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限度

信用体系一开始表现为一种理智的手法，表达了资本家阶级的集体利益；它表现为一种手段，可以克服“对生产的内在的束缚和限制”，从而可以将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提升到新的、更加完善的水平—但它终于变成了“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6。虚拟资本“颠倒错乱的形式”走上了前台，让“颠倒现象”得以在信用体系内部“达到完成的地步”。信用体系最初仿佛巧妙地解决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却转而变成了一个有待克服的问题之所在。

马克思总结说：信用体系使得“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企业出现了”，使得个别资本家被“社会”的、“联合”的资本形式（股份公司、有限公司等等）取代了，使得管理权与所有权分离了，使得引起国家干涉的垄断被创造出来了，还使得“新的金融贵族”兴起了。由此，它“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并建立了世界市场。但它也加速了危机的形成，并把资本主义“解体的各要素”带到了前台。马克思把这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7（《资本论》第3卷，第438—441页)。

马克思并没有对这些观点做很多阐发，但是历史做到了这一点，许多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注释者也做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必须考察人们为了使马克思的观点适合于20世纪金融运作的现实而对它们进行了怎样的解释、充实和改造。然而，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应该记住，马克思并没有在任何地方充分解释“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措辞到底指的是什么，尽管它十分高调，非常抽象，还有些难以捉摸。因此，我们的目标是对这个措辞提出一种解释，并观察它是否能较好地反映在资本主义之下使用信用的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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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列宁和希法亭眼中的金融资本

列宁写道：“20世纪是从旧资本主义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8他认为，银行可以将货币的社会权力积聚到它们手中，可以作为“一个集体的资本家”来经营，从而不仅可以“控制”一切商业的和工业的经营，甚至还可以“控制”’整个政府。由于产业家寻求的是垄断权力—主要诉诸资本集中所以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有联合的倾向。因此，“金融资本”被界定为“和工业家垄断同盟的资本融合起来的少数垄断性的最大银行的银行资本”10。①

在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种有控制力的“金融寡头”。它系统性地转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以新的方式把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投射到了世界舞台上。列宁写道：“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即向金融资本的过渡，是同瓜分世界的斗争的尖锐化联系着的。”"然后他说，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12。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表达方式现在是资本主义愈发戏剧性的不平均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彻底结构转换。以“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1为后盾的统治性的金融寡头会在“核心”国家鼓励“工人贵族”“4的形成，以此来收买劳工，使他们保持和平；世界的其他地方则被越来越深地推进了依赖、屈服和反叛的状态。金融寡头内部的竞争和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之间的竞争只会高涨，不会减弱。最后的结果是：帝国主义之间的争斗和战争。由此，列宁以金融资本的概念为起点，得出了一种对20世纪帝国主义令人瞠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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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金融资本及其矛盾

① 列宁（1970版第1卷，第703页)；后面的引文均出自《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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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列宁的论述所包含的理论内容决不能说是清晰的。他并没有在任何地方阐发金融资本的概念；至于它究竟以什么方式把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转化成了帝国主义之间的争斗，也仍然很难看清。他的许多观点是从霍布森、布哈林和希法亭所提出的截然不同的思想框架中得来的，这多少有些兼收并蓄。①只有希法亭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为金融资本的概念给出了一个非常坚固的理论根基。列宁虽然强烈批判了希法亭的政治路线，却似乎接受了希法亭所提出的金融资本的基本概念，只有一点保留意见。这唯一的保留意见关系到希法亭关于货币的“错误”看法。①至于这个错误的本质，列宁为我们留下的却是一片黑暗。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个错误是多么关键。但我们首先必须考察希法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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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霍布森(1965版)、希法亭(1970版）和布哈林（1972a)。布哈林的著作是在列宁的著作之后出版的，但是多半对列宁有影响，因为列宁至少在出版他关于这个主题的著作之前一年就为布哈林的著作写了序言。丘奇沃德（Churchward)(1959)记述了由列宁的笔记所显示出的广泛阅读背景，而阿里吉（Arrighi)(1978)批判性地考察了霍布森的贡献。

