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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付这些障碍，可以设立诸多解决方案。金融中介可以挺身而出，将储蓄和风险聚集起来，以便能够短期借入、长期借出。在这样做时，它们的预期既可以是未来的储蓄，又可以是未来生产的剩余价值（这两者最终必定会变成一回事，因为储蓄是从收益中产生的，而收益是从生产中涌现出来的)。另一种解决方案是让生产者以年度为基准对他们的债务进行再融资，或者直接销售未来生产的剩余价值的股份所有权。股票的购买和出售让货币所有者得以保持灵活性和流动性，股票的价格则可以按照剩余价值的生产所发生的变动来调整。

这些解决方案—它们在信用体系内部把虚拟资本制度化了造成了一些困惑。“铁路、采矿、轮船等公司的股票代表现实资本，也就是代表在这些企业中投入的并执行职能的资本，或者说，代表股东所预付的、在这些企业中作为资本来用的货币额。”52（《资本论》第3卷，第466页）但是所有权证书并不能让人“支配这个资本”，资本本身也不能被撤回，因为所有权证书只是对一部分未来收益的债权。所有权证书是现实资本的“纸质副本”—纸质副本可以流通，现实资本则不行。“当这些证券的积累表示铁路、矿山、汽船等等的积累时，它们也表示现实再生产过程的扩大。”但作为纸质副本，所有权证书纯粹是“幻想的虚拟的资本形式”54。因此，这些所有权证书的价格可能会按照自身的规律来波动，而这些规律与“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完全无关”5（《资本论》第3卷，第 466—4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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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波动的价格可以从一个方面反映某种与生产资本的状况相关的现实情况。我们在第8章提到，固定资本的价值本身是一个不稳定的规定，因为初始的购买价格、置换成本和剩余价值的生产速度全都给出了不同的价值尺度。由此产生的关于固定资本的价值的概念是一个无休止地变动的量，而竞争的状况、技术上的活力和资本积累的步伐本身都对它有影响。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股票价格的变动反映了固定资本的存量本身的价值变动。

不幸的是，所有权证书不断变动的价格还会由许多别的力量来塑造。进一步讲，利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并不是收益的唯一形式。例如，租金和税收也是收益。马克思认为：“生息资本的形式造成这样的结果：每一个确定的和有规则的货币收入都表现为一个资本的利息，而不论这种收人是不是由一个资本生出。”56（《资本论》第3卷，第464页）这些收益可以按照现行利率来折算，它们的所有权证书也可以在市场上交易。政府债务（这对马克思来说是终极的虚拟资本）和土地（见第11章）并没有内在的价值，却可以获得价格：

如果这是国债券，那就只是对它的买者来说是资本；它代表着买者支付的购买价格，代表着他投在国债券上的资本；它本身不是资本，而只是债权。如果这是地产抵押单，那它就只是有权获得未来地租的凭证………所有这些东西，都不是实际的资本，也都不是资本的组成部分，并且本身也不是价值。(《资本论》第3卷，第475页）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货币资本的投资对象都是占有。货币（多半）并不关心收益的最终来源，只会根据利率、投资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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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性、自己的流动性等等来对政府债务、地产抵押、股票、商品期货或诸如此类的东西进行投资。“和资本的现实增殖过程的一切联系就彻底消灭干净了。资本是一个自行增殖的自动机的观念就牢固地树立起来了。”58马克思认为，这使得生息资本变成了“一切颠倒错乱形式之母”9，在这里“连债务积累也能表现为资本积累”60。他说，一切东西“都会增加一倍和两倍，以至变为纯粹幻想的怪物一样”61。一旦债权的积累远远领先于现实的生产，信用体系的“颠倒现象”就“达到完成的地步”了62（《资本论》第3卷，第464—472页）。

