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限度

避免的回应。

从社会的角度来讲，这意味着只有诉诸国家权力才能调节货币资本家的经营；这直接引出了一个问题：谁来控制国家？从更加一般的理论角度来讲，我们发现只有诉诸级别更高的制度化安排这是国家机器的特征才能约束在信用体系内部发动的强烈的矛盾；这促使我们考察资本与劳动根本性的阶级对抗以及双方的诸多派系之间的对抗是如何内化到国家当中的。这些问题当然既巨大又重要。不幸的是，它们超出了眼前这部著作的范围。①

译注

资本的限度

5.《全集》第31卷，1998版，第513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事实上，纸币的“强制流通”（having compulsory circulation）和“不可兑换”（inconvertible）是一回事，马克思在原文中只写了前者。

6.《全集》第44卷，2001版，第149页。

1. 在本书写作时，J. P. 摩根公司（J. P. Morgan & Co.）尚未与美国大通银行（ChaseManhattan Bank）合并为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这场合并发生在 2000 年。

8.《全集》第44卷，2001版，第166页。

9.《全集》第30卷，1995版，第71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10.这往往是中央银行的别称。在香港地区或新加坡等同时使用汉语和英语的地方，“Monetary Authority”的汉语名字是“金融管理局”。

11.《全集》第46卷，2003版，第554页。

12.《全集》第44卷，2001版，第174页。

13.《全集》第30卷，1995版，第137页。

14.《全集》第45卷，2003版，第94页。

15.《全集》第45卷，2003版，第90页。

①不幸的是，就如何理解国家、货币体系与信用体系的关系而言，最近的许多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都相当缺乏见识。在我看来，若要解释资本主义之下的国家的许多做法和国家机构的差异化结构，这种关系就具有相当的根本性。德布伦霍夫的著作之所以具有杰出的品质，恰好是由于她对这种关系十分敏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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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一货币信用和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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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全集》第46卷，2003版，第519页。

58.《全集》第46卷，2003版，第529页。

59.《全集》第46卷，2003版，第528页。

60.《全集》第46卷，2003版，第540页。

61.《全集》第46卷，2003版，第535页。

62.《全集》第46卷，2003版，第540页。

63.《全集》第46卷，2003版，第479页。

64.《全集》第46卷，2003版，第411页。

65.《全集》第46卷，2003版，第218页。

66.《全集》第34卷，2008版，第546页。

67.《全集》第46卷，2003版，第413页。英译本在此采用了一种解释性的翻译，但所表述意思在马克思的语境下与译自德语的汉译本是一致的，故此处直接引全集译法。

68.《全集》第46卷，2003版，第413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69.《全集》第46卷，2003版，第411页。

70.《全集》第46卷，2003版，第426页。

71.《全集》第44卷，2001版，第722页。

72.《全集》第30卷，1995版，第69页。

73.《全集》第46卷，2003版，第496页。

74.《全集》第46卷，2003版，第605页。

75.《全集》第46卷，2003版，第498页。

76.《全集》第46卷，2003版，第529页。

77.《全集》第46卷，2003版，第540页。

78.《全集》第46卷，2003版，第484页。

79.《全集》第46卷，2003版，第532页。

80.《全集》第46卷，2003版，第648页。

1. 指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巴克莱银行（Barclays Bank)、米特兰银行（Midland Bank）、劳埃德银行（Lloyds Bank）、国家地方银行（National Provincial Bank）和威斯敏斯特银行（Westminster Bank)。近几十年较大的变故有：国家地方银行与威斯敏斯特银行于1970 年合并成了国家威斯敏斯特银行（National Westminster Bank )，又于 1999 年被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The Royal Bank of Scotland Group）收购；米特兰银行于1992年被汇丰集团全面收购，并于1999年改名为汇丰银行（HSBCBank)。在今天的英国—不再限于英格兰和威尔士—巴克莱集团、汇丰集团、劳埃德银行集团和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合称四大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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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金融资本及其矛盾