希法亭在论述的总体模式上忠实地复制了马克思。他首先考察了货币的各种形式，进而说明了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做的那样——信用对于无休止的资本积累如何是必不可少的，以及为什么会这样。银行最初只是货币流动的中介，但是积累的进展使数量越来越多的货币资本落到了银行手中，因而银行别无选择，只能“把他们资本的一个不断增长的部分固定在产业中”15，并把他们的活动与产业资本的活动整合起来。由于产业家只要有机会获得银行资本，就可以拥有竞争优势（特别是在经营的规模方面)，所以他们必定会越来越指望源于外部的借贷资本。希法亭说（列宁也赞同这一点）：金融资本

意味着资本的统一化。以前被分开的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等，现在被置于产业和银行的支配者通过紧密的个人联合而结成的金融贵族的共同领导之下。这种联合是以大垄断联合从而消除个别资本家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当然，资本家阶级同国家权力的关系也因此而发生变化。16(希法亭，1970版，第409页）

希法亭对这种统一体在制度上的表现它创造了垄断、托拉斯、卡特尔、证券交易业务等等做了长篇的讨论，而且也得到了列宁的赞同。他指出，对所有权证书的投机对

第10章金融资本及其矛盾

① 列宁（1970版第1卷，第678页）。关于希法亭的著作的缺点，丘奇沃德(1959，第79页）陈述了列宁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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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金融资本的兴起（这本身对于资本主义的延续就是一个必要的步骤）引起了国家的干涉。国家的政策—这些政策是为了回应金融资本的要求而打造的—把关注的重心放到了资本输出而非商品出口上面。国家之间的关系（竞争、贸易保护、统治和依赖）把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转化成了世界舞台上充满冲突的不平均发展。这些矛盾的表达方式现在是垄断部门与非垄断部门之间、金融寡头与“其余的人”之间，以及民族国家之间的力量的不平衡。它们都起源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过程。

希法亭（1970版，第17章）在这里诉诸的是马克思危机理论的一个特定版本。他认为，资本价值构成的变动会扭曲价格信号，还会产生许多不平衡，例如在部类之间（两个部类所生产的是生产资料与工资品）、生产与消费之间，以及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之间。卡特尔和垄断可以控制技术变革的步伐，也可以控制价格，但这不过是加深了垄断部门与非垄断部门之间的价格扭曲—“卡特尔不是减少而是加剧价格调节中的干扰，这些干扰最终导致比例关系失调，从而导致资本增殖条件和实现条件之间的矛盾。”7（希法亭，1970版，第401页）简言之，卡特尔无法扫除危机。信用体系即使完全处在金融寡头的统治之下，也同样会失灵，因为利率归根到底必须用剩余价值生产的动态来解释，而不是用前者去解释后者。任何打造信用货币的尝试—以求使这个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的体系保持稳定最终都会导致金融危机。希法亭随后提到了马克思的一个看法，但并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这个体系在危机的进程中必定要回到它的“货币基础”，要扔掉在繁荣的阶段取得的大量虚拟资本（1970版，第372页）。贸易保护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垄断部门与非垄断部门的关系都被看作这些推动危机形成的基本倾向的特殊表达，并且是由金融资本的寡头性质来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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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的资本形式的投机必然会起到关键作用。金融寡头的兴起以一些重要的方式改变了阶级斗争的维度。希法亭假定国家成了金融资本的代理人，并且金融资本在世界舞台上是作为一国的资本来运行的。由此，他发展出了一种特殊的对帝国主义及其矛盾的解释。他的论证是以如下方式串联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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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两个方面有别于希法亭。第一，就主要的帝国主义权力而言，他似乎接受了金融资本与一国的资本之间的同一性；到了分析世界资本主义的总体状况时，他往往就会切换到一种超国家的金融资本概念—这个立场与霍布森相似。就此而言，列宁的表述比希法亭更加模棱两可。第二，他提到了希法亭在货币理论中的错误。至于这个错误的本质或后果，列宁并没有为我们带来启发。德布伦霍夫最近直接面对了这个错误。这是非常重要的，值得加以讨论。

