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限度

让我们暂且假定诸多微型循环是相互孤立的。每个循环的利率都是在它的领域之内确定的，而且多半会随着供给和需求的状况而变动。但是货币始终是货币，不论是在谁的口袋里。货币会逐渐从利率较低的循环流向利率较高的循环。这正是利率平均化的倾向。

马克思假定了一个统一的、均等的利率，而这预设了一个高度整合的信用体系的存在。于是，体系的碎片化可以被解释为职能专业化的结果。在供给方面，对储蓄的发动会给不同种类的经济单位带来不同的问题。一便士储蓄银行（penny savingshanks）、房屋互助协会（building societies）和储蓄与贷款协会、国民储蓄网络、互助会（benefit societies）、退休基金和保险基金等等可能都很适合工.人，但这些机构不太适应于处理洛克菲勒家族的储蓄或盛产石油的阿拉伯教长（sheiks）的储蓄。大公司和政府的储蓄同样需要专门处理。在需求方面，小企业贷款、农业信用、为购买消费品（摩托车、住房等等）提供的融资、基于政府债务的资助、与大规模的工程（铁路、公共运输系统、公共事业等等）相关的融资以及对大型跨国公司的需要的满足是形态各异的业务，要求通过专门的特长来处理。

由此导致的金融结构在某种程度上是碎片化的①（虽然各国的体系在这个方面有巨大的差别，例如美国的体系是高度分散的，法国的体系则是高度集中的)。②这种碎片化确实意味着金融市场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有许多。我们肯定可以在不同的市场、不同的国家分辨出利率的差异，而且由于融资针对的是不同种类的活动，所以不同的贷款利率是存在的。然而，现代信用体系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是：高水平的整合以某种方式存在于往往极端碎片化的结构当中。例如在美国的储蓄与贷款协会那里，资金的流入和流出对于其他地方给出的利率是高度敏感的。因此，向住房市场供应的抵押资金会被经济体的其他部门对货币的需求所影响。利率在不同国家的差异（在按照本地的通货各自不同的通货膨胀率加以调整之后）也会很快激起货币资本的流动“热钱”会流向实际利率最高的无论什么地方。使长期利率倾向于平均化的强大力量显然在起作用。然而，这些力量的后果是作为收益的货币的流通与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在金融体系内部变得几乎无从区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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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尽管希法亭（1970版）的叙述是过时的，但他对金融结构的描述仍然无比有趣。

② 对法国金融结构的传统描述可以在库蒂埃（Coutière)(1976)和莫兰(Morin)(1974)那里找到；法国可以同英美相比较：关于英国的材料见雷维尔(Revell)(1973)，关于美国的材料见《货币与信用委员会报告》(Report of theCommission on Money and Credit)—《亨特委员会报告》(Hunt CommissionReport)(1971）对它进行了更新。戈德史密斯（Goldsmith)(1969）试图围绕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主题做一些全面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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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份公司和虚拟资本市场

我们在第5章论证了资本必须从家庭商号所施加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否则就无法扩张、无法存活。公司的组织形式充分释放了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的力量，激励了新知识的生产，还让生产、组织和销售中的规模经济得以出现。同时，它分离了所有权与管理权，带来了一种解放货币资本的融资形式：货币资本成了一种独立的力量，成了生产和商品流通之外纯粹的资本主义财产。

按照股份的原则来组织的公司是通过向货币资本家出售股票和债券来筹集货币的。所筹集的货币作为资本投入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因而要假定这里的经营不只是想要“欺诈”7)。投资者持有所有权证书，并收取利息（根据情况的不同，利息可能是固定的或变动的)。所有权证书只是对未来生产的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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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所有权是以许多形式出现的。任何类型的所有权证书原则上都可以交易。政府可以出售对一部分未来税收的权利。对商品的所有权可以在商品没有实际转手的情况下交易，或者可以在实际的商品生产之前交易，就像在商品期货市场中那样。对土地、建筑物、自然资源的权利（后者包括石油钻探、矿产勘探的权利等等）也可以交易。不同的虚拟资本市场看起来与资本主义之下的财产所有权形式一样多。

这些市场的复杂性简直令人不知所措；为了处理由不同种类的所有权所造成的非常具体的问题，又出现了诸多专门机构和机制（例如，地产抵押市场的运行与商品期货市场非常不同)。但是所有这些市场都有一个共同点。所有权证书都是“纸质副本”7，它们本身并没有价值，尽管它们是按照价格来流通的。这带来了两个问题：第一，是什么规定了这些价格？第二，所有权证书究竟还是某种实际价值的副本吗？