金融资本的概念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拥有独特的历史。马克思本人虽然没有使用这个术语，但他关于不同种类的货币资本的流通过程留下了大量不太连贯的文字。他对金融资本的界定隐含在其中：那就是一种以信用体系为中心的特定的资本流通过程。后来的作家们倾向于抛弃这种从过程出发的观点，并把这个概念当作资产阶级内部派系联盟—一种对一般的积累过程施加了巨大影响的权力集团的一种特定格局。不过，除了希法亭关于这个主题的基础性著作和列宁在关于帝国主义的开创性论文中对希法亭一些观点的重复之外后者影响很大，这个概念一直都完全没有得到分析。它进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民间传说，却几乎没有引发一丝辩论。

由于这个概念处在这种具有特权的领域，所以每当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它适合于论战或者适合于科学时，它就会定期复活。不同的作者对这个概念的使用当然经常引来批判性的评论，尖锐的辩论偶尔也会由于如下问题而爆发：是银行家控制了公司，还是公司控制了银行？①然而，辩论的中心问题一般是：被称作“金融资本”的权力集团是如何建构的，这个权力集团相对于其他权力集团有什么重要性？最初建构这样一个权力集团的理由—它存在的社会必要性—大体上并没有受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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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目标是对两种关于金融资本的看法—其一是从过程出发的，其二是从权力集团出发的—进行比较，并说明对前者的探讨这种探索特别强调了金融资本的内在矛盾—如何有助于识别出一些相互抗衡的力量，它们在资产阶级内部同时创造并破坏了步调一致的权力集团的形成。同时，我也将论证对这些过程的恰当理解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具有一定的优先地位，因为这种理解会让我们就资本积累的动态和危机的形成获得一些深刻的见解，而对权力集团的形成所具有的错综复杂的机制进行任何程度的钻研都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本章的结尾将是“第二块”危机理论，它力求将我们对作为过程的金融资本的内在矛盾的理解与对生产的不均衡问题的理解整合起来——第6章和第7章谈论了后者。

1. 马克思眼中的信用体系

我们在第9章详细考察了信用体系给资本流通带来的诸多技术性职能和利益。我们倘若把信用体系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也许就可以将它看作一种中枢神经系统，总的资本流通借此得到了协调。它让货币资本的重新配置得以在不同的业务、公司、部门、区域和国家之间进行。它促成了不同的业务之间的严丝合缝、分工的迅速发展和周转时间的减少。它促进了利润率的平均化，并在导致资本集中与导致资本分散的力量之间进行仲裁。它有助于协调固定资本的流动与流动资本的流动之间的关系。利率会根据未来的需要来对当前的使用进行贴现，各种形式的虚拟资本则会把货币资本在当下的流动与对未来劳动果实的预期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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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菲奇（Fitch）与奥本海默（Openheimer)（1970）同斯威齐（1971）的辩论：这场辩论在赫尔曼（Herman）（1973；1979）和科茨（Kotz）（1978）那里有诸多回音。

生息资本可以发挥所有这些作用，因为货币代表了一般的社会权力。因此，当货币积聚在资本家手中时这种积聚反映了对剩余价值的占有—它们就逐渐表达了一种资本主义财产的权力，这种财产处于任何特定的商品生产过程之外、外在于任何这样的过程。货币资本一旦在信用体系中被发动起来，就可以作为资本家阶级的共有资本来运行（《资本论》第3卷，第368页）。