德布伦霍夫认为（1971，第81—93页)，希法亭只是在模式上追随了马克思。他把金融资本看作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统一体，这使得他构造了一种“关于货币现象的金融理论”，而马克思建立的是“关于金融的货币理论”。这个差别十分重要。马克思在分析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时并没有涉及资本流通，而他的货币理论就是从这番分析中建立的。在这样做的时候，他首先识别出了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与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之间的矛盾，并在由此打下的基础上研究了这个矛盾在货币作为资本来流通时会如何加剧。这个矛盾在希法亭的著作中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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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丘奇沃德（Churchward)(1959，第78页）指出，列宁甚至质疑了希法亭关于金融资本的基本概念，并在笔记中写道：“说金融资本=银行资本’，还不够吗？”18阿里吉（Arrighi)(1978)强调了霍布森与希法亭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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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消失了。货币现象被还原成了“资本主义金融的纯粹器官”，完全受金融资本控制。希法亭所描述的金融资本既有霸权，又有控制力，而马克思所描绘的金融资本却必定会掉进它自身内在矛盾的罗网。对马克思来说，核心矛盾位于他所说的金融体系（信用）与它的货币基础之间。希法亭引用了马克思的观点——向货币基础的回归在危机期间是必不可少的—却未能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如何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现在就要讨论这个话题。

1. 金融体系与其货币基础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经常宣称，资本主义在危机的进程中会被迫抛弃对金融的虚构，并回到真金白银的世界，回到永远真实的货币基础。他戏谑地描述说，货币体系“本质上是天主教的；信用体系本质上是新教的”，因为后者的力量来自信仰，即“对作为商品内在精神的货币价值的信仰，对生产方式及其预定秩序的信仰，对只是作为自行增殖的资本的人格化的各个生产当事人的信仰”。但他接着指出：“正如基督教没有从天主教的基础上解放出来一样，信用体系也没有从货币体系的基础上解放出来。”19（《资本论》第3卷，第592页）虽然信用经常“排挤货币，并篡夺它的位置”20，但是中央银行始终是“信用制度的枢纽”，而“金属准备又是银行的枢纽”(第572—573页)。换句话说，“货币贵金属形式的货币仍然是基础，信用制度按其本性来说永远不能脱离这个基础”22（第606页）。

马克思谈论这一切是什么意思？对这一点的理解至关重要。乍一看，他的观点仿佛略显过时，因为他明确地诉诸贵金属，把它作为货币体系的“枢纽”—这是19世纪特有的观念。但我们只要探究马克思论述的逻辑，就可以识别出一条适用于一般资本主义的非常重要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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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体系与它的货币基础之间无可避免的矛盾可以直接追溯到货币的双重职能，即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当货币发挥价值尺度的职能时，它必须真实地代表在它的帮助下流通的价值。货币在这里“无非是劳动及其产品的社会性的一种特殊表现”，即体现在商品中的价值的一种外在的、为社会所接受的尺度。之所以将一种特定的金属—比如黄金—作为这个尺度的根基，是为了确保这种测量杆在采取物质形式时尽量准确、毫不含糊。这种做法的矛盾当然在于，一种具体的、特定的劳动过程的产品—例如黄金——被当成了抽象劳动的物质代表。另一方面，当货币发挥流通手段的职能时，它必须把自己与价值的“真实”代表分割开来，让市场价格得以偏离价值，并证明自己是交换过程灵活的润滑剂，而这种交换过程是难以预料的，还会无休止地变化。就此而言，纸币和信用货币的运行可以既不受限制，又有创造力。

在简单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当中，货币的这两个方面是在一种不安定的、对抗性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的。正如我们在第1章提到的那样，资本流通的出现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黄金的“内在”价值与货币的“反映”价值之间的缺口—后者的尺度是借助这些货币来流通的商品的价值。