所有权证书的价格一般是由持有者有资格获得的当前收益和预期的未来收益来确定的这些收益都要按照现行利率来折算。由于现行利率是由货币资本的供给和需求来确定的，所以价格的变动方式显然可以在预期收益的变动面前获得完全的自主。另一些因素比如销售的难易度、安全性、持有期限、关于税收的规定等等还会进一步改变价格。我们在这里不需要关注这些细节，因为主要的焦点是这些一般价格与它们最终必须代表的实际价值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让我们可以设法解释在信用体系中出现的虚拟价值（虚拟价格）如何能大大远离由“货币基础”表达的价值，以及为什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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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一定份额的债权，而且是可销售的。投资者可以在任何时候把自己的股票和债券抛售给别的投资者，由此回收自己的货币。这种购买和出售导致了一种特别的市场的诞生，那就是股票市场。这种市场是虚拟资本市场。它是所有权本身流通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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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股份公司的情况中，现实的资本（它的形式是铁路、生产所用的厂房等等）确实存在，而所有权证书它会产生股息（利息）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也是以生产剩余价值的实际能力为后盾的。问题在于分辨这种后盾的坚固程度；投资者要得知这一点，公司就需要充分披露财务状况。否则，公司就可以想办法使自己看上去仿佛处于很强的（或很弱的）地位，仿佛远远强于（或弱于）自己的实际状况，由此就可以相应地操纵股票的价格。例如，借来的货币可以被用来补充股息支付，以此来鼓励对企业的进一步投资，尽管它只是看上去赢利，其实并不赢利（这种过程叫作“股票掺水”，在20世纪早期非常多见）。①

在商品市场的运行中，实际价值通常潜伏在幕后的某个地方，而且投资者不外是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对价值的实现状况进行投机的如果撇开明显的欺诈案例的话。这种投机活动是有帮助的，因为它倘若没有遭到过多的操纵，就可以导致价格的平均化。商品期货市场可以发挥类似的职能，因为它可以为商品所有者提供指导，告诉他们在某个给定的时刻应该储存商品还是释放商品。但这需要对商品形式的价值在未来的生产做出预期。地产抵押市场（关系到土地和建筑物的价格）所带来的问题尤为复杂，只有在彻底研究了作为经济范畴的租金之后才能理出头绪（见第11章）。

第9章货币信用和金融

① 关于投机商如何通过这种活动使别人的投资丧失价值、让自己大发横财，我们可以从公共交通的融资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的历史中找到一些触目惊心的例子—见亨德里克(Hendrick)(1907)和罗伯茨(Roberts)(1961)；奇普（Cheape)(1980）则描述了相关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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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债务同样很难理出头绪。马克思把它视为虚拟资本的一种纯粹幻想的形式。国债所代表的货币早就已经花掉了（发动战争、支付国家的花费等等)，所以投资者交易的是债权的证书，它的后盾不过是政府对剩余价值生产征税的权力。这番描述肯定适用于大多数国债。但也有一些形式的公共开支不符合这个模型。如果一家市政企业—它是通过从资本市场借债来融资的以一定的价格来出售商品（电力、燃气、供水、交通等等)，使得它所创造的收益足以支付债务的利息，还留下了足够的收益来进一步扩大业务，那么它在原则上就与一家股份公司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差别在于它的所有权形式和它的定价权力。如果它的活动有一部分或全部是由税收补贴的，问题就开始显得非常不同了。但是国家在物质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方面（例如在医保和教育方面）可以从事许多生产活动。通过改善社会中的生产力，国家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推动剩余价值的生产。投资于国债的货币不会仅仅因为进入了公共财政的框架就自动停止自己作为资本进行的流通。只要剩余价值的生产由于国家的生产性投资而得到了增进，从而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税收—这些税收又为最初投资于国债的人构成了利息支付的基础那么生息资本就可以持续流通。这当然就是“生产性开支”理论，它为各种各样的国家活动提供了理由。①尽管这样一种结果是可能的，但这个事实决不能保证实际价值的确是由这些国家干预创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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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奥斯曼（Haussmann）男爵开创了国家的“生产性开支”这个观念：他在第二帝国期间对巴黎实行了戏剧性的重建计划〔见平克尼（Pinkney)，1958]。这个观念现在是大多数资产阶级公共财政理论的标准伙食。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在讨论这种可能性的时候特别沉寂，只有巴克（Barker)(1978）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框架，值得加以阐发。