只要得到恰当的组织和管理，在信用体系中聚敛的货币资本就可以精巧地协调整个经济体的各种投资决定，由此对资本积累的引擎进行微调。这种货币资本不关心任何特定的运用，因而可以被用来把作为集体的资本家阶级的意志强加到个别资本家身上。只要个别资本家—他们会按照自己的私利来行动，并企图在竞争的环境中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一—所采用的技术、所做出的决定与平衡的积累不一致，信用体系就会让人感到有希望控制这些错误的行为。个别行为与阶级需要之间的深刻矛盾一它会对资本积累的路线施加一种极其强大的、破坏稳定的影响，我们在第7章论证了这一点—看上去是可以控制的，甚至也许是可以调和的。资本主义虽然原本是无政府主义的、未经协调的，却可以通过对信用体系的恰当组织和管理来获得稳定性。或者说看似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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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一金融资本及其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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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必要进一步阐明信用体系所具备的潜在的巨大力量。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见第3章和第6章）。信用的恰当配置可以确保两者在数量上的平衡。购买与出售之间的缺口—马克思对萨伊法则的拒斥就是以此为基础的可以得到弥合，生产与消费也可以达到和谐，以便确保平衡的资本积累。例如在今天，住房建设信用流量的任何增加倘若脱离了地产抵押融资的流量的同步增加—后者为购买住房提供了方便—就会无济于事。信用可以被用来同时加快生产和消费。通过信用体系内部看似简单的调整，固定资本的流动与流动资本的流动也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协调。资本实现过程中的一切联系都可以服从信用体系的控制，只有一个例外。这唯一的例外具有最高的重要性。尽管在信用的辅助下，人们可以购入投入品、卖出产出品，但这不能代替通过使用价值的具体生产来进行的对自然的实际转化。如果后者要服从总的阶级控制，金融家与产业家就必须合为一体（列宁和希法亭后来都提到了这个观点)。

其次，让我们考察一些“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它们在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面前充当了一道障碍—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应该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工资、租金、利息、税收和企业利润的分配份额难道不能通过信用体系来改变吗？由信用助长的通货膨胀肯定可以削减工资，工人的储蓄也同样可以通过信用体系被发动为资本，到了危机期间可能又会丧失价值（《资本论》第3卷，第508页）。此外还有诸多“次级的剥削形式”——例如地产抵押和消费信贷—借此可以改变工人的实际收入（第609页）。进一步讲，就任何种类的未来收益而言，它们的所有权凭证的购买和出售都会把分配的其他方面（即对租金、税收和企业利润的占有）整合到货币资本流通的一般体系当中。信用体系还为资本集中提供了方便，并让资本得以挣脱家庭商号的枷锁，使其作为公司资本来运行；于是，资本家阶级内部的分配安排就可以发生转变，资本集中与分散的程度（见第5章）也可以得到管理。如果说有一套完美的分配安排可以确保平衡的资本积累，银行和信用就为趋近这样一个均衡点提供了潜在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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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从表面上看，信用体系包含了一种潜力，可以跨越生产与消费之间、生产与实现之间、当前的使用与未来的劳动之间，以及生产与分配之间的对抗。它也提供了在个别资本家与资本家的阶级利益之间进行仲裁的手段，从而提供了对导致危机的力量加以抑制的手段。有了这样一件具有强大潜力的武器，资本家阶级就有充分的动力使它变得完善。确实有大量证据表明，资本主义一次又一次的危机总会在解决的进程中把信用体系推向新的格局（美国的金融结构在20世纪30年代的彻底转化是一个壮观的例子)。这一切确认了第9章所传达的基本信息：资本主义倘若没有信用体系—它让各种协调得以可能，因而每天都会变得更加精巧就存活不了太久。

那么，危机怎么还是会发生？马克思回答说：信用之所以能“扬弃资本价值增殖的这些限制，也只是由于它把这些限制提升为最普遍的形式”（《大纲》，第623页)。他的意思是说，信用的使用倾向于在长期把问题弄得更糟，因为它只能处理交换中出现的问题，却从来不能处理生产中出现的问题。此外，信用在一大堆情况下都有可能给生产者带来错误的价格信号，从而加重比例失调的倾向和过度积累的倾向。让我们考察一些这样的情况。