然而，对资本流通过程的研究指出，资本主义必须演化出一种精巧的信用体系，并创造虚拟的资本形式，否则就无法存活。货币的“虚拟”形态—信用“货币”和纸“币”—被推到了极端，它们与社会劳动的现实之间的联系也变得越来越薄弱了。倘若社会劳动的坚实代表是货币商品（黄金），我们就可以认为资本流通加深了后一种意义上的货币同金融之间的分离。马克思关于金融体系与它的货币基础之间的矛盾的概念就是这个意思。让我们以稍微明确一点的方式来探讨这个矛盾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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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让我们考察一下当货币和“虚拟的价值形式”篡夺了货币商品的地位时会发生什么变化。假如信用的创造与在社会中开展的社会必要劳动保持同步，信用对资本流通的影响就是有益无害的。但是信用的创造几乎势不可挡地会走向彻底的失控；另一方面，过度积累的问题也始终潜伏在幕后。一旦虚拟价值最终没有以社会的劳动产品为后盾，或者一旦对信用体系的信心不论出于什么原因遭到了动摇，资本就必须找到某种方式来重新建立它在社会必要劳动的世界中的立脚点。它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做到这一点。它要么可以使自己的全部经营牢固地依附于货币商品（黄金），把后者作为唯一终极的价值尺度，要么可以找出某种别的办法来与实际商品生产的物质过程建立直接的联系。两种方式都有缺陷。

在第一种情况下，一切价值都必须转变为货币商品，由后者证实它们所代表的价值。这是马克思所熟悉的一般情境“一当信用发生动摇……一切现实的财富就都会要求现实地……转化为货币，转化为金和银。这是一种荒谬的要求，但是它必然会由这个制度本身产生出来”。对流动性的需求和对其他货币向黄金的可兑换性的需求发生了急剧的增长，远远超过了可用的金和银—它们“不过是银行地库里的几百万镑”23（《资本论》第3卷，第574页）。结果是：

货币作为独立的价值形式同商品相对立…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在信用收缩或完全停止的紧迫时期，货币会突然作为惟一的支付手段和真正的价值存在，绝对地同商品相对立………因此，为了保证商品价值在货币上的幻想的、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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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切假定了纸币可以自由地兑换为贵金属。马克思并没有考察另一种情况：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不可兑换的纸币。在这样的情况下—这在20世纪已经成了常规——事情就显得非常不同了。我们必须确定我们关于金融体系与货币体系的冲突所要讨论的是根本性的差别，还是单纯的表现形式的变化。我们可以一步步接近这个问题的答案。

在其他货币无法兑换成黄金的条件下，规训信用体系和虚拟资本的重担就落到了中央银行身上。通过提升利率，中央银行可以“如俗话所说，把螺丝拧紧”，即增加信用货币转变为中央银行的货币所需的成本，从而给投机狂热降温，抑制虚拟资本的创造25（《资本论》第3卷，第543页）。通过明智的管理以及对利率和准备金率的操纵，强有力的货币管理局可以期望避免商品的价值丧失，同时又保持了自己的货币的品质，使它可以“真实地”反映社会劳动的价值。这意味着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应该与整个经济体的价值生产率增长相匹配。中央货币管理局的这种政策立场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成了常规，因为人们当时盲目地捍卫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却导致了极其惨重的商品价值丧失，连资本主义的存活本身都岌岌可危了。

马克思会主张这样一种政策立场是建立在幻觉上面的。首先，中央银行无法将自己从世界贸易中完全孤立出来，也无法切断自己与某种国际货币体系的联系：它的自主会被它在外汇交易中的地位所限制。倘若中央银行主动藐视国际货币体系的规则，该国的货币可能最终就会在其他国家的货币面前丧失价值。在货币等级制的国际层次上，“把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观念并不愿意死去”[见前面第250页（边码)]。一国的货币与国际货币之间的关系制约了一切中央银行的权力。倘若没有清晰地界定世界货币自1973年以来就是如此国际货币体系本身就会陷入危机。

立的存在，就要牺牲商品的价值……因此，为了几百万货币，必须牺牲许多百万商品。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是它的妙处之一。24(《资本论》第3卷，第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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