然而，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所有权证书的价格与这些证书所代表的实际价值之间的关系都必定会被掩盖。收益本身不是直接由剩余价值的生产来约束的，而是由分配的规则和一整套制度安排来中介的；这些规则和安排虽然有助于协调生息资本的流动，却掩盖了收益与实际价值的关系。货币资本的供给和需求也有干预的力量，因为价格是按照利率来折算的收益。可是虚拟资本市场对于资本主义的存活至关重要，因为生息资本流动的连续性只有通过这些市场才能得到确保。我们在前一节证明，这种流动发挥了一些至关重要的协调职能。有了虚拟资本市场，就有办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协调力量加以协调。

（3）银行体系

银行与其他金融中介的区分十分重要。①储蓄银行、退休基金和保险基金、储蓄与贷款协会和房屋互助协会（buildingsocieties）、信用合作社、邮政储蓄账户等等都会发动储蓄，但这些储蓄来自现有的价值量。在这些状况下，在价值的生产之前进行储蓄是不可能的。这条限制并不适用于银行：银行是通过它们所给出的信用来给出信用并创造货币价值的。当银行用自己的汇票来代替在资本家（和其他人）中间相互流通的汇票时，它们就创造了虚拟的货币价值。这些虚拟的货币价值随后就可以作为资本来出借。这意味着银行可以将货币的流量—这些货币被用作支付手段——转变成“自由的”货币资本。银行可以在价值的生产之前创造货币资本。这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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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格利（Gurley）与肖（Shaw)(1960）有效地讨论了这个区分，尽管他们的角度是资产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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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从虚拟价值中直接创造货币资本的能力十分重要。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之下有一个无休止的问题：找出必然存在的闲散资源，让资本得以从相对非生产性的用途重新配置到更有生产性的用途当中生产性当然总是从剩余价值生产的角度来界定的。在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原始积累和强占直接或间接地强行推动了上述重新配置（间接的途径是高利贷）。在后来的阶段，对储蓄的发动逐渐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原始积累的重要性相对衰落了，而且由于社会的总储蓄有越来越大的比例是完全通过信用体系来发动的，所以从银行体系内部的货币流量中创造货币资本就成了闲散资源唯一无比重要的来源—对资本流动的重新配置需要这些闲散资源才能强行推动。闲散资源的其他来源只有一个：即过度积累；但即使在这里，闲置的生产能力和过剩的商品也必须首先在银行体系中货币化，重新配置才能发生。进一步讲，随着市场交易的体量越来越高，而且这些交易有越来越大的比例是通过银行体系来完成的，银行体系的能力在实际价值的生产之前产生货币资本的供给也会增强。

马克思之所以聚焦于银行的角色而非其他种类的金融中介，恰好是因为前者结合了货币与金融两方面的职能。德布伦霍夫（1978，第57页）正确地总结说：“银行体系是信用体系的战略部门”，因为银行“是唯一把对支付手段的管理与对货币资本的管理结合起来的机构”。这两个管理上的角色巧妙地相互补充，因为资本积累的进展要求在任何现实的生产之前以货币形式把虚拟价值创造出来。但我们已经提到（前面第247—249页)，银行创造信用货币的能力假如不受约束，就会对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的品质造成永恒的威胁。由于虚拟价值的创造成了一种必然的诱惑，而不只是一种长久的诱惑，所以这种威胁会不断变本加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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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唯一界限是维持一定的货币储备的需要—倘若银行的客户对货币的需求有任何急剧的增长，就要靠货币储备来支付。当储户对银行的信用货币失去信心，转而寻求“现实的货币”78（即货币商品或以国家为后盾的法定货币）时，就会发生对银行的挤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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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情况下，过度投机的可能性是十分巨大的。虚拟价值（信用货币）是作为资本被投入流通的，而且转变成了虚拟的资本形式。因此，“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是由债权（汇票），国债券（它代表过去的资本）和股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构成的”7（《资本论》第3卷，第469页)。为了讲述“颠倒现象”会如何在信用体系的银行部门中“达到完成的地步”，马克思花费了许多篇幅来愉快地详细讲述事例。对货币品质的严重威胁是很明显的。