马克思谈论这一切的首要目的是从我们身上清除一个观点：对某种未来收益的可销售的债权是一种现实的资本形式。他希望提醒我们，倘若对占有的投资（对租金、政府债务等项目的投资）看上去与对生产的投资同等重要，这个社会就是颠倒错乱的。马克思坚持认为，最终只有后一种投资才是要紧的“如果没有实际的积累，也就是说，没有生产的提高和生产资料的增长，那么，债权在货币形式上的积累，对这种生产有什么好处呢？”3（《资本论》第3卷，第424页）倘若全部货币资本的投资对象都是占有，而不是实际的生产，那么资本主义就时日无多了。当信用体系使“颠倒现象……达到完成的地步”时，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的品质就会受到威胁：因而正如马克思不知疲倦地指出的那样，在危机的进程中，体系被迫要寻找一种更加坚固的货币基础，而不是由信用货币或虚拟资本提供的基础。既然信用体系造就了如此严重的颠倒错乱，为什么还要让这样一种事态得以延续？

我们在一步步探讨积累过程及其矛盾时发现，虚拟资本恰好包含在资本本身的概念中。固定资本的形成和流通对于资本积累是必要的。若要克服固定资本给未来的积累制造的障碍（见第8章），就必须借助一般而言的信用体系，特别是虚拟的资本形式的创造。信用体系让虚拟资本得以繁荣，由此才能支持从流动资本到固定资本的转化，并应付一些越来越大的压力——产生这些压力的原因是越来越多的社会总资本开始以固定的形式流通了。虚拟资本与固定资本本身对于积累是同等必要的。我们在后面将遇到的一些情况会使这个结论尤为突出。鉴于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会如何普遍化、如何发展时所采取的总体思路，我们就不应该对生息资本的两面性感到惊讶：它的流通既是积累的救星，同时又是“一切颠倒错乱形式之母”。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虚拟资本的作用是一把双刃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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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利润率的平均化

利润率的平均化会遇到无数障碍。但是生息资本的自由流动（虚拟的资本形式的存在强化了这种自由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这些障碍。一般利润率当然“只是不断地作为一种趋势，作为一种使各种特殊利润率平均化的运动而存在”64，而这些特殊利润率在不同的公司、产业和企业之间都处于无休止的动荡中。“在不断的不平衡中”通过竞争出现的“平均化”预设了资本可以从利润低于平均水平的领域流向利润高于平均水平的领域65（《资本论》第3卷，第366页）。信用在这里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例如，它“使积累资本恰恰不是用在把它生产出来的那个领域，而是用在它的价值增殖的机会最多的地方”6（《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482页）。但是信用不只是一种有助于达到一个关键目的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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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货币市场上，只有贷出者和借入者互相对立。商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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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同一形式—货币……[个别资本家的]全体一起作为借款人出现，资本则以这样一个形式与它们全体相对立，在这个形式上，按怎样的方式使用的问题对资本来说还是无关紧要的事。如果说产业资本只是在特殊部门之间的运动和竞争中表现为一个阶级的自在的共有资本，那么，资本在这里则是现实地………表现为这样的东西。另一方面……货币资本也…具有这样一个形态，在这个形态上，它是作为共同的要素，而不问它的特殊使用方式如何，根据每个特殊部门的生产需要，被分配在不同部门之间，被分配在资本家阶级之间。67（《资本论》第3卷，第368页）

简言之，信用体系表现为一种对个别资本家的差别巨大的活动加以协调的中枢神经系统。生息资本—它代表了一个阶级的共有资本是根据利润率的差异来流动的。进一步讲，利率对资本主义来说可以发挥“气压计和温度计”6的职能，利润率则不然。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只是由于货币资本的全部供给和需求“同时发生作用”6，利率才会出现，才是一种已知的结果（市场每天都会把它报出来)，而且是统一变化的(尽管马克思确实承认，利率在不同的市场和不同的国家是有差异的)。因此，当长期利率实质性地超过了在一条给定的生产线上可以收取的企业利润时，产业家就有充分的动力把自己可能拥有的无论多少剩余都放进货币市场，而不是进行再投资。因此，利率所提供的信息和生息资本可以发挥的职能让资本的流动可以得到远远更为迅速的调整，从而让一组使利润率平均化的机制更加完善了（《资本论》第3卷，第366—369页）。这种情况之所以能发生，是因为“生息资本是作为所有权的资本”，是外在于生产的，是与生产之内的“作为职能的资本相对立的”70（第379页）。不幸的是，全体资本家所属的整个阶级的共有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当中转变成了货币资本家这一个阶级的共有资本，而后者的特殊利益并不总是与一般资本的利益相一致。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个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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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资本集中

