金融运作由此汇集并合并了作为可贷资本的货币就无法理解作为资本的货币的供给。

简言之，我们需要解剖信用体系的职能和工具—这种体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产物，它让资本得以驯服高利贷，并把后者转变成了与它自己具有内在矛盾的目的相适应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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