正如我们在前面第1节看到的那样，对这种威胁的回应是创造一种机构的等级制，并明确地将保护货币的品质作为目的。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央银行一般都位于这个等级制的顶端（我们暂且撇开了这个问题的国际性方面）。中央银行若要成功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就必须防止虚拟价值离开实际的商品价值太远。它不能把严格的同一性施加到这两者身上—即使我们假定它有这样做的力量—因为那会阻拦自由货币资本的生产，而这种生产可以强行推动新的积累形式。它也不能放任信用货币肆无忌惮地创造。于是，就连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承认，中央银行的业务是一门“技艺”可是他们不承认这是一门“科学”[见尼汉斯（Niehans)，1978，第12章]。

然而结果是：“中央银行是信用制度的枢纽”，而“金属准备又是银行的枢纽”。80（《资本论》第3卷，第572页）尽管“金属准备”一词隐含了来自货币商品的直接约束，但若剥掉这种约束，上述结果就意味着中央银行必须调节信用的流动，以求维护货币的品质。于是，在两种需要之间—其一是通过创造信用来维持资本积累，其二是维护货币的品质就存在张力。倘若前者受到了妨碍，我们的结局就是商品的过度积累和特定的价值丧失。倘若任由货币的品质每况愈下，我们就会面临由慢性的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普遍化的价值丧失。现代的两难就这样整齐地呈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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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统一在银行体系内部，中央银行则在民族国家内部成为了至高的调节权力。实际发生的事情是：信用体系所提供的手段会按照阶级的需要来规训个别资本家乃至资本的整个派系。但必须有人对调节者加以调节。中央银行企图履行这项职能。但由于这些调节权力落在了资本的一个特定派系手中，所以它们几乎必定会遭到歪曲和损害。这直接将我们引向了国家在货币和金融事务中的参与这个大问题。

(4)国家制度

现代信用体系一般会展示出私人活动与国家活动的高度整合，而国家机器的一个分支现在完全致力于直接或间接地管理信用体系。我们不难讲清楚这样一种高度的国家参与有哪些原因。

资本积累要求生息的货币资本可以自由地、不受拘束地、持续地流动。这种流动在过度投机、扭曲和其他一切“颠倒错乱的形式”—信用体系会无可避免地把它们孕育出来面前也必须得到维持。某种调节显然是需要的，否则生息资本的流通在进展时就无法摆脱严重的、慢性而长期的干扰。货币资本家—银行家和金融家——对自身加以调节的能力（不论他们多么敏锐地洞察到了自己对整个资本家阶级负有的责任）严格地受制于他们相互竞争的立场和他们对派系的效忠，而派系位于资本家阶级关系的内部结构中。一种有限的调节可以在垄断竞争时出现（例如，英国的“五大”银行1直到最近都在自行调节方面干得非常出色)，但是稳固的调节力量必须立足于垄断，后者又肯定必须服从国家的调节。因此，中央银行不仅是现代信用体系的枢纽，而且是国家机器控制权的一个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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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国家调节的需要既不是从中央银行开始的，也不会到中央银行为止。一旦货币资本家未能调节自己的剩余，国家就必须介入进来，消除一些最坏的滥用股票交易的形式(“股票掺水”和其他种类的欺诈)，货币资本的供给所遇到的障碍也可以通过国家对存款和储蓄的保证来移除。出于经济的或社会的理由，国家可能还会觉得有必要刺激某些种类的信用流动（出于这个理由，住房金融通常会作为一种特别的信用市场被放到一边)。国家甚至有可能设立一些有特别目的的信用机构（针对农业信用、萧条地区的发展规划、小企业贷款、学生贷款等等）。因此，信用体系是国家政策的一个重要活动场所。

在许多方面，我们都可以认为这些国家干预是可选的、或然的，因为它们取决于货币资本家的自行调节是成功还是失败，或者取决于阶级斗争的总体状况—这种阶级斗争是通过国家机器、在国家机器内部表达的。倘若否认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具有强烈的、压倒性的政治内容，那同样是愚蠢的。但我们也有必要认识到，国家绝不可能摆脱它的一般责任，即调节；由于资本主义的相互矛盾的力量内化到了信用体系本身当中，而且在其中加深了，所以制度化的国家干预是一种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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