信用体系“起初……作为积累的小小的助手不声不响地挤了进来，通过一根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转化为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资本论》第1卷，第626页）。就此而言，我们发现“现代信用设施既是资本积聚[集中]的结果，又是资本积聚[集中]的原因。””²（《大纲》，第122页）让我们考察一下这是如何可能的。

由信用体系带来的资本集中充分释放了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的力量和潜力，使这种变革成为资本积累的首要杠杆（见第4章)。规模经济更加容易达到了，家庭商号的组织能力所带来的障碍可以被克服了，大规模的工程（特别是内嵌在建成环境中的工程）也可以开展了。有了虚拟资本的辅助，在从事这一切时就可以不用过多地打断货币资本的自由流动了危机期间当然不算在内。但是信用体系还提供了同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所具有的破坏稳定的作用相抗衡的手段。例如，股份资本的增长就是马克思所列举的对利润率下降的倾向起反作用的情况之一。如果一些业务的资本价值构成特别高—它们的主要成分是固定资本它们就可以通过信用体系来组织，从而不用“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因为它们现在只要“仅仅提供利息”，就可以被生产出来（《资本论》第3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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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437页)。过度积累的流动资本可以“调换”到固定资本的一种有助于提高利润率的流通形式当中。①资本的价值构成同样可以通过增进垂直整合来降低，利润率则可以通过加快周转时间来提高。就算一切办法都失败了，原始积累的暴力过程也可以在资本主义的正中心继续进行，因为到处肆虐的“信用冒险家”会通过使别人的资本丧失价值来赚钱“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75(《资本论》第3卷，第440页）。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包含了毁灭的力量；在为了约束这些力量而发动的斗争中，信用体系在上述所有方面都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工具。

虽然由信用体系带来的资本集中的确是马克思最为强调的，但是分散的力量新的生产线的开辟、分工的扩大和当代的资本主义组织形式当中内在的分散—也的确可以通过信用体系集结起来。货币资本的集中可能会与生产活动在组织上的分散相伴随。金融的组织形式与产业的组织形式之间由此出现了区分；同时，为了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又涌现出了特定种类的关系（见第10章）。因此，信用手法和金融花招的剧增对于维护资本主义就显得至关重要了，而且从这个立场来看，这种剧增确实既是资本积累的结果，又是资本积累的原因。

1. 信用体系：工具和制度

虽然我们肯定可以在难以把握的金融世界中找出许多戏法，但是信用体系并不是靠魔术来经营的。人们必须找到执行任务的手段，而手段会激发出制度，制度又需要由人组织和运行。居住在金融世界中的银行家、金融家、股票经纪人等等在分工中发挥了高度专业化的职能。他们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把自身建构成了资产阶级内部一个特别的阶级。由于信用体系的职能实际上是一种调节资本运动的中枢神经系统，所以这个阶级似乎占据了指挥经济的高地，并在高地上与作为社会总资本的代表的产业资本家或商人资本家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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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是博卡拉（1974）关于相对价值丧失的理论的意义—前面第7章讨论了这个理论。

可是货币资本家——我们将这样称呼他们—也要在矛盾中挣扎信用体系内化了资本主义的矛盾，而没有扫除它们。例如，银行家也是相互竞争的资本家，必须用他们所能掌控的一切诡计来从事交易—这些诡计时常把他们拖进金融破产的深渊。另一方面，他们理应充当社会总资本的“负责任的”代表，并完全“从公共利益出发”明智地使用他们的权力。他们理应将每个人的货币都保管得“像英格兰银行一样安全”。