第一，由信用体系促成的利润率的平均化使竞争变得完善了，而且通过技术变革来赚取相对剩余价值的企图也由此加速了，而不是削弱了。利润率的平均化还确保了商品会按照生产价格而非价值来交易。由于技术变革步伐的加快和生产价格为生产给出的错误信号从一开始就会推动过度积累的倾向，所以在这个方面，信用会加深而非减弱不均衡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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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信用体系为金融家赋予了一定的独立权力，并把他们作为“一般资本”的代表同其他资本家分隔开来了。银行家和其他中间人所构成的“阶级”把自身插入了储蓄者（许多储蓄者都属于货币资本家“阶级”）与“产业资本家阶级”之间²（《大纲》，第852页）。股份公司的管理者也凝结成了一个单独的管理者阶级，他们管理的是别人的货币（《资本论》第3卷，第86一90页）。信用体系的成长在资产阶级内部孕育出了新的派系或“阶级”（马克思经常用这个术语来描述他们)。货币资本家、金融家和管理者这几个不同的阶级理应对生息资本的运用负责，把它用作整个资本家阶级的共有资本。他们对货币资本的配置多半应该为一般的资本积累提供方便。可是他们作为个人又受到竞争的约束，因而会按照自己直接的私利或派系的利益来行动。

由于银行家和其他“高额金融的绅士”处在优势地位，所以他们可以着手将信用体系仿佛“当作自己的私有资本”来利用，从而可以占有“现实积累的很大一部分”3（《资本论》第3卷，第478页)。“巨大的集中”在信用体系中成为可能，并给予了“这个寄生者阶级一种神话般的权力，使他们不仅能周期地消灭一部分产业资本家，而且能用一种非常危险的方法来干涉现实生产”4（第545页）。货币这种外在的社会权力在金融寡头手中的积聚显然不是一种纯洁的祝福。

因为整个阶级的共有资本所含有的权力是任由个人占有和利用的，所以信用体系就成了资产阶级内部激烈的派系斗争和个人权力较量的场所。这些权力斗争的结果显然十分重要。可是马克思偏偏极少关注这方面的事务。他近乎把它们看作一种在资产阶级社会表面展开的不言而喻的冲突，认为这种冲突掩盖了一组远远更为深层的根本性的关系，即作为资本的生息货币的流通与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之间的关系。我希望在这一章证明：就资本积累的矛盾动态而言，把金融资本作为过程的理论—认为它既不同于一组特定的制度安排，也不同于一张资产阶级内部统治者的名单—可以揭示出许多原本一直被隐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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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第三道障碍会阻碍信用体系作为资本积累的微调装置来运行：这道障碍的出现是因为货币资本不会特地分辨自己来自哪里，或者流向何处。例如，一切社会阶级的储蓄都归并到了一起，因而每个人都承担了储蓄者的角色，不论他有何种社会地位。工人的储蓄与货币资本家的储蓄相互融合，往往变得无从区分。信用体系所汇集的货币权力具有一种宽泛得不同寻常的社会基础。社会中的任何阶级对储蓄的偏好一旦发生任何变化，都有可能改变金融家与其他阶级之间、特别是与产业资本家之间的权力平衡。

货币资本同样不会分辨自己的用途，因为它的流动一般是为了占有无论什么类型的收益。尽管这让生息资本的流通得以将政府债务、消费者债务、生产者债务、对股票的投机、商品期货和地租整合起来，甚至也许还能对它们加以规训，却没有办法防止为了占有收益而进行的投机性投资走向彻底的失控。更糟糕的是，债权的积累可能会表现为货币资本的积累，而且债权即使在实际生产中可能并无基础，也可以继续流通。例如，即使对完全没有生产力的土地的所有权证书进行投机，也有可能助长虚拟的积累过程，只要这些所有权证书可以在别的出售和购买中被用作抵押就行。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出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例子：个人和银行所持有的土地所有权证书实际上充当了货币但由于杰克逊总统坚持要求所有对联邦土地的购买都必须用金币来支付，这种纸面的兴旺就戛然而止了。因此经常会出现一种情况：“一切资本好像都会增加一倍，有时甚至增加两倍，因为有各种方式使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权在各种不同的人手里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5（《资本论》第3卷，第4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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