为了使两个不可调和的角色相互和谐，人们进行了持续而细致的尝试，而在金融的世界中出现的许多复杂性都反映了这些尝试。尽管这也许显然是事情的真相，但我们仍然不得不考察资本主义之下出现的金融工具和制度，因为它们确实在物质上和理论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后果。马克思本人主要聚焦于银行，并对股份公司做了初步的分析，还提到了尽管通常只是顺带一提——形形色色的专业化金融机构，比如面向工人的一便士储蓄银行（penny savings banks）、保险公司等等。他不可能预料到消费信贷、退休基金和现代信用体系的其他装备的广泛增长。所以，为了更新马克思的分析，仿佛有许多工作要做。

然而，我们并不是在寻找一些范畴来描述制度安排看似无穷的多样性—这些安排是在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中在不同的国家出现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穷尽一切的分析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在这里只是要寻找一个牢固的理论基础，并由此理解内嵌在信用体系中的工具和制度会如何影响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我们将在四个大标题下面考察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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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融中介的一般原则：资本的流通和收益的流通

一切金融运作始终是以一种初级的交易为基础的：交易的一方是拥有剩余价值的经济单位，另一方则是出于某种目的希望利用这些剩余的经济单位。这些经济单位可能是个人（不论来自哪个阶级）、公司、政府、工会、教会和王室等机构、专业组织和商业组织、退休基金、慈善机构、银行等等，而可能的目的也包罗万象（作为产业资本或商人资本来流通；购买房屋、竖立纪念碑、开展竞选活动、为喜爱的情妇购买乡间的庄园、建造教堂等等)。

金融机构聚集在一种需要周围：找到有效率的办法来收集、积聚这些剩余，并在必要时把它们转变成货币形式，以便随时把这些货币作为生息资本投入流通。在这片看似巨大的混乱当中，我们应当首先坚决地区分马克思所说的收益的货币形式的流通与收益的资本形式的流通（《资本论》第3卷，第 443 页)。

我们已经用很长的篇幅讨论了后一种形式的流通—即把剩余价值转变为货币，并用它来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收益的货币形式的流通则是一种非常不同的过程。例如，让我们假定工人设立了一些机构，比如英国早年的房屋互助协会(building societies）或美国的储蓄与贷款协会—它们让一些工人的储蓄得以被用来帮助另一些工人购买房屋，并让前者获得利息支付。这里发生的事情不外是工人的收益（可变资本的收益）在工人阶级内部得到了再分配，即从拥有剩余的家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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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的流通是很广泛的。它涵盖了资产阶级对干粗活的仆人的雇佣、一切阶级对众多服务的支付等等。通过信用体系，许多这样的交易都转变成了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关系，而消费者只要能在未来提供收益，就可以得到贷款。这个领域中的交易可以变成虚拟的交易，就像在资本流通的领域中一样。马克思并没有将收益的流通当作首要的研究目标，因为所有这些收益都起源于资本的流通和积累。因此，他聚焦于资本流通的基本过程，排除了其他一切考虑。然而，因为信用体系倾向于把收益的流通与资本的流通不分轩轻地合并起来，所以我们对可贷资金的供给和需求的理解实在太容易变得模糊不清了。

理论上，我们或许可以在信用体系内部区分出若干“微型循环”（mini-circuits)。这些循环可以在工人阶级内部、在资产阶级内部、在政府之间，以及在这些不同种类的经济单位之间将有剩余的单位与有需要的单位联系起来。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们都不能把利息支付直接解释成在借出去的货币的帮助下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中的一块。利率仅仅被用来在消费领域中调节收益的借入和借出。它与资本流通的唯一联系这种联系却也十分重要——是这些信用安排可以有助于造成个人贮藏的减少和对消费品的需求的增加。这些微型循环非常不同于把不同的资本家联系起来的循环，也非常不同于把来自收益的储蓄与对剩余价值的直接生产所进行的投资联系起来的循环。

移到了在购入自己需要的房屋时必定会陷人赤字的家庭。问题是如何解释这种利息支付—它显然不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答案十分简单。工人阶级内部关系的货币化使他们屈服于生息资本形式上的统治，而不是实际上的统治；生息资本集中协调了工人储蓄的供给与工人对